文物保护科学是一门新兴的、横跨文、理、工多门学科的边缘科学，也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内容多，研究涉及面广。由于学科建制历史较短，特别是在中国，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陆续在大学中开设文物保护专业，因而文物科技保护研究中的很多问题尚处在起步探索阶段。
　　一般来说，文物保护现存的问题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大方面来讨论。涉及到文物保护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如青铜器在埋藏环境中α相和β相优先腐蚀问题、大型铁器保护中的应力问题、有机类文物保护微环境控制等都属于微观研究讨论的范围。文物保护科学中的另一类问题是这门学科在事业发展中所接触和面临的专业的位置、科技保护的基本原则、成果的审定与应用、人员的培训及同行业的交流等问题，是宏观问题。这类问题解决的好坏往往对微观问题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对文物保护科技发展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人们往往发现，如果不从哲学的高度，首先解决文物科技保护中的一些宏观问题，那么，不仅保护事业的发展要走许多弯路，而且很多以前所做的工作都需要重新再认识。对古代青铜器上锈蚀的去除，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就经历了全部去除，部分去除和全部保留等不同的阶段，其源于人们在宏观上对文物科技保护的认识和现代科学发展的水平的影响作用。本文试图从几个侧面探讨一下中国在文物科技保护事业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目的是抛砖引玉，引起文物保护同行的共同思考和讨论。
　　1、中国文物科技保护的位置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国古代的文化历史可谓星光灿烂、光彩夺目，大到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气势磅礴的秦始皇兵马俑、绚丽多彩的敦煌石窟、金碧辉煌的北京故宫，小至巧夺天工的马踏飞燕、浑然天成的司母戊方鼎，浩如烟海的古建、石窟、出土文物，独特的东方艺术韵味让世界睹目。7000年的历史文化遗存，中国博物馆丰富的馆藏、精美的文物让世人艳羡。
　　然而，我们却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艳丽丝织品，颜色日趋暗淡；故宫汉白玉质石狮的身躯日趋缩小；秦兵马俑身上色彩斑斓的服饰装潢，转瞬即逝。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尚有部分省级博物馆没有专职文物保护工作人员，没有文物保护实验室。即使像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这样的国家级、省级大馆，其文物保护实验室工作人员也只在十人上下，实验室面积只有几百平方米，高科技分析、实验仪器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达不到要求，这和我们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如此众多精美文物的国家是多么不相称。更何况在众多的考古发掘现场，最需要科技保护专家的地方，往往没有专业的保护人员。现场缺少文物保护专家，甚至缺少文物科技保护常识，以至于大量各种质地的文物在出土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无法挽回的损坏。现在全国各地博物馆中有机质地文物的严重缺乏不就是在时时陈述这样的事实吗！
　　许多西方国家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专家参观过我馆和我们实验室后，对我们所承担的科研和保护双重重任发出感慨，中国太需要培养文物保护科技人才了。外国人不能想象如此巨大的文物资源，如此众多的科技保护问题，却只有如此少的科研经费和保护专家，更不能想象的是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中文物科技保护的地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国家领导人到中国来一般主要要去三个城市，北京、上海和西安。而到西安主要就是去看文物。美国的克林顿将此做到了极点，来中国第一站就兴致勃勃和秦兵马俑站到了一起。文物是沟通中国和世界的一座非常重要的桥梁。而用科技手段保护好文物则是这座桥梁的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人们都知道兵马俑名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是法国总统希拉克御封的。可是如果当初文物出土时文物科技保护跟得上，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个身着彩装兵马俑，真不知总统先生是否还有更恰当的词语来描述。
　　不过，近年来，我们欣喜的看到中国在文物的科技保护领域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国家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的国策下，在文物保护研究领域国际合作日益增多，并在兵马俑彩绘的保护、敦煌石窟保护等领域取得初步成果，趋势喜人。各地新博物馆的建设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过去相比文物的科技保护设施、实验条件得到一定的改进，各地的重大考古发掘项目也纷纷邀请科技保护专家参与指导，一批批文物科技保护博士、硕士生逐步充实到文物保护行业之中，特别是高科技分析仪器在文物科学研究中的使用，日益在文物的科技保护和科学鉴定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作为专业的文物科技保护工作者我们在祈盼这种趋势能不断扩展并长期持久发展下去。
　　2、文物科技保护的基本原则
　　在讨论文物科技保护的宏观问题时，强调文物科技保护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们发现，随着教育的深入、科学的进步，大众的科学保护意识已大大得到加强。人们普遍认识到文物出土后或文物在陈列展览前必须要进行科学的保护。然而文物的科技保护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好的愿望如果没有专业化的指导往往会事与愿违。最典型的例子应是河北沧州铁狮子的保护，起步时方法和材料的错误多年来越保越坏。最近山西对出土汉白玉棺椁上彩绘和贴金的保护及山东对重达16吨铁钱山的保护都是出于保护的目的，但方法或材料选择的不当而对文物今后长期的保存留下后患。
　　确立文物科技保护的原则不仅仅是针对一般的文物工作者，对专业的文物科技保护人员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十三陵丝织物的保护当时采用了有机玻璃材料，现在其损失无法挽回，这样的例子在国外也不罕见，如对达芬奇“最后的完餐”的修复，早年法国人V。L。杜克“整体修复”的古建保护原则等，这也是为什么现今国际文保界遵循对文物尽量少干预的原则。当然时代科技的水平和现实一定条件的限制，何种方式最有利于文物的长期保存我们必须实事求是。
　　最为理想的保护措施是文物按质地分类，采取预防性保护，但这并非是我们的国力都能做到的，也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必采取主动性保护措施。采取主动性保护处理是我们在现有条件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在不能完全用环境控制所必须采取的保护措施。只是如何掌握尺度。工作中我们常常发现由于缺少统一的专业培训，各地的专业文物保护工作者，有时是同一处的保护工作者之间对文物的处理方法和程度上都有一定的差异，这要求我们必须十分明确文物科技保护原则。
　　文物是一类极其特殊的物质，要遵循特定的原则才行，并非现代工业上常用的方法或现代科学的最新结果都可用于文物保护之中。比如说金属类文物的腐蚀问题，用最彻底的电还原方法或表面涂层方法，虽然说是保存金属本身最好的方法，但其都可能导致文物表面上某些重要的考古信息的失去，或严重改变文物的外貌，因此在使用这些方法时都要慎而慎之。文物保护处理必须要遵循下面这些基本原则：＜1＞。尽可能采取预防性保护措施，尽量减少对文物的干预；＜2＞。保护处理不能改变文物原貌。保护处理除对文物有害的部分处理外，保护其古色古香的外观；＜3＞。保护处理不能留隐患。不能使文物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生不好的或不可预料的变化；＜4＞。不能破坏文物信息或残留对今后进一步研究有影响的因素（如有机防霉剂等在文物上的直接使用会影响文物的年代测定，金属材料的加热整形等会影响文物原有的金相组织等）；＜5＞。对于某些施用的材料，如加固剂和表面封护剂要强调其可逆性，以备将来科技发展有更新更好的材料可以替换；＜6＞。保护材料尽量有综合效益。即使用材料既能改变文物目前状态，又对今后将来有积极的影响（如纸张脱酸中的残留碱等）；＜7＞。因器物各异设计保护方案。任何器物保护前都进行尽可能详尽的观察、分析、检测，确保对器物全面的了解之后才动手；＜8＞。新的方法或材料要确保经过大量的实验及长期的时间验证对文物无害，无隐患，方可使用。
　　3、关于科技奖、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的问题
　　中国的文物科技保护工作起步较晚，至今文物保护科研水平和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中国众多的文物和文物的特色，在某些研究领域，如漆木器脱水、石窟壁画保护、青铜器保护和环境材料研究等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据初步统计，截止到1992年就有70余项文物科技成果奖，这还不算多项在报刊和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研究成果。
　　但是，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的事实，这么多年来，这些由科研工作者苦心竭虑研究出来的成果很少得到应有的推广和使用。如纸张气相脱酸法只在南博使用，微波杀虫法仅在泉州，乙二醛木漆器脱水法只用于湖北，超声波倍半法主要应用在历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湿度调节剂、防紫外材料在专题展中极其实用，也未得到应有的广泛应用。这是为什么呢？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1、对文物科技保护重要性认识不够。正如前面所谈到的，不重视，没有地位，也就无投入；2、信息不灵。往往最新科技成果信息只是一些专家评委知道，缺少宣传和与文物博物馆界的交流与沟通。3、研究成果未进入到生产阶段。很多地方办临时展览，对部分珍贵文物需要创造一个小气候，需要调湿、滤紫外等材料，却无处可寻；4、研究成果成本高。对于大多数博物馆来说，重在使用，而有些研究成果的应用需要一定的设备条件。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建立覆盖一定区域的文物保护中心，将人力和设备集中；5、研究成果技术保密。不了解研究成果内容、利弊，让使用者心存疑虑，使成果难以推广；6、研究成果应用局限。有些成果具有地区性环境、气候特点，不适广泛推广；7、研究成果过时或对人体有害。由于和国际文物保护界未保持紧密的接触和联系，研究国外已经淘汰的方法和材料的成果并不少见，有些研究并未将所选用的材料对人体的危害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
　　只有将以上的问题通盘加以考虑，并有计划加以解决才能真正将已有的成果转化为实际的应用，获得应有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进一步促进文物保护科研事业的发展。
　　4、关于统一方法、统一材料的问题
　　在各个研究领域学科建制过程中，非常重要一点是建立行业规范。文物保护科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由于文物各个不同，因而保护保存方法也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任何个性中都包含有共性，每一类文物中都有其系列的、标准的处理方法和材料，有最强、最弱和最安全之分。中国地大物博，文物科技保护事业发展很不平衡，除了象北京、上海、南京、西安等地外，很多省级以下的博物馆都很少甚至没有专业文物科技保护人员和设备。实践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很多博物馆在保护文物时所使用的方法和材料极不规范，经常是当地能买到什么材料就用什么，这样，往往对文物的长期保存留下后患，从长远来看，这就是一种保护性破坏，一定要引起充分的重视。
　　那么如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呢？首先应由几个文物保护科研力量比较强的实验室分别对不同质地文物的保护方法和材料进行系列的标准化的实验，拿出具体量化的数据说明方法和材料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及可能存在的不足，特别重要的是对有些有害或已经过时的材料或方法必须明确指出。到目前为止西方发达国家部分文物保护材料商品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的产物。
　　但是，我们要说文物是一类非常复杂的物体，任何两件之间都有一定的不同，因此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一定要对具体文物具体分析，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制订保护方案，并以此补充并扩展保护标准系列，现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文物保护前的无损分析检测正是在这样的前景下进行的。
　　5、关于在博物馆、考古专业中普及科学保护常识的问题
　　在波兰哥白尼大学学习近两年的时间，有一件事使我感受颇深，即在波兰所有学考古的大学生，文物的科技保护是必修课。而且，不仅仅是只学理论，各类文物都要亲手做一做。完成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回到更高一层感性认识的循环。这样培养出来的考古工作者不仅有在考古发掘工作中科技保护的意识和对其重要性的理解力，而且还有各个环节如何做的知识和一定的动手能力。
　　我记得一位著名考古专家这样说过：过去，考古学家只关心我将要挖出什么，取资料写文章而已。而现今的考古学家更要思考我为什么要挖，我为什么这样挖，以及文物挖出来怎么办等问题。重大的考古现场和重要的文物出土请文物科技保护专家现场指导已经常见。这次北京老山汉墓的发掘，虽然很遗憾墓室被盗遗存不多，但在整个发掘过程中科技保护专家的参与和由上至下对科技保护的重视却是有目共睹的。
　　不仅仅是考古界的有识之士，现今博物馆的文物专家、文物保管员大多数都有较强的文物科技保护意识。在六、七十年代，文物做科学保护处理都是科技保护专家去找保管员，还难以取得信任。而现在无论是保管、陈列展出还是文物的鉴定请科技保护专家参与已是司空见惯，而对重要文物请保护专家做保护方案，以致立项做专题研究更显领导的远见卓识，科学保护的意识已深入人心。
　　但是尚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仍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到地方基层和大多数考古现场的科技保护意识尚有待大力加强，资金短缺和仅有的保护经费挪用是地方文物科技保护的一大问题；二是在文博系统缺少有关文物科技保护知识的系统培训，这无论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知识性的普及教育都十分贫乏，博物馆中科盲现象仍普遍存在，对现代高科技在文物研究中的应用从不信任到盲目崇拜仍未走出迷朦的怪圈。
　　6、关于保护界人才流失问题
　　在当今社会，人才的流通已为人们所广泛接受，但是，如果这种流通成为单方面的流出则必有其原因所在。早在六十年代初，大量毕业于化学、物理、生物等专业的大学生为刚刚起步的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带来了生机，使文物保护从简单修复处理向科学化的研究过渡。到了八十年代，随着国家经济的复苏和改革开放的正确国策，中国文物科技保护界曾一度出现前所未有的辉煌，各种学术研讨会、鉴定会十分活跃，仅1981到1992年十年期间全国就有70多项文物科技获奖成果，特别是老一批大学生在其中所起的学术带头人的作用，科技保护事业出现蓬勃景象。
　　但是随着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的沉寂和社会经商大潮的到来，这种活跃的学术空气受到强烈的冲击，和改革开放以后其它行业迅猛发展势头相比，保护科学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资金投入少，个人收益差等与社会形成反差，专业的保护工作者经常被抽调到各种工作之中，科研条件差、设备缺乏、科研资金少甚至没有，使得保护界青年一代人才出国、奔外企、考研转行等大量流失。以至今日博物馆系统要招到高学历文物科技保护人才难而又难，这和中国如此浩如烟海的文物量相比，和中国文物科技保护事业人才的需求相比是多么不平衡。我们是多么希望国家能够更快加大文物科技保护的投入的力度，使我们的国家不仅仅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而且更有将这种历史与文化永远保留下去的先进的保护科学技术。
　　7、关于保护方案论证及科技成果评审、鉴定等问题
　　文物保护科学是一门边缘科学，需要有文、理、工多学科的综合知识。在学科内又有金属、陶瓷、石质、有机文物和石窟、古建、泥塑、土遗址保护之分，各自成体系。任何一位专家要想精通所有这些专业是不可能的。
　　以往，由于科技水平和科研条件的局限，很多保护工作往往仅限于简单的处理，而对文物本身的性质、所处状况等的前期研究和有针对性的保护方法、保护材料的研究较少，因而一般常识和经验可以使一些专家能够对各个领域文物保护的主要方法和材料做出一定的评价。正如在科学发展的初期，很多科学家既是著名的哲学家，又是天文、物理、数学等专科的专家，即便到了牛顿时代，牛顿既是伟大的物理学家，也同时是著名的数学家。
　　而现今科学的深入发展和更为精细分类，对任何一门学问研究至深至透已实属不易，同一门中的两个分支都有较大差距。文物的科技保护的历史较短，但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甚为紧密，也同样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层次。以文物质地为分类的各种文物的保护方法、材料及保护思路都有较大差异。同一专家已难以同时精通几种不同类别文物的保护。一位著名的文物科技保护专家曾说过：所谓专家，就是对某一门专业精通而言，而非精通文物科技保护中的所有专业。反过来看，正如罗杰斯（W.Rogers）所言：“所有的人都是无知的，只是在不同的方面罢了。”
　　因此，这就在理论上与实际工作中要求在文物保护研究领域成立各个类别文物科技保护的专业专家组，以完成对文物保护方案的论证、科研课题的审批和文物保护科技成果的鉴定。只有成立专业专家组，才可以基本上保证在方案论证、课题审批、成果鉴定和文物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评审中的权威性和客观公平性，从而逐步杜绝以往那种只要专家的名气不管专业和只请赞同的声音的不正常的学术风气。
　　以上仅从几个侧面对中国文物保护科学事业的发展提出一些问题，目的是唤起文物科技保护同行的共同思考并引起社会的关注。文物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是沟通世界人民的桥梁，中国文物的科技保护事业发展是需要全社会以至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