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明穆宗对明北部边防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有清醒的认识，以用人不疑和务实的作风，修筑了边墙，促进了蓟镇和宣府两处的练兵活动，制止了蒙古族对塞内的军事袭击和抢掠。短短4年间，穆宗整顿和巩固北部边防成果显著并促成了明蒙关系的转变。
关键词 明穆宗 边防 边情 练兵 捣巢
明代的穆宗隆庆皇帝，在位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多的时间，却使明朝的北边防务和明蒙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由于妥善处理了把汉那吉降明事件而实现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著名的“俺答封贡”。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之出现绝非偶然现象，其中隆庆皇帝对北部边防的整顿在促成明朝和蒙古族之间关系的转变上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就穆宗时期对北部边防的整顿作一探讨，以使我们对隆庆年间北部边防的巩固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
中国从战国时期以来，就在北边沿线筑长城，作为抵御活动在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民族进行袭扰和掠夺的防御工事。自此以后直到明代，修筑长城（明人谓之边墙）就成为防御游牧民族对塞内进行袭扰和掠夺的主要手段。
明朝从其中叶成化时期开始对长城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历弘治、正德、嘉靖以至隆庆朝，作为抵御蒙古入掠的一项主要手段，边墙之工一直在继续。明穆宗继位刚两个月，隆庆元年二月，陕西三边总督侍郎霍冀疏陈经略延绥五事，第一条即：“本镇边墙，西偏最当虏冲，今修筑未完者尚四十余里，工费甚巨，请令户部以本镇募兵银四万两，及主客兵马借支过修边银三万余两，速为处给”1。这是在继续完成嘉靖朝未完成的工程。由于修边费用太大，以至引起户、兵二部的矛盾。三月里，兵部因蓟、宣二镇既要修边，又要募兵，要求户部发太仓银协济，户部很不满意，上奏说：“募兵之费屡经科道会议，明旨处分，责在兵部。其以本部助修边，先帝尝一行之，然因马价不足故，为权宜之计。今马价收贮六十余万，而修边之费才一万有奇。本部岁派钱粮，奉诏蠲免过半，九边军储尚不能给，乃欲分外责办，其何以堪。乞敕兵部，自今凡系各镇修边募兵，务尽马价支给，如果匮乏已极，本部储蓄稍充，然后议处”2。穆宗批准了户部的意见，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到了七月，这一矛盾再次爆发。原来，宣大总督王之诰、宣府巡抚冀炼请求朝廷发给修理南山的工费，户、兵二部就此互相推诿，“莫有任其事者”。王之诰等只好再次上疏，隆庆皇帝命令户、兵二部会同科道官再会议，务要确定费所宜出，“于是户部左侍郎徐养正、兵部尚书郭乾、户科都给事中李用敬、兵科都给事中欧阳一敬等议言：主客官军本折刍饷则隶户部，慕兵及本折马匹隶兵部，赏功则隶礼部，业有专任矣。惟修边一节，往岁皆各镇自办。后以工大，始开请乞之端，而户、兵二部当事之臣，因为酌量调停之术。马价有余则兵部多发，马价不足则户部多发，盖以二部事本相关，义当共济云耳。行之既久，在兵部则惟恐马价之无余，在户部则惟恐帑藏之不充，持议纷纭，迄无定说。自今以后，凡各镇以此请者，以十分为率，户部给十分之七，兵部给十分之三，永为定例”3。从户部和兵部就修边费用的争执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两个问题：其一是修筑边墙耗时费工，已经成为明廷的一项沉重负担，从最初的各镇自筹经费到请求朝廷下拨经费，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其二是户、兵二部的官员对此都感到困难，因而互相推诿，不肯实心任事，出现扯皮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穆宗态度非常明确，责成户、兵二部，务必确定经费之所出，这是一种务实的作风。最后经过朝臣的一番计议，终究是解决了修筑边墙的费用问题，这对隆庆朝的修边之举无疑是有利的。
解决了修边费用的出处后，边墙的修筑变得顺利起来，不数年间，各地相继奏报完工。隆庆二年四月，御史周咏奏上“宣府镇修边工成，兵部议请加赏，上命赏前总督王之诰、总兵孙吴、原任巡抚张志孝、副使廖逢节等银币有差”4。到了十一月，又“录宣府修边功，赏总兵官马芳银四十两，飞鱼衣一袭”5，并对先后督工的总督、侍郎等人再加一番赏赐。隆庆三年九月，“以宁夏镇修边工完，赐总督都御史王崇古、总兵官雷龙、兵备佥事方岳、副总兵刘济等各银两有差”6。同月，“以山西偏头关、老牛湾等处修边工成，命赏总督御史陈其学、前巡抚都御史杨巍、兵备副使周斯盛等银币有差”7。十月里，“以延绥镇靖堡、龙州城等处修边工完，赏总督王崇古、巡抚李尚智、总兵赵岢及管粮副使杨锦银两有差”8。十一月，“以延绥榆林石硖墩等处修边工成，赏总督王崇古、巡抚李尚智、总兵董一奎、参将徐仁等及先任总督霍冀、巡抚王遴、总兵赵岢各银币有差”9。同月，“以宣府西路及万全右卫等处修边工完，赏都抚等官陈其学、王遴、总兵马芳、郎中邵无哲、副使郑洛、方逢时、参议何綮及副总兵等刘国等八人银两有差”10。从这些奏报和升赏中可以看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宣府、宁夏、山西、延绥等处的边墙相继修成，这一定会使明朝北部边防的形势有所改观。
在隆庆年间的修边活动中，有一项最重要的工程，那就是空心敌台的修筑。这一工程的创意者是谭纶和戚继光。谭纶是江西宜黄人，字子理，“嘉靖二十三年进士。除南京礼部主事。历职方郎中，迁台州知府”11。因为他沉毅知兵，在平定东南倭患中屡建功勋。戚继光是山东人，“世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中嗣职，用荐擢署都指挥佥事，备倭山东。改佥浙江都司，充参将，分部宁、绍、台三郡”12。他在抗倭战争中练成“戚家军”，名闻天下。谭纶和戚继光二人在平定倭寇的过程中长期共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互相了解，互相信任，时人称为“谭、戚”。当穆宗即位时，东南倭患已被平定，北方边防形势则依然严峻。隆庆元年，给事中吴时来请召谭纶和戚继光到蓟镇练兵，于是隆庆帝将谭纶召至北京，“寻以左侍郎总督蓟、辽。”谭纶到任后即奏上《定庙谟以图安攘疏》，得到批准后便“造七车百乘，鸟铳、佛郎机五千，修沿边壕堑二千余里，敌台三千余所，先募南兵，大修战守之具，立三大屯营，以前戚将军专领其事。蓟自是称雄镇，而东西虏相戒不敢犯矣”13。修筑敌台工程是谭纶任蓟辽总督时动工的，但真正的策划者是戚继光。戚继光在隆庆元年被召为神机营副将，及至谭纶督师蓟、辽，戚继光受命“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正是在任总兵官期间，戚继光提出了修建空心敌台的创意。史称“自嘉靖以来，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14。他为此写了一份《请建空心台疏》15，文字不长，现录之如下：
御戎之策，惟战守二端。除战胜之事，别有成议外，以守言之，东起山海，西止镇边地方，绵亘二千余里，摆守单薄，宜将塞垣稍为加厚，二面皆设垛口。计七八十垛之间，下穿小门，曲突而上，又于缓者百步、冲者五十步或三十步，即骑墙筑一台，如民间看家楼，高五丈，四面广十二丈，虚中为三层，可住百夫，器械糇粮，设备俱足。中为疏户以居，上为雉堞，可以用武，虏至即举火出台上。瞰虏方向高下，而皆以兵当埤。其台之位置，视山之形势，参错委曲，务处台于墙之突，收墙于台之曲，突者受敌而战，曲者退步而守，所谓以守而无不固者也。以台数计之，每路约三百座，蓟、昌十二路，共三千座。每台给银五十两，通计十五万两，每岁解发五万，完台一台，三年通毕。如此则边关有磐石之固，陛下无北顾之忧矣。
从戚继光的奏疏中可以看出，首先是他深入边防实际，对延袤二千余里的边防线全部进行了踏勘，然后才能提出如此严密的总体设计。其次是他善于观察，将民间的看家楼移植于边墙之上，并进一步做适合战守的改进，充分表现了他的聪明才智。当然，戚继光的设想必定是得到了总督谭纶的大力支持，史载：“督抚上其议，许之”16。实录称：“总督蓟辽兵部侍郎谭纶奏：蓟、昌二镇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城，延袤二千四百余里，乘障疏阔，防守甚艰，宜择要害、酌缓急，分十二路，或百步、三五十步，犬牙参错，筑一墩台，共计三千座许。计每岁可造千座，每座可费五十金，高三丈，阔十二丈，内可容五十人，无事则守墙守台之卒居此了望，有警则守墙者出御所分之地，守台者专击聚攻之虏，二面设险，可保万全。请下户部发太仓银三万五千两，兵部马价银一万五千两，以给工费。兵部复：纶所言诚守边便计。得旨：允行”17。但是，工程刚刚开始不久，由于费用浩大，在京师便引起了流言蜚语。为了使工程能顺利进行，谭纶上疏穆宗说：“始臣建议于蓟镇沿边增设敌台三千座，每台给工银五十两，杂主客官军筑之。后以工费太巨，议增犒赏银十余万两，复以时适匮乏，部议必不能从，则又议：止于通马要路筑台一千六百座，而以原议三千台之费给之，要以省费集事而已。不意流言京师，转相传播，谓建台无益阻虏，又斩伐沿边树木，是将来之台功未睹，而已成之藩篱先撤，则臣之罪大矣。今边报孔棘，请亟罢臣归，仍遣大臣科道阅视，台诚无益，即治臣之罪；如臣谋未左，犹望责当事诸臣踵而成之。”从谭纶的奏疏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一则修台工费太巨，二则清理台址砍伐树木，由此而引起了相当的议论，恐怕还是在高层次的人物中，因此谭纶才上疏请罢、请勘，但他在疏中只字未提戚继光，而是自己一人独担重任，是亦足以显示其高风亮节。穆宗在整顿边务及用人方面还是很有见地的，他批示说：“修筑敌台已有明旨，纶宜坚持初议，尽心督理，毋惑人言，如有造言阻挠者，奏闻重治”18。由于穆宗的坚定支持，由于总督、巡抚等官的协力配合，敌台的修筑工程进展顺利，原计划用三年，结果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全部竣工了。戚继光本传称：“五年秋，台工成。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实录称：“蓟、昌镇敌台工成，兵部言：二护京陵，逼近三卫，三卫名虽藩篱，然阴为虏用。自庚戌以来，先后边臣止议筑墙，而不及修台，故虏至辄得气去。今十四路楼堞相望，二千里声势相援，皆督抚官协谋事之功，而效劳诸将吏亦宜并录”19。于是从谭纶到戚继光以及各督抚官都得到一番升赏。
空心敌台的筑成，是隆庆时期北边防务最重要的成果，它对明朝有巨大的意义，它使明朝的北边防线相对巩固起来，成为京师北边的一道雄伟屏障，对于减轻蒙古对北京的压力起了巨大作用。
二
从历代的政治发展过程来看，强大军事实力终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手段，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正说明强大军力的威慑作用。有学者曾指出：明穆宗隆庆皇帝在北边防务方面有三件有影响的大事，“其一是用边臣，指隆庆初年对大臣，特别是对守边督抚大臣的信任；其二是大阅，指隆庆三年（1569年）九月，明穆宗在北京举行阅兵，检阅京军；其三是俺答封贡，指隆庆五年三月，明政府册封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为顺义王，从此双方通贡互市”20。这是很有见地的，但是还应该做些补充，练兵就是其中的重要一项。正是由于穆宗抓练兵这一大事，重用、信任如戚继光和谭纶等人，将蓟镇之兵练成劲旅，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北边防务中屡败强敌，因而也就保卫了京师的安全。
隆庆元年，蒙古军对明朝北边频繁进行扰掠，山西、陕西屡有警报，而以九月里土蛮对蓟镇的袭扰使穆宗最感震惊。史载：“虏酋土蛮寇蓟镇，由界岭口罗汉洞溃墙入，大掠昌黎等县”21。这时明廷是东西同时告警，俺答深入山西石州（今离石），黄台吉拥兵窥伺陵寝，而三卫勾引土蛮入蓟州塞，大掠昌黎、抚宁、乐亭、卢龙等县，明廷穷于应付，京师为之戒严。十月里，在对防御不力及失事官员进行一番惩处之后，穆宗敕谕内阁首辅徐阶等人说：“朕闻东西二边寇虏荼毒，防虏之策，图之宜豫，卿等宜会文武群臣，务实详议以闻”22。徐阶等人大会文武群臣商议之后，在十一月奏上了他们议定的防虏之策，一共开列了13条：一、责实效；二、定责任；三、明战守；四、申军令；五、重将帅；六、练军兵；七、缮城堡；八、团民兵；九、处久任；十、广招纳；十一、储人才；十二、理盐法；十三、择边吏。这13条措施几乎都是针对北边防务的弊病而提出的，由此而开始了对明朝北部边防的整顿。其中的第六条“练军兵”，对于北边防务有着切实的作用，只有训练出强大的军队，才能有效地抵御蒙古的袭击和掠夺。其详细内容为：“夫军士在蓟镇者，既役以修边不暇练，而各镇又专恃家丁杀贼，所部卒亦不练，以此御虏，固宜其不格也。宜通行各该总督镇巡，严帅将官，自来年为始，各将所部军士清出占冒，汰去老弱，选立教师，倍给粮饷，俾教以火器、弓箭、枪棍、挨牌等艺。诸艺之中尤重火器，务令时常操演，第其能否而赏罚之。总督镇巡或巡历所至，或于各兵调至之日，亲自阅视，并各将官亦甄别赏罚，其最无绩效者，参奏治罪。至于京营之兵，亦行戎政大臣如法训练，以壮根本。”穆宗将这些措施批准实行，“命各边总督镇巡等官即以所议务实举行，其有仍前欺怠者，兵部科道及巡按御史参奏重治”23。由此而开始了隆庆年间的练兵之举。
在练兵活动中，穆宗特别重视蓟镇和宣府两处。隆庆二年二月，他出巡天寿山时，纵览了京郊的山川形势，深感京城防卫的重要，因而对随行的辅臣们说：“朕躬谒我祖考陵寝，始知边镇去京切近如此。兹蓟州总督官来朝，言近日虏情如何？今边事久坏，无为朕实心整理者，但逞辞说、弄虚文，将来岂不误事。卿等其即以朕意传谕，宣、蓟二镇官军来护从者可量赏否，卿等及户、兵二部臣议拟以闻。”看到了皇帝对京师防卫的关心，兵部上奏说：“京师、陵寝均为腹心重地，去虏营密迩。蓟镇藩屏于东，宣镇股肱于西，为左右辅。使二镇守臣实心干济，固可恃以无恐，而迩来人心玩忄曷，或文武自相参商，或官属自相矛盾，或怵于法网之太密，或牵于议论之太多，坐是日弛一日，诚如圣谕属者。虽据总督诸臣报称无警，而衣洳之防，正在今日。即当移檄二镇守臣，多方侦伺，务令预得虏情，早为经略，用纾皇上宵旰之怀。其徒为文具，偾事殃民，仍蹈故智者，罪无赦。”穆宗批准了兵部的意见，“令总督镇巡等官各条上见行战守方略以闻”24。通过亲身对京郊的踏勘，使穆宗对北部边防更加重视，这对促进练兵活动的切实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接着，穆宗就对蓟镇的总督人选进行了调整，三月里，谭纶爱命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五月，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25。这一番调整，为蓟镇的练兵成功提供了组织保证。
谭纶和戚继光为了练好蓟镇之兵，无不尽职尽责，并针对蓟镇的各种弊端，提出兴革和改进的措施。谭纶上任刚两个多月，便就战守之长策上疏穆宗说：“今之策虏事者，皆曰乘障，曰设险。然计蓟、昌十区之地，东西二千余里，见卒不满十万，而老弱且半，又分隶于诸将之手，散布于二千余里之间，率画地数丈而守一军。虏数以十余万众攻我一面，众寡强弱远不相侔，欲虏势不张，不可得也。故言者亟请练兵，意亦虑此。”谭纶一语中的，将明军划地分守、兵力分散与蒙古军集中兵力攻其一面，因而形成众寡不敌的军事态势揭示了出来。接着，他就练兵御敌的整个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练兵有四难，“四难不去，练兵之策终不可行”。其一：“虏之长技在骑，而我制之非车不可。顾虏入劫十余万，而吾即车战，不过三万人。且此三万人，非有见伍，势不得不召募，召募之兵与尺籍军异。尺籍之军无论老少强弱，饩廪丰给，优恤备至，调遣即有行粮草料。召募之兵，非强壮不入选，既无素养之恩，有疾辄汰，又无归老之计，既以车战，亦无马料，自非酌拟尺籍军之食，稍优之，必不乐从。计三万人，宜各月给银一两五钱，岁费五十四万，司农告匮，是一难也。”其二：“燕、赵之士，虽多慷慨，然近者锐气尽矣，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此万二千人者，臣与戚继光召之可立至，用之可立效，教成之后，留之实边，可使从者半，散之归农，可立遣，无后忧。而时方疑其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虞其有他。是尚以臣与继光不可信，夫不能信矣，尚能任之专哉？此二难也。”其三：“燕、赵之人素骄，骤见军法，不无大骇。且去京师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废功，且酿他患。是三难也。”其四：“我兵素未当虏，战而胜之，虏不心服，能再破之，乃终身创矣。第虑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举，其祸或至。此四难也。”谭纶的这四难，涉及到募兵之费用、募南兵之见疑、北方边军军令废弛等问题。为了解决目前的问题，他建议选调蓟镇、真定、大名、井陉及督抚手下的标兵三万人，分为三营由总兵、参将、游击等分别率领，而以戚继光总理练兵之事，“每遇春秋两防，三营之兵，各移近边”，相机战守。“今防秋期迫，请选取淅兵三千人，以济一时之急。期以三年，俟边烟既练乃遣，愿留者听”26。谭纶的建议得到了兵部尚书霍冀的极力支持，后来他又奏请将练兵之事全部交由他和戚继光主持，“令得专断，勿使巡按、巡关御史参与其间”27。穆宗采纳了张居正的意见，全部批准允行。
戚继光受命之后，将练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随时上奏，以求穆宗的支持。隆庆三年正月，他上疏“论蓟镇兵虽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练之失有六，虽练无益之弊有四。”关于兵虽多亦少的原因，他分析道：
蓟兵不习戎事而好末技，壮者役于将门，老弱仅以充伍，一也；
边关逶迤，既鲜驿递，使者络绎，将士逢迎。是参游为驿使，而营堡皆传舍，二也；
贼至则调遣无法，远道赴期，卒毙马僵，不救于事，三也；
达军、边军之戍边者，散漫无统，约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
临阵马军不用马，而反用步，五也；
家丁盛而军心离，六也；
乘障卒不择冲缓，备多而力分，七也。关于不练之失，他分析道：
虏之所至无常，诸将不能分身，随御恃乘障卒耳。然恩威号令素不足以服慑其心，分数刑名素不足以稽齐其力，故缓急难使，一也；
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
弃土著而不练，三也；
入卫之卒，嫌于非属，无有纪律，四也；
顺天八府之班军、民兵四万，人各一心，五也；
将以骁勇为上，然骁勇者一人敌耳。将既不练，何以练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举，似矣，此选将之事，非练将之道，六也。
关于虽练无益，他分析道：
射打者，军中之事也，今者徒有虚声用而实未中的。且一营之卒为铳手者常十七，不知兵法：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之数，一也；
三军之士，各专其艺，金鼓旗帜，何所不蓄，今皆置而不问，二也；
弓矢之力不强于贼，而与贼共之，三也；
教练之法，自有正门，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而今无其实，四也。
在分析了蓟镇的军事形势后，戚继光又提出自己的建议说：“兵因地而制胜，蓟之地有三：平易交冲，内地百里以南之形地；半险半易，近边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边外之形也。虏入平原，利于车战；虏在近边，利于骑战；虏在边外，利于步战；三者迭用，乃可制胜。乃边兵惟习马耳，未闲山战、谷战、林战之道，惟浙兵能之。臣发迹浙江，思用浙人，有以也。今各区守哨入卫之后及巡抚、总兵标下兵，各守一方，势不得总练，惟有总督标兵三枝付臣教练，浙兵三千分发十区，在臣标下者数百耳。臣无兵可练，何职之能修，况官衔出于新设，边将党而不协，万一有虞，百口何辩？愿陛下更予臣浙兵杀手三千、鸟铳手三千，或于西北召募，或就蓟镇摘取，须足马军五枝、步军十枝，专听臣统领，车骑合练，军中所需，皆宜处给。方今朝议纷哓，难于改弦，而臣拥重兵，易生嫌疑，请设监军科道官一员以督臣，庶臣得展布而无掣肘之虞也”28。奏疏下到兵部，兵部尚书霍冀同样给以大力支持，奏请穆宗将蓟镇总兵郭琥召还京，改任戚继光为总兵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全权负责蓟镇十二路的练兵防守事宜，并将其余事项下督抚官详议。总督谭纶对戚继光更是全力支持，在议疏中就练兵之事提出了“选区将、设副将”两项建议，就召募之事提出了“议班军、清查卫军、勾捕逃军、广召募、议行粮”五项建议，他对军骑合练大加赞赏，指出其有“堪者四”，认为这“实得制虏之长策。”对于戚继光奏疏中所指陈的“七原、六失、四弊”，他一一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并就马政事宜进行了补充，“疏入，下兵部复议，俱从之”29。
总括上述可知，明朝此时从最高统治者皇帝到内阁、兵部，下至蓟镇的督抚将帅，正处于能够互相信任、互相配合的最佳状态，因而蓟镇的练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史称谭纶“相度边隘缓冲，道里远近，分蓟镇为十二路，路置一小将，总立三营；东驻建昌备燕河以东，中驻三屯备马兰、松、太，西驻石匣行曹墙、古石。诸将以时训练，互为掎角，节制详明。是岁秋，蓟、昌无警。异时调整陕西、河间、正定兵防秋，至是悉罢。”这对明朝北边压力的减轻确实起到了作用。及至敌台工成，“益募浙兵九千人守之。边备大饬，敌不敢入犯”30。特别是戚继光的车骑合练效果更明显，“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则结方阵，而马步军处其中。又制拒马器，体轻便利，遏寇骑冲突。寇至，火器先发，稍近则步军持拒马器排列而前，间以长枪、狼筅。寇奔，则骑军逐北。又置辎重营随其后，而以南兵为先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戍守。节制精明，器械犀利，蓟门军容遂为诸边冠。”这样强盛的军容，是戚继光练兵所取得的成果，它有效地遏制了三卫和土蛮对京师北边的袭扰，使明朝的北部边防变得巩固起来，因而“终继光在镇，二寇不敢犯蓟门”31。
隆庆时期除了修筑边墙和练兵两项防边大计之外，为了及时制止蒙古族可能对塞内发动的军事袭击和抢掠，明朝边军还多次出塞进行捣巢作战。
隆庆年间的捣巢行动，和蒙古族的入掠一样，只是为了给对方制造混乱和破坏，所不同的是明军之出塞，更多的是用先发制人的手段，遏止蒙古人可能对塞内发动的攻击和掠夺。如隆庆元年十月，“套虏谋犯固原，潜扑哨军。镇守宁夏总兵雷龙、灵州参将何其昌督兵出塞，破贼于倒狼可兔、白疙瘩等处，斩首二十九级，夺获马匹夷器甚众”32。隆庆二年三月，“大同总兵孙吴引兵出边，袭击虏于乱子山，与参将方琦、游击张铎、坐营刘经斩首三十四级，获马七十五匹以归”33。四月，“延绥等镇总兵为事官赵岢等出塞捕虏，斩首六十七级”34。不过，由于蒙古族自达延汗实行分封以后，各部落的分地已经划定，因而对明朝的防范也更加强，遂便捣巢变得困难起来。明朝兵部议复大同总兵赵岢所言边务十事中，有一条即是“重捣巢之功”其略曰：“我军既深入虏穴，斩首宜计级升赏，而其幼小者亦宜给赏银五十两，以鼓勇敢”35。这里的潜台词就是说：深入虏穴不易，再不实行重赏，恐怕就会无人愿意出塞了。事实上明军每次出塞捣巢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基本上可说是杀伤相当，因此战果并不大。反过来说，这种捣巢不只是以成丁为作战对象，即是老弱妇孺也肆行杀戮，并将其畜群、马匹驱赶入塞，对于并不富裕的游牧经济来说，也确实是沉重的打击，因而也真令蒙古族感觉头痛，所以他们对捣巢的反击就变得十分迅速。隆庆二年十一月，宣府总兵马芳率领所部参将刘潭等千余人，“出独石边外二百里，袭击虏骑于长水海子，败之。还入边，未至，虏追及于鞍子山，芳等复战，又败之。前后擒斩共八十余人，夺马四十余匹，督抚官以捷闻”36。看起来明军好象是获胜而归，但从蒙古军的迅速反击来看，明军不会是全胜，果然，下年的闰六月，实录记载道：“录隆庆二年十一月内宣府独石边外长水海子等处获功，死事、被创官颇贵等一百四十六人，各升赏如例”37。从明廷表彰的人数和奏报擒斩的人数来看，虽然还不清楚死、伤的准确比例，但明军的损失亦可谓大矣。同样，隆庆二年三月捣巢明军斩敌首仅三十四级，而明军自己的损失更大，三年八月，“录隆庆二年三月大同弘赐堡捣巢获功、死事官军乔文奎等一百五十人，升赏、优恤如例”38。以是观之，方逢时谓明朝的捣巢之举是“以数十壮士之命，易一边夷之首”39当非虚言。隆庆三年四月，“套虏绰力兔小黄台吉等纠众沿河东岸住牧，声言欲渡河抄掠宁夏。总兵雷龙等督兵由兴武营暗门出边，至敖忽洞前袭虏营，破之，斩首一百一十二级，夺马七十六匹及夷器千余”40。这当是在春防期间，以先发制人的手段，破坏了蒙古军可能对内地发动的进攻，在战术上是可取的。到了十一月，宁夏官军又进行了一次出边捣巢的作战。史载：“是年秋，套虏吉能既西掠番夷，其部落在套者东西分犯各边，不得利，乃移营白城子，伺我掣兵，则乘虚入寇。谍者得其情，（王）崇古檄谕诸镇先发，于是各引兵纵花马池长城关出边，抵白城子，与虏战。虏因纵火，火炽而风不利，还自焚，遂北。凡斩首一百七十有七，（雷）龙之功居多”41。这是在防秋期间的先发制人之举，它也是破坏了蒙古军对塞内即将发动的入掠行动，使长城以内免遭一次掳掠和破坏。隆庆年间的几次捣巢作战，基本上都是战术行动，它对于保护长城以内农业区的生产和生活免遭浩劫，确实有其积极意义。只是以后不久就发生了俺答封贡历史事件，明蒙之间和平相处，不再处于战争状态，捣巢行动自然也就停止了。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看到，从明穆宗即位到把汉那吉降明（降庆四年九月）的短短四年多的时间，明穆宗对北部边防的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明廷自从嘉靖年间发生庚戌之变后，北边危机越来越严重，蒙古族对京师的军事威胁更使明朝统治者寝食难安，穆宗对此当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在即位以后才会有对北部边防的整顿。北边一些重要地段边墙的相继完工，蓟镇边军之练成劲旅，这就使得明朝的北部边防一改嘉靖末年的堕坏情况，逐渐变得巩固起来。仔细分析明廷取得这些成果的原因，我以为有如下两点：
首先是穆宗对北部边防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有清醒的认识，隆庆二年的出巡天寿山及其对防边的一应部署就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是穆宗的用人不疑。内阁的高拱、张居正等人从其东宫臣僚起家，受到信任自不待言，就是对从南方调来的谭纶和戚继光，他也是信任不疑，给以坚决的支持，使二人能够施展才华，做出成绩。这是整顿边防能够有所成就的主要原因。
穆宗对北部边防的整顿，对明王朝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使明朝的北部边防得到了巩固，防卫能力明显加强；另一方面它对蒙古族产生了一种威慑作用，使其不敢再轻易地对塞内发动袭击；这里，蓟镇严整的军容就是最好的例证，而那先发制人的出塞捣巢作战，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边防整顿的成功，对于促成明蒙关系的转变也有重要意义，当俺答汗在把汉那吉降明后率兵对明朝进行威胁时，明朝严整的军容和强大的军队，也使他不敢轻易发动进攻，最后才有封贡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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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穆宗实录》卷4，隆庆元年二月壬寅条。
2.《明穆宗实录》，卷6，隆庆元年三月庚辰条。
3.《明穆宗实录》，卷10，隆庆元年七月己午条。
4.《明穆宗实录》，卷19，隆庆二年四月戊子条。
5.《明穆宗实录》，卷26，隆庆二年十一月戊午条。
6.《明穆宗实录》，卷37，隆庆三年九月丙子条。
7.《明穆宗实录》，卷37，隆庆三年九月乙未条（按：实录将乙误作丁）。
8.《明穆宗实录》，卷38，隆庆三年十月甲寅条。
9.《明穆宗实录》，卷39，隆庆三年十一月丁丑条。
10.《明穆宗实录》，卷39，隆庆三年十一月丙戌条。
11.《明史·谭纶传》，卷222，页5833。
12.《明史·戚继光传》卷212，页5610。
13.深箕仲：《谭司马公行状》，载《明文海》3卷449《墓文》（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五册）页4847、4848。
14.《明史·戚继光传》，卷212，页5164、5615。
15.载《戚少保文集》，见《明经世文编》，卷348。
16.《明史·戚继光传》卷，212，页5164、5615。
17.《明穆宗实录》，卷29，隆庆三年二月癸未条。
18.《明穆宗实录》，卷36，隆庆三年八月戊午条。
19.《明穆宗实录》，卷20，隆庆五年八月庚戌条。
20.王天有：《试论穆宗大阅与俺答封贡》，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21.《明穆宗实录》，卷12，隆庆元年九月壬申条。
22.《明穆宗实录》，卷13，隆庆元年十月甲辰条。
23.《明穆宗实录》，卷14，隆庆元年十一月辛酉条。
24.《明穆宗实录》，卷17，隆庆二年二月己酉条。
25.《明史·戚继光传》，卷212，页5613。
26.《明经世文编》，卷322，《谭襄敏公奏疏》。
27.《明史·谭纶传》，卷222，页5836。
28.《明穆宗实录》，卷28，隆庆三年正月乙卯条。
29.《明穆宗实录》，卷29，隆庆三年二月戊子条。
30.《明史·谭纶传》，卷222，页5836。
31.《明史·戚继光传》，卷212，页5615、5616。
32.《明穆宗实录》，卷13，隆庆元年十月甲辰条。
33.《明穆宗实录》，卷18，隆庆二年三月丁巳条。
34.《明穆宗实录》，卷19，隆庆二年四月癸巳条。
35.《明穆宗实录》，卷22，隆庆二年七月丁丑条。
36.《明穆宗实录》，卷26，隆庆二年十一月壬子条。
37.《明穆宗实录》，卷34，隆庆三年闰六月戊午条。
38.《明穆宗实录》，卷36，隆庆三年八月甲子条。
39.方逢时：《大隐楼集》，卷13，页8。
40.《明穆宗实录》，卷31，隆庆三年四月己丑条。
41.《明穆宗实录》，卷39，隆庆三年十一月戊寅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