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明清 边墙碉卡 湘西苗族 社会发展 影响
摘 要 明清两代在湘西修建的边墙、碉卡等设施，不是湘西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而是明清封建统治者镇压苗民的产物，它严重地阻碍了湘西苗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了苗族同其他民族间的团结和交往。
【作者简介】姚金泉（1942－），男（苗族），湖南吉首市人，吉首大学政法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苗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一、明墙清碉是军事镇压苗民的产物
在古代，无论中外，各国统治者及富商大贾、封建地主们，为了各自的安全和利益，都筑了或长或短的墙，围了或大或小的城，现在有些学者已将这称为“城墙文化”了。但蜿蜒于湘西苗疆和部分贵州铜仁地区的“边墙”（今已被人称为“南方长城”）和曾林立于湘西苗族最集中的凤凰、吉首、花垣等县市的碉卡堡台是很难用“城墙文化”来涵盖的。前者围城筑墙与政治中心变迁和经济文化发展直接相关，而后者筑墙修碉则与军事上镇压围堵苗民密切相联。湘西苗族先民，历来受到中原王朝统治者的赶杀，逐渐由黄淮江汉地区退居武陵五溪地区，到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王朝的压迫剥削加重，苗民的反抗也愈演愈烈。明朝宣德年间，总兵萧授多次率汉土官兵镇压苗民起义，并在竿子坪周围筑24堡，在湾溪等地设10堡，进军竿子坪、生擒苗民首领吴不跳等212人，斩杀吾不尔等590多人，擒拿妇女儿童1600多人以赏给他的军士。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至三十年（1551年）间，明政府又先后派都御史万镗，总督张岳等镇压龙求、龙毋叟、龙许保、吴黑苗等苗民起义，杀苗民数千人，并开府沅州，设乾州、强虎、竿子等13哨。三十三年（1554年）又移麻阳参将孙贤驻五寨司（今凤凰），孙贤于是“立烽、建营隘，筑边墙七十里，人恃为金城，以故苗患遂鲜，民皆乐业。”①但到万历中后期，苗民的反抗又起，且出沅陵，逼郡县，于是，在军事镇压苗民反抗的同时，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辰沅兵备参政蔡复一，以营哨散布，苗路崎岖，难以防遏窥觑，请发帑金四万有奇，筑边土墙。上至铜仁，下至保靖泛地，迤山亘水，凡三百余里，边防藉以稍固。”②可见，明统治者设哨卡筑边墙都是为了围堵苗民，尽管他们说筑了边墙后边防“稍固”、“民皆乐业”，其实这都是虚委之词，苗民的反抗并未因筑了边墙而停止，正好相反，他们趁着明末农民大起义，将三百余里边墙“夷为平地”。清王朝建立后，湘西苗民的反抗斗争亦从未停止，特别是到了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清政府调集了广西、贵州、湖南三省满汉官兵，在礼部尚书席尔达等人的统率下，向湘西苗民大施挞伐，屠杀苗民四、五千人。在这次大屠杀后，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总督鄂海又“奏请依旧址大筑镇竿边墙，命同提督巡抚会勘。”后因毛都塘等地五十二寨、盘塘窝等地八十三寨苗民先后接受招抚，“边墙之议遂寝”③。表面看来，这是毛都塘等地苗民接受招抚，遂不重修边墙，其实是朝廷和地方没钱重修。因为前明万历年间，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江南一带兴起了一批工商业城市，仅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一年中，由宦官直接送往北京的税款就有白银90余万两，黄金1575两以及其他奇珍异宝。④当年朝廷拿出4万两白银修边墙，犹如九牛之一毛，无伤大体。因此，明季不光修边墙，而且还大修北方长城。到清康熙后期，尽管处于“康乾盛世”，其实财政空虚，如若不然，雍正帝就不会处罚那么多贪赃枉法的大臣了。事实上，到乾隆晚年国库匮竭，赋税所得，年剩仅200万两白银，一遇灾荒就没办法，⑤哪里还有余钱修边墙？《凤凰厅志》（道光四年刻本）中有一段刘应中的《边墙议》：“则欲兴筑，必先议费所出。今既无公帑可捐，又不便累民以疑众，且所需金以数万计，边荒文武岂能自捐？……若辰属冲残荒瘠之地，各官日给尚且维艰，即捐数年除荒之微俸，亦无济于涓埃，必藉题明酌量动支正项，及通行阖省文武官员合力创而后可。”⑥刘应中的这段议论有一定道理，但要朝廷拿钱和全省文武官员捐献重修边墙，却不切合实际。因此，终清一代，也没有修复明朝边墙，而只是在清王朝残酷镇压了湘黔苗民大起义后，才由傅鼐修建汛堡屯卡、碉楼、哨台、炮台、关门、关厢共1172座，又修建边墙110里。这在傅鼐的《修边论》中也讲得很清楚：“自三厅出乾州交界之木林坪，至中营所辖之四路口，筑围墙数百十里，其界画严矣。而又度险扼冲，筹设屯堡，联以碉卡，计凤凰厅境内，设堡台八百八十七座，永绥厅境内，汛堡、碉卡百二十一座，古丈坪联保靖境内，汛堡、碉楼六十九座。”⑦至此，明边墙虽未全部恢复，但各种碉卡却星罗棋布，有些碉卡炮台还一直保留到20世纪70年代。笔者此间曾乘车到凤凰时，就在沿路亲眼目睹过这镇压苗民的遗迹。总之，这些明墙清碉，不象其他地方的城墙是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而是明清两代统治者残酷镇压湘西苗民的铁证。
二、明墙清碉对湘西苗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负面影响
湘西苗族地处内地而非边疆，明清两代的统治者修那数百里边墙、筑千余碉堡干什么？清京畿道监察御史贺熙龄在其奏折中说：“边墙以严界划，屯堡以资巩卫，哨台以了望，炮台以堵截。”⑧而在山险溪隔的地方不宜筑墙，则设隘门，用兵防守，朝开夕闭，盘查往来人员，它的作用是“不宁遏苗人，亦所以杜内逆之出也”。⑧从上述引文不难看出：边墙碉卡等军事设施的第一个作用是“严界划”，它们不仅把苗族与土家族、汉族“界划”开，而且把苗族本身也“划”成生苗与熟苗，熟苗居于墙内，生苗居于墙外，这样就人为地离间了汉、苗、土家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离间了生苗与熟苗的关系，久而久之，就使彼此之间产生了很深的隔阂。1949年以前，湘西就流传着“铜不沾铁，苗不身身客”的俗话，这是封建统治者长期执行民族隔离分化政策造成的。尽管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及各级干部做了许多疏导、教育、团结工作，但不能说湘西各民族间的隔阂就完全消失了。笔者80年代在吉首民族师范学校执教时，在处理凤凰县腊尔山（以前所谓的“生苗”区）几位苗族学生与泸溪县汉族学生的纠纷中，就深深感到民族隔阂的客观存在。
边墙碉卡的第二个作用是“堵截”、“遏苗人”、“杜内逆”，即对“生苗”的围墙遏制，杜绝汉族人民与苗族人民的往来。清政府规定：民苗之间“凡有交易，只在墙外”进行，而且“用兵监之，不许纷扰，苗不许入墙，民不许越市，如违，各治以罪，⑩在民苗交界处设有市场，则是“定期交易，官为弹压”。可见，湘西苗汉各族人民的交易是在边墙外或交界处，而且是在地方官枪杆子监督下进行的，是极不自由的，更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只是产品交换而已，统治者只是禁止将田地作抵押交换罢了。但人为的限制必然要被经济发展所冲破，有的苗区内也出现了市场，布政使司傅鼐就说：“查苗民贸易定例，在沿边开设集场，按期赴趁，乃有深巢苗人惮于远涉，遂在寨内私行开场交易，则场一设，即启奸民借赶场为名，混入苗地，难以稽查，实所关匪细，不可不预为防范封闭。”他呈请上司封闭苗区私开市场，而且要“苗官切结，不准再开。”足见，一道道边墙，隔断了苗汉土家各族间的友好往来；一座座炮台碉卡，威胁着苗汉人民的正常交易，数不尽的禁令严重地阻碍了湘西苗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尽管有的史料也说湘西苗民学会了“操权衡，较镏铢”，甚至“黠过编氓”；但笔者亲眼目睹的却正好与此相反：解放前在乾州赶场，很多东西是不用秤的，特别是中秋、重阳节买鸭子，都是论个（只）不论斤的；建国后的70年代，笔者亲临腊尔山集场，想买一只鸡带回吉首，可一些卖鸡的苗胞们硬是不肯用秆称称，而只能以只论价。据说，这种买卖习惯至今犹存。这从一个方面说明，由于明清统治者长期对苗族实行长墙高垒的隔离与封锁，使得湘西苗族至今缺乏商业意识，商品经济在苗区极不发达，这就极大地阻碍了苗族社会的发展，阻碍了苗族人民尽快脱贫致富的步伐。
湘西苗族，特别是边墙外的“生苗”，不仅经济发展比汉族落后，就是比同处湘西的土家族也相对落后。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文化教育也非常落后。尽管清朝统治者出于同化苗族的需要在苗区办了一些义馆，有的地方还办了书院。如嘉庆十二年（18Ｏ7年）各厅县就增设书院6所，屯苗义学100馆，拨田3700亩作为馆师的薪俸，后来还给乾、凤、永、保四厅县民苗子弟乡试另编填字号，苗族学生凡参加乡试的，还各给盘费银10两。但效果如何呢？效果肯定是有的，至少促进了苗族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也出了几个苗族秀才、举人，但总的讲是不尽如人意的。一是每逢岁科两试，对考取的文武生员在谒见教职员时需交一笔钱，教职员恣意向新进生员索取名曰“印卷礼”，贫困的苗生怎么送得起？二是馆师本应生员充任，但实际上，不少道人、巫师也当了馆师，这些人员只知钻营谋利，哪知教学？更有甚者，有的教师由官亲滥竽充数，有的由屯长保送，他们“坐支束修”或“坐分束修”，而终年不到义馆，苗义馆也就形同虚设了。其三，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所以尽管“苗额举人自设额以来，每科取中一名”，但“总未见会试”，追其原因，一是地方官书吏的“横行索费”；二是“自揣文理平常，难与各省贡士校艺”。为什么难与各省贡士“校艺”？说到底还是文化教育太落后，教出来的贡生与其他省的贡生差距太大，因而不敢参加“会试”了。如果湘西苗族人民不是长期被封建统治者用数百里边墙和千余碉卡所围困，他们与汉族人民的交往就较多，经济文化上的差距也会逐渐缩小，苗贡生们也就会敢于与各省贡士“校艺”了。建国半个世纪，无数湘西苗家子弟踏进了全国最高学府的大门就是一个明证。
边墙哨卡不仅阻碍了苗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直接威胁到穷苦苗民的生计。湘西苗族，特别是居住于高寒山区的苗民，为了生存，不少苗族人民都有到汉族地区打工的习惯，特别是在插秧打谷时期。汉区气温高，插秧打谷都比苗区早，苗民正好利用这种季节差到汉区打工挣钱糊口。而边墙哨卡堵绝截断了他们出外打工的道路，直接威胁他们的生存。因此，他们多次起义攻扑碉卡，也多次遭到傅鼐等官军的镇压。明朝边墙被起义苗民夷为平地，清朝的千余碉堡今天也只剩点点残迹，这再次说明了湘西苗民对明墙清碉的痛恨，反映出碉卡对苗民经济文化发展的阻碍。
总之，明代边墙和清代碉卡都是明清统治者对湘西苗族进行残酷军事镇压的产物，它们严重地阻碍了湘西及邻近地区苗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今天将其作为旅游资源来开发利用也不能掩盖这段苗民的血泪史。正视这段历史不会影响苗、汉、土家各族间的团结，而只会加深湘西各族友好团结的认识，促进各民族的友好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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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⑥⑦⑧⑨⑩湖南少数民族办公室编：《湖南地方志·少数民族史料》（上）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374、61、68、606－607、340、521、375、375、504、527、591页。
④⑤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中），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4、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