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曾于1997年6月20日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组主办之“发明过去想像未来：晚清的“国族”建构，1895-1912”小型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惠承评论人王明珂教授指正多端，受益良深；复蒙本刊两位评审提供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摘要
本文试图藉由“黄帝”神话在晚清知识界的广泛流传及其与传统黄帝传说的断裂，探索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历史过程及其所蕴涵的矛盾与冲突。
“国族”作为一个“想像的社群”，无疑是近代的产物，不过，进行此一想像的行动者，却往往将其眼光投注于渺远的过去，企图为国族的起源提供坚实的“历史基础”。黄帝，在晚清中国，便是在此需求下，经由一套由特定的“框架、声音与叙事结构”所构成的论述策略，被夺占、转化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国族认同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文化符号。然而，以黄帝符号为中心所塑造出来的中国国族，却囿于晚清反满革命的政治现实，而只能是一个以血缘之根基性联系为本质，并具有高度排拒性的族群团体。对于这样一套国族想像，当时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二十世纪最初数年间所发生的“黄帝纪年”与“孔子纪年”的争论，便是彼时两套不同国族论述的正面交锋。另一方面，“黄帝”符号亦自有其内在的歧义与紧张。部分汉族知识分子便极力扩充“黄帝”的“种族”意涵，揭橥“大民族主义”以别于汉族中心的“小民族主义”；一些居于边陲位置的满族人士也利用“黄帝后裔”的传统策略，重塑本身的族群历史记忆，另行提出一套抗制性的国族论述。因而，从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政治、文化条件分析，“黄帝”此一高度建构性的符号，也正是各项现实利益与势力对抗、争持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