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R. Tagore,“Nationalism in the West ,”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17 ;引见齐思和，“民族与种族”，《禹贡半月刊》，7卷1、2、3合期( 1937年4月)，页31。译文中“nation”一词原作“民族”，今依本文用法，改作“国族”。
[2]、任公，“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清议报，95册(光绪27年9月11日)，页总5999。
[3]、任公，“少年中国说”，清议报，35册(光绪26年正月11日)，页总2270-71。
[4]、从“民族”一词在近代中国的出现与传播，也可以印证中国国族意识兴起之迟缓。据学者研究，中国古籍中并无以“民族”指称人群共同体的用法，汉文“民族”一词最早见于王韬所撰“洋器在用其所长”一文，时约1874年前后。不过，“民族”一词的广泛传播与运用，仍是二十世纪初年才出现的变化。参见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初期使用情况”，《民族研究》，1984年2期，页37-38；彭英明，“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民族研究》，1985年2期，页5-8。
[5]、Benedict Anderson , 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 London : Verso , 1991). Anderson认为“国族”并非完全是由语言、种族或宗教等既定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产物，而是透过“想像”始得存在。许多研究国族及国族主义的学者也都持有类似的看法，E. J . Hobsbawm在其所著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一书中特别强调国族塑造过程中虚构(invention)及社会工程等人为因素所发挥的作用。Ernest Gellner则指出:
“不论是把国族当作是一套自然的、由上帝赐予的，用来区分人群的方法，或是把国族看成是一个代代相承……的政治宿命，(这些看法)都是神话。真正的情形是：国族主义往往夺占了既存的文化，将它们转化成国族。”见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48-9.研究近代英国国族认同形成过程的Colley也得出一个类似“工具论”的结论：“对大不列颠的积极认同，并不是一项既定资赋(agiven)，而是学习的结果。而无论男女，只有在认为有利可图时，才会去学习它。”see Linda Colley , Briton :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95.
[6]、B. Anderson , Imagined Communities, pp. 37-46.
[7]、James A. Kella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N. Y.: St. Martin”s Press, 1991), pp. 163-4.
[8]、从本文开首所引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即可窥见此中消息。如本文所引，任公一方面承认中国的民族主义“犹未胚胎”，却又大声疾呼，要求国人从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前言后语的抵牾矛盾，正说明了Anderson所指出的“国族主义的一项主要吊诡”：国族一方面具有客观的“现代性”，然而，在国族主义者的主观认知中，国族却又有着源远流长的“古老性”。
[9]、B. Anderson , Imagined Communities , p.11.
[10]、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7)，页51。一个有趣的具体史例是Trevor-Roper对苏格兰格子裙与苏格兰国族认同之关系的研究。see Hugh Trevor-Rop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 The Highland tradition of Scotland ,”in Eric Hobsbawm &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pp. 15-41.
[11]、Paul Ricoeur , Phenomen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d., by J. Bier ( The Hague: Martinus Nijhaf , 1978) , pp. 45-46；cited from Ana Maria Alonso ,“The Effects of Truth :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and the Imagining of Community,”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Vol. 1, No.1 (March 1988), p.40.
[12]、Eric Hobsbawm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 ,”in Eric Hobsbawm & Terence Range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 p.14.
[13]、王明珂，《华夏边缘》，页77。
[14]、G. Eley & R. G. Sunny ,“Introduction : From the Moment of Social History to the Work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in Eley & Sunny eds., 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
[15]、参见B. Anderson , Imagined Communities , p. 154.
[16]、“黄帝热”一词，见元??子，“中国民族主义?神话”，思想，849号(1995年3月)，页75。
[17]、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57号(1904年11月21日)，页91-93。按：《新民丛报》之出版多有愆期，所标出版年月往往与实际不符，故本文引用该报时，多依李国俊所订年月为准，参见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18]、钱穆，《黄帝》(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页4。
[19]、冯天瑜，“民族先祖、文化英雄——炎黄历史地位刍议”，收于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编，《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页47。
[20]、苏晓康、王鲁湘，《河殇》(香港：中国图书刊行社，1988)，页25。
[21]、这是人类学者Victor Turner的用语，see Victor Turner, The Forest of Symbols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67), p. 30.
[22]、Anthony Cohen ,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London : Routledge , 1992).
[23]、ibid., p.108.
[24]、ibid., p.74.
[25]、Arthur Waldron ,“Representing China : The Great Wall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 Harumi Befu e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36-60.
[26]、Michel Foucault ,“Two Lectures,”in Michel Foucault , Power/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 Other Writings , 1972-1977, ed., by Colin Gordon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pp. 78-108.
[27]、鲁迅，“自题小像”，《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附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页423。
[28]、王晓明对鲁迅写作“自题小像”时的心境有相当深入的分析，参见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页25-31。
[29]、参看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册7 (1940，台北影印本，无出版年)，页189-209；顾颉刚，“黄帝”，《史林杂识初编》(台北影印本，无出版年)，页176-184。
[30]、这种以“集体记忆”诠释上古史事的尝试，可以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一书。
[31]、此处所谓“意识形态”(ideology)并无贬意，而是采取Paul Ricoeur的用法，视之为“为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提供诠释符码的一套符号系统”。see Paul Ricoeur , Phenomen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cited from Ana Maria Alonso ,“The Effects of Truth :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and the Imagining of Community,”p. 34.
[32]、引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页179。
[33]、同上。
[34]、王明珂，《华夏边缘》，页414。
[35]、关于帝喾传说的流变，参看同上，页221-222；杜正胜，“关于先周历史的新认识”，《台大历史学系学报》，16期( 1991年8月)，页2-3。
[36]、杜正胜，“关于先周历史的新认识”，页3。
[37]、袁珂语，见袁珂，《中国神话通论》(成都：巴蜀书社，1991)，页16-22。
[38]、Charles Le Blanc ,“A Re-examination of the Myth of Huang-ti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13/14 , p.53.大陆学者冯天瑜也指出：黄帝本为周人专有的先祖，并非天下共认的先帝，其后随着周人以西陲小邑东进克“大邑商”，为巩固其支配地位，遂将黄帝上升为古帝谱系中至高至贵者。见冯天瑜，“民族先祖。文化英雄”，页49。
[39]、《鬻子?贵道篇》逢注。底线为笔者所加。
[40]、《汉书?王莽传》。
[41]、《册府元龟》，引见张岂之等，“关于黄帝与黄帝陵的若干问题”，收于张岂之等编，五千年血脉——黄帝及黄帝陵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3)，页220。
[42]、(明)刘仕，“黄帝庙除免税粮记”，收于《五千年血脉》，页190。
[43]、明清两代历次祭祀黄帝之纪录及所撰祭文，概见《五千年血脉》，页116-30。
[44]、石星，“万历元年御制祝文碑跋”，收于《五千年血脉》，页119。
[45]、收于《五千年血脉》，页128-29。
[46]、元代张三丰的“桥山祈仙台”诗，或可作为民间黄帝论述的代表，诗曰：“披云履水谒桥陵，翠柏烟含玉露轻；衮冕霞飞天地老，文章星焕海山青。巍巍凤阙迎仙岛，渺渺龙车驻帝城；寂寞琼台遗汉武，一轮皓月古今明。”见《五千年血脉》，页128-29。另一方面，自汉代以来，中国民间宗族亦多有直接、间接攀附黄帝为其祖源者，因此，黄帝在传统中国的民间论述中，其实也有着高度的歧义性；而晚清知识分子之所以动员黄帝符号，作为中国国族认同的标志，或许亦与此长期隐伏的社会记忆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本文所强调中国近代与古代之间的“断裂”，恐或失之过甚。惟黄帝之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则确为近代国族意识产生后，方才出现的现象。对于此一复杂的转折过程，仍待 进一步探究。作者诚挚感谢王明珂教授及本文审查人对于这一问题的指正。
[47]、《五千年血脉》，页130。
[48]、同上，页130-31。
[49]、同上，页132-33。
[50]、当然，鲁迅对“人民大众”的态度其实是十分暧昧而矛盾的，关于这方面的分析，参见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页29-30，35-36。
[51]、B. Anderson , Imagined Communities , p.24 ; Walter Benjamin的说法，见Walter Benjamin ,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 ed. by Hannah Arendt , tr. by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1968), pp. 262-64.
[52]、《白虎通义?号篇》(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页22。
[53]、据一项统计，由1900至1918年间，在中国国内与国外各地区出版的定期刊物约达七、八百种之多，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说明”，页1；据另一项外国人所作统计，1890年时有通俗期刊15种，1898年，增至60种，至1913年时已暴涨至487种，见Charlotte Beahan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Women”s Press , 1902-1911,”Modern China, Vol.1, No. 4 (Oct. 1975), p. 379；这些刊物的发行量自是参差不齐，其畅销如《新民丛报》者，甚至可达一万份，阅读人数则在十万以上，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64)，页286-303。
[54]、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为数浩繁，不胜枚举，一本最近的专著是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5]、Anthony Cohen ,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p.69.
[56]、王明珂，《华夏边缘》，页72。
[57]、关于晚清知识份子对“中国”一称的反省与诠释，参看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收于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自印本，1977)，页441-80。
[58]、任公，“中国史叙论”，《清议报》，90册(光绪27年7月21日)，页总5703。
[59]、“国民”一词与“民族”等语，都是晚清知识份子借自日人的汉语新词，惟其歧义葚大，大体而言，在梁启超等人的用法中，“国民”约有两层主要意涵：一为nation之译名，时与“民族”一词混用，一则近似citizenship之概念，惟此两层意涵本有相通之处，晚清诸人固未曾对其间细微差别有所分疏焉。关于晚清“国民”概念之兴起与发展，参见沈松侨，“族群、性别与国家——辛亥革命时期“国民”观念中的界限问题”(未刊稿)。
[60]、任公，“少年中国说”，《清议报》，35册(光绪26年正月11日)，页总2270-71。
[61]、黄节，“黄史?立国第三”，《国粹学报》，1年1号(光绪31年正月20日)，页9a；观云，“中国人种考”，《新民丛报》，60号( 1905年1月6日)，页51-2。
[62]、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1907)，收于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册上，页611-12。
[63]、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15期( 1907年7月5日)，页总2414。
[64]、关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的兴起，论者甚众，最新的专著，参看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5]、Prasenjit Duara ,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p. 5.
[66]、任公，“中国史叙论”，页总5701。
[67]、中国之新民，“新史学”，《新民丛报》，1号(光绪28年正月1日)，页42-48。
[68]、陈黻宸，“独史”(1902)，收于陈德漙编，《陈黻宸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册上，页560-75。
[69]、“私史”，原刊新加坡《天南日报》，转载于《新民丛报》，19号(1902年10月31日)，页98-100。
[70]、横阳翼天氏(曾鲲化)，《中国历史》(上海：东新译社，1903)，原书未见，引见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页46，69-70。
[71]、刘成禺，“史学广义内篇”，《湖北学生界》，1期(光绪29年正月1日)，页77。
[72]、公明(宋教仁)，“汉族侵略史”，《二十世纪之支那》，1期(光绪31年5月1日)，页37。
[73]、黄节，“黄史?总叙”，《国粹学报》，1年1号，页43-45。
[74]、观云，“华年阁杂谈?几多古人之复活”，《新民丛报》，37号(光绪29年)，页78-79。
[75]、匪石，“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浙江潮》，2期至9期(光绪29年2月20日至9月20日)；亚庐(柳亚子)，“郑成功传”，收于《黄帝魂》，页258-68。
[76]、Ana Maria Alonso ,“The Effects of Truth”, pp.39-42.
[77]、郑亦邹，“郑成功传”，收于诸家，《郑成功传》(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67种，1960)，页5。
[78]、匪石，“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浙江潮》，5期(光绪29年5月20日)，页72；底线为笔者所加。
[79]、罗福才笔记，“康南海在乌威士晚士咑埠演说”，《清议报》，17册(光绪25年5月1日)，页总1067。
[80]、宋教仁，“时评?南洋华人求入日本籍”，《民报》，2期(1905年11月26日)，页284；又见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册上，页23。
[81]、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57号，页91-92。
[82]、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1907)，页611-12。
[83]、John Hutchinson将国族主义区分为两种主要类型：“政治的国族主义”(political , or civic nationalism)与“文化的国族主义”。see John Hutchinson ,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 1987) , pp. 12-13.
[84]、章太炎，“中华民国解”，页总2413-28。
[85]、Frank Dikotter ,“Culture,“race”and nation :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a,”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9 (Jan. 1996).
[86]、其实所谓“地理边界”，也往往是特定论述策略的建构产物。Winichakul把这种建构性的“国族边界”称作“geo-body”。参看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87]、关于族群边界的理论发展，王明珂有简要而精辟的介绍，见王明珂，“什么是民族：以羌族为例探讨一个民族志与民族史研究上的关键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5卷4本(1994)，页989-1027；并收于王明珂，《华夏边缘》，页23-40。
[88]、Liah Greenfeld , Nationalism :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7-8.
[89]、Benedict Anderson , Imagined Communities, p.144.
[90]、Ivan Hannaford , Race :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the West (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4-9.
[91]、元??子，“中国民族主义?神话”，页71。
[92]、“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六次讲义?论保种保教均先必开民智”，《湘报类纂》(光绪28年刊本，台北：大通书局影印本，1969)，册1，页370-74。
[93]、刘师培，“中国民族志”，《刘申叔先生遗书》(台北：华世出版社影印本，1975)，册1，页747。
[94]、语出Partha Chatterjee，see Partha Char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1st edition, Zed Books, 1986) .Chatterjee指出，十九世纪中叶以降印度的反殖民民族主义运动，虽历经各不同阶段，然其一以贯之的价值预设，却是完全来自西方霸权文化的“后启蒙理性论述”(post-Enlightenment discourse of rationality)，基于这种“论述目标”与“论述方式”之间的矛盾与背反，Chatterjee认为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只不过是由西方霸权文化论述繁殖出来的“派生论述”。同样的，近代中国以西方高度“欧洲中心”的种族论述来进行反西方的保种运动，究其实质，殆亦难脱“派生论述”之讥。
[95]、“评论之评论?白澳洲之反对论”，《新民丛报》，34号(1903年6月)，页70。
[96]、关于近代中国国族概念的种族化，Dikotter有相当详尽的研究，see Frank Diko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idern China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esp. chapter 4,“Race as Nation”, pp. 97-125.
[97]、章炳麟，《訄书?哀焚书第五十八》(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页155。
[98]、余一(蒋方震)，“民族主义论”，《浙江潮》，1期(光绪29年1月20日)，页7。
[99]、“国家学上之支那民族观”，《游学译编》，11册(光绪29年8月15日)，页总1085-86。
[100]、霖苍，“铁血主义之教育”，《浙江潮》，10期(光绪29年10月20日)，页65。
[101]、白话道人(林獬)，“国民意见书”，《中国白话报》，6-8，16-18，20期(1904年2至8月)。原书未见，引见张楠、王忍之合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1 (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册下，页900。
[102]、中国之新民，“新民说?叙论”，《新民丛报》，1号，页5。
[103]、1937年齐思和已指出孙中山等晚清革命党人混种族与民族为一谈的错误，惟该文迄今未受应得之注意，仅此一端即可反映种族观念在近代中国国族论述中所占的霸权地位。见齐思和，“民族与种族”，页25-34。
[104]、Ana Maria Alonso,“The Effects of Truth,”p.40.
[105]、这个转化过程自然有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为之助力，Dikotter便指出，自明末以来，家族制度大盛，蔚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各类与之有关的官私论述层出不穷，为数繁伙，晚清知识分子便是通过这一套既有的“符号宇宙”(symbolic universe)来理解种族、民族等新概念，因此，斯时的“国族主义”意识形态，其实是一种揉杂着家族、种族与国族等不同层次概念范畴的“杂种论述”(hybrid discourse)。关于晚清家族、种族与国族诸概念的关系，see Frank Dikotter,“Culture,“race”and nation”, also Frank Diko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 esp. chapter 3“Race as Lineage”, pp. 61-96.所谓“杂种论述”是借自后殖民主义批判论述的词汇，可以参看Robert J. C. Young,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1995).
[106]、效鲁，“中国民族之过去与未来”，《江苏》，3期(光绪29年闰5月1日)，页总420。
[107]、刘师培，“伦理教科书”，《刘申叔先生遗书》，册4，页2325。
[108]、观云，“中国兴亡一问题”，《新民丛报》，31号(1903年5月10日)，页22。
[109]、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1期，页总13-14。
[110]、独应(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河南》，4期，收于张楠、王忍之合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3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占，1977)，页306。
[111]、章炳麟，“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1897年3月3日)，收于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册上，页8。
[112]、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卷下，页592。
[113]、陈天华，《猛回头?黄帝肖像后题》(1904)，收于张玉法编，《晚清革命文学》(台北：经世书局，1981)，页142。
[114]、康有为，“赠友人?丁酉秋月”，《清议报》，31册(光绪25年9月21日)，页总2051。
[115]、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新民丛报临时增刊》(1903)，页180。
[116]、James G. Kella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p. 51.
[117]、章炳麟，《訄书?原人第十六》，页39-41。
[118]、申叔，“论留学生之非叛逆”，《苏报》(光绪29年5月27日)。
[119]、邹容，“革命军”，收于《苏报案纪事》，页67。
[120]、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收于汤志钧编，《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215-218。其他类似的分类系统为数甚多，如梁启超将中国人种主要区分为苗种、汉种、图伯特种、蒙古种、匈奴种、通古斯种等六种，见任公，“中国史叙论”，《清议报》，90册，页总5707-08；刘师培则引日人桑原骘藏之说，将亚洲人种分为支那人种(含汉族、藏族、交趾支那族)及西伯利亚人种(含日本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土耳其族)两系，见刘师培，“中国民族志”，页721；《黄帝魂》所收“革命必剖清人种”一文则将亚洲黄种分为中国人种及西伯利亚人种两支，中国人种以汉族(日本、朝鲜皆为汉族所蕃殖者)为主，另及藏族、交趾支那族，西伯利亚人种则包含蒙古族、通古斯族、土耳其族，见《黄帝魂》，页145-47。
[121]、任公，“中国史叙论”，《清议报》，90册，页总5709。
[122]、梁启超，“光绪28年10月与夫子大人书”，收于丁文江编，《梁任公年谱长编》(台北：世界书局，1972年)，册上，页157。
[123]、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章太炎政论选集》，册上，页233。
[124]、黄节，“黄史?种族书第一”，《国粹学报》，1年1号，页4a。
[125]、太原公子，“山西宣告讨满洲檄”，《民报》，21期(1908年6月10日)，页2。
[126]、关于晚清的革命言论与革命/立宪两派间的激烈论战，论者甚众，本文不拟再行赘述。相关研究可参看其冰峰，《清末革命与君宪的论争》(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等书。
[127]、关于晚清史学论述中“民族英雄系谱”的建构，可以参看俞旦初，“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英雄人物史鉴”，收于《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页260-79。
[128]、关于汉族西来说的各种说法，参见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页6-7；冯天瑜，“民族先祖?文化英雄”，页77-78。
[129]、Albert Etienne Jean-Baptise Terrien de Lacouperie , Western Origins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 C. to 200 A.D., (London : Asher , 1894).原书未见，以下所论，大抵根据蒋智由及Dikotter所引，见观云，“中国人种考”，《新民丛报》，37号(1903)，页43-48；Frank Diko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pp. 129-30.
[130]、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并列举中国与巴比伦在文字、信仰、传说及政治制度等各方面相类者七十余事以确证之。引见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页7。
[131]、参见章太炎，《訄书?序种姓上第十七》，页41-42；刘师培，“中国民族志”，《刘申叔先生遗书》，册1，页721-22，“古政原始论”，《遗书》，册2，页793，“中国历史教科书”，《遗书》，册4，页2465-78；黄节，“黄史?种族书第一”，《国粹学报》，1年1号，页5-6，“黄史?立国第三”，《国粹学报》，1年1号，页7；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一书所论尤为详尽，见《陶成章集》，页231-59。其他零星述及者为数尤伙，不具引。
[132]、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58号(1904年12月7日)，页32。
[133]、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卷下，页623。
[134]、见《五千年血脉》，页130-31。
[135]、刘师培，“中国民族志”，《遗书》，册1，页721-22；刘师培，“攘书?苗黎篇”，《遗书》，册2，页755-56。类似的说法可见，观云，“中国上古旧民族之史影”，《新民丛报》，31号(1903年)，页36-37。
[136]、刘师培，“中国民族志”，页722。
[137]、“攘异篇”，《民心》，2期(1911年4月)，收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3，页823-24。
[138]、无畏(刘师培)，“黄帝纪年论”(1903)，收于《国民日日报汇编》，集1，页总275-76；并收于《黄帝魂》，页1-2，改题为“黄帝纪年说”。
[139]、章太炎于1903年8月撰“祭沈禹希(荩)文”，即题曰：“黄帝四千三百九十四年秋七月”，见《章太炎政论选集》，册上，页245；黄节有与宋教仁磋商黄帝纪年之准确年代一文，见“黄晦闻答某君论甲子纪年书”，《国粹学报》，1年5号(光绪31年5月20日)；陶成章亦云：“黄帝战胜蚩尤，即天子位，中华开国亦当以是年为始。”见“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陶成章集》，页291。
[140]、见《章太炎政论选集》，册上，页245，注1。
[141]、关于晚清各类黄帝纪年的年代差距，可以参看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辞典》，“黄帝纪年”条，页636，及附录四，“辛亥革命期间所用黄帝纪年对照表”。
[142]、公明(宋教仁)，“汉族侵略史?叙例”，《二十世纪之支那》，1号，页38，又收于《宋教仁集》，册上，页6；宋教仁，《我之历史》，1905年1月15日条，收于《宋教仁集》，册下，页510。
[143]、孙中山，“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1912年1月2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集》，卷2 (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5。
[144]、公明，“汉族侵略史?叙例”，页38。
[145]、刘师培，《攘书?胡史篇》，《遗书》，册2，页757。
[146]、关于康有为与“孔教会”，论者甚众，兹不赘引，可参见黄克武，“民国初年孔教问题之争议(1913-1917)”，《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期12；夏良才、王学庄、吕景琳，“评孔教会”，《历史研究》，1975年5期，页75-85。
[147]、《强学报》未见，转引自村田雄二郎，“康有为?孔子纪年”，收于王守常主编，《学人》，2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页516。另按，康有为所著《礼运注》自叙署曰：“孔子二千四百三十五年，即光绪十年甲申冬至日”，似南海于1884年即已使用孔子纪年，惟钱穆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698-99)即已点出其倒填年月之伪；汤志钧则将此文撰作日期定于1897年前后，见《康有为政论集》，册上，页194，“说明”，是康氏提出孔子纪年之说，仍不得早于1895年也。
[148]、任公，“纪年公理”，《清议报》，16册(光绪25年4月21日)，页总1037。
[149]、村田雄二郎，“康有为?孔子纪年”，页517-18。
[150]、唐才常，“师统说”(1898)，收于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134-35。
[151]、章太炎，“客帝论”，《清议报》，15册(光绪25年4月11日)，页总927-29。此文后来收入同年出版之《訄书》原刊本时，已略有点窜，1904年《訄书》重刊本在日出版，此文改动尤多，文末并增附自撰“匡谬”一段，1914年《訄书》增删重印，更名《检论》，更将此篇全行删汰，循此或可略见章氏思想变化之一斑。至于章氏自忏之词，见章太炎，“致陶亚魂、柳亚庐书”(1903)，收于《章太炎政论选集》，册上，页191。
[152]、“横滨阖埠华人倡祀孔子会”，《清议报》，12册(光绪25年3月11日)，页总762-72。
[153]、任公，“纪年公理”，《清议报》，16册(光绪25年4月21日)，页总1035-38；“中国史叙论?纪年”，《清议报》，91册(光绪27年8月1日)，页总5761-63。梁启超后来对孔子的看法略有改变，不再奉之为教主，唯其以孔子纪年的主张，则一以贯之，未尝更易也，见《新民丛报》，26号(1903)，页106-108所载尚同子来函“论纪年书后”中饮冰案语。
[154]、康有为，《大同书》(节录)，《康有为政论集》，册上，页534；案；康自称于1884年即撰成《大同书》，惟据汤志钧考订，此书应系1901至1902年间避居印度期间所撰，见《康有为政论集》，页547，“说明”。
[155]、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祠折”，《康有为政论集》，页279-83；该折原题为戊戌(1898)六月上呈，然黄彰健于1970年即已指出该折应系日后倒填日期之伪作(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70，页555-57)，及198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发现康氏戊戌时期奏折原件，其中并无此件，其为伪托之作，殆无可疑，据村田雄二郎考订，此折应系宣统年间所补作者，见村田雄二郎，“康有为?孔子纪年”，页525-27。
[156]、苏舆，“翼教丛编序”，收于苏舆编，《翼教丛编》(光绪24年原刊本)，卷前，页1a。
[157]、刘师培，“黄帝纪年论”，页721。
[158]、荆驼，“中国民族主义大豪杰冉闵传”，《江苏》，11/12期合刊本(光绪30年4月1日)，页89，104-5。
[159]、章太炎，“民报一周年纪年会祝词”(1906年12月)便将洪秀全纳入皇祖轩辕，烈祖金天、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夏、商、周秦、汉、新、魏、晋、宋、齐、梁、陈、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太平等一系相承的“明王圣帝”之谱系。见《章太炎政论选集》，册上，页326。
[160]、亚庐(柳亚子)，“中国立宪问题”，《江苏》，6期(光绪29年8月1日)，页3。
[161]、“汉奸辨”，《黄帝魂》，页49-51；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陶成章集》，页830。
[162]、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新民丛报》，40/41号合期(1903年11月2日)，页6。梁氏所言“英雄张献忠”一事，见“莽英雄杀人记”，《江苏》，7期(光绪29年9月1日)，页83-5。
[163]、梁氏曰：“即如洪秀全，或以其所标旗帜，有合于民族主义也，而相与颂扬之；究竟洪秀全果为民族主义而动否，虽论者亦不敢为作保证人也。”见同上注。
[164]、梁启超甚至认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见上注，页8；并可参看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4)，页128-29。
[165]、唐才常，“辨惑(上)”，《唐才常集》，页167。
[166]、康有为，“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1902)，《康有为政论集》，册上，页501。
[167]、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1902)，本文收入《康有为政论集》，册上，页474-94，惟以删汰太甚，几至面目全非，兹改据《新民丛报》所收节录本，见“南海先生辨革书”，《新民丛报》，16号令光绪28年8月1日)，页60-69。
[168]、观云，“读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系论”，《新民丛报》，73号(1906年1月25日)，页69-76。
[169]、杨度，“胡茂如“中国今世最宜之政体论”识语”，《中国新报》，3期(1907年3月20日)，页120。
[170]、金铁主义者(杨度)，“金铁主义说”，《中国新报》，5期(1907年5月20日)，页18。
[171]、Anderson把“官方国族主义”，界定为“当一个想像的国族社群逐渐孕育成形时，原本掌握支配权力的团体，为因应被边缘化或被排拒于国族之外的危机，所采取的一套对应策略。”其目的则在顺应国族化的过程，并维护其统治权力。see Benedict Anderson , Imagined Communities , p. 101.
[172]、见章太炎，“王夫之从祀与杨度参机要”(1908年7月10日)，《章太炎政论选集》，册上，页426。
[173]、从章太炎对此事的反应看来，似乎并无影响可言。太炎论之曰：“衡阳所著，则有《黄书》、《噩梦》，其尊汉族而拒羯夷，成文具在，斯正虏所深惎，当痛心蹙额以攻之者也。今于衡阳反无一言，岂彼满洲贵胄者，未睹衡阳之书耶？抑自知东胡秽貉，荐食神州，罪在不赦，故不敢公吐盗言以憎主人也。若是，则彼满洲人者，亦以汉人排满为当然耶？”见同上注，页427。太炎所为评论，自是为革命宣传而发，其言满人不知船山所著诸书事，殆未可尽信也。
[174]、“大国民孔子之国民主义”，《湖北学生界》，5期(光绪29年5月)，页699；辛亥时期反传统思想之梗概，参见沈松侨，“族群、性别与国家”。
[175]、铁铮，“中国已亡之铁案说”，《鹃声》，再兴第1号(1906)，原书未见，引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1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页559。
[176]、康有为，“南海先生辨革命书”。
[177]、章炳麟，“驳康有为书”(1903)，《黄帝魂》，页209-10；又收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1，册下，页753。
[178]、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新民丛报》，28号(1903年3月27日)，页5。
[179]、王明珂，《华夏边缘》，页256-84。
[180]、Charles Le Blanc ,“A Re-examination of the Myth of Huang-ti ,”p. 54.
[181]、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台北：里仁书局影印本，1981)，页395。
[182]、魏收，《魏书》，卷一，“序纪第一”，页1。唐李延寿撰《北史》卷一所述鲜卑祖源，大抵本此，仅文字小有出入。南宋佚名所撰《轩辕黄帝传》则更一步找出“昌意少子”的名字，其曰：“黄公、拓跋，昌意之少子也，封北土，以黄帝土德，化[北]俗以土为拓，以君为跋，乃以拓跋为姓。”见《轩辕黄帝传》(《宛委别藏》本)，页37a。
[183]、“宗室伯羲先生题廉孝廉万柳堂图遗稿”，《大同报》，2期(光绪33年6月27日)，页112-13。
[184]、裕端，“大同义解”，《大同报》，2号(光绪33年6月17日)，页70-71。
[185]、Ernest Renan ,“What is a nation,”in Homi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0), p. 11.
[186]、王明珂，《华夏边缘》，页282-83。
[187]、黄节，“黄史?种族书第一”，《国粹学报》，1年1号，页4。
[188]、任公，“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清议报》，2册(光绪24年11月21日)，页总72。
[189]、“瀛海纵谈?战争者文明之母也”，《清议报》，66册(光绪26年10月21日)，页总4242。
[190]、哀时客(梁启超)，“论美菲英杜战事关系于中国”，《清议报》，32册(光绪25年11月11日)，页总2060。
[191]、黄公度，“小学校学生相和歌”，“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40/41号合期，页197。
[192]、任公，“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清议报》，84册，页总5391。
[193]、效鲁，“中国民族之过去及未来”，《江苏》，4期，页11-12。
[194]、“尊我篇”，《湖北学生界》，4期(光绪29年4月)，页总454。
[195]、梁启超，“清议报叙例”，《清议报》，1册(光绪28年11月11日)，页1。
[196]、任公，“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清议报》，1册，页总7-11；2册，页总67-72。
[197]、突飞之少年，“励志歌十首之二”，《清议报》，89册(光绪27年7月11)，页总5694。
[198]、见“黄种之将兴”，《东方》，1年1期(光绪30年正月25日)，页总46-47；主父，“日俄战争之将来”，《新民丛报》，44/45号合期，页14-15。
[199]、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收于《陶成章集》，下编，“附录”，页456-57。
[200]、刘光汉，“古代以黄色为重”，《国粹学报》，1年5号(光绪31年5月20日)，页7b-8a。
[201]、黄公度，“锡兰岛卧佛”，收于“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9号(光绪28年5月1日)，页89。
[202]、任公，“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203]、中国之新民，“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38/39号合期(光绪29年8月14日)，页32-33。
[204]、叶恩，“上振贝子书”，《新民丛报》，15号(光绪28年8月1日)，页117、119。
[205]、黄公度，“旋军歌”，收于“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26号(1903年2月26日),页99。
[206]、“举人董芳三条陈为辟排满说并陈和种三策以弭离间呈”(光绪33年7月18日)，军机处原档，收于故宫博院物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9)，册下，页931。
[207]、中国之新民，“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页33。
[208]、梁启超，“宣统三年9月8日致雪公书”，收于《梁任公年谱长编》，册上，页339。
[209]、主编《苏报》及《国民日日报》，反满甚力的章士钊，即曾化名“支那汉种黄中黄”，撰写出版《沈荩》一书。关于晚清知识分子于黄种内部建构一套差序格局，并以汉人为“真”黄种的论述，可参看Frank Dikotter ,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 pp. 86-87。
[210]、甄克思着，严复译，《社会通诠》(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18-19，61-64。
[211]、同上注，页115，“严复案语”。
[212]、“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原刊《大公报》，光绪30年3月5日至8日，后转载于《外交报》71期(光绪30年3月21日)，今收入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册1，页146-51。
[21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册下，页888。
[214]、严复，《政治讲义》，《严复集》，册5，页1265。
[215]、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2期(1906年1月22日)，页总241。
[216]、分见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1期，页总18；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页总241-57；太炎，“社会通诠商兑”，《民报》，12期(1907年3月6日)，页总1724-48。所引“民族主义一钜子”一语，见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页总252。
[217]、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1898年8月)，《康有为政论集》，册上，页340-43。
[218]、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与发展，曲折多变，意义重大，自非本文所能详论，所幸者，张佛泉先生已有专文讨论，至为精辟可诵，见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政治学报》，1期(台北：中国政治学会，1971)，页1-66。
[219]、中国之新民，“政治学大家伯伦智理之学说”，页26-27。
[220]、Rogers Brubaker将西方citizenship的概念区分为formal citizenship及substantive citizenship两种，前者关心的焦点是国家的认同与如何组织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等问题，后者则强调一个政治社群之成员应享有那些人身的(civil)、政治的(political)以及社会的(social)权利。see Rogers Brubaker ed., Immig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Lanham, New York, London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1989), p.3.
[221]、关于梁启超及晚清其他知识分子的“国民”观念，参看沈松侨，“族群、性别与国家”。
[222]、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页18-19。
[223]、梁启超，“宪政浅说”，《国风报》，1期(1910年2月20日)，收于《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台北：中华书局。1978)，页33。
[224]、中国之新民，“保教非所以尊孔子论”，《新民丛报》，2号，页59。
[225]、饮冰，“杂答某报”，《新民丛报》，86号(1906年9月3日)，页52。
[226]、兴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新民丛报》，92号(1906年11月30日)，页28-29。
[227]、杨度，“中国新报叙”，《中国新报》，1号(1907年1月20日)，页11。
[228]、立斋(张君劢)，“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新民丛报》，90号(1906年11月1日)，页22-23；立斋于“国族”一词下有夹行小注云：“国族二字，原文名曰Nationality，其意可以成一国之族也。故译曰国，而不译民。”可见其于“国族”之意已有深刻之体认，这也是笔者在晚清大量文献中，惟一见到明白揭橥“国族”一词的例证。
[229]、乌泽声，“大同报序”，《大同报》，1号(光绪33年5月15日)，页24。
[230]、乌泽声，“满汉问题”，《大同报》，1号，页64-72。
[231]、隆福，“现政府与革命党之比较”，《大同报》，5号(光绪33年11月28日)，页13-17。
[232]、章士钊，“章太炎“客民篇”附论”，《苏报》，光绪29年5月8日。
[233]、“出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立宪不可躁进不必预定年限折”，光绪33年10月24日军机处原档，收于《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册上，页306。
[234]、饮冰，“杂答某报”，《新民丛报》，84号(1906年8月4日)，页2-4；参见饮冰，“中国不亡论”，《新民丛报》，86号(1906年9月3日)，页53-71。
[235]、杨度，“金铁主义说”，《中国新报》，2号(1907年2月20日)，页27-29。
[236]、Benedict Anderson , Imagined Communities ,pp. 194-95.
[237]、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1910)，《国风报》，19期，收于《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四，页36。
[238]、蔡元培，“释仇满”，《苏报案纪事》，页127-28。
[239]、杨笃生，《新湖南》(1903)，收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1，册下，页654。
[240]、张钟端，“对于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喟”，《河南》，4期(1908年5月)，收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3，页280-81。
[241]、饮冰，“答某报第四号对本报之驳议”，《新民丛报》，79号(1906年4月24日)，页32。
[242]、Benedict Anderson , Imagined Communities ,pp. 193-95；所引San Martin的话，见页193。
[243]、蒋智由，“变法后中国立国之大政策论”，《政论》，1期(1907年10月)，收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2，册下，页1065。
[244]、乌泽声，“论开国会之利”，《大同报》，4号，页25。
[245]、“民选议院请愿书”，《大同报》，4号(光绪33年10月5日)，页167-77。
[246]、Anthony D. Smit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 London : Polity, 1995), pp.97, 101.
[247]、饮冰，“杂答某报”，《新民丛报》，86号，页3。
[248]、杨度，“金铁主义说”，《中国新报》，5号，页10。
[249]、乌泽声，“大同报序”，页7-8；穆都哩，“蒙回藏与国会问题”，《大同报》，5号(光绪33年11月28日)，页61-62。
[250]、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1911)，引见《梁任公年谱长编》，册上，页348。
[251]、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3), pp. 4-5.当然，Chatterjee质疑的重点是西方后殖民文化霸权对殖民地人民自我想像空间的限制。这与本文所关怀的重点：此一想像的内部间隙，自是稍有出入。
[252]、Anderson甚至认为二次大战以后新兴民族国家虽然各具特色，然而，“如果我们忽略了他们对西方各类国族想像范式的承袭，便无从理解这些特色。”see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p.118.
[253]、Paul Ignotus, Hungary, cited from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p.73, note 17.
[254]、关于“符号政治”的讨论，参见John Hutchinson,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p. 20.
[255]、关于台湾“轩辕教”的创立、发展及其意义，参看Christian Jochim,“Flowers, Fruit, and Incense Only: Elite versus Popular in Taiwan”s Religion of the Yellow Emperor,”Modern China, Vol. 16, No. 1(Jan. 1990), pp. 3-38.
[256]、“1957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祭黄帝文”，收于《五千年血脉》，页141-42。
[257]、“1986年陕西省各界祭黄帝文”，收于《五千年血脉》，页152-53。
[258]、John Hutchinson,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 p. 20.
[259]、ibid.
[260]、Pierre Bourdieu,“Symbolic Power,”in Denis Gleeson ed., Identity and Structure: Isssues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117, cited from Catherine Bell, 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92), p.199.
[261]、雁翼，“黄帝陵”，原刊《陕西日报》，1992年8月17日，引自《五千年血脉》，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