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建筑工程之一，沿这条长城带的周边省区，西起新疆、甘肃，包括宁夏、陕西、山西向东经过内蒙古、北京、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都有古代长城的遗迹，其中内蒙古自治区的长城遗迹就达11200公里。
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中原的黄河中下游成为整个中国农业经济、文化发展最早的腹地，并成为全国最早的交往汇聚中心，而兴安岭以西、阴山以北的内蒙古大草原，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发展成为畜牧业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两大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标志着两大系统民族的初步形成。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处于领先地位，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秦汉多民族统一的强大封建国家；以内蒙古大草原为中心，则形成以匈奴、东胡为主体的多民族奴隶制政权。
一、匈奴与北方长城地带民族的关系
匈奴的发祥地在今内蒙古河套及阴山地区，其最高首领头曼单于的政治统领中心在头曼城（今五原县西北）。秦朝初年，头曼单于率领的骑兵不时南下入侵边境，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争取“河南地”
（今伊盟一带），迫使匈奴向北退却。为了巩固北部边防，始皇除了“筑塞于河上”（即黄河河套一带鄣塞、堠城）及从内地移民3万家至河北（今河套乌加河之北），榆中（今河套东北岸）以充实边境外，秦始皇33年又把原先燕、赵、秦三国在北方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重新修缮，并东西扩展，筑“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沿黄河北至河套，傍阴山，东至辽东郡（郡治襄平，今辽宁朝阳市），延袤万余里，并使蒙恬将兵坐镇上郡（今陕西榆林县东南）以为守卫。后来秦王朝瓦解，北方空虚，匈奴乘机复渡河南（河套以南），与中原旧时的障塞分界。
西汉初年，匈奴冒顿单于统领下的奴隶主贵族侵扰势力空前强大，致使边境不得安宁。而汉朝因政权初建，只得采取“和亲”政策。汉武帝后，国力充实，改变了“和亲”政策，实行防御性的战争以反击匈奴的入侵。
匈奴势力北退，汉朝的北部边疆亦随着大为扩展。首先是重新占领和巩固对“河南地”
（今伊盟一带）的统治，军事和行政权力北面至高阕（今临河县西北）、鸡禄塞（今磴口县西北）、光禄塞（今包头市北）、受降城（今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东），并在“河南地”筑朔方城，建立朔方郡（今乌拉特前旗南，黄河南岸），修缮秦时蒙恬所筑的障塞，从内地募民十万口徙居朔方，充实边境。“河南地’寸草丰盛，宜于畜牧，且地近汉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战略地位重要，故必须加强防御力量，以防止匈奴的反扑。
其次是开发河西地区，亦即河西走廊及汉水流域。其地势重要，居延泽（今内蒙古西部的居延海），为匈奴骑兵由漠北南下的要冲。汉与匈奴在河西之战后，匈奴归附于汉，势力完全退出河西，汉朝建立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通称河西四郡）以统治河西，并在令居（今甘肃永登县西北）通渠灌水，设置田官，调发吏卒五六万人屯田积谷，供应驻军的粮食，同时也是对新占领边疆的开发。此外还在陇西建立金城郡（今兰州市西北），作为控制进出河西走廊的军事政治重镇之一。
从此金城河西，西傍南山（即祁连山）于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全无匈奴的踪迹，汉朝边疆也就扩展到上述各地。
匈奴统治者在几次大战役中被汉武帝击败之后，虽已完全退出河西走廊，但仍控制着蒙古高原西北及天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并支配着塔里木盆地东北部的部落国家。因而匈奴的骑兵仍经常从天山缺口南入楼兰（故址在今新疆罗布泊西境），姑师（故址在今新疆奇谷县东北）一带，袭击汉朝派往西域各国的使者。
为了确保与匈奴争夺西域领导权的胜利，武帝还把秦代的长城从令居向西延伸至酒泉（今甘肃酒泉市），再从酒泉向北延伸至居延泽，并于敦煌西北筑玉门关，以为汉朝的西大门。此外还把长城从酒泉以西延伸至盐泽，并沿着长城修筑碉堡，驻兵屯守，把军事力量一直推进塔里木盆地的东端和腹部。
二、东胡族与北方长城地带民族的关系
战国时期与匈奴同时称雄于北方草原的是东胡族，《史纪·匈奴列传》中记载：“东胡，乌丸之先……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因匈奴人自称为“胡”，“东胡”指活动在匈奴（胡）以东的部族。
东胡族，最早活动在内蒙古东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一带。从1953年起，在辽宁海城县大屯、锦西寺儿堡、乌金塘、朝阳十二台营子和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翁牛特旗、巴林左旗、敖汉旗及宁城县境内，先后发现了300余处东胡遗迹，为研究东胡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东胡民族以使用精美的曲刃青铜短剑和死后葬于石棺墓为主要特点。同时，也出土刃部成直线形的匈奴式青铜短剑，可以看出东胡文化逐渐受到匈奴文化的影响，从而证实了《史纪·匈奴列传》所载：“时东胡强”常“西侵”匈奴，亦常南下寇扰燕、赵边民这一历史记载。说明东胡民族在受匈奴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受南邻诸侯国及中原文化的影响。
在东胡活动期，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东北地区属燕管辖，燕国设有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相当于今河北省北部、原热河平原及辽河上游一带）。汉初，因燕王反叛，派汉将攻夺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各郡共数十县。在东胡墓葬中，出土了与黄河流域诸侯国具有相同特点的青铜礼器，反映出东胡与中原诸侯国的密切往来，说明当时贵族间存在着慕效中原诸侯国礼俗的风尚。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解除北方东胡。
匈奴对秦国的威胁，加强了对其防御。《史纪·匈奴列传》在记述了秦昭王、赵武灵王“筑长城以拒胡”的同时，又记述了燕将秦开“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里。”
三、乌桓、鲜卑、柔然与北方长城地带民族的关系
公元1世纪，匈奴的势力衰落之后，继之而起的是原来在匈奴统治下东胡系统的乌桓、鲜卑和柔然。乌桓与鲜卑同时兴起，根据史料记载：鲜卑发源于大鲜卑山，乌桓发源于乌桓山。乌桓在战国时已正式出现于史册上，乌桓分布在老哈河一带，位于鲜卑的南边，与中原地区汉族的接触较早。
汉文帝时，匈奴每年入侵边郡，杀、掠人民甚众，云中（今托克托县东北）、辽东（今辽阳市）最甚，至每郡达万余人。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
此外，匈奴还奴役驻牧于乌桓山（今阿鲁科尔沁旗西北）及西拉木伦河一带的乌桓族人。
汉代的东北边疆很不平静。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汉军反击匈奴至漠北，霍去病亦夺得匈奴左地，并迁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协助汉朝侦察匈奴的动静，防止匈奴再次入侵，并设置“护乌桓校尉”一官以监领他们。汉朝还准许乌桓大人（乌桓首领）每年入汉都长安朝觐，作为对他们的亲信和优待。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便有关于“乌桓校尉”的壁画。还有晋乌桓归义侯金印，可以佐证历史。东汉安帝时，曾在辽东郡设置辽东属国都尉，以管理辽东、辽西二郡之间的乌桓、鲜卑居住地，分担了护乌桓校尉的一部分任务。辽宁西丰西岔沟古墓是乌桓族的文化遗存，墓中出土大量铁制生产工具，如镜、斧、锛等，反映了乌桓民族农业生产的情况。
公元至世纪末，匈奴衰落后，鲜卑乘势南迁，占据匈奴原来领地。此时大漠南北的草原上，出现了鲜卑与其他民族错居杂处，相互婚配的情况，如拓跋鲜卑、铁弗鲜卑、乞伏鲜卑及慕容鲜卑等。其中以拓跋鲜卑最为强大，曾于公元386—534年建立了北魏王朝，统一了黄河流域。其遗址和遗迹在内蒙古地区有大量的发现。同时，在黑龙江省、吉林省及辽宁省等地也有一部分遗迹。
汉代乌桓不断内徙，原居乌桓之北的鲜卑遂接踵南下，散处幽、并二州（河北、山西二省北部）北边诸郡塞外，至汉末，主要分为三个集团，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曹操占领幽州后，鲜卑三大集团先后向曹操贡马。曹操依照旧例，封其首领为王，采取怀柔、安抚的政策。
魏晋时的大漠南北仍为“戎狄”之地，北魏统一河西走廊后，于其地先后设置河州（今甘肃临夏县）、凉州（今武威市）等州郡及敦煌镇（今敦煌市）等军事重镇加以统治。敦煌以西的西域，在北魏统一河西地区之前，西域诸国就不断遣使至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朝贡。魏太武帝（公元424—451年）时，曾派董琬出使西域，经鄯善（今新疆若羌县），招抚九国，北行至乌孙（驻牧于今伊犁河上游一带）。此后西域诸国使者相继来贡，“不间于岁，国使（北魏使者）亦数十辈（前往）。”
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漠北兴起了柔然族。初时与北魏经常发生战争并争夺西域的领导权。初服于北魏，后于公元5世纪初，在敦煌、张掖以北的草原地区建立了汗庭，与北魏对抗。其势力强盛时，曾南达阴山北麓，西至天山一带，东达高句丽，北抵贝加尔湖。至5世纪60年代，柔然在西域的势力大增，攻灭高昌的北凉残余政权，甫攻于阗（今和田县西南），东围敦煌，西域东道诸国均被其役属。此后，漠北的柔然国，金山（今阿尔泰山）的高车国，青海的吐谷浑，中亚的吠哒等，均与北魏争夺中西交通要冲的高昌、鄯善、焉耆等地。柔然强盛时，先后入侵北魏的北部边境27次，北魏反击柔然，不仅为保卫边境安全，同时也掠夺柔然的人口、马匹和其它财物。
为此，北魏不得不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另外采取一些加强边防的措施，以防止它的继续南下。主要的措施是修筑长城，东起赤城（今河北赤城县）沿着今内蒙古南部，西至五原（今包头市西），延袤2000公里，在长城各口配备戍卒守卫。
四、突厥、回鹘与北方长城地带民族的关系
突厥部落游牧于金山（今阿尔泰山）山麓，本来是柔然的属部，替柔然统治者锻造武器。公元552年在鄂尔浑河流域建立起突厥汗国，自称伊利可汗。公元582年，被隋朝打败，分为东西两个汗国。西突厥统治中亚一带，后被唐所破。东突厥统治今蒙古地区，后被唐太宗攻破，归属于唐达半个世纪。公元682年，东突厥叛唐独立，重建突厥汗国，控制今内蒙古地区达半个世纪以上。汗国盛时，疆域“东自辽海（今辽河上游濒海一带）以西，西至西海（今中亚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五、六千里。
开皇17年，居于突厥北方的突利可汗归附隋朝，文帝妻以宗室女安义公主，并命他率众南下。突利归附隋朝后，文帝封他为启民可汗，赏赐甚厚，最后又筑金河（故址在今呼和浩特市南）、定襄（故址在今天山西大同市南）二城安置他的部众。启民率众南迁后，在隋朝的支持和保护下，部众生活安定，畜牧业迅速发展。因此他上表谢曰：自将部众投归圣朝以来，“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马，遍满山谷。”
唐朝国力强盛，开疆拓上，幅员辽阔。当时突厥和铁勒各族都尊称太宗为“天可汗”，并于大漠南北专门开辟一条大道名为“参天可汗道”，用以表达各族人民承从唐朝的统一领导并加强与唐中央联系的愿望。“参天可汗道”沿途设置驿站（馆舍），以便往来使者。
唐朝治理边疆之办法，一是依靠适宜的政策，二是依靠国力的强大和边防的充实。
同时，用和亲政策加强与边疆各族的联系。
历代和亲，以汉唐为盛。但汉朝的和亲对象仅限于匈奴和乌孙，而唐朝的和亲对象则遍及突厥、回鹘、契丹、吐蕃等。诚如唐朝诏令指出：公主和亲“实资辅佐之功，广我怀柔之道。”
回鹘与突厥同一语族，由“九姓部落”组成，受突厥汗国的统治，当突厥衰落时，回鹘壮大起来，于公元8世纪中叶，于鄂尔浑河流域建立了回鹘汗国，其统治的疆域，东起今兴安岭，西抵阿尔泰山，尽是突厥故地。在回鹘统治的一百年间，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
蒙古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唐朝与回鹘有过长期的互市往来，他们之间的交易，主要以马易缣（回鹘用马匹换取唐朝的绸缎）为大宗，每年竟有多至数十万匹。但因回鹘统治者曾助平“安史之乱”居功自傲，往往用羸马、瘦马交换唐朝的缣，一马易四十疋缣，其实等于讹诈。
五、契丹、女真、党项与北方长城地带民族的关系
公元10至1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宋朝时期，又是中国北方辽、金、西夏诸王朝并立的时期。此时的内蒙古地区，仍是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舞台。由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公元916－1125年）、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公元1115—1234年）和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公元1038—1227年），在同一历史时期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契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东胡系鲜卑的一支，自公元四世纪末起即游牧于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辽时的潢水和土河）一带。到唐末五代之际进一步崛起，形成部落联盟，由迭刺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于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同时，相继征服了室韦、吐谷浑、于厥奚、党项、敌烈、阻卜等。北方游牧民族，实现了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大统一。
当时的北部边疆，东至今鄂霍次克海，西抵阿尔泰山以西的沙漠地区，北至今克鲁伦河的广大疆域。辽朝中央政府对长城带地区采取了安边措施。
公元12世纪初，游牧于今松花江、黑龙江下游的女真族勃兴。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诸部，于公元1115年建立金朝。金朝建立后，继续加强和巩固对北部边疆的统治。金朝重视政区部落制的推行，“分别藩汉又不变家政”，维护北部边疆地区的统一与安定。
辽末金初，蒙古高原各部日益强大。蒙古部在合不勒汗的统领下，已形成部落联盟。
金太宗时，合不勒汗杀死金朝使者，从此揭开了金朝对蒙古部长期战争的序幕。
金朝为了抵御蒙古军队的袭击，建立军政组织最高管理机构——招讨司。金朝在与蒙古等部的战争中，陆续修筑边墙（当时称为“壕堑”、“壕障”、“长城”等），以防止蒙古、鞑靼等部的入侵。
金朝同中原历代封建王朝一样，也通过贸易交换，控制周边民族。在北部边疆地区，金朝设置于几处榷场，与蒙古、鞑靼等各部进行贸易。如天山榷场，是金朝设在最西北部的一处榷场，公元月178年（大定18年）置天山县，并设净州（今四子王旗城卜子村古城）。
成吉思汗向金朝贡纳岁币，金章宗就曾派卫王允济受贡于净州。
六、蒙古与北方长城地带民族的关系
蒙古民族自公元7世纪始，就活跃在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公元1206年铁木真成为蒙古族的大汗，他所建立的蒙古大帝国，领土辽阔，曾控制了东起兴安岭，西越阿尔泰山，南达阴山，北达贝加尔湖广大地区，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曾对欧亚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成吉思汗越过金界壕，南下西征，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业绩。如今的金界壕已成为土坡，但它依稀述说着当年两个民族之间的角逐。
公元1271年，忽必烈成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元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它结束了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全国大统一，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元朝的疆土空前广阔，“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也就是说，从西部今新疆地区到东北的鄂霍次克海，自北面的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至南部的南海地区，都属于元朝的版图。
元朝对我国北部边疆地区的开拓是从成吉思汗时期开始的。元统一后，在北部边疆地区大力屯田。在漠南地区，战争中遭到破坏的一些辽、金城堡，元朝时也逐渐得到修复。同时，大力发展驿路交通，使内地与北疆经济文化的交流更加密切。
公元1368年（至正28年）元惠宗（顺帝）
北走上都，标志着元朝作为大一统的全国性政权已经灭亡，蒙古贵族在退回北方草原后继续保持着政权，史称“北元”。明初洪武、永乐两朝，对北元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战争。明朝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却无力消灭北元。明代的北部边疆地区，是北元政权统治区域。蒙古各部分布在东自松花江、嫩江和辽河流域，西至天山南北，北抵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南临明朝北部防线的广大土地上。
因此，如何对待居住在大漠南北的蒙古各部，就成为明朝治理蒙古地区的首要问题。
明朝统治者以诸子驻防北方重镇，并设立军事卫所，设置九边重镇，即辽东镇（今辽宁北镇县）、蓟州镇（今河北迁西县西北）、宣府镇（今河北宣化县）、大同镇（今山西大同市）、山西镇（今山西宁武县）、延绥镇（今陕西榆林县）、宁夏镇（今银川市）、固原镇（今宁夏固原县）、甘肃镇（今甘肃张掖市）。各镇都有总兵官、巡抚，数镇之上还有总督。明朝派驻几十、甚至百万重兵在九边镇防，可见对北方边防的重视。
设置九边重镇的同时，还修筑边墙。明朝东从鸭绿江起至嘉峪关，沿九边镇的外境，修筑了绵亘万余里的边墙（长城），作为防御蒙古南下的屏障。最东段为辽东边墙，依次而西，连接蓟州边墙、宣府边墙、大同山西边墙、延绥边墙、宁夏边墙、甘肃边墙。
明朝与北方蒙古各部进行贸易，沟通中原内地与边区的经济联系，是治理北部边疆的一项重要政策。贸易是双方政治经济上的需要。明蒙贸易主要采用“通贡”和“互市”两种形式，其中互市是在边境指定的地点，由蒙古人与明朝进行的贸易。因为马是蒙古人的主要贸易产品，所以互市也叫“马市”。各种形式的贸易市场遍布长城沿线，经济交流空前繁荣。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清朝为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边疆政策，开拓和治理边疆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除政治、经济措施外，还实行了派驻重臣统治边疆、屯兵驻防等军事措施，并建立驿站制度。各驿站均沿长城而设，对于加强北疆与内地的联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七、北方长城地带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不仅是自然环境演变的敏感地带，而且是物质文化环境演变的活跃地带。它大至相当于北方农牧交错地带。
在物质文化景观方面，呈现农业、牧业文化相交错，且时农时牧的状态。这一地带以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而组成人群特征。由于多民族杂居，从而在生产、生活及居住习惯上也各具特色、纵横交织。
占据中原的历代统治者都在修筑长城的同时，大规模向长城沿线移民居住屯戍，加强对长城沿线的开发，作为加强长城城防的基础。与此相对应的是北方和西北方的历代各少数民族一次次潮水般涌向长城南北及近长城地区，诸如匈奴、氐、羌、乌桓、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它历史地体现着长城沿线始终是两大系统民族争夺、重视的中心地区。
长城的修筑除了当时军事、政治、社会原因外，也反映了当时农业文化区与牧业文化区的分异。事实上，这些文化区与当时的民族有很大关系。当时长城一线外侧，多以游牧民族居住为主，从事牧业经济，而该线内侧，则以农耕民族居住为主，从事农业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长城亦是一条重要的自然分界线。从匈奴、东胡时期开始，长城沿线是农、牧两大系统民族十分重视的中心地区。
中原先进的生产技艺，随着中原汉族移民、俘虏、屯田士卒和自然迁徙等大规模的人口向少数民族地区流动，从长城带腹地传播。在匈奴人活动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出土了大量的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汉代灶具、钱币等文物。在东胡人活动区的赤峰市宁城地区也出土了具有中原特征的青铜礼器。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发掘出土的属于乌桓时代的铁制工具、兵器、铜镜、货币以及农具，表现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辽金时期，随着大量汉族进入契丹和女真居住地区，中原的生产技艺从西拉木伦流河域扩散到黑龙江流域并得到迅速发展。蒙元时期，因大规模从长城腹地“发军”到漠北地区屯田、打井、浚河，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历史的累积和明、清两代蒙汉人民对长城以北许多地区的开发，不少地区从游牧经济向半农半牧以至纯农业经济过渡。
长城地带各民族在经济贸易方面有着悠久的交往史。早在汉代，长城沿线商业贸易十分兴盛，已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盛况。这种贸易交换，历代各民族都有参与，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匈奴、氐、羌、月氏、乌孙、楼烦、乌桓、鲜卑；隋唐五代的突厥、回鹘、党项、奚、契丹、女真；宋元明清时期，各民族成为长城带贸易交换中的主角。各种形式的经济交流作用不可低估，如唐初，唐统治者向回鹘、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民族广泛购买马匹和耕畜，使中原农业补充了耕畜。元朝时，畏兀儿、裕固、回回等地处长城带西部、丝绸之路咽喉地区，他们也加入了长城带的商业贸易。
同经济交流相伴而行的是长城带源远流长、丰富多采、形式多样的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形成区域性各民族的共同文化。长城地带历代各民族都曾创造过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各民族互相影响，相互吸收，既继承本民族的文化，又大量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从而形成区域性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长城带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及发展，始终以汉文化为主导共同发展，从而使长城带民族文化丰富多采，大放异彩。随着汉人向长城带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迁徙，及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等各种形式的人口流动，经济文化交流向四周辐射，整个长城带的文物和大量的文献记载十分丰富，构成完整体系。
汉族的语言文字、制度、文化艺术深刻地影响着长城带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新疆出土有汉文木简，党项、契丹则仿照和结合汉字创造了西夏文、契丹文，许多民族诸如乌桓、鲜卑、契丹、女真、满、回等民族采用了汉语、汉文。
儒家、道家思想在少数民族中得到传播，契丹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道教人物鎏金冠饰及成吉思汗圣旨碑文所记邀请长春真人丘处机前往雪山应聘，都是实证。
除此以外，在服饰文化、生活习惯、建筑艺术、石窟艺术、科学技术等多方面，长城带各族之间的互相影响以及文化的互补作用长期存在。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及魏孝文帝实行汉制的改革，都是史实，这方面的遗址和文物也不胜枚举。从阿尔泰山到大兴安岭，长城带为我们提供了展示北方各民族悠久的地域文化的真实记录。
八、结语
历代草原民族的发展始终与长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与汉文化及周边文化始终处于相互渗透和共同发展之中。从匈奴、东胡时期的秦汉长城、燕赵长城，鲜卑时期的汉魏长城，到突厥、契丹、党项时期与本地区的边戍城堡，再到女真的边墙，蒙古时期与其涉足之地的各方边镇、城堡及明代的九边重镇、明长城等，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守住家门不与长城带发生关系，也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独守自己的文化不与汉文化及周边文化进行撞击。长城带自秦汉起，匈奴、东胡、氐、羌、乌桓、鲜卑等各民族不断来到长城内外，同这里的汉族交侵错居，相互交往。与此同时，汉魏及南北朝时期，大量汉族也进入大漠南北、河西走廊、西域等地，直接变成那里的成员或与之杂居。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姓氏、语言、服饰、生活习惯等都融为一体。正如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说：“长城地带是一个活跃的民族熔炉。在历史大动荡时期，这一地带经常起到缓冲的作用。”“北方草原民族不仅为中华民族注入了生命活力，还带来了欧亚大陆草原民族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长城带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但又密不可分的北方文化大系，这是对历史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