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七雄兼并与诸夏大认同
对《春秋》所记242年历史，战国晚叶《公羊传》以“大一统”为宗旨总结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的“三世说”。东汉末何休解释“三世”是指：“所见者谓昭、定、哀”（前541—前481），“所闻世者文、宣、成、襄”（前626—前542），“所传闻世谓隐、桓、庄、闵、僖”（前722—前627）各不同时期①。按照公羊派的历史观，认为所传闻世是“据乱世”、“内其国外诸夏”；所闻世是“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见世为“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②，已实现“王者无外”，天下大一统的太平盛世。实际上孔子没有见到大一统，《公羊传》成书的时期也未统一，不过统一的趋势已经明朗，原有的夷夏界限已经消失，当时人们认为统一了就太平了的政治理想即将实现。公羊派是从“大一统”出发看到了并且肯定当时的民族大融合、诸夏大认同的事实。所指“夷狄进至于爵”与中原诸侯并列，主要是指秦、楚。这种大认同，表明华夏民族共同体已得到稳定的发展。
一、秦人由戎狄而认同于华夏
秦，嬴姓。其始祖母名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③。其始祖感生神话，具有东方以鸟为图腾各部落的特点。大业娶少典部落的女子名女华，生子名大费，因佐禹平水土，舜妻以姚姓之玉女，并佐舜调驯鸟兽，称为柏翳。前已述及，柏翳即伯益，在舜禹为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系部落大联盟首领时，享有很高的权威，是出自东方少昊集团的重要首领。直到秦襄公在春秋初正式立为诸侯时，“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④，仍奉少吴为天神，把东方祖先起源时代的天神迁到了西方。
大费（柏翳）的后裔分为两支：一支叫大廉，称为鸟俗氏，另一支叫若木，以祖名为氏，称为费氏，“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⑤。大廉的玄孙孟戏、中衍“鸟身人言”，为商王帝太戊驾车，太戊许以婚姻，“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蠃姓多显，遂为诸侯”⑥。
中衍的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⑦，大概在商的西境、今山西陕西接壤地区，与羌戎杂处，为商“保西垂”⑧。
周灭商，中潏子孙颇多忠于殷纣而被杀。有些归顺周朝被更西迁到了陇山以西，与西戎杂处①。周穆王时造父为穆王驾车有功，封于赵城，为赵氏。秦、赵同祖，在秦人有秦的封邑以前，同为赵氏。
秦受封的始祖名非子，“居犬丘”②，以善养马被周孝王召去在“汧渭之间”（陕西省扶风县、眉县一带）为周养马而“马大蕃息”。于是周孝王封非子“邑于秦”③为附庸，“使复续嬴氏（姓）祀，号曰秦嬴”④。同时让非子同父异母兄弟成继承其父大骆的酋长地位，“以和西戎”⑤。成这一支在周厉王时被犬戎灭掉，周宣王即位，命秦仲诛西戎，反被西戎所杀。宣王召秦仲的五个儿子，“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收复了秦邑和西犬丘，被宣王立为西垂大夫，并移居西犬丘。
前777年（周幽王五年），秦襄公继位，一方面，以女弟缪嬴为西戎丰王妻，以结好西戎，同时和西戎中与秦为敌者斗争。幽王被西戎大戎部所杀，“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⑥尽管如此，中原诸侯仍因秦人起源于东方以鸟为图腾的部落集团，西迁后又多杂戎俗，而秦穆公伐晋新丧，远袭郑国，更被认为非礼。在整个春秋时期秦都被视为戎狄⑦。
周平王东迁以后，秦襄公与戎争斗了四年而死，未能收复岐周，直到前750年（秦文公十六年）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⑧，将中心稳定地迁居“汧渭之会”（陕西省眉县附近）。岐山周原地区有发展农业的优良自然条件，周人又有丰富的农业经验。此后秦人与周人共处才完全脱离游牧转向定居农业，并在周文化影响下向华夏化发展。到秦宪公（前715—704）⑨时迁都平阳（陕西宝鸡县东平阳村），东向灭汤社（杜），汤杜毫王逃奔西戎。这大概是商朝灭亡以后被迁到丰镐地区的一支商遗民，西周灭亡后又打起汤的旗号⑩，但此时他们已经戎化被称为戎人。至秦武公（前697—前678）灭戎人彭戏氏和小虢，于是东至华山。秦德公（前677—前676）迁都于雍（陕西省凤翔），自此后数百年秦稳定地以雍为都。秦穆公最初准备继续向东往中原发展，其三十三年远袭郑国，结果被晋国联合姜戎邀击，败于崤山。于是西向，在穆公三十七年打败西戎“益十二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11）。秦地已达今甘肃东部与中部。至此，秦在崤山以西发展的格局已定型。以后数百年中又向西灭西戎义渠等国，向南越秦岭灭蜀、巴开五尺道准备往滇中发展，向东南与楚争汉中及黔中，成为最雄强的诸侯。
民族融合的过程，在秦国进展迅速。秦人的来源大致有如下几大部分：占统治地位的秦公族，起源于海岱，西迁而戎化，进至关中而华化。秦穆时，即已经以“诗书礼乐”自居，穆公以后又经过两个世纪，“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①。此外秦还为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少昊又称白帝。秦这种多元的天帝祭祀反映了秦人宗教思想的多源特点，而祭黄帝、炎帝是秦人华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秦人的第二大来源是“周余民”，其数量当不少于占统治地位的公族，是秦人中文化最高的一部分，秦人的融合，在文化上以“周余民”为核心，其中可能包括一部分西周时被西迁的商遗民，而商遗民中也有西迁后己戎化的汤杜一支。在秦人中，被征服的西戎，也占相当数量。秦国在征服的西戎地区设郡县，沿边修长城，表明长城以内原有的西戎已经农业化。由于秦国大力发展农业，对山东的先进文化、经济及各种人才都采取大力吸收的政策，对原有的奴隶制度进行了较之其它各国都彻底的改革，所以秦人来源虽然包括原属不同民族的几大部分，但到战国中晚叶，已经融为一体，成为秦陇地区的华夏，是华夏民族稳定地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楚人由蛮夷而认同于华夏
楚，芈姓。得姓始祖季连，出于祝融集团。前已叙述这是一个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各部落融合形成的新的部落集团，而炎、黄在其中占优势。《国语·郑语》讲到祝融八姓的苗裔，说他们“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季连的父名陆终。娶了鬼方氏的女子名女嬇（媿）氏，“产六子……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②。鬼方为羌人中的强族③。芈姓的母系出于鬼方嬇（媿）姓④，父系为祝融集团陆终⑤。“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弗能纪其世”⑥。因为祝融集团本身是一个有多重来源融合而成的集团，其苗裔又分化非常明显，所以历来对楚人起源于何方众说纷纭⑦，本书不拟详考。
楚人的直系祖先是周文王时的鬻熊。《世本·居篇》说：“楚鬻熊居丹阳”是在丹江下游“丹浙之会”处，即河南淅川县境⑧。他投顺于周文王，为文王火师，“周封为楚祖”。他在楚人心目中的地位与祝融同列⑨。楚国的国君大都冠熊氏。至周成王时，鬻熊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①。按当时礼制，子男五十里。熊绎受封似较鬻熊地位有所提高，但《国语·晋语》八追述：“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还是火师一类职事，未能与诸侯同列。楚灵王对熊绎受封的地位仍耿耿于怀，他认为他的先王熊绎与齐、卫、晋、鲁四国受封之君同样在周康王时供职于王室，而四国受封时“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分，王其与我乎？”②《史记》说楚灵王所指是“齐、晋、鲁、卫其封皆有宝器，我独无”③。实际上楚国在熊绎时“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④。召陵之盟，管仲责楚“尔贡苞茅不入”⑤，楚也承认这是他的过错。熊绎受封大体还属“蛮夷荒服”之列，周封之于楚蛮，楚“王事天子”而已。
自熊绎受封（约公元前11—前10世纪之交）至前223年楚国灭亡共7个多世纪，是以楚公族为核心，楚人由蛮夷而融合于华夏的历史过程。大体经历如下阶段：
熊绎至蚡冒历15君约300年，“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⑥。仍居丹阳，未营都邑，其活动中心大概已南进到荆、唯二山间。其间熊绎五传至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趁周室已衰微，南向“江上楚蛮”地区，伐庸（湖北省竹山县一带）；又伐扬粤，征服江汉平原中部，扬水以东以南的越人，一直到鄂（湖北鄂州市境）。熊渠宣言：“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⑦，立其三子，长子康为句亶王（湖北省江陵县境），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大约为湖北省秭归县）⑧。其势力已发展到古三苗的中心地带。
自楚武王至穆王（前740—前614）一个半世纪为楚初兴而自立于诸侯之列的时期。楚武王熊通杀侄自立，一方面“启濮”向濮人地区扩张。同时伐随，于其三十五年（前706），说“我蛮夷也……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增吾号”⑨。至其三十七年，因周王不肯增其爵号，自立为武王。自此经武、文、成、穆四王伐蔡、灭邓等，势力达于周之南境，而“汉阳诸姬”都被楚吞灭，南方较强大的随国，实亦楚之属国。其间武王已营郢，前689年（文王元年）迁于郢（湖北省宜城县境）⑩。前659年（成王十三年）始与中原诸侯会盟，称楚，成王十六年与齐桓公等有召陵之盟，虽仍被中原当作蛮夷，实际上已列于诸侯之林，为诸夏所重视。
自庄王至平王（前613—前516）近一个世纪，为晋楚争霸的世纪。楚庄王（前613—前591）号为五霸之一。这一时期，是楚由蛮夷转而为华夏的关键时期。
楚昭王（前515—前489）以后，楚国东受逼于吴；至战国中晚叶，西受逼于秦。然而春秋晚叶，楚为地方最大的诸侯；战国时期，更南向扩地至湘中、黔中，楚将庄入滇、王滇；东灭越，并有吴、越旧地；北向扩地至泗上进而灭鲁，至于泰山地区，中原已达今河南南部，成为“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①，“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②的大国，几乎统一了整个南部中国。
春秋中晚叶，楚已经是“夷狄进至于爵”，被诸夏所接受，战国的两个多世纪，楚境民族融合进展非常迅速。居统治地位的楚公族，起源于祝融集团，与夏、周有较深的渊源关系，西周初封于楚蛮，一方面屡次争取周天子提高其地位，并以周封使“蛮夷率服”，同时又以蛮夷的力量与习俗，与周及中原诸夏抗衡，被中原视为蛮夷。楚公族这种在民族结构上的双重性，非夏非夷，亦夏亦夷，直到春秋末才正式被华夏认同。③而被楚所灭的诸侯国家与部落，大约有六七十之多④，其中“汉阳诸姬”、蒋、蔡、陈等为西周所封诸夏；彭、庸、濮、微、卢等参加过周武伐纣之役，春秋时仍为蛮夷之国；江、英、六、舒等为东夷、淮夷，此外还与晋灭陆浑之戎，又灭越。楚所吞灭者几乎包括春秋时所称南蛮与东夷的大部分、戎狄中的一部分和大量诸夏旧国。到战国晚叶，他们在楚人这个大熔炉中，已融合为当时中国南方的华夏。虽其文化、经济都与北方化华夏有明显的地区特点，称为“南楚北夏”，而实际上只是同一民族的地区差异。此外，楚国境内仍有许多少数民族，将在南蛮专节中叙述。
三、华夏民族大认同
秦、楚由戎蛮转而为华夏，战国时与齐、魏、赵、韩、燕并称七雄。它们各自统一了一个大地区，境内原先都有多种民族，到战国末年，燕、赵与秦一样已修北边长城，以防匈奴、东胡和羌人等游牧民族掠夺郡县之民，而三国北边长城以内，都已是从事农业的华夏居民分布之区。七雄之间，或南北合纵（楚、齐、燕及三晋）以拒秦，或秦分别与楚、齐连横以削弱山东其它国家，如此纵横交合，争战不息，都是企图在地区性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的大统一。这是华夏已稳定地形成为同一个民族的基础上的兼并统一。七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而民族大认同的统一意识也越来越明确。到战国晚叶，儒家正宗的代表人物孟子，尽管他反对兼并战争，当梁（魏）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时，他明确地回答“定于一”⑤，认为统一了就会安定了。儒家的另一学派代表人物荀子，及其学生韩非等发展的法家学派，更积极主张中央集权制君主专制，全国统一，“一断于法”，完全用法家学说来统一和管理国家。齐国邹衍是战国晚叶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他学究天人，雄于口辩，鼓吹五行相次用事，“五德转运”⑥，五行相胜，五德终始。他的这种学说被秦始皇采用，推算周为“火德”，故秦以“水德”相胜。邹衍不经之说，却对后世中国统一王朝“正统”转移的观念有很大的影响。
大一统不仅为各家政治学说的共同归结，“同归而殊途”。在制度方面，战国晚叶也以西周制度为蓝本，托名周公完成了《周礼》六官系统的创造，树立起在中央政府管辖下各种政务部门各司其职的理想化制度及其理论；同时托名大禹与周公创立了由中央政府统一划分九州的地理学说，即《禹贡》与《职方》。这些著作成书时还在七雄兼并，争战不息，但中央集权的制度在各国实践，理论也日益完整，对中国自秦朝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立官定制”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大认同的历史条件下，各国的学者为实现其学说价值与政治抱负，完全打破了当时不同诸侯的国界。他们所投靠的国家，无论是其宗国或与国还是敌国，只要能施展所学以达到强国与统一的目的，都为之效力。变法于魏、楚而使之强大的吴起原是卫国人；变法于秦的商鞅，出身于卫国公族，学成于魏。如此等等，举不胜举。而吸收别国人才以致于强大，以秦国最为典型。以秦历届丞相为例，樗里疾为秦惠文王弟，武王之叔，而甘茂为楚国下蔡人；以下至秦亡，先后为丞相有名可考者18人，其宗国明确者全都不是秦人。其中：屈盖、向寿、魏冉、芈戎、昌平君、李斯均为楚人；薛文（孟尝君）为齐人；楼缓、赵高为赵人；蔡泽为燕人。其他如张仪为魏人、范睢为楚人、韩非为韩之群公子、尉镣为魏国大梁人，他们都对秦国的强大与统一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构成统一的历史来源与统一的谱系，也是华夏大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各国都认为华夏诸国为黄帝、炎帝的子孙，将原属不同部落的天神与祖神加以合并，归纳成同出黄帝的统一谱系。当时构成这种同一来源的谱系不止一家，各家学说以黄帝为始祖及尊周、继周为“正统”是共同的，但各家均以本地区为中心进行归纳，故谱系世次矛盾百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世本·帝系》及《大戴礼记》中的《帝系姓》与《五帝德》。司马迁据以作《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齐世家》人楚世家》等。
同一来源谱系的构成，既促进了华夏民族大认同，又是华夏民族大认同的产物，它表明一些原本被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①的蛮夷现在都已认同为黄帝裔胄。至于姜姓齐、吕等国，早已是姬周舅姓之国，虽属炎帝之后，而炎帝已被奉为黄帝的兄弟。所以尽管华夏民族是有许多炎黄以外的来源与炎黄融合而成的复合型民族，仍通常被称为炎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