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
在传说时代，也许三苗、九黎差可视作族称，其它如黄、炎、两昊、蚩尤等，均为各不同部落集团所奉天神、祖神的称号。族称的出现与部落联盟向国家与民族过渡相联系，前此各部落间仅以所奉天神与祖神之不同相区分。
夏、商、西周对王畿与四士诸侯之外的各族，或以其具体国名、部名称之，或泛称之为夷、蛮。商代泛称其西方境外各“方”为羌，周人改称为戎，且与翟（狄）通用。当时羌、戎比较偏重称呼西方各族，夷比较偏重称呼东方各族，但都是作为通称，并没有固定东、南、西、北的方位。东方民族可称戎、蛮，北方各族也可称夷、蛮，西方民族可称为夷，南方民族也可称为夷。即使夏、商、周人，也有被称为夷、羌、戎的记载。西周称商为“戎殷”，儒家“亚圣”孟子称舜“东夷之人”，周文王为“西夷之人”。直到西周夷戎与诸夏的限域与尊卑观念尚不明显，即使到春秋战国，传说中仍保留着诸夏各支与夷、戎等有渊源关系的记忆。但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诸夏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较之边疆各族迅速，而华夷统一的历史趋势也越来越反映到各学说中来。于是形成了华夏居中，称为中国，夷、蛮、戎、狄配以东南西北的五方格局②。
一、诸夏社会经济的发展
前已述及，夏、商、西周青铜文化由成熟到繁荣，是当时生产力水平发展的重要标志。但农业生产这个主要的社会生产部门基本上仍使用与新石器晚期相似的工具，依靠奴隶制下的集体生产来增殖当时统治阶级的财富。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下开发的范围还受到很大的限制。西周晚叶已开始使用铁器。
1990年2—5月，在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发现了铜柄铁剑，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证明西周晚期确已使用冶铁技术③。到春秋中叶，铸铁与冶铁技术不仅已广泛用于制造生产工具与武器，前513年（晋顷公十一年）晋国还以铁“铸刑鼎”④，将范宣子所作《刑书》铸于其上。铸鼎的铁是作为军赋从民间征集的，在晋国以前，齐国早已实行这种铁的征收。到战国，在农业生产中使用铁制农具已推广到很广大的地区。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宁、四川、湖南等许多省分都发现了战国时的铁农具，种类也很多，还多处发现铸造的铁范。证明战国时，犁田、牛耕、除草、收割等，都已使用铁制农具。
铁器的广泛使用，推动了牛耕与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春秋时毫无疑问已推广了牛耕，过去仅作为“宗庙之牲”的牛已“为畎亩之勤”①。生产技术从土壤辨别、深耕、施肥、节令、种植疏密等都已见于《禹贡》及《管子》、《荀子》、《吕氏春秋》等著作的记载。在春秋以前诸夏基本上还是在淮河以北比较单一的旱地农耕民族，战国已经是兼有长江流域的水田农耕的民族。其开发程度，西周末距雒邑不远的新郑还十分荒凉，郑国东迁需要依次用耦耕“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②，才能在这里安家。直到前638年（周襄王十四年）晋国将其“南鄙之田”以安置东迁的陆浑姜氏之戎，其时已届春秋中叶，而晋之南鄙仍是“狐狸所居，豺狼所嗥”③的地方。1952年在属于这一范围的山西省侯马市发现了由六座城组成的晋国晚期都城遗址，年代为公元前585—前416年，距姜氏之戎安置仅几十年以后，晋国南鄙由“狐狸所居”一跃而为当时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其它齐、楚等各国开发情况大致相似。长江下游吴越在春秋末兴起，发展也非常迅速，吴王夫差（前495—前474）筑邗城（江苏省扬州市西北），挖邗沟，至末口（江苏省淮安县），贯通江淮，又北通沂水，西接济水，沟通河淮，成为中国南北运河开凿的创始。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过去“工商食官”，从事手工劳动者是王廷与诸侯的工奴，春秋、战国时这些工奴部分得到解放，又从农民中分化出一些手工工匠，因而出现了专门从事手工业劳动的社会阶层。当时的手工业技术水平，在冶铁、铸铜、丝织、煮盐、制陶、漆器、车船制造等许多部门处于当时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或最高水平。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地区性经济的差异，都刺激了商业的发展。西周末郑国准备东迁，即与商人结盟共同开发新郑。到春秋中叶以后，商人已成为颇具影响的社会力量，甚至干预各国政治。④为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各国纷纷铸造货币。战国时各国货币的名称、种类不一，一般说，三晋的货币主要是铲形的“布”市；齐、燕主要是“刀”市；三晋中的赵国除“布”之外也有“刀”；秦和周用圆钱，中间有孔，秦钱上铸有重量文字；楚国主要用小方块金饼，铸有“郢爰”等字样。同时，各国度量衡也逐渐统一。
城市也由单纯的政治与宗教中心，越来越发展兼为经济、文化中心，规模越来越大。齐都临淄，子城周10里，大城周40里，其交通干线与排水系统说明当时城市建设已有了较为科学的布局。临淄城中，车碰车，肩摩肩，人们挥汗成雨。⑤赵国名将赵屠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⑥。而战国时仅临淄城有70000户之多，其它如魏国的温、轵（河南省济源县），韩国的荥阳，燕的涿、蓟，赵的邯郸，楚的宛（河南省南阳市）、陈（河南省淮阳县），郑国阳翟等都是战国最著名的大城市，而定陶号为“天下之中”，为各国诸侯与商贾进行经济交易的都会。城市的发展，各色人等集中，适应城市生活的消费与娱乐场所也有相应的发展，文化发展也以城市为中心。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也较快，估计战国末年华夏人口已达2000万以上①。
二、诸夏的改革浪潮
春秋时，秦、楚、齐、晋、鲁等国都已经开始对社会与政治制度进行若干改革。战国初，前453年（晋出公二十二年）晋国韩、赵、魏三家共灭智氏，逐渐形成韩、赵、魏三国瓜分晋国，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立三家为诸侯，正式建立了三个新的诸侯国家。前374年（田齐桓公元年）齐国田氏正式代替姜姓齐国。七雄各国竞相进行改革与变法。其中进行得最早的是魏国，魏文侯用李俚为相着手改革，大致在公元前400年左右；接着吴起大约在公元前395年以后不久相楚悼王进行改革。此外韩、赵、燕、齐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并且都有显著成效。但战国七雄中以商鞅在秦孝公时期的变法改革最为彻底。商鞅变法分为两次进行，第一次开始于前359年（秦孝公三年），主要内容：
1.编定户口，定“连坐之法”，以五家为伍，两伍为什，各家互相纠察，“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②；
2.实行小家庭制度，两子以上成年分居，否则加倍征税；
3.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凡从事工商及因怠情致穷，全家没为官奴婢；
4.奖励军功，严惩私斗，凡立军功，论功赐爵，不论出身；凡私斗，据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5.制定二十等爵，将士斩敌首一级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积功至十九等关内侯、二十等彻侯者为贵族；宗室贵族无军功，不授爵；无功无爵，虽家资富厚，不得衣锦铺张。
第二次变法从前350年（秦孝公十二年）开始。这一年秦都从栎阳（陕西省高陵县）迁于咸阳（陕西省咸阳市东北），再下变法令，主要内容：
1.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
2.以县为行政单位，县下划分若干邑聚，县设令、丞，以掌政事；
3.废井田，开阡陌，土地可以卖买；
4.统一度量衡，颁布标准度量衡器。
其它各国的改革虽远不如商鞅变法那么全面而深刻，但都不同程度废除了原有的奴隶制度贵族特权，各国都通过改革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废除封建分封，逐渐推广郡县制度。春秋时秦、楚两国最早推行灭国置县的制度，其它各国效仿，而名称、制度各异。至战国，郡县制代替分封已成不可逆转的潮流，各国设置不同，但在中央集权制下的地方行政管理已代替西周的宗法分封。各国中央也作了官制的根本性改革。原有的世卿世禄制度全面受到了冲击，选贤用能的原则与奖励军功都得到了推行。
2.废除奴隶制度的礼制，实行封建法制。魏文侯相李悝著《法经》再传至商鞅大显于秦，以后韩非集法家大成，身虽被杀而其学说为秦始皇所奉行。
3.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封建地主所有制，国家由榨取井田上集体耕种的奴隶转而为收赋税，春秋时鲁国已“初税亩”，说明春秋时井田制已开始崩溃，到战国时封建地主阶级由贵族地主、官僚地主、商人地主组成，他们收取劳役与实物地租。也有相当数量的自耕农，他们是向国家交赋税的农民。农民经营男耕女织小农经济，也出现了无地和少地的雇佣劳动者。封建社会初期的农民和农奴境遇相差无几，却较奴隶社会的奴隶有了更多的生产积极性。
由于宗法分封和世卿制度的崩溃，春秋以前，仅贵族有姓氏，女子称姓，以别婚姻，男子称氏，以别贵贱的制度也崩溃了。原有的诸侯、贵族，由于国灭位除，或以原有的国为氏，或以居地为氏等等；而原有的庶人、奴隶，也都给自己命氏①，其中有些已显贵富有，而自拟王侯，死后葬式用王侯制度，于是到战国时姓氏已合一。《通志·姓氏略》总结出战国以来得姓氏的方式共有数十种之多。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改革，原始氏族部落的痕迹已洗涤殆尽。全民族完全按地缘组织，地区籍贯不同代替了血缘结合的相互区分。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制度的变革，贵族完全垄断文化的局面已被打破。春秋中晚叶孔子首先开办私学，收徒“有教无类”，不仅包括各种社会阶层的学生，也包括一些当时还被认为是夷狄之区来的学生。私人著书立说之风兴起，各种学派应运而主，至战国可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的科学、技术、思想成就，与世界古代史上的希腊堪称东西竞相辉映，其中孔子、老子、孙子等人的著作，至今为世界所景仰，研究与运用的效应，都为世人所瞩目。
铁器所带来的生产力新水平，社会改革浪潮所推动的社会发展与经济、文化繁荣，使华夏民族的同一性得到空前的发展，不仅是中国最先进的民族，成为中国统一的核心，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先进的民族之一。
三、民族意识的进化与五方格局的形成
春秋初叶和中叶，民族矛盾激化，诸夏民族意识得到强烈发展。族称由诸夏演化为诸华，或者合称华夏②。华、夏二字音近，可以通假。华本义为花，引申为文彩、文明；夏为地名，国名、族名，引申而具有大的含义③。夏而称华，即自居衣冠礼乐文明，歧视夷狄为“野蛮”人，甚至诬为“禽兽”，具有大小尊卑的民族优越感和大民族意识。这是当时诸夏民族意识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其进化演变的程序。
前611年（齐桓公二十五年）“狄人伐邢”，管仲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④。齐桓公四十一年，“楚人伐徐，徐即事诸夏故也”⑤。徐在当时仍为东夷大国，因为他接近诸夏，楚就攻伐他，而齐桓公与诸夏“盟于牡丘，寻葵丘之盟，且救徐也”。须句是风姓东夷小国，但“服事诸夏”，邾国灭须句，前639年（鲁僖公二十一年），须句国君逃至鲁国，因为他是鲁僖公母亲成风的娘家人，成风对鲁僖公说：“蛮夷猾夏，周祸也”，要求收容来奔的须句国君，助其复国，存其宗庙。不仅诸夏“亲昵”，与诸夏利益休戚与共的夷狄，也被诸夏特殊对待。在春秋中期，齐桓公所倡导的这种“攘夷”事业，《诗经·鲁颂·閟宫》说是：“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歌颂鲁僖公追随齐桓公北伐狄南服楚、舒，认为“诸夏亲昵”，则“天下无敢御也”①。前635年（晋文公三年）因为王平戎使周襄王复位，周襄王赏给他周畿内阳樊这个地方，晋文公欲以武力取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②。晋文公只好出其民而取其地。
过了百年之后，孔子对于夏夷关系，主要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③。他的后学孟子进一步提出以“用夏变夷”而反对“变于夷”④。孔孟儒家的民族观有歧视夷狄的一面，又认为夷狄只要接受华夏的文化礼俗，即可视为兄弟。孔子本人虽感叹“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⑤，同时还“欲居九夷”⑥，他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⑦，即对夷狄要用文德使之归服，归服了，就要使他们安定，乐于归顺。他收徒“有教无类”，他的高足子夏说：“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⑧孔孟儒家的民族观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也颇有代表性。在秦、楚、吴、越等当时仍为夷蛮戎狄的国家，则积极吸收诸夏的文化，尽可能使自己与中原诸夏发展水平接近。前560年（楚共王三十一）楚共王死后议定谥号，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⑨，不仅是对楚共王的评价，实际上楚国“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一贯政策与实践，对促进当时的民族融合起了很大的作用。
春秋时区分华夷，族类与文化并重，尤其强调文化。族类区分的基本要素是祖源、语言、习俗和礼仪，经济方面的差异也被重视。前559年（晋悼公十四年）姜戎氏国君在晋国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蛰币不通，言语不达。”⑩晋国魏绛在晋悼公四年举“和戎五利”说：“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11），把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土地可以用货物换取当作和戎的重要的有利条件。这些以经济、文化、习俗、语言等要素作民族间区别的言论，与当今区别民族诸要素相当接近。同时华夷杂居，习俗礼仪互相影响，又可依据这种相互采用对方习俗、礼俗而倒换华夷的位置。孔子作《春秋》“用夏变（于）夷者夷之，夷而进至中国则中国之”（12）。春秋中晚叶民族观的演进，是当时民族融合的历史大趋势已明朗化的反映。
前已叙述，西周时夷蛮用作泛称，四夷没有固定的方位配置。《诗·小雅·何草不黄》被认为是“下国刺幽王”的诗，其中有“四夷交侵，中国背叛”的诗句，四夷指四方之夷以与中国对举。大概在西周末春秋初已有了“四夷”的概念①。前已引述，子夏说只要“恭行仁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已有了“四海”的概念。按照《尔雅·释地》的解释：“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是包括华夏及其它各民族在内的。
战国时期，华夷统一的学说形成，《禹贡》已打破当时的诸侯国界划分“天下”为“九州”，又根据各州民族远近与民族特点划分为“五服”，从而创立了根据各地土壤高下与物产不同来确定赋税等级，根据民族特点来确定管辖政策，使“声教讫于四海”这样一种华夷统一的地理学说与政治理想。《周礼·夏官·职方氏》说：“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职方氏》根据战国七雄形势，划分天下为九州。《礼记·王制》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通过翻译“达其志，通其欲”，而天子对各民族“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于是中国与夷、蛮、戎、狄配以东、南、西、北，“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的统一格局形成了。②华夏是这五方配合的核心，四夷各方包括哪些民族，随时代不同也有所不同。然而战国时已形成的五方配合的统一观念，对四夷“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具体政策与实践的发展，在先秦也已有了一些尝试，为秦汉以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华民族整体联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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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周本纪》卷四，第136页。
②同上书，第134页。
③《后汉书》卷八七，第2871页。按，周穆王迁戎于太原及周宣王料民于太原的地理位置，历来有多种说法。朱熹以为即晋阳太原，在今山西；顾炎武以为在平凉，即今甘肃平凉县；王国维认为相当汉代河东郡，即今山西黄河以东汾水以西及下游地区；最近史念海认为在泾水下游以北地区，比较符合西周末叶实际，其说可从，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辑，第16页。
④《史记·周本纪》卷四，第136页。
⑤《汉书·匈奴传》卷九四上，第3744页。
①《史记·周本纪》卷四，第144—145页。
②《禹鼎》。
③《兮甲盘》，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兮伯吉父即尹吉甫，他威胁淮夷：“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143—144页。
④《诗·大雅·江汉》、《大雅·常武》。
⑤《诗·大雅·崧高》。
⑥《诗·小雅·何草不黄》。
⑦关于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有多种说法，目前仍未取得明确一致意见。以老一辈史学家范文澜、翦怕赞为代表，主西周封建说，以郭沫若为代表，主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各自建立了学术体系，本书于此不作专题讨论，取郭老说，以便叙述。
⑧此为郭老分期学说，系据《史记·六国年表》划分。
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
⑩参见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第1—2页。
①均见《左传》昭公四年。
②《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③《左传》隐公二年。
④《左传》隐公二年杜注。
⑤《左传》隐公二年
⑥《左传》定公四年。
⑦《国语·晋语》二。
⑧《国语·晋语》四。
⑨《史记·匈奴传》卷一一○，第2881页。
①《春秋公羊传》襄公四年。
②《史记·秦本纪》卷五，第202页。
③《左传》桓公五年。
④北戎，过去通常认为即山戎，以地理位置论，盖误。此当为戎州以北，太行山地之戎，详说见西戎专节。
⑤《左传》隐公七年。
⑥《左传》庄公三十一年。
⑦《左传》闵公元年、僖公元年、二年。
⑧《史记·楚世家》卷四○，第1695页。
①《史记·楚世家》卷四○，第1697页。
②《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
③《论语·宪问》，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①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为《春秋》所记鲁国诸公的谥号。
②《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及何休注。
③《史记·秦本纪》卷五，第173页。
④《史记·夏本纪》卷二八，第1358页。
⑤《史记·秦本纪》卷五，第174页。
⑥同上书，第173页。
⑦同②。
⑧在商朝，其西边境外各方泛称羌，西周称为西戎。商西边至晋南、关中。
①据《秦本纪》，周孝王原拟让非子继大骆，结果姜姓申侯反对，申侯说，秦的远祖就与他的远祖有过婚姻关系，而大骆之妻是申侯的女儿，已生嫡子成。因为“申骆重婚，西戌皆服”，周西境才得以安宁。可见秦的祖先与从羌人中分化出来的姜姓申侯，在陇山地区西戎中有很大的影响。
②此为西犬丘，在今甘肃省天水市境内。参见林剑鸣《秦史稿》，第34页。
③《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秦州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在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境。
④《史记·秦本记》卷五，第177页。
⑤同上。
⑥《史记》卷五，第179页
⑦《春秋公羊传》昭公五年：“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何休注：“令于四竟择勇者立之”，是说秦不遵宗法制度，不立嫡长，而择勇者继立。《春秋谷梁传》僖公三十三年：“狄，秦也……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并指出在这一年秦穆公因晋文公新丧远袭郑国，结果大败，中原从此完全把秦看作戎狄。《史记·商君列传》卷六八第2234页：“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
⑧《史记·秦本纪》卷五，第179页。
⑨秦宪公，《史记·秦本纪》误为宁公，以金文材料证明《秦始皇本纪》记为宪公为不误。详见《秦史稿》第52页注②。
⑩“荡社”即“汤社（杜）”，其王称毫，其地称杜毫，还有“汤台”、“汤陵”等名称。为商遗民之西迁而又戎化者。参见《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及《秦史稿》，第40—41页。
①《史记·秦本纪》卷五，第1364页。
②《大戴礼记·帝系》。
③鬼方，一般多认为属北狄，实误，说详本编西戎专节。
④《史记·楚世家》卷四○，第1690页。《索隐》引《系本》：“陆终娶鬼方氏妹，曰女嬇”。先秦女子称姓，“嬇”即“媿”、“隗”，为羌戎中姓，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鬼方昆夷玁狁考》关于女嬇的考证。其说将鬼方归入北狄，误。
⑤郭沫若：《金文丛考·金文中所无考》说：“陆、祝，古同幽部，终、融古同冬部，疑陆终即祝融。”
⑥《史记·楚世家》卷四○，第1690页。
⑦有中原说、东夷说、南蛮说、西戎说。各家立说的代表及其评议，参见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
⑧楚始兴的丹阳地理位置，由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因楚都屡迁及其支属往往以所都从其祖居地名而将丹阳注释在多处，因而以往对鬻熊时期的丹阳所在也众说纷坛，经历史地理学界及楚史学界反复讨论，最初的丹阳在浙川境，盖可定论。
⑨《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楚成王伐同姓夔国，原因是“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
①《史记·楚世家》卷四○，第1691—1692页。
②《左传》昭公十二年。
③《史记·楚世家》卷四○，第1705页。
④《左传》昭公十二年。
⑤苞茅是一种供“缩酒”用的茅草，史》，第19页。
⑥《左传》宣公十二年，筚路是一种简陋的柴车。楚君当时还乘这种车。
⑦《史记·楚世家》卷四○，第1692页。
⑧关于扬粤及越章王的地理，取张正明说，见所著《楚文化史》，第24—25页。
⑨《史记·楚世家》卷四○，第1695页。
⑩郢，通常自文王至白起拔郢，均注明为江陵县纪南城。实武王营郢、文王迁于郢均在宜城县境而纪南城为楚王常居，非宗庙所在，参见张正明：《楚文化史》及王光镐：《楚文化新证》相关章节。
①《淮南子·兵略训》。
②《战国策·中山策》。
③参见张正明：《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
④参见何光岳：《楚灭国考》。
⑤《孟子·梁惠王》上。
⑥《史记·孟子荀卿传》卷七四，第2344页。
①此表仅据《史记》所表明《世本》、《大戴礼记》所叙华夏各支的祖先来源，世次不能详列，且表上所举人名，世次也不相当，除有必要表列母系名称外，一般母系从略，此表所列谱系世次是认同的产物，实则其中包括不同来源的天帝与祖神。
①《左传》成公四年记载，鲁成公欲依附于楚而叛晋，季文子说：“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结果鲁成公打消了叛晋附楚的想法。此为春秋中晚叶的事。
②参见崔述：《戎狄与蛮夷之不同》，收入《崔东壁遗书》；童书业：《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收入其《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陈连开：《中国·华夷·蕃汉·中华·中华民族》，收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③《中国文物报》1991年2月10日（总220期）第一版报导1990年十大考古发现，虢国墓发现4800多件文物中包括有铜柄铁剑。
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①《左传》昭公十六年。
②同上。
③《左传》襄公十四年。
④春秋中叶，郑国弦高假冒郑侯犒秦师使臣以牛十二头犒偷袭郑国的秦师，使秦误认为，郑国有准备而急忙退兵，结果大败于崤山；春秋战国之际越相范蠡，来到陶经营商业致富，号为陶朱公；战国末叶，商人吕不韦接济秦国人质，使之回到秦国继承王位，而吕不韦为秦相，专秦政等例证，最为显著，说明春秋中叶到战国末叶，商人的影响不可低估。
⑤《战国策·齐策》一：“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⑥《战国策·赵策》三。
①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107页。
②《史记·商君列传》卷六八，第2230页。
①参见郑樵：《通志·姓氏略序》。
②夏又称华，最早见于《左传》。或以为《尚书·武成》已有“华夏蛮貊”，当见于西周。但今传《尚书·武成》为伪古文中的篇章，《汉书·律历志》中引的《武成》却与《逸周书·世俘》中的文字相同，可知先秦《武成》保存在《周逸书》中，该篇内容与今传《尚书·武成》毫无共同之处。
③《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认为华是因华山得名，夏是因夏水得名，“后世忘其语原，望文生训，以为华美，以为文明”。童书业：《蛮夏考》认为“华夏恐一声之转”。谢维扬：《论华夏族体的形成》说“古音‘华’、‘夏’皆属厘纽鱼韵，乃双声叠韵，可以互假”。后来称华夏，“则是以双音节同代替单音节同，并未增加什么新含义”。均可各备一说。
④《左传》闵公元年。
⑤《左传》僖公十五年。
①《诗经·閟宫》郑玄《笺》。
②《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③《左传》定公十年。
④《孟子·滕文公》上。
⑤《论语·八佾》。
⑥《论语·子罕》。
⑦《论语·季氏》。
⑧《论语·颜渊》。
⑨《左传》襄公十三年。
⑩《左传》襄公十四年。
①《尚书·毕命》有“四夷左衽，罔不咸赖”；《大禹谟》有“无怠无荒，四夷来王”；《旅獒》有：“惟克商，遂道通于九夷、
八蛮”及“明王慎德，四夷咸宾”等记录，均出伪古文，成书时代概为魏晋。
②《礼记》最后成书于西汉，反映了先秦的制度与理论。《管子·小匡》谓齐桓公时“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莫不宾服”。此书也是战国人假托为管仲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