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南蛮
■（蛮），可能在甲骨卜辞中已见记录。陈梦家说：“■方，疑即蛮方”①。金文中肯定已出现以■为族称的记载。《虢季子白盘》记述了虢季子白因征伐猃狁有功，周宣王赐给子白铜鉞，“用政（征）■（蛮）方”。《梁伯戈》有“鬼方■”的族称。《秦公■》歌颂秦国的伟大祖先受命于天，据有大片“禹迹”，祖先供奉在上帝的身旁，保佑着自开国以来已传十又二公，世系绵远不断，并且“虩事蛮夏”，即协和蛮夏各民族。据考证此器所指十二公为自襄公立国为诸侯以来的十二公，此器为秦桓公（前603—前576）时铸造，时值春秋中期②。文献记载中，蛮常指南方民族，如三苗、楚、濮、群蛮、巴等，但不专指南方，《诗·韩奕》说：“因时百蛮，奄受北国”，《閟宫》也有“淮夷蛮貊”的称谓。《史记·匈奴列传》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可见蛮在西周以来的先秦文献记载中也可以用作非夏族的通称，并且和“夷”一样可以用作与夏对举，称为“蛮夏”。
南蛮的总称，大概出现于战国。《孟子·滕文公上》称楚人许行为“南蛮鴃舌之人”，是说南蛮讲话如鴃鸟（八哥）那样舌头不好使；《吕氏春秋·恃君览·召类》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礼记·王制》说：“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南蛮是对今伏牛山脉以南汉水流域、淮河中上游、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以至云贵高原各个民族的统称，其中族系复杂：长江中游有三苗、楚、群蛮；长江下游及珠江流域有百越、长江中上游有濮与巴蜀；云贵高原西南夷的先民大概也不止一个族系。对于这些族系，本节仅能叙其梗概。
一、长江中游
三苗、楚及群蛮三苗的分布及其与黄炎集团的关系已在第一编关于远古各部落集团及其相互关系中叙述过。三苗，在先秦文献中又称有苗、苗民、三毛。三为多数，未必确指三个部落。在尧、舜时，三苗与中原大部落联盟经过长期战争，失败以后一部分被迫迁徙于三危。对三危的地理，考证众说不一，按《山海经》及《后汉书·郡国志》等记载，学术界一般认为即今甘、青、川按壤地区岷山、鸟鼠山、西倾山一带。《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条郭璞《注》说：由于三苗之君反对尧让天下于帝舜，被杀。“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山海经·大荒北经》说：“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驩头又称丹朱，一说为尧之不肖子。厘姓即黄帝十二姓之一的僖姓。这些神话不仅反映着三苗集团中有一些部落参加了中原大部落联盟，并且在争夺共主地位的斗争中失败；也反映着三苗当中有些部落与黄帝集团有交融关系。三苗北上争雄于中原，失败以后或被“窜”于三危，或退回故土，成为远古神话中的“四凶族”之一，而以颛顼集团为核心同时吸收了部分炎、黄、三苗集团的部落形成的祝融八姓，从今河南中部南进丹江及江汉地区。这些远古神话与新石器文化所反映的历史可以相互印证，已详第一编，为便于相互衔接，于此作简短回顾，以使南蛮史迹上下连贯。
继三苗以后，一直到春秋中叶以前，楚，或称荆、荆楚，代替了三苗的地位，是中原王朝与诸侯心目中南蛮的主要力量。楚公族出于祝融八姓中的芈姓。楚族如何由祝融集团而成为蛮夷，又如何由蛮夷而华化，已在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述及。
《后汉书·南蛮传》说：周宣王时命方叔讨伐南蛮，《诗经》中有“蠢尔蛮荆，大邦为雠”的诗句，即指宣王讨伐南蛮，“明其党繁多，是以抗诸夏也”。“平王东迁，蛮遂侵暴上国。晋文侯辅政，乃率蔡侯击破之；至楚武王时，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将屈瑕；庄王初立，民饥兵弱，复为所寇。楚师既振，然后乃服。自是遂属于楚。鄢陵之役，蛮与（楚）恭王合兵击晋”①。《南蛮传》所概述的西周中晚叶至春秋时南蛮的四次大的活动，都是指长江中游地区的群蛮。
春秋初，晋文侯击破南蛮，具体所指，史无明文；前699年（楚武王四十二年）屈瑕伐罗，“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②。罗，出于祝融集团，熊姓，与楚有共同渊源，最初在今湖北宜城县西山区立国。卢戎，杜预注：“卢戎、南蛮。”商时旧族，为《牧誓》所举“西土”八族之一，敌地在今湖北襄阳市西南南漳一带，大约在莫敖屈瑕被杀之后不久，罗、卢都已被楚灭亡。罗人南迁至今湖南省湘阴县东北，成为楚国附属。卢或已置为楚邑，前611年（楚庄王三年）庸与群蛮叛楚，楚“使卢戢黎侵庸”，杜预注：“戢黎，卢大夫。”③可见在此以前已灭卢而为邑了。
在群蛮中，至春秋中仍试图与楚抗衡的只有庸。庸也曾参加周武王伐纣之役，是《牧誓》所举“西土”八族之一。所谓“西土”，是周与商相对而称，实则卢、庸、濮、巴等均属南蛮。庸，或以为是巴人的一支④，或以为原是中原旧国，在周成王时被周所灭而南迁⑤。两说均待确证。在周夷王时，楚子熊渠“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立其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⑥。《集解》引《括地志》直接称之为“庸蛮”。庸国故地在今湖北省竹山县境，其最盛时大概不仅深入江汉平原，还包括汉水中上游到达今陕西省安康、紫阳一带。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到第三年，楚国大饥，“庸人帅群蛮以叛”，麋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⑦。楚国有人主张迁都守险以避庸，蒍贾力主伐庸，则百濮自然离去。楚首先“使卢戢黎侵庸”，出师不利，主将被俘。庸以后又与楚师相遇，七战七捷。庸在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以为“楚不足战矣”①，而秦国与巴国都对庸的屡胜感到威胁，结果“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②。从此群蛮已全部役属于楚。庸、卢等国被灭之后，大多已在楚国大熔炉中华化，也有一些散布到中南、西南各民族中，而融化于当地各民族。其余群蛮，或随楚华化，或仍在长沙武陵一带继续发展，即秦汉时的武陵蛮。
二、长江中上游濮、巴、蜀
濮又写作卜，为《牧誓》所举“西土”八族之一。《伪孔传》说：“庸、濮在江汉之南。”《逸周书·王会解》说：“卜人以丹沙”，孔晁注：“卜人，西南之蛮。”周景王使詹桓伯也说过：武王克商以后，“巴、濮、楚、邓，吾南土也。”③濮，又称百濮，部落众多，分布广泛，扬雄《蜀都赋》说：“东有巴、賨，绵亘百濮”④。左思《蜀都赋》说：“于东则绵巴中，百濮所充”⑤。杜预《春秋释例》说：“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⑥是蜀以东，楚以南和西南，都有濮人分布。
濮与楚国邻近，很早就发生了关系，当前828年（西周共和十四年）楚子熊严卒，其长子伯霜立，前822年（周宣王六年）熊霜卒，其三弟仲雪、叔堪（《国语》作叔熊），季徇争立，结果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⑦。《国语·郑语》说：“叔熊逃难于濮而蛮。”濮当离楚不远，与楚属不同民族，叔堪（叔熊）逃难到了濮人之中，也就被同化而变成蛮人了。
进入春秋，公元前8世纪中，楚子蚡冒已着手向南略取濮人地区⑧，公元前740年其弟熊通弑蚡冒自立，一方面北上伐随，自称武王，同时“始开濮地而有之”⑨。直到春秋中叶，百濮仍是一种强大的势力。前611年（楚庄王三年）庸率群蛮叛楚，“麇人率百濮僚聚于选，将伐楚”，选，地名，今地为湖北枝江县。麇，又写作麋，大概即《牧誓》所举“西土”八国中的微⑩，《春秋大事表》说：“郧县为春秋时麋国地”，《中国历史地图集》标在陕西省白河县境，与郧县、郧西为毗邻地区。庸、麇两国相距不远，庸率群蛮，麇率百濮，都说明其所率蛮、濮的部落众多，实没有真正形成统一的力量。麇国在庸灭亡之后大概随之灭亡，人亦分散，部分南迁至今湖南省岳阳地区。百濮部落则直到前523年（周景王二十二年、楚平王六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11），此举为楚平王“收南方”。上距蚡冒开始略取濮地已两个世纪，距楚庄王灭庸也将近一个世纪。百濮虽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但部落众多，楚未能完全将他们同化。后世被称为濮僚的族群，当是百越与百濮交融而形成的。当前民族史界有的认为百越即百濮，实则他们起源不同，而在长江中上游及云贵地区两大族团汇聚交融而形成的族团濮僚，具有两者的特征。
巴人，在先秦有广狭两义：狭义即以廪君种为核心的古民族，广义包括巴人所建方国内的各民族。
关于巴人的起源，《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生始为巴人。”将巴人的来源与太昊集团联系起来。《世本·姓氏篇》说：“廪君之先，故出巫诞。”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音审）氏、相氏、郑氏，都源出于五落钟离山，此山有赤黑二穴，巴氏生于赤穴，余四姓生于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五姓相约，掷剑于石，中者为君。“巴氏子务相独中之”。又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为君，余姓皆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在盐阳又经过与盐水女神一番充满神话色彩的艰苦战斗，终于射死盐神，“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①。这一神话《后汉书·南蛮传》引作叙述廪君种的起源。廪君被五姓共推为君，反映着五姓部落联盟的形成。
武落钟离山，一名恨（音恒）山，又名难留山，在今湖北省长阳县境内。夷水即清江，自来无异议②。长阳县在清江下游，巴人起源于清江流域，比较可信。清江古与大溪通，是长江通往楚国郢都的重要通道。大溪文化即以大溪镇遗址命名，分布以鄂西南为中心，西至川东，东南至江汉平原，巴人起源与大溪文化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山海经》将巴人起源与大昊相联，反映出巴人中可能有一支来自大昊集团；其主流当是鄂西南土著起源。
巴人在先秦的活动区域很广，主要包括川东、鄂西和陕西汉中一带。其最初的中心，即廪君所居的夷城，大概在清江上游距今湖北恩施县不远处。《后汉书·南蛮传》注引盛弘之《荆州记》说：“昔廪君浮夷水，射盐神于阳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③清江县，隋置，即今恩施县，北周曾在清江上游置盐水县，古代这一带出产井盐。清江上游称为盐水，因当地有泉出盐得名④，廪君之所以溯清江而上与盐神斗，是为了争夺盐这种不可或缺的资源。在当时内陆地区控制了盐，是驾驭于其它部落之上的重要条件。
巴与濮往往并称。在巴人建立的巴国，被统治者最基本的民族成分大概是濮。巴国在商代可能已与中原交往，并且参加了周武王伐纣之役。《华阳国志·巴志》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然而《牧誓》八国，有濮无巴。或以为濮即是巴，或以为“西土”八国中的彭即是巴国。彭与巴，古音可通，彭国故地有一处在今四川彭县境，1959年在彭县竹瓦街发现一处窖藏，出土21件青铜器，其中“覃父癸”，“牧正父己”两解被认为是殷人之物，可能是参加伐纣所获，或因此判断参加伐纣之彭即巴，在今成都平原中心地带，与广汉早期蜀都相距仅数十里。此盖巴人征服蜀以后彭国西迁所致。在《牧誓》中，彭与卢并提，卢在今湖北省南漳一带，稍西北邻南河，古称彭水。宋人罗泌在《路史·国名记》指出：“彭濮人皆在峡外”，即三峡以东；清人陶澍《蜀典》认为彭即“彭水夷”，从伐纣时的地理及巴人起源之区考虑，参加伐纣的巴可能是在彭水立国的巴⑤。
春秋初叶，巴的中心仍在鄂西南，并且和庸蛮等群蛮都对楚国有一定臣附关系。前703年（楚武王三十八年），巴国遣使请求楚国允许巴与邓（河南省邓县）国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①。鄾在今邓县南，汉水以北，约在襄樊市以北不远。于是楚与巴联合围鄾攻邓。另一方面，巴又与楚抗争，以至在前689年（楚文王元年）巴、楚之间发生战争。这一年楚与巴人伐申（今河南省南阳市东谢营）而惊巴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楚国在那处的地方官逃跑，被楚王所杀。当年冬天，“巴人因之以伐楚”。到第二年，楚国才大败巴师于津②。那处为楚灭掉权国以后安置权国遗民的地方（今湖北省荆门县东南），津距清江入江处不远，故地在今湖北省枝江县。
巴人曾力图在楚秦之间夹缝中争取独立地位，既不得不附楚，又向秦国朝贡③。公元前611年庸国屡胜楚师，巴又与秦共同支持楚国夹击庸国，楚灭庸，与秦、巴瓜分庸地：楚占有庸国的中心地区，即以今湖北省竹山县为中心的鄂西北地区，秦得到庸国北境今汉水上游陕西南部安康、紫阳一带；巴分得庸国的西境，今川东巫山、奉节一带。于是巴国完全控制了由长江中游通往上游的枢纽，其政治中心也向今重庆地区发展，形成了与蜀在今四川地区东西相对峙的局面。到春秋中后叶，巴国发展到了最盛时期，兵锋所指北达邓，南涉沅、澧，并且与蜀国在西南相抗衡。巴对楚已摆脱原有的附庸地位而经济文化与楚均有密切的往来，政治上时亦发生矛盾。公元前337年巴蜀攻楚，取楚兹方（今湖北省松滋县），对郢都造成了威胁。楚国在今长阳县境清江下游建立扦关以防巴人的进攻。
进入战国，秦、楚更加强大发展，巴国在清江流域的故地被楚国吞食，在鄂西北及陕南的势力也被楚、秦所逐。战国中叶，楚已进一步掠夺巴在川东的许多地方，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初讨论形势，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④。大约今川东长寿以东，长江以南西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已非巴有。至楚威王（前339—前329）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⑤。今贵州南部原属巴国的地方也都属楚了。这时巴国所保有仅川东北一隅之地。至前316年秦惠王后元九年灭巴蜀，置郡。巴人自廪君立国，也许曾建立过若干个方国，至秦灭巴，前后约有千年以上。此外，武王伐纣之后，据记载还曾以宗子在巴人地区建立过姬姓的巴子国。
巴国境内，民族众多，《华阳国志·巴志》说：“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其中濮分布很广，大概是巴国境内人数最多的族团，称为百濮，已在前面叙述过。苴是巴人的一支，《史记·张仪列传》说：“苴蜀相攻”，苴侯为蜀王封其弟于苴之区，与巴王相友好，蜀与巴为仇，故蜀王兄弟相攻。《索隐》说：“苴，音巴。谓巴、蜀之夷自相攻击也。”⑥蜑与巴同族系，《世本》说：“廪君之先，故出巫诞。”⑦蜑与诞同音异写，巫诞大概即巫山地区的蜑人，大溪即在附近入江。前已述及，大溪古与清江通，从川东由大江出，至大溪进入清江直抵宜都再入大江，古时是一条风险较少的航道。
其余各族不易细辨，总不出百越与百濮族群。
廪君种勇敢善战，崇拜白虎①。此俗至本世纪50年代以前仍在鄂西、湘西、川东土家族中流传，当与土家族有较深的渊源关系，而巴人与巴国境内各民族大多在秦灭巴以后已经华化，成为西华夏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有相当多的巴人及巴国各族在西南、中南继续发展，其与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渊源关系，将在秦汉以来西南各族中追叙。
蜀是长江中上游文明发达最早的古代民族与方国。春秋中叶以前，长江中上游小国、部落以百数，而蜀为最强大，文明程度也最高。至少在蜀国杜宇开明王朝以前，巴蜀属不同的民族，蜀国境内也有许多民族，即使蜀国各王朝，统治者也是来自不同的民族。
蜀字在殷墟卜辞中已出现，但多数甲骨文字学者认为甲骨卜辞中的蜀是地名，可能指今陕西、山西、河南或山东省的某个称为蜀的地方，与四川省没有多大关系。关于蜀人起源，《世本·姓氏篇》说：“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相承云，黄帝后。”②《史记·五帝本纪》说：“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③又参照《帝系》、《山海经》及《竹书纪年》等相关记载，则蜀出于昌意一系，与夏、楚、秦国同源出帝颛顼。这些都是战国秦汉人在华夏民族形成与统一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归纳。
扬雄《蜀王本纪》记述：“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开明④。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把蜀的起源，一直推到了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李白《蜀道难》更夸张地说：“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长江中上游是一个有远古人类化石丰富材料发现的地区，从巫山人、元谋人等属百万年以上的人类化石至晚期智人资阳人，都发现于这个区域。然而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起源，渊源与序列到目前尚不很明朗。自1929年及本世纪30年代，在成都以北40公里广汉市三星堆发现一批玉器，至1980—1986年在三星堆发现早期蜀都与两个大规模青铜人造像及玉器的埋藏坑⑤，蜀地的青铜文化，与中原大体同步发展，其文化内涵表明，蜀地青铜化有鲜明地区特点，其起源具有本地渊源；同时又具有受中原、秦陇、江汉的青铜文化明鲜影响的特点⑥，说明蜀道虽难于通行，先民仍克服种种天险与秦陇、江汉和中原发生了交往。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文化，从新石器晚期至与夏、商、周相当的时期以及秦汉时期，文化层位序列比较清楚，两处大型埋藏坑出土的早蜀时期的神人铜立像、面像，头像，神树、蛇、鸟、兽、金面罩、金仗、玉质礼器。璋、瑗、圭、璧等就有千余件之多①；这些发现不仅震撼了中国学术界，也引起了世界学术界极大的兴趣。考古学界初步将三星堆文化划分为四期：一期距今约4800年左右到距今4000年以前。在成都平原北部黄土台地区域，形成了一支具有当地民族文化特色的氏族部落群体，相当于中原夏朝建国以前的尧舜“禅让”时期。二期、三期包括距今4000年左右到32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的夏代至商代中期。这一时期是典型的三星堆青铜文化从形成到兴旺发展的时期，建立了古城，出现了国家的组织，有巨大的祭祀中心。四期距今3000年左右，相当商末周初，此时三星堆古城突然废弃，青铜与玉礼器等突然被埋葬，今已发现两座大规模埋藏坑，而文化与政治中心由成都十二桥等处的考古发现证明已由今广汉地区转移到成都平原中心②。这些发现，使文献记载的蜀国蚕丛、鱼凫、杜宇、开明几个时期统治者的更替及其年代可以从考古学实证中去追寻。目前这种研究已经开始，也仅仅是开始。
蚕丛，大概是从岷江上游南下至成都平原北部的早期蜀人的名称，属氏人的一支。章樵注《蜀都赋》引《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清人李元《蜀水经》也说：“江水又南经蚕陵山。故蚕陵县以山名也。古蚕丛氏之国在叠溪营北三里。”蚕陵县系、汉武帝元鼎间置，治所在今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叠溪北。古人以岷江为长江正源，故岷江直称为江。此外，在岷江上游地区的汶川、灌县境内有不少以蚕为名的古地名遗迹，而且这些地名，据当地传说多因石而得名。由此推测后人称之为蜀，其最初的名称为蚕丛，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因居住在岩石“巉棱如簇蚕”的岷山之故③。
鱼凫，可能与蚕丛同族，也可能来自东方。大概鱼凫时期已具立国规模，考古学界颇以为“三星文化发生期的主人或许是蚕丛氏柏灌[■]氏；三星堆繁荣期的主人大约是鱼凫氏，成都十二桥，丰子山遗址的主人则可能是杜宇氏；船棺葬新都大墓等晚期蜀文化的主人为开明氏”④。若这个判断不误，则鱼凫时期已达到青铜文化的繁荣阶段，且已修筑古城，具有立国规模，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其统治者究竟属何族系，目前难下判断，不过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的发式、服式等材料来判断，早蜀已具有多民族的特点。
按照三星堆遗址古城突然废弃而政治中心转移到成都平原中心在商末周初的情况判断，杜宇代替鱼凫大概是在商末。杜宇从何而来？《蜀王本纪》叙述：“（鱼凫）后有一男子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于郫。”《华阳国志·蜀志》与此稍异：“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郫邑，即今成都西北，广汉西南郫县；瞿上，一般认为即今成都市南双流县。可见蜀国政治中心是在杜宇时南移至成都平原中心，与三星堆遗址及成都十二桥、羊子山等处遗址文化反映的历史面貌可以相互印证，朱提为今云南省昭通县。
参加伐纣的蜀大概即杜宇王朝。蜀，古与叟音近。《牧誓》、《伪孔传》说：“蜀，叟。”孔颖达《疏》：“叟者，蜀夷之别名。”据此则杜宇与蚕丛一样，属于氏羌系民族。但《华阳国志·蜀志》称：“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文选·蜀都赋》刘逵注引《蜀王本纪》：在开明之前有蒲泽，《路史》作蒱泽，当是杜宇别名蒲卑的异写，“泽”与“卑”何者为正，难断；蒲与濮音同相通，因而杜宇也可能出于百濮。究竟属何族系，姑可存疑，而杜宇时期注重农业，则可以肯定。据《华阳志·蜀志》，直到东晋时“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在川西郫县一带，至今一直长期流传着杜字时代发展农业的故事①。杜宇最盛时的疆哉，《华阳志·蜀志》说：“（杜宇）自以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蜀志》把杜宇称帝的时间放在“七国称王”之时，即战国时期，显然有误。杜宇代替鱼凫在商末，其灭亡年代，《路史·余论》记述开明代替杜宇之后经11代350年为秦所灭。秦于公元前316年灭蜀，则开明王朝代替杜宇王朝在公元前666年左右。《华阳志·蜀志》也说开明王朝传位12世，据此则开明王朝代替杜宇王朝也是在春秋中叶。总之，杜宇王朝大约是从商末周初至春秋中叶，存在约4个世纪，其最盛时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北控今汉中地区，南包今凉山州及云南北部，东边至少可以称霸于川东。春秋中叶以前庸国实控今奉节、巫山一带，庸国灭亡以后，巴国向川东发展，在巴人西进以前不久，蜀国杜宇王朝已走向衰亡。
开明王朝代替杜宇在春秋中叶，《蜀王本纪》叙述：“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为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让。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这一神话所反映的是，鳖灵来自荆蛮地区，善于治水，因开凿玉垒山（今灌县西北），消除了成都平原的水患，为成都平原农业开发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实际上已造成了代替杜宇王朝的基础，从而代替杜宇建立开明王朝。开明王朝传12世，其王有名可考者仅丛帝、卢帝、保子帝、开明尚等四世②。在建国初，定居于广都樊川（今四川省双流县），《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蜀王本纪》说：“蜀王据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徙居时间，《华阳国志·蜀志》在叙述九世开明帝以后说：“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于成都。”这大概是在战国中期。此前杜宇都郫，开明居广都樊乡都在成都周围，从开明王朝徙居成都以后，成都一直是蜀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开明王朝第一世鳖灵来自荆，通常以为是楚人，荆为地区名，未必一定是楚，且在楚与蜀之间有庸及巴，楚国势力入川必受阻障。开明是来自蜀以东的荆蛮一支善于治水的民族。
开明王朝时期，蜀国北面，秦国日益强大。蜀据有汉中，而在汉水上游与楚、秦、巴角逐；东面与巴抗衡；西面与南面役属氐羌及西南夷众多部落。《华阳志·蜀志》说：“其宝则有壁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纻、犀、象、毡、丹黄、空青、桑、麻、氂之饶，滇、僚、賨、僰、僮仆六百之富。”是一个“地称天府，原曰华阳”的富饶之区。此时期，蜀人进一步冲破蜀道天险，与秦陇，江汉及中原有更多的联系，甚至越过秦岭，攻秦雍都。然而到战国中叶，秦、楚强大，秦以联姻、货赂等各种手段吸引蜀国，而楚进逼巴国东南和南部，巴蜀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越来越纳入中华历史发展的主流，与中原历史进程联系越来越密切。秦惠文王后元九年秦终于并灭蜀与已，置郡，蜀人与巴人一样，成为西南华夏民族的重要来源。
同时也散布于西南其它各族之中，融入当地各族。至于蜀国所属各族，在秦汉以来西南夷中追叙。云贵高原滇与夜郎，在先秦都已立国。大约在楚威王时，楚将庄入滇，征服了滇池富饶地区，当地劳浸，靡莫（今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滇焚（今云南滇池地区）等部落数十，以滇为最大，庄“以兵威定属楚”①。然而前280年（秦昭王二十七年、楚顷襄王二十九年）秦夺楚黔中郡，断了庄归路，于是“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②。夜郎及其同种部落，分布在今贵州西部，云南东南部，以夜郎为最强，先秦已具立国规模，到汉代与汉王朝关系密切，其族属与渊源将在秦汉相关部分追叙。
三、长江中下游及岭南：百越
越作为族称，与瓯、闽等相通，而统称为越。《山海经·海内南经》说：“瓯在海中，闽在海中。”《逸周书·伊尹朝献》记述，商汤时正东有沤深、越沤；《周礼·职方氏》记述职方氏所掌各族有七闽；今本《竹书纪年》说周成王二十四年“于越来宾”；史载春秋越国王族出于夏少康支庶，吴国王族与周同宗。这些都将越人与中原的关系追溯到了夏、商、西周。考古文化也证明，越人在三代时期确已在长江中下游及岭南创造了历史与文化。
百越的通称见于战国，《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下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①。大体自今湖南的东部与南部，以东以南都至海，包括江西、浙江、苏南、皖南、福建、广东、广西以至越南北部所分布的众多部落与民族，是族类相近的一个大族系，通称为百越。从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及岭南都存在自有渊源的新石器文化区域看，百越应是起源于中国的东南与南部的土著。至青铜时代，有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青铜文化，是古代百越的物质文化遗存。这种几何印纹陶的起源可追溯到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而形成的年代至少可追溯到中原的商代。其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海南、香港等省区均普遍发现；在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湖南东部与南部、广西南部、东部和东北部，台湾的部分地区也有发现。在云贵高原，目前尚未发现几何印纹陶并存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于云南滇池周围及其它地区和贵州的一些地区都有发现，是越人分布到云南的证据③。越人中发展最快，并在春秋中晚叶在长江下游兴起，以至积极参与中原争霸的是吴国和越国。吴，称句吴，又有攻敔，攻■、攻■、攻吴等多种不同写法，相传吴国的始祖太伯、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而长于季历。太王喜欢季历的儿子昌，为了让太王传位于季历，太伯、仲雍从周原逃奔至荆蛮地区，“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④。颜师古注“句吴”说：“句，音钩，夷俗语之发音也，亦犹越为于越也。”①吴也许是太伯从周带去的名称，荆蛮是对南蛮地区的泛称，所到实为越人区域。太伯到了越人当中，从其俗断发文身，并按越人发音习惯称为勾吴，是越人中同化了南奔周人而形成的文明发达较快的一支。
吴太伯南奔的具体地域，《史记正义》说：“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今苏州也。”②据此则吴太伯时起已经以太湖地区为中心。从考古文化观察，太伯南奔大概最初是在镇宁地区。这里虽距太湖地区不远，然而沿大江，为长江下游通往淮河流域及中原的门户。今南京市南江宁县熟湖遗址发现的熟湖文化，是一种受中原影响较多的当地土著青铜文化。其时代多认为相当商末周初。这是一种以农业为主，兼有渔猎的水田农耕文化。不仅有通常认为是越人文化遗存的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器，器物有鬲，有鼎。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中国的炊器可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系统。鼎为东南特征，鬲为西北特征。在太湖地区的青铜文化中，至今未发现鬲，而熟湖文化却出现了大量的鬲和甗，这是来自西北的炊器，但熟湖文化把鼎的角状把手移植到鬲上，成为一种当地特有的器物。熟湖文化的分布以南京为中心延伸到江苏、安徽两省长江沿岸，往往称之为先吴文化。吴太伯兄弟南奔到越人地区，如前所述，带来的一部分周人已完全被当地越人所同化，同时也带来了中原筑城、铸造等先进技术。吴善于向中原学习，善于吸收，对吴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越人中先进之区的勾吴与吴文化分布之区，东至海，在太湖东南与于越错居；南达新安江上游南岸；西临彭蠡与楚相接；北以大江为界，与南淮夷隔江相望。地域大致相当于今苏南。皖南和浙江北部一部分地区③。
从吴太伯至寿梦19代，大约有5个多世纪。《史记·吴太伯世家》仅纪其世次，而纪事极简略。至寿梦时勾吴兴起。前584年（寿梦二年），楚国的大夫申公巫臣因遭楚迫害亡命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④。《左传》成公七年（即寿梦三年）记述，巫臣劝吴通于晋，并“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吴始伐楚，伐巢、伐徐……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大概在寿梦以前，勾吴对楚有一定的从属关系，至寿梦时使淮河中下游的东夷各部落与方国及越人各部落，从属楚改而属吴。寿梦在位26年。在他死后，王位继承成为争夺目标，公元前515年，公子光刺杀王僚自立为吴王阖闾。阖闾重用从楚国亡命来归的伍子胥和齐国著名的军事学家孙武，进行社会改革，终于在其前506年（吴王阖闾九年、楚昭王十年）联合蔡、唐与楚决战，一直攻下楚国郢都。但在吴骤胜之后，一方面于越攻其后方、秦楚联军攻其前方，另方面吴国王族分裂，吴在进入楚国中心之后又不得不退兵回吴。于是吴国转而与越国角逐。阖闾十九年伐越兵败。阖闾受伤身亡，其子夫差立。夫差二年败越，于越沦为句吴属国。此后夫差屡北上伐齐。前482年（夫差十四年），“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省封丘县南），欲霸中国以全周室”。越王勾践乘机袭吴，至夫差二十三年，夫差被越军所逼，自杀，吴亡。疆域和民众大部分为越国所有。
越，称为于越，《逸周书·王会解》记述周成王二十五年“大会诸侯于雒邑”，于越上贡一种称为魶的水产，孔晁注：“于越，越也。”
于越的起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禹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①其始祖号无余。《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无余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庙祭祀之费……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无余时还是一幅原始朴野时代的图景。到春秋中叶，于越大体与勾吴同时兴起，成为越人中其文明与勾吴同步发达的一支，与吴所不同的是，于越奉禹为祖神。②。
于越的区域，《国语·越语》上记述：“南至于勾无（今浙江省诸暨县南），北至于御儿（今浙江省嘉兴县），东至于鄞（今浙江省鄞县），西至于姑蔑（今太湖）。”其地望大体包括：南包杭州湾，北至太湖地区，即今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和金衢丘陵地区。考古发现证明，商周至战国，正是今浙江省境内几何印纹陶流行的时期，全省已发现的印纹陶遗址有数百处，遍及大部分县。据研究，浙江已发现的印纹陶遗址从文伦内涵看，可分为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金衢丘陵和瓯江水系四个类型。除瓯江水系的文化面貌与福建发现的相似外，另外三个区域的总特征还是接近的③。考古资料所反映的这种情况与文献记载关于于越范围相互吻合。于越的分布以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为中心，包括今浙江北部与中部，并在今太湖地区与勾吴交错杂处。
自无余以后20余世，至允常，已是春秋晚叶，这时于越兴起，在长江下游与句吴争雄。“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战而相怨伐”④。《春秋》定公五年（阖闾十年，前505）载：“于越入吴。”当时越国趁吴伐楚阖闾在郢，吴国内空虚，袭击吴的后方，但未能对吴造成根本性威胁。
允常去世，其子勾践继位，称王。前496年（勾践元年），吴王阖闾伐越，结果兵败身伤而死。勾践三年，又自以为兵强，听说阖闾子夫差即位后准备复仇，于是先发兵攻吴。“吴王闻之，悉精兵击越，败之夫椒”⑤。结果勾践投降被俘，降为奴隶。不久勾践被夫差放回会稽，越国成为吴国附庸。但吴王夫差忙于伐齐，北上争霸于中原，在国内又诛杀贤能，重用奸邪，生活荒淫，挥霍无度，勾践却卧薪尝胆，发展经济，任用范蠡、文种，实行一系列改革，富国强兵，并对楚、晋、齐等大国积极开展交往，以孤立吴国。前482年（夫差十四年即勾践十四年），吴王北上大会诸侯，国内老弱与太子留守，勾践以十年之力所积累的精兵袭吴，“吴师败，遂杀吴太子”，夫差惊恐，“乃使人厚礼以请成（于）越，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⑥。以后又经过八九年，不断对吴国的攻伐，至夫差二十三年越国灭吴。“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一时称为霸王①。
勾践既称霸，于是迁都于琅琊（今山东省诸城县），统治势力达到今山东省境，虽然在勾践临死时告诫其子：“夫霸之后，难以久立，其慎之哉”②，对自己灭吴，攻伐齐、晋、鲁、邾等国，用兵不息已有所警醒，然而其后继者仍以兵灭掉东夷小国滕、郯等，并与齐、晋、楚等大国抗衡，被齐国视之为“孟虎”③。但越国虽在琅琊立都数十年，终未能在北方站稳脚跟。前379年（越王翳三十三年），越国都城由琅琊南迁至吴（今江苏省苏州市），接着发生了“越人三世弑其君”的悲剧④。越国统治集团的互相残杀加速了社会的动乱，这时“孟虎”已是“死虎”，但越王无疆仍“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⑤。后又在齐策动下，越释齐而西伐楚，“于是楚威王兴兵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⑥。楚灭越国，在前334年（楚威王六年），于是越所兼并吴国之地属楚，以往于越故地即以会稽为中心的地区仍为于越所占据，而臣属于楚。
勾吴，于越，虽然在春秋晚叶争霸于中原，但无论中原还是吴、越都仍然认为吴越是蛮夷，前576年（鲁成公十五年、吴寿梦十年），寿梦朝周，路过鲁国，与鲁成公会于钟离。寿梦非常羡慕中原文明，“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蛮夷，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⑦，在中原华夏的观念里，不仅吴、越是蛮夷，甚至连中原诸侯之不能维护华夏尊严的都是“新夷狄”⑧。而吴越地域相连，语言相通，衣食习俗相同，虽为敌国，却是同一族类⑨。
吴越保持着与百越其它各支共同的文化特征，经济生活属水田农耕民族，目前所知最早的经过种植的水稻是在河姆渡文化中发现的，越所住干栏式住房也已在河姆渡文化中出现，而越人发达的葛麻纺织及丝织业，在吴越地区也起源甚早。青铜文化发现与中原同步而发达晚于中原，可是到春秋时期，吴、越的铸剑技术闻名天下，至今传世的“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等，举世叹为观止，文献记载的欧冶子铸剑的技术，得到了考古文物发现的证明。前已述及青铜时代的几何纹印陶，是百越文化的共同特征，吴、越文化也不例外，在精神文明方面，吴越的语言特点、断发文身，拔牙凿齿等，也都具有百越文化的共同特征。
另一方面，由于地理和文化交流与民族迁徙等因素，吴、越都表现积极向中原和楚学习、吸收的特点，吴越兴起时所任用的巫臣、孙武、伍子胥、伯丕、范蠡、文种等都是从齐、楚等国来到吴越的，而季札出访中原，在鲁国论证各国礼乐的博识精论，使中原诸侯与士大夫都大为叹服，经过春秋晚叶到战国时期，虽然《荀子·荣辱篇》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仍强调越与楚、与华夏还存在民族差别，实际上勾吴已基本上华化，而于越分散、有的华化，有的在秦汉之际仍为越人。百越其它各支，如秦汉之际的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瓯等，各有区域，种姓不一，其中多有于越苗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