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吐蕃王朝的建立
一、松赞干布统一诸羌部
囊日论赞时，悉勃野部的实力已自雅隆河流域扩展到拉萨河上游今墨竹工卡一带。当悉勃野部兼并邻近诸部，北迁拉萨河流域时，表明吐蕃王朝的雏形已经确立。
但是，此时新建立的奴隶制吐蕃政权还很脆弱。囊日论赞对新征服或新归附地区的贵族，加以封赐和笼络，他敢于起用出身“卑微”的新贵族，或授予军权，麾师平叛；或委以重任，官居卿相，③因而招致了旧贵族的极大不满。随后，囊日论赞自己的庶民心怀怨望，王妃所属的庶民则是公开发动叛乱，外戚如香雄、苏毗、塔布、工布、娘布等部，也都相继叛离，囊日论赞内外交困，最后被人毒死。④在此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囊日论赞之子松赞干布（《新唐书》作弃宗弄赞，？—650）幼年嗣位，开始了他显赫一生的政治生活。
松赞干布即赞普（藏语，意为有权势的君主，沿用为吐蕃国王的专称）位后，首先平息本部的叛乱，诛灭毒杀父王的凶手，原来叛离的属民，又都重新归入他的统辖之下。⑤约于633年（唐贞观七年），松赞干布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邻近诸部往来不断增多的形势下，迁都逻些（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⑥正式建立吐蕃王朝。此时，吐蕃社会的农牧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度量衡也适应生产的发展而趋于统一，⑦吐蕃王朝的实力日益强大。
松赞干布在吐蕃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先后征服青藏高原上的诸羌部。如苏毗、羊同、白兰、党项、附国、嘉良夷等，以及属于鲜卑人的吐谷浑部，将它们变为吐蕃的属部。于是，吐蕃王朝的统治范围直接与唐朝相接。松赞干布的武力征伐，是为了扩展吐蕃王朝的实力，但在客观上他兼并诸部后，结束了以往各部落后、分散和孤立发展的局面，促使它们和吐蕃结为一体，推动了它们之间的一次融合，使它们走上了共同发展的道路，因此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二、松赞干布制定军政制度
吐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诸羌部的陆续归附，为松赞干布制定各项施政措施奠定了基础。
在军事制度上，松赞干布仿照中原地区的府兵制，在吐蕃建立了四个被称作“如”⑧的军政组织，即乌如，以今拉萨市为中心；约（左）如，以今乃东县昌珠寺为中心；叶（右）如，以今南木林县为中心；如拉，以今拉孜、谢通门县为中心。如，藏语意为部或翼。每个如又分为上下二支如。每个如的马匹呈不同毛色，旗帜也各不相同，以示区别。
吐蕃的职官制，基本上是在松赞干布时期确立的。①王朝中赞普以下总管朝政的是大相（论茞）、副相（论茞扈莽）各一人，但副相非常设职。主管王朝外部，即管理属部及对外侦察、征讨等事务的官员是都护（悉编掣逋）一人。主管王朝内部事务的官员是内大相（曩论掣逋）、内副相（曩论觅零逋）、内小相（曩论充）各一人。主管王朝司法事务的官员是整事大相（喻寒波掣逋）、副整事（喻寒觅零逋）、小整事（喻寒波充）各一人。整事大相或译刑部尚书。这些职官的设置，显然受到唐朝官制的影响。
吐蕃王朝的职官，往往在名前冠以“论”或“尚”字。论，一般指与王室有直接亲属关系的大臣；尚，是和王室通婚的各大贵族出身的官员，原义是舅父。
松赞干布还确定了“告身”制度，即用不同质料制成的臂章，以区别官阶的高下。一等瑟瑟（翡翠），二等金，三等银镀金，四等银，五等铜。臂章钉在方圆三寸的粗毛布上，悬在臂前。②估计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的告身制度尚属草创时期，形制和等级的区分也较为简单，因此，汉籍《册府元龟》和藏籍《智者喜筵》对告身制度都有不同的记载。到公元8世纪中叶赤松德赞时期，告身制度发展到了更加完备的阶段。不同的记载是以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为根据的。这种“告身”制是吐蕃奴隶制社会的等级制度在职官制度方面的具体反映。
为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松赞干布制定了严酷的法律。他以佛教“十善律”为根据，在吉雪（拉萨河下游）的学玛那地方制定吐蕃法律二十部，松赞干布及其臣下都盖印于其上，以昭郑重。这些法律的内容大致是“对争斗（者）罚款。对杀人者依死者的地位罚命价。对盗窃的人罚赔八倍，连同原物共为九倍。对通奸者折断其肢体，流放到其它地方。对说谎的人拔断其舌头。又令臣民皈依三宝，恭敬信奉，报父母恩，孝敬奉侍。对恩人及父叔长辈的意旨，不可违背，以德报德。对贤良的人和出身高贵的人，不能与他们争斗，要听从他们的吩咐。学习经典文字，明白其中的道理。相信业、因、果，戒绝恶行。帮助亲友邻居，勿生侵害之心。品行端正，心存天良。酒食有节，知耻存礼。按期还债，称量时勿行欺骗。未受别人的委托授权之事，不要参与。谋划事情时应自持主张，勿听妇人之言。是非难以判断时，请地方神祗护法作证，立誓赌咒”。③这些法律虽然是以佛教的教理为标榜的，但实际上维护的是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特权，强调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不容逾越，对被统治阶级则是以严刑峻法镇压。《新唐书·吐蕃传》记载的“其刑，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抶之，从喜怒，无常算。其狱，窟地深数丈，内囚于中，二三岁乃出”，既反映了吐蕃刑罚的残酷，也可以看到统治阶级的意志在量刑方面所起的决定作用。
三、文字的创制与佛教的传入
关于藏文的创制，藏文史籍比较普遍的记载为，松赞干布派遣其大臣吞米桑布扎，携带黄金等贵重礼品，去天竺（今印度）学习文字，吞米桑市扎在天竺南方，向通晓文字声韵之学的一位名叫李金的婆罗门求教，学习了梵文和其它文字的字母。学成后，进行综合比较，创制了一种有30个字母、4个元音符号的拼音文字；④他还把《宝云经》、《宝箧经咒》、《大悲白莲花经》等佛教经典带回吐蕃，于是吞米桑布扎成为吐蕃第一位精通翻译和文字的圣人。⑤但是，据藏文《雍中本教史》的说法，藏文导源于古香雄文，早在吐蕃王朝建立以前，即已形成藏文并付诸使用。这一说法较为可信。如果藏文的创制始于公元7世纪，藏文不可能在当时就得以普遍而迅速地推广。事实上，藏文在7世纪时，已经在吐蕃广泛使用。如所周知，任何一种文字由创制到使用，都必须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而且文字的创制也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肯定地说，历史上总会有吞米桑布扎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发展藏文的事业上，起到了一个组织者的积极作用，因而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吐蕃自从创制了文字，随后即有了本民族文字的著作和译述，吐蕃民族的文化也随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佛教传入吐蕃以前，吐蕃原有的宗教是本教。本教是一种原始巫教，占卜吉凶，祈福禳灾，驱鬼降神，巫术医病等为其主要活动。本教最早兴起于香雄部，创始人辛饶米沃且，约于“上下二王”时传入吐蕃，其巫师备受王室倚重。古代吐蕃设有“孤本”的职位，辅佐赞普，参预政务，此人即是本教巫师。①著名的《布顿佛教史》更明确地指出：“在这（指拉托托日宁协在位期间引者）以前，西藏的政治，都是由本教徒来治理的。”②《新唐书·吐蕃传》载：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三岁一大盟。主持会盟、刑牲的人，无疑也是本教巫师。
佛教自7世纪正式传入吐蕃。此时吐蕃王朝建立不久，以松赞干布为首的吐蕃王室，积极地从汉地和天竺等地引进佛教。这是因为佛教作为阶级社会的宗教，能够更为有效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需要，③而原始的本教则是无法与佛教相比拟的。另外，当时吐蕃的四邻，如南面和西面的天竺、泥婆罗（今尼泊尔），北面的于阗（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东面和北面的汉地都是佛教盛行的国家和地区，这也为佛教的传入吐蕃提供了条件。
641年（唐贞观十五年），唐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联姻，随带去一尊释迦牟尼佛像；此前，松赞干布还迎娶了泥婆罗国的尺尊公主。尺尊公主也带往吐蕃一尊释迦牟尼佛像。这二尊佛像至今保存完好，它们既是佛教在7世纪时传入吐蕃的标志，也表明了佛教是从中原汉地和天竺、泥婆罗一带等不同地域传入吐蕃的。
佛教传入吐蕃后，松赞干布主持修建了一些寺庙，它们分别是魇胜寺4座，再魇胜寺4座，分魇胜寺4座及大昭、小昭等寺。④这些寺庙据说都是为了“镇服妖邪”而建立的供佛神殿，不是剃度僧人的僧伽组织。与此同时，将佛教经典翻译成藏文的工作也有了开端，除吞米桑布扎外，还迎请天竺的枯萨热、泥婆罗的锡拉曼殊和汉地的大天寿和尚等人，参加译经工作。⑤
虽然佛教在吐蕃王室的大力扶植下，在吐蕃社会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佛教也受到来自本教的反对和抵制。本教在吐蕃民间有根深蒂固的群众基础，而且还得到各地方豪酋势力的支持。在吐蕃王朝近300年的历史上，佛教和本教经历了长期的、起伏多次的斗争。这一斗争反映了吐蕃不同的奴隶主集团的利益角逐，影响深远，宗教斗争并非问题的实质。
四、松赞干布开创的对唐关系
松赞干布即赞普位后，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施政措施，使吐蕃王朝的实力日趋强大。当时唐朝正致力于重新统一全国的大业，各民族的领袖人物，在这一历史潮流的推动下，纷纷归附于被尊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松赞干布为了加强和唐朝的关系，学习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公元634年（唐贞观八年），他向唐朝遣使入贡，请通婚，①并先后用兵于与唐朝邻近的吐谷浑、党项、白兰诸部及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向唐朝显示其实力。
640年（贞观十四年）松州战役后，松赞干布派大相噶·东赞（《新唐书》作禄东赞）到长安，献黄金及其它珍宝以为聘礼，唐太宗答应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②噶·东赞也接受唐朝授给的“右卫大将军”的职位。③
641年（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由唐朝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入蕃，抵达黄河源附近的柏海（今扎陵、鄂陵湖），松赞干布也从吐蕃远道赶来柏海迎接，并以子婿之礼与李道宗相见。此后，李道宗返唐，文成公主由松赞干布陪同前往吐蕃。松赞干布特地在逻些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宫室，他自己认为“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④
646年（贞观二十年），唐太宗征辽东班师回朝，松赞干布再次派噶·东赞到长安奉表献礼。⑤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朝派王玄策出使天竺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会国王尸罗迭多卒，帝那伏帝（今比哈尔邦北部）王阿罗那顺发兵拒唐使入境，王玄策奔吐蕃求援。松赞干布会合泥婆罗及西羌章求拔部，共同出兵天竺，俘阿罗那顺，遣使赴唐献捷。⑥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唐高宗李治即皇帝位，随即授给松赞干布“驸马都尉”的官职，封为“西海郡王”。松赞干布受封后，致书于唐朝大臣长孙无忌：“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同时还奉献了金银珠宝15种，向唐太宗致祭，①唐高宗又加封他为“賨王”，赐杂彩3000段，还为他刻了石像，列于唐太宗陵前。②
650年（唐永徽元年）松赞干布在逻些病逝，唐高宗在长安为之举哀致祭，还派遣右武卫将军鲜于匡济，携带皇帝诏书前往逻些，参加祭奠仪式。③
由此可见，早在公元7世纪初，吐蕃王朝与唐朝的臣属关系即已确立，而且这一关系为此后形成的藏族与祖国各民族之间互依互存、不可分离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松赞干布在开创吐蕃与唐朝政治关系方面的功绩是巨大的。此外，松赞干布作为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待邻区的先进封建文化，以其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敢于敞开大门，积极引入，既不是故步自封，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也不是原封不动，照搬邻区的一切，这种开放进取的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