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契丹人与汉人、党项人的关系
一、契丹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抗争
契丹贵族与汉族统治者的关系，大体以北宋建立可分为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里，约以契丹国建立前后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立园前，契丹贵族为了求得民族发展和维护民族尊严，对中原王朝和割据的汉族政权，是“时服时叛”或相互争夺；立国后，正值中原各族称霸自立，契丹贵族与汉族统治者，使聘往来。相互利用。③在后一时期里，以“澶渊之盟”为界文可分为两个阶段：盟约订立前，契丹贵族为抗击宋统治者北进，争夺中原领导权、多次与北宋兵戎相见；盟约订立后，双方基本上保持了相对和平，友好往来。
契丹显贵与汉族统治者第一次发生大规模对抗，是在696年（唐万岁通天元年）。时为松漠府都督的契丹酋李尽忠，因唐营州都督赵文翙“数侵侮其下”④，率众杀赵文翙反唐，自号无上可汗。唐武则天发重兵镇压，经过一年多鏖战，虽将此次反叛镇压下去，但契丹人转附突厥（后为回纥），自此对唐王朝时叛时服。唐末，中国北方出现河南朱温、河东李克用（沙陀族）、幽燕刘仁恭三大军事集团相互争夺。在多边角逐中，契丹贵族与李（克用）保持等距关系，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对朱（温）、刘（仁恭）两个汉人统治集团，采取远交朱温近攻刘仁恭，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907年朱温建立后梁遣使通告契丹，阿保机即“遣使者袍饬梅老聘梁”⑤，据统计，自907—923年16年中，双方使节往来达21次①之多。
朱温建立后梁不久，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在五代十国时的半个世纪里，契丹贵族除以良马厚赂后梁“以求册封”保持良好关系外②，还与吴越、吴、南唐、闽、荆南和楚，先后均有交聘，而以与吴越和南唐为最多，与吴越来往凡14次，与南唐有48次之多③。由于耶律德光曾一度称霸中原，吴越还曾奉辽的正朔④。951年汉人郭威建立后周，虽与契丹为近邻，然由于先与后蜀、南唐争战，无力北顾，而契丹当时又是不亲国事的“■王”穆宗耶律璟当政，故起初双方是友好相处。但是，双方各有打算，即契丹企图通过支持沙陀人建立的北汉以遏止后周发展，在政治上保持霸主地位，而后周则想解除北进后顾之忧后再图恢复中原失地。因此，当周世宗柴荣对后蜀、南唐的战争取得一些胜利后，遂于959年（后周显德六年）四月，北攻契丹，取益津、瓦桥、淤口三关，五月又取流州⑤，自此双方进入敌对状态。旋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契丹贵族则是与北宋王朝的争夺了。
960年宋朝建立后，对统一大业采取的是先南后北的方针。尽管契丹自975年（宋开宝八年）起多次遣使聘宋⑥，但宋太宗赵匡义于978年统一了南方大部分地区后，次年（宋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即宣告北伐契丹支持的北汉。五月灭北汉后，六月亲率大军发动对契丹的战争⑦，开始了北宋统治者与契丹贵族的争夺。自此至“澶渊之盟”和约签订，北宋为夺取幽蓟，实现南北统一，向契丹发动了2次大规模进攻；契丹也主动进攻北宋4次。
宋对契丹的2次进攻：宋太宗在灭北汉后，乘契丹无备，挥戈东征，企图一举攻克幽州（辽南京，今北京市），夺取燕云十六州。宋兵进围南京城，契丹军在高梁河与宋兵激战，结果宋兵被斩“万余级”，丢失兵仗、器甲、军粮、货币等不可胜计，宋太宗“仅以身免”，奔涿州（今河北省涿县）“微服乘驴车，间道而走”⑧。986年，宋太宗又分兵三路向辽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⑨。契丹以耶律休哥、耶律斜轸和蒲领分别率师抗击东、西、中三路宋兵，辽圣宗和承天太后也亲赴前线督战。宋由于部署和指挥失宜，又以失败告终。⑩
两次失败使宋统治者对契丹不再主动进攻，但尚未完全放弃夺取幽蓟的想法。①而契丹人认为，“自是宋不敢北向”了。②
契丹贵族对北宋的进攻：宋兵在高梁河之役溃败后，辽景宗耶律贤为“报围城之役”，连续3次发兵攻宋，想试图统一南方。当年（979年）九月，景宗以耶律沙为监军，命耶律休哥、斜轸和抹只等，各率所部兵大举南伐。十月在满城（今河北省满城县）与宋兵交战，宋以诈降大败辽军，辽损兵折将，溃败而归。③景宗耻于满城之败，次年又亲率大军南征，遭到宋军顽强抵抗，不得不“班师”北返。
981年，辽又兴师“南伐，战不利”，被迫还军④。
辽宋攻战表明，双方力量皆自守有余，攻人不足，妥协势在必行。辽圣宗和承天太后在韩德让等的辅佐下，采取了以战迫和的主动行动。
1004年（辽统和二十二年），辽以“举国”之师大举南下。畏敌如虎的宋真宗赵恒在主战派寇准等劝促下虽身临前线，却坚欲遣使议和，并云年给契丹的馈赠“虽百万亦可”⑤。于12月在澶州达成和议，史称“澶渊之盟”⑥。和议主要内容：（1）宋每年给辽助军旅之费，绢20万匹，银10万两；（2）宋辽约为兄弟国，辽主年幼，以兄称宋主；（3）仍以今拒马河（白沟）为界，各守疆界，不得交辰。⑦
澶渊之盟后，尽管契丹贵族认为“国家大敌，惟在南方”，但也认识到对宋不能“妄动”（11），所以至辽亡的100多年间，辽宋基本上保持了和平相处，友好往来。其间曾发生辽要挟宋“割关南十县地”之边界纠纷，由于宋以岁增银10万两、绢10万匹相报，终未再动干戈。⑨
二、契丹、党项贵族间的相互利用
契丹建国时，党项诸部据有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东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和陕西省北部地区。阿保机西征，党项族是其掠夺的对象之一。耶律德光子石晋，称霸中原，党项酋李彝兴曾一度受辽封为“西南招讨使”。
982年党项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权位征战，袭位的李继捧因与“诸父、昆弟多相怨”，次年亲率族人朝北宋，要求留居不归。继捧族弟李继迁因而“叛宋”，出奔至夏州（治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东北白城子）东北150公里之地斤泽。宋兵侦知其所在后遣军讨之⑩，继迁力求得生存和发展，开始了契丹和党项贵族间相互利用制宋，以致后来形成辽、宋、夏鼎立局面。
李继迁投靠契丹在986年（辽统和四年）二月，他时据有银州（治所在今陕西省横山县境）等地，辽圣宗即授之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有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等官爵。（不久，宋军第二次向辽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但又被击溃，李继迁看到了契丹国的强大，向辽求婚，以求得契丹人的保护。辽圣宗封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女为义成公主以许之①。此后，契丹、党项贵族间有过两次通婚。通婚联姻，是契丹、党项贵族间维系臣属关系，借对方之力遏止宋王朝的手段之一。
990年（辽统和八年），李继迁以攻克宋麟、鄜等州遣使告契丹，圣宗即派专使往封继迁为夏国王。西夏成为辽朝的属国自此始②。党项贵族认识到，宋进攻契丹发动的两次大规模战争虽遭惨败，但契丹对宋发动的几次报复战争也多以失败告终，面对这种势均力敌的角逐，原来以宋为敌的党项贵族，虽主要依靠契丹贵族与宋抗争，但为了不完全受辽控制，利用矛盾发展自己的势力，也向宋纳贡，接受宋的册封。如995（宋至道元年）正月，契丹大将韩德威“诱”党项人犯宋边境，当德威惨败仅以身免后，不久李继迁即派左都押衙张浦以良马、橐驼贡献于宋。③旋宋又进攻党项，李继迁在粉碎了宋军的进讨后，又于998年春上表宋廷，表示归顺，并接受了宋真宗授予的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的官职。④其后的党项贵族，大多也采取这种两面外交的手段⑤。
1031年李元吴为夏国王，他是党项族中一位具有政治远见的卓越领导者，1038年建国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自此形成宋、辽、夏三国鼎立局面⑥。西夏虽是鼎立中最弱的一方，然亦已羽毛丰满。由于元吴奉行扩张政策，引诱契丹境内的党项部落反叛，与契丹贵族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导致1044年（辽重熙十三年）和1049（重熙十八年）辽征西夏的两次战争。因辽始终把北宋看作大敌，西夏又屡与北宋发生争战，并使宋在与西夏交界的千里防线上驻扎了40余万军队，故契丹贵族对西夏的征讨是有节制的，一旦西夏主向其“请罪”、“进降表”⑦，即班师，又恢复旧日的亲密关系。所以旧史中，屡提及辽在西夏与宋的冲突中，总是站在西夏一边，或为其向宋“请和”⑧，或遣使于宋“为夏人求还侵地及退兵”⑨。但由于“澶渊之盟”后契丹与宋约为弟兄国，有时亦制止党项贵族的轻举妄动。如1043年，元昊遣使于契丹“请代宋”，因辽“不从”而罢；①。综观有辽一朝，辽与西夏尽管有两次冲突，但契丹贵族始终没有放弃利用和支持党项贵族以牵制北宋，使宋军无力北伐；而党项贵族亦依恃契丹贵族，与北宋相抗。正是有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故到契丹国行将灭亡之际，还出现过西夏国主李乾顺先率兵助辽抗金，后又遣使请西逃的辽天祚帝“临其国”②。
三、契丹人与汉、党项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古八部时期的契丹人已“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③，其时与汉人就有了经济文化交流。6世纪末，1000余家契丹人背突厥附隋，隋文帝杨坚“悉令给粮还本”④；623年（唐武德六年）契丹“君长”咄罗遣使向唐贡名马、丰貂⑤，是汉人生产的物品为契丹人所用，契丹物品进入汉区的最早记载。
9世纪末至10世纪初，随着契丹族崛起，河北一带大批汉族军民被俘或避乱入契丹境内，两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时期。最先进入契丹境内的汉人，被安置在属于迭刺部区域的今滦河上游地区。⑥阿保机就是依靠这些汉人耕种田地，发展经济，增强实力统一契丹诸部的。随着被掠和逃人汉人的增多，契丹贵族以其先后设立的39个州县，星罗棋布于辽上京、中京和东京三道。汉人大多为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农民、工匠，还有一定数量的士人和官吏。因之契丹草原开辟了大量农田，农业获得迅速发展，使不少契丹人转向农业生产。素无邑落的契丹人，也由于“得燕人所教”，开始修房屋，治“城郭宫室”⑦，使草原上出现一座座城镇村落，开始过定居生活。纺织等手工业生产在上京和中京的一些州县，也迅速发展起来，“中国所为者悉备”（11）。在皇都上京，聚集着汉族的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儒）、僧尼、道士等各类人才，（12）从事政治和文化领域里的工作。其中的韩延徽，为契丹“建牙开府”，建立起正君臣、定名分的政治制度；韩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为契丹国制定了礼仪制度；康默记则为契丹法典的创制作出了贡献（13）。936年石晋将经济和文化发达的燕云十六州割予契丹后，更把两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向更高阶段。不仅表现在这一地区汉人生产的各种物品，是契丹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更加速了契丹人学习汉文化的进程，以致辽圣宗于1007年营建中京城，专从燕、蓟地区择良工，“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
榷场贸易是契丹人与辽境外汉人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早在909年，阿保机于炭山之北置羊城（在今河北省沽源县西南小河子一带）与汉等族人市易，977年，北宋在镇（今河北省正定县）、易（今河北省易县）、雄（今河北省雄县）、霸（今河北省霸县）、沧（今河北省沧县）五州各置榷场，开始了北宋区内汉人与契丹人的贸易。其中以雄州榷场贸易量最大。后由于宋辽战起，榷场时禁时开。“澶渊之盟”后的第二年（1005），辽在振武军（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保州（今河北省保定市）、涿州新城（今河北省新城县旧城）、朔州（今山西省朔县）等地设立榷场，与北宋汉人交易；宋亦先后在雄州、霸州、静戎军、安肃军（今河北省徐水县）、代州雁门砦等地恢复或新置榷场与契丹人互市。终宋英宗之世，双方榷场贸易未尝中断。交换的主要货物，契丹输出的是布、羊、马、骆驼、北珠、玉器等，北宋输出的是香、茶、药、犀角、象牙、苏木、缯布、漆器、瓷器、秔稻和各种图书等。（辽方史料载，辽圣宗时的北院大王耶律室鲁“以俸羊多阙，部人贫乏，请以赢老之羊易南中之绢，上下为便”（。宋方史料载，榷场使北宋“岁获四十余万”，“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后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①。可见，榷场贸易不仅互通有无，而且数额很大，双方都得到了好处。
两民族人民间榷场之外的走私贸易也很盛行。北宋都城百官食用的牛羊肉，多靠从契丹境私贩手中买得。②私相买卖的货物，大多为双方禁止出口的物品。辽方私人宋境的，主要是盐，其次是马牛羊等，北宋私入契丹区内的，主要是《九经》注疏以外的书籍和硫黄、焰硝、卢甘石等。③
聘使往还，是两民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条渠道。着眼点虽是维系两民族间政治上的友好关系，但在一往一来的活动中，双方均带去大量礼品和带回“赐物”，加上使节们另外捎带一些货物易其所需，使这种交往实际成了经济文化交流的又一种形式，早在943年，耶律德光和其兄东丹王耶律倍各遣使通南唐，除携带300匹马、35000只羊作为贡物外，又别持3000只羊、200匹马，市易罗纨、茶、药。④北宋建立不久，双方就有了正式聘问，中间虽因一度战起中断，但“澶渊之盟”后100余年间，除宋一直恪守着岁赠契丹银20万两、绢30万匹外，双方于每年正旦、帝和帝母生辰等节日，均互派使臣往贺，带去的礼品和赏赐使臣的赠物，皆有定额。契丹贺宋帝及帝母生辰礼品，按例除衣饰等物外，还有鞍辔等各种马具、毛毡、弓箭、皮革制品、牛羊、山果等物及“御马六匹、散马二百匹”；宋贺契丹国主、国母生辰的礼品，除有金银酒食器、酒、茶、乐器等外，还有“绵绮透背杂色罗纱、縠绢二千匹，杂采二千匹”⑤。
上述各种形式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两民族人民生活，促进了双方社会发展，尤其是契丹社会的发展。兹就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再揭示一二。如契丹字是仿汉字偏旁制成的。又如自阿保机于918年诏建孔子庙后⑥，契丹历代君主均提倡儒家的忠、孝、仁、义、修身、齐家等伦理思想，使汉族崇尚的懦家思想在契丹人中获得空前的传播与发展。辽道宗耶律洪基曾说过，“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⑦。另一方面，汉族也从契丹文化中吸取不少营养，如多次出使契丹的宋臣余靖，就能用契丹语作诗。①又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耶律倍善画草原风光画，其“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②。
契丹人与党项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远不如与汉族。这是由于契丹人与党项人的经济和文化均较落后，所需皆可从汉区获得，有求于对方的较少。然因党项人为与北宋抗争，986年李继迁附辽，后又成为辽的属国，加之西夏与北宋屡次发生争战，所以契舟人与党项人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也很密切。交流的渠道，一是党项人按例“八节”贡献和契丹的回赐；二是榷场贸易；三是私相交换。“八节”贡献和回赐，据《契丹国志》载，贡献物有细马20匹、粗马200匹、驼100头、绵绮300匹、织成锦被褥五合、沙狐皮1000张、兔鹘5只、犬子10只，从容■石，井盐各一千斛；回赐品除有衣饰、马具、弓箭、酒、果等外，还有“细锦绮罗绫二百匹、衣著绢一千匹”③。此外，西夏还于1067年遣使向辽“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1095年又“进贝多叶佛经”④。
榷场贸易，据《大金国志》云：契丹在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西北的过腰带、上石楞坡、天德军（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喇特前旗东北）、云内州（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沙尔沁）、银瓮口（今土默特右旗萨拉齐西北）等地设有榷场，与党项人互通有无，只是严禁卖铁给西夏。⑤1042年和1063年，辽又先后禁止契丹人将马、铜卖给党项人⑥。
私相交换，不仅存在于民间，党项使节在出使契丹时，也携带货物沿途与契丹人交易。因此，辽兴宗耶律宗真于1003年下诏，“禁夏国使沿途市金、铁”⑦。可见，私相贸易量也很大。交换物品，除金、铁、铜、马外，其它均可自由买卖；同时又说明，几种被禁品，亦是私相交换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