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方志与域外地理志
一、方志
方志是中国地理学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起源早、数量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现存方志达8000种以上，其他国家罕有其匹。清代是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鼎盛时期。官修的省府州县志成批涌现，私修的方志亦如雨后春笋，与官修方志争相辉映，成为清代地理学的重要成就之一。
（一）清代方志概述
清代方志大多是省、州、府、县奉命纂修的，少数由地方或个人撰修。
清初编纂《明史》、三修《清一统志》，后来编纂《大清会典》、《清文献通考》等文献典籍，皆令直省编纂志书，提供资料，直省和府州编纂省志、府志，也要州县修志，以供采择。如康熙年间修《明史》，清廷特命各省督抚修志①；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又诏天下各修府州县志，以备《清一统志》采择；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命天下督臣修直省通志”，“汇送一统志馆”②。以后又规定，各地方志“每六十年一修”③。清初编纂规模巨大的全国性巨著以及方志“六十年一修”的规定，促进了各地修志的经常化和制度化，因此康熙至嘉庆年间成书的方志特别多。后来，“六十年一修”的规定虽未严格执行，但不少府州县志皆能做到数十年或百余年一修。今存清代云南省志有13部、河南省志6部、永平府志5部、徐州府志5部、徽州府志6部、松江府志6部、光州志6部、六安州志6部、无锡县志10部、丹徒县志6部，便是典型的例子。当时不论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还是边远地区，清修方志数量，都比明代明显增加。（参见表7、表8）
私家编纂的方志，原因有多种多样，有的是地方官到任后，为了解当地情况而修纂的，如云中知府胡文烨到任后，“日侍别府帷幄，凡所咨扼塞、户口、士马、金谷之数，多不获原册考究”④，便在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聘请博学之士，纂成《云中郡志》，以供参考；有的是在外患内乱交困时，为“御寇边防，兼筹水陆，依山设险，添建围墙”而编纂的，曾国荃修《山西新志》便是为此。有的是发现旧志有误，为辨正舛误而修纂的，康熙年间方式济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被发配到黑龙江卜奎（今齐齐哈尔）戍边，通过实地调查，他发现旧志所载大多得于传闻，秉笔者并未亲临其地，以致错误甚多，便在考察地理古迹、探诸风物源流的基础上，撰成《沙龙纪略》一卷。有的因参与志局修书，或不遂己意，或因故未成，便另行编纂，顾炎武修《山东肇域记》、焦里堂修《邗记》便属于这一类。私修方志名目繁多，有纯属方志体例而避其名者，如嘉庆初荔扉所纂《滇系》，实系云南通志，而不用其名；还有不以全境作为记述对象，仅析其中部分专门作志的；更有专门立例示范，仅作编纂提纲，不修全书的。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将那些专记一方史迹的、专记人物的、专记风俗轶闻的、专记路程里距的、专记山川名胜的专书也称作方志，那么清方志在内容上就更加五花八门，体例上就更加风格迥异了。
清代编纂的方志，没有精确的统计。《清史稿·艺文志》著录824种，脱漏大半。《清史稿·艺文志补》补充著录2159种，二者相加，共计2983种，仍不完全。庄威凤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说现存清方志有40889种。但这个数字，未将乡土志、里镇志统计进去，已经失传的方志（包括有存目和无存目者）也未纳入统计，有些方志的“始纂”“辑成”、“刊印”的年代跨越二个朝代或不同时期，情况较为复杂，很难断代归类，因此这个数字只是一个不完整的相对正确的统计数。笔者也做过一个统计，包括乡土志、里镇志在内的方志现存有5298种。这个数字仍然是一个相对正确的统计数，统计时所作的技术处理，同样很难说十分科学。这2个统计数表明，学术界认为清修方志不少于6000种的看法，基本正确。清修方志的卷数和部数，在历代方志中皆居第一位。
为使各地官修方志符合中央需要，清廷颁令修志时，往往附有许多具体规定，以便各地遵循。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92年）保和殿大学士周祚建议：“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田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宜汇集成帙”①。周祚的建议已提出了汇集的内容。这一建议，后经康熙帝批复，转发各省施行。同年，礼部七月二十四日《题本》又强调“直隶各省通志，请敕下该督抚详查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纂辑成书”。《题本》不仅规定了各省通志的内容，而且进一步规定了通志的款式。河南巡抚贾汉复纂修的《河南通志》是清代最早修成的省志，于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成书，共50卷。分图考、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山川、风俗、城地、河防、封建、户口、田赋、物产、职官、公署、学校、选举、祠祀、陵墓、古迹、帝王、名宦、人物、孝义、列女、流寓、隐逸、仙释、方技、艺文、杂辨30门。其内容及分类较符合要求，故清廷命令各省一律按此发凡起例、定下程式。各省督抚奉命后，悉以此为例修纂志书。两江总督于成龙为《江西通志》制定凡例时，便明确指出：“今遵部文，体例科条悉仿《河南通志》”①。其它各省，亦皆如此。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礼部檄催天下各省，又再次强调“遵照《河南通志》例，限三月成书”②。因此，这一时期成书的省志，内容和体例大体雷同。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河南巡抚阎兴邦向所属府州县颁发修志牌照，对各款内容详加诠释。其凡例共有22条，规定十分具体：
—总图：须精详。
—沿革：须照诸史考证，毋得混入，不必过多。
—天文：略摘切要者，勿用混载，以分野所躔者广也。
—四至：疆域要考证。
—建置：城池需载明几时建，某人修，一一查明。学校止载其起修、修葺，不必载闲文。其新定乐午等宜增入。
—河防：宜先叙前代，而以今近所开、所淤，备细入之。
—乡村集镇：止载方隅里数，有古事者注之。
—公署：止载创建始末。
—桥梁：止载创建始末。
—仓库、社学：止载方隅、建造日月。
—街巷、坊第：须注明何处。以上凡有事实者，当详考而载之。祀典及书院考证，载之勿遗。
—山川：须考果系封内者方载入而不可遗漏。河道要将近日祈开浚、淤塞、变迁等查明，其间事实详细说明，不可以小说搀入，如《宜阳志》之可笑也。
—古迹：须考明某代某人，将事实注明，不得遗漏，不可以小说搀入，如《宜阳志》之全载野史也。
—风俗：略载之，而不自加论断。
—土产：非地所出及平常草木，可不必载，须载其特产者。
—陵墓：须注明某代某人，有碑碣与否。
—寺观：必奉敕建，或建置已久，有可考者载之，余删。
—赋税：止载旧额若干，新增新减若干，不必一一细注，有关系者全载之。
—职官：须载其爵里、时代、年月、有可纪，略书之。
—人物：圣贤、忠贞并入。其科贡等，必载其家世、时代、年月、字某、号某，分别某科某项。若系乡贤，为立一小传于后。
—流寓：孝义、烈女、隐逸、方技：各考实详核以载，其节烈务在阐发幽光，勿专载世家而遗寒素。
—艺文：须择佳者，或关驿乘者载之。八景不可录，录必录其佳者。
—灾祥、杂杨：仿古为之①。
这一通行河南各府州县的凡例说明，对每个门类和款式都有详细具体的要求。这种做法对方志体例的规范化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廷对各地修志十分重视，除由上而下逐级行文、颁发志例，由下而上申详呈报、逐级审查外，还将所修志书的优劣作为考评地方官政绩的标准，进行议叙，予以奖惩。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颁旨称：“著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葺，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缺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如一年未能竣事，或宽至二三年内纂成具奏。如所纂之书，果能精详公当，而又速成，著将督抚等官，俱交部议叙。倘时日既延，而所纂之书又草率滥略，或至有如李绂之徇情率意者，亦即从重处分”②。奖惩事关地方官前途，故各级官员无不用心，谨慎从事。评定志书优劣，第一标准便是体例是否允当。这种行政手段，也迫使方志体例趋向于严谨和规范化。
清代，学者参与修志活动蔚然成风。在这些学者中，一部分人身为封疆大吏或府州长官，他们亲自主持修志工作，如广西巡抚谢启昆、广东巡抚阮元、山西总督曾国荃、扬州知府伊秉绶等，修成的志书，多为佳作。更多的学者，如顾炎武、方苞、戴震、章学诚、钱大昕、纪昀、洪亮吉、孙诒让、鲁一同、钱泰吉等，或受聘担任总纂，或布衣参与修订商榷，皆在不同程度上参加过修志工作，他们将修志看作“著述大业”，“不朽盛事”①，不仅态度认真，学风严谨，十分重视体例和考证，而且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志书之中，他们很爱惜自己的声名，不盲从不同的观点，更不肯苟且从事，由他们主修的方志质量很高。这些人名望高，影响大，他们纂修的方志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多为时人所仿效。陈澧说：“昔阮文达修通志时，遍选各志书，以谢中丞所修《广西通志》为最佳，故《广东通志》仿其体例。嗣后各府县志，多依阮通志体例。今修《肇庆府志》，亦依阮通志体例”②。
清代著名的方志很多，以省志而言，顺治《河南通志》，康熙《陕西通志》，雍正《浙江通志》，嘉庆《广西通志》、《湖北通志》、《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安徽通志》，道光《湖广通志》、《陕西通志》，同治《畿辅通志》、《江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湖南通志》、《安徽通志》、《湖北通志》，宣统《新疆图志》等修得较好。府志中，乾隆《宁波府志》、《松江府志》、《西宁府志》、《汾州府志》、《庐州府志》、《江宁府志》、《荆州府志》，嘉庆《扬州府志》、《徽州府志》，道光《雷州府志》、《宝庆府志》、《贵阳府志》，咸丰《遵义府志》，同治《苏州府志》、《湖州府志》，光绪《绍兴府志》、《顺天府志》等较为出色。州县志中，康熙《邹平县志》、《济阳县志》、《德州志》，乾隆《历城县志》、《诸城县志》、《临清直隶州志》、《鄞县志》、《汾阳县志》、《偃师县志》、《乌程县志》、《昌化县志》、《六安州志》、《泾县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永清县志》、《亳州志》、《天门县志》、《石首县志》、《广济县志》，嘉庆《凤台县志》、《怀远县志》、《禹州志》、《鄢陵县志》、《河内县志》、《长安县志》、《咸宁县志》、《郯城县志》，道光《兴文县志》、《屏山县志》、《大足县志》、《南海县志》、《新会县志》、《济宁州志》，咸丰《邳州志》、《清河县志》，同治《南海县志》、《鄞县志》、《慈溪县志》，光绪《香山县志》、《湘潭县图志》、《衡阳县志》、《黄岩县志》、《青田县志》、《永嘉县志》、《仙居县志》、《会稽新志》等也可列为名志。乡镇里坊志中，乾隆《乌青镇志》，同治《南浔镇志》，道光《浒墅关志》，嘉庆《瓜州志》，光绪《唐楼志》等也可跻身名志行列。
可入著作之林的佳作，大多由著名学者与修。如康熙《邹平县志》、《德州志》，有顾炎武参与；乾隆《宁波府志》有全祖望参与；乾隆《鄞县志》有钱大昕参与；乾隆《汾州府志》、《汾阳县志》有戴震参与；乾隆《松江府志》、《鄞州志》、《三水县志》由孙星衍主撰；乾隆《庐州府志》、《江宁府志》、《六安州志》由姚鼐主撰；乾隆《宁图府志》、《怀庆府志》、《延安府志》、《登封县志》、《固始县志》由洪亮吉主撰；乾隆《永清县志》、《天门县志》、《石首县志》有章学诚参与；乾隆《朝邑县志》，由钱坫主撰；嘉庆《广西通志》由谢启昆主修；嘉庆《浙江通志》、道光《广东通志》、《云南通志》皆阮元、陈昌齐、江藩主撰；嘉庆《徽州府志》有龚自珍参与；道光《湖广通志》由林则徐总裁、俞正燮总撰；咸丰《邳州志》、《清河县志》由鲁一同主撰；同治《苏州府志》由冯桂芬主撰；同治《江宁府志》有汪士铎主撰；同治《湖州府志》、《归安县志》由陆心源主撰；光绪《杭州府志》、《黄岩县志》由王棻主撰；光绪《湖北通志》、《顺天府志》、《荆州府志》由缪荃孙主撰。
方志的通病，是芜杂不整，而这些佳作经学者精心撰著，则全然不同，完全可以入著作之林，是方志中的佼佼者。
（二）方志举例
方志，即一方之志。以记述的地域不同，分为省志、府志、州县志、乡镇志等数类。一般说来，以全国范围为记述对象的总志、记载单一内容的专志，则不应包括在内。
1.省志
省志是以直省为记述范围的方志，如康熙《江西通志》。
康熙《江西通志》54卷，于成龙、张所志、安志鼎等纂。康熙年间，清廷编纂《一统志》，令各省督抚修志，以备采集。当时，于成龙为两江总督，张所志、安志鼎先后任江西巡抚，遂奉命纂成此书，献上朝廷。《于成龙序》叙其经过说：“辛酉冬，臣成龙蒙皇上简命总督两江，以明年壬戌夏抵任，又明年癸亥礼部奉旨督催各省通志。臣成龙驻扎江宁，既与江苏巡抚臣余国柱、安徽巡抚臣徐国相同辑《江南通志》，见在付梓，另呈宸览。惟江西去江宁千有余里，控辖辽阔，不得身至其他，于是发凡起例，定为程式，移檄江西布政使司兼摄抚臣事臣张所志，诹日设局，罗致文献，捃摭裒辑，鳞次栉比，务期典核。凡阅十旬，以所志录稿本授臣，臣又与江西新任抚臣安世鼎为之钩稽考核，芟繁补缺，荟为成书”。该书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开编，二十二年成本，历时11年告竣。它是清初第一批官修的省志之一。
该书体例深受顺治《河南通志》影响。《凡例》云：“江西旧志分叙各府纪述简略。今遵部文，体例科条，悉仿《河南通志》”。惟内容“较诸旧志，稍加详备而已”。二志目录如表9。
两相比较，除封建、物产、帝王等少数目录不同外，门类和体例基本相同。
省志记述疆域、山川、津梁、物产等，应以府为单位，亦应以府为重点。康熙时，江西布政司辖南昌、饶州、广信、抚州、建昌、南康、九江、瑞州、临江、赣州、吉安、表州、南安十三府和宁州一州。康熙《江西通志》记述各有关内容时，亦大都以此十三府一州为单位逐一叙述。
康熙《江西通志》重视记述疆域政区和建置沿革。编纂者运用图、表、注等多种形式，对疆域政区和建置沿革进行详尽的交待。卷首绘有《江西郡县图》、《江西一十三府一州总图》及各府图。《图考》云：“古者，左图右书，书以纪事，图以观理。图也者，佐书之所不逮者也。故象万物者，莫善于图，而用诸舆地为尤重”。由于编纂者深谙地图的功用，懂得它在方志中的价值，故广泛用来表示疆域政区的地理范围，给读者以直观的地理概念。在叙述建置沿革时，先以“总叙”开篇，记述布政司沿革概要，然后分叙各府州沿革。府州沿革前，又各有“小序”，记述府州沿革概要。“小序”之后，才是各府沿革表。沿革表后又有注文，记述各县沿革。三者相互补充，环环入扣，颇便读者查对。今将“总叙”及饶州府部分摘录于后，以便读者了解其体例。
江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建置沿革（总叙）
……江西故扬州之域，春秋属吴，周元王四年，越灭吴，又居越。显王三十五年，楚威王败越，杀越无疆，遂于楚。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灭楚，郡县楚地，是为九江郡。汉改九江郡立淮南国、吴国，高帝十一年，封皇太子长为淮南王，兄子濞为吴王，二国遂尽有扬州之地。景帝七年，濞连七国反，周亚夫平之，始于此置豫章郡。武帝元封五年，置扬州部刺史，治丹阳，九江、豫章其郡也。后汉因之，三国属吴，晋复置扬州，豫章隶焉。惠帝元康元年，分治江州部刺吏，治豫章，其后治浔阳。宋、齐、梁、陈因之。隋置总管府于洪州，按饶、江、抚、袁、吉、虔等诸州，炀帝罢之，复为郡。唐初仍隋制，置洪都总管府，寻改都督府，后罢，置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分江南道为东西二道，江南西道置采访处置使，后改观察使，又称镇南军。南唐置南都。宋置都督、洪都、豫章郡、镇南军。分江东西路、东按饶、信二州、南康军，西按江、洪、抚、筠、吉、虔六州，临江、南安二军。元设行都元帅府，寻改江西道，置江西等处行中书省，隶江南诸道行御史台。至元十四年，置提刑按察司，二十八年改肃政廉访。明初仍元置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寻改承宣布政使司，又置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南昌道、湖东道、湖西道、九江道、岭北道。领府十三、州一、县七十七、卫四、所八。皇清因之，卫所俱裁。康熙二十一年，各道裁，设分巡饶南九道、分巡赣南道，领州县如故。
饶州府小序
《禹贡》扬州之域，所称“彭蠡既潴”，即鄱阳湖也。周《职方》隶扬州。春秋楚东境，吴阖间伐楚取番道，属吴隶越。勾践平吴，属越。楚灭越，复属楚。秦并天下，置鄱阳县，隶九江郡，项羽立黥布为九江王，复属楚。汉初，属淮南国，后属豫章郡。三国吴置鄱阳郡，晋初因之，后因荆扬地广，统理尤难，割荆扬凡十郡，置江州，隶江州都督。宋、齐复隶扬州，为鄱阳郡。梁置吴州。陈复为鄱阳郡。隋改为饶州，以物产丰饶故也，隋置饶州，复为鄱阳郡。唐初为饶州，后改鄱阳郡，又复为饶州，其中分隶诸道州，不一而足。南唐置永平军，宋仍为饶州，元置饶州路。明初，改为鄱阳府，复改饶州府，属江西布政使司。正德七年，割饶州之鄱阳东南、余干之西、乐平之东、信之贵溪东南都图为万年。皇清因之。领县七：
浮梁县（饶州府属县注文举例）
唐本古番地，唐武德中，析置新平县，寻省，开元初复置，为新昌县。天宝元年改曰浮梁。以溪水时泛，伐木为梁，故名。永泰二年，析北境，今黔南置祁门县。元和中，县治被水，徙西北，即今治。南唐、宋因之，为望县。元升为州。明改为县，属饶州府。皇清因之。编户一百一十二里。
康熙《江西通志》重视阐明著书的时间断限和资料的时间概念。一部好的志书，必须交待著作时间断限，引证资料（尤是经济资料）必须冠以时间，叙事必须给读者以明确的时空概念。否则，堆砌的内容和被引证的资料犹如废纸一堆，令人读来不得要领，更谈不上供人参考的作用。康熙《江西通志》能够避免和纠正一般方志的通病，在《凡例》中明确交待各种统计数据的时间，如“镇营、防御、军国重务、官兵驻汛，悉准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内见在数目”，“户口、田赋悉准康熙二十二年刊定《赋税全书》”等等。这是本志的一大优点，也是著述严谨的表现。
康熙《江西通志》保存了许多珍贵资料。例如《物产》南昌府“占”字注文下，记载了宋代占城稻传入江西的经过。注文曰：“稻种。有早、晚、赤、白，称名不一。本占城国种。宋大中祥符五年，遣使往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遍给江淮间播种。始及江西，列郡县皆有之”。这条资料不论对于研究农作物栽培史，还是研究区域开发史，都是很珍贵的。再如《碑记》也保存有许多重要资料：《柏虔冉新创千金陂记》记载了唐上元、咸通年间临川境内兴修水利的情形，《筑五圩碑记》记载了修筑五圩的作用与用工经过。这同样是研究江西农田水利史的重要资料。
编纂卷帙繁浩的志书，一要体例严谨，二要防止脱漏，三要风格如一，在这3方面，康熙《江西通志》仍有不足之处。表现在：在体例方面，大多数类目以府为单位进行记述，但少数类目，如桥梁、水利等又改用县为记述单位，此其一；内容间有脱漏之处，如首列江西13府1州图时，漏载宁州图，此其二；在前后行文风格和各地区内容详略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此其三。
2.府志
府志是以府为记述范围的方志，如《松江府志》。
嘉庆《松江府志》是清代名志之一，84卷，首2卷，图1卷，内题宋如林等修，孙星衍等纂。宋如林是松江知府，孙星衍是著名学者。孙氏撰有《周易集解》10卷、《夏小正传校正》3卷、《明堂考》3卷、《考注春秋别典》15卷、《尔雅广雅诂训韵编》5卷、《孔子集语》17卷、《晏子春秋音义》2卷、《史记天官书考》10卷、《寰宇访碑录》12卷、《金石萃编》20卷、《续古文苑》20卷、《诗文集》25卷。他一生中编纂过《澄城县志》、《直隶邠州志》、《三水县志》等7部方志，嘉庆《松江府志》是他一生中所修的最后一部志书。
卷首有汤金钊、陈桂生、觉罗麟祥、魏元煜、宋如林序。《宋如林序》涉及修志经过及全书概况，其云：
志非史也，修辑较易，而史即出志也，志载易详。士大夫力持清议，上下古今，每寓褒贬于叙述之中，以示劝惩，故于人物独加意焉。至山川、土田、兵农、金石之属，往往略而不详，夫不详不可谓之志也。
松郡枕海带江，东南一大都会，沿革损益，政绩人文，即岁集一编，书不胜书矣。郭志修自康熙癸卯，距今一百五十六年，其间典章文物，欲一一访求补载，罔有遗失，难矣哉。长沙周君希甫先此摄篆，因都人士之情，方议设局重修，余喜周君之先得我心也，黾勉从事，因延阳湖孙观察渊如、山阴朱郡守意园总其成。又明年甲戌，今仓场侍郎宝斋莫公来主云间讲院，后先考证，重加厘正，而一时群贤萃集，采访搜罗，综合寻求，殚心竭力，各尽所长，时阅六载，稿凡三易，而是书以成。是书也，列十四门，分八十上卷，积一百八十万一千四百五十九字。说者以卷帙繁浩，殊失事增文减之例，不知山川名胜图经易沿其误也，民赋兵防随时以制其宜也，遗征盛事尚虑其久淹也，诗、古文、词尚虞其不富也，金石文字足以资考订也，人物代有兴者，善善从长，有美必录，士大夫知人论事，日久自有定评。今兹捃摭，不厌其详，一待以太史輶轩之采，亦以助后来修志者之编孴焉。
孟秋之月，将以俸满入都，会剞劂告竣，因掇其大略弁于简端。至各门标目，详于凡例，兹不复赘云。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七月知松江府事宋如林撰。
清嘉庆年间，松江府辖1厅7县，府志叙述疆域、山川、建置、田赋、学校、武备、职官、名宦、选举、古今人物、艺术、寓贤、方外、列女、艺文、名迹、拾遗等项内容，悉以所辖地域为记述范围。其在编纂思想上，有以下3方面特色值得肯定：
（1）重视运用地图。《凡例》云：“府境形胜绣错，建置罗列，非绘图不能解”。卷首除《建置图》、松江府及所辖各厅县《全境图》、《城池里》外，还绘制了《乡保市镇图》、《松江水利原委图》、《九峰三泖图》、《海防图》、《府署图》等39幅地图。这些地图绘制技术较高，较一般府志详尽，且“附说于后”，意思简单明白，颇便读者对照阅读。
（2）重视府境利病。松江府襟江负海，为东南泽国，水利为一郡先务。《山川志》按照《水经注》体裁，将府境河流湖浦及其支脉条分缕析，并述其源流、利病及浚治工程。其搜集的资料，从《禹贡》起，至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止，包括历代帝王谕旨、名臣奏议、古今图籍及金石，凡与水利有关的资料，莫不搜求齐全，内容十分丰富，对考究松江水利甚为有益。
（3）重视国计民生。明清二代，松江赋役之重，天下闻名，明末几乎酿成变乱。《田赋志》不仅记载了历代田亩、田赋、各种杂派，而且记载了明万历年间上海、华亭、青浦等地百姓反对“勘绝田”，抗议加派赋额的经过，崇祯年间华亭知县“秘匿部文”，擅加赋税的盘剥行为，以及农民在苛税重赋下的沉重负担等情况。
3.州县志
州县志是以州县为记述范围的方志，如嘉庆《泾县志》。
嘉庆《泾县志》共32卷，由清李德淦修、洪亮吉纂。李德淦是泾县知县，实际编纂工作由洪亮吉主持。洪亮吉是清中叶著名学者，在经学、地理学、人口学方面皆有建树，著有《更生斋文集》等。他编纂过乾隆《延安府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澄城县志》、《固始县志》等七八部志书，经验十分丰富。《泾县序》集中反映了他的修志观点，其中不少观点，现在仍有参考价值。他认为：“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苟简，则舆图疆域，容有不详”。“滥收则或采传闻，不搜载籍，借人才于异地，侈景物于一方，以致■以传■，误中复误”。他主张：“撰方志之法，贵因而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义归一是，庶乎可断踵前修，不诬来者矣”①。
嘉庆《泾县志》为清代名志之一，梁启超称其为县志中之最。其所列门类及编排，曾被誉为州县志典范。该志目录如下：
卷首叙、例、图
卷一沿革（星野、疆域、形胜、风俗）
卷二城池（故城、街卷、坊表、乡都、市镇、桥梁、津渡）
卷三至四山水（诸条山、诸条水、陂泽、湖池井泉）
卷五食货（蠲赈、恩赉、田赋、杂税、户口、徭役、积贮、盐法、马政、屯田、囚田、物产、兵防）
卷六至七学校（学署、学田）
卷八书院（书院田）
卷九坛庙
卷十官署（仓库、公馆）
卷十一古迹（冢墓）
卷十二金石
卷十三职官表
卷十四至十五选举表（荐辟、例仕、吏仕、武选举、武职、赠封、荫袭、戚畹、乡宾）
卷十六名宦
卷十七至二十人物（名臣、宦业、忠节、孝友、儒林、文苑、武功、懿行、尚义、五世同
堂、百岁、隐逸、艺术、寓贤）
卷二十一至二十四列女（烈妇、贞女、旌表节妇、孝女、寿妇、旧志所载待旌节妇、新
增待旌已故节妇，新增待旌现存节妇）
卷二十五寺观（仙释）
卷二十六艺文
卷二十七杂识（纪事、灾祥、轶事、异闻）
卷二十八辨证
卷二十九旧志源流
卷三十至三十二词赋（宦寓与本县诸贤赋、宦寓诸贤诗、本县诸贤诗）
这份目录，可供读者了解其内容作参考。
洪亮吉是方志地理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纂修的《泾县志》带有明显的地理派色彩。
第一，重视记述境内地理内容。作为县志，它不仅重视记述县邑本身疆域的沿革，而且十分重视记述乡里、市镇等县以下行政单位的疆域和沿革。唐以前，泾县乡都无考。唐仅知18乡，名称无考。元代沿革亦不详。除此而外，对宋代及明、清11乡的分合并省均有考述，对清中叶18市镇的方位和兴废也有翔实记载。《泾县志》沿革类的内容很丰富，如“风俗”门不仅记述历代民情、民俗、民风，而且详细记载方言、气候、岁时琐事及其演变等内容，为一般县志所罕见。针对当时方志讹陋甚多的通病，《泾县志》在每条沿革内容后，皆注明资料出处；沿革不详者，皆明确说明；旧志中与沿革无关的内容，一概省略；旧志错误之处，皆附短篇考证于后，加以澄清或纠正。严谨程度，如同学术著作。
第二，引征广博。《泾县志》重视借鉴和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凡例》说：“舆地之书，除历代地理志外，如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欧阳忞《舆地广记》、祝穆《方舆胜览》等有关涉县境者，无不一一秉录，而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所载县事尤详，今并分门录入”。志山水时，“凡唐宋以前诸图经地志所载者，无不录入，并加以考证”。志风俗时，亦引证唐陈势《大宁塔记》、卢肇《新兴寺碑》等17种。使《泾县志》起到了汇集一方有关文献的作用。
第三，注重考证旧志讹误。凡重要记载，《泾县志》皆求证于史传载记，凡史传载记错误之处，皆一一刊正，使引证之资料做到正确无误，可以“传信”，“不贻后人口实”。叙泾县沿革时，通篇考证20处。如《泾县志》引《晋书·地理志》“太康二年置宣城郡”后加按语云：“按宣城郡建置年月当从沈约、郦道元作‘元年’为是，今考《元和郡县志》，又云汉顺帝立宣城郡。《太平寰宇记》又云武帝元狩元年改鄣郡为丹阳郡，至顺帝又改为宣城郡。恐皆误”①。又如引《隋书·地理志》“泾，平陈，省安吴、南阳二县入焉。”及《通志》“隋平陈，废宣城郡，仍并安吴、南阳二县入泾县”后，加按语云：“按南阳当为广阳。《隋书》、《通志》并误作南阳，南阳盖唐武德时所置”②。这类考证，或纠正年代错误，或指出内容脱漏，或辨正旧志引文疏略，或证明有其他不同说法，起到了匡谬纠误的作用。
4.乡镇志
乡镇志是一乡一镇为记述范围的方志，如嘉庆《南翔镇志》。
嘉庆《南翔镇志》共12卷，内题张承先纂、程攸熙订正。南翔，别称槎溪。自南朝萧梁建白鹤南翔寺，聚落日盛，后因寺成镇。清嘉庆年间，属嘉定县，“殷繁为诸镇之冠”。当时，“民居稠密，百货軿阗，市声浩浩，有如通都大邑”③，乡绅遂有修志之意，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邑人程攸熙遂对乾隆年间张承先所修《槎溪志》加以订正，纂成是书，并改曰《南翔镇志》。
由于乡镇志的记述范围仅限于一乡一镇（也有少数扩大到邻近数乡），可供编纂的文献和素材相对较少，因此除个别著名市镇外，内容皆不及州县志丰富，所列类目也与州县志有所不同。
嘉庆《南翔镇志》目录如下：
卷一疆里（沿革、里至、乡都、水道、开浚、物产附）
卷二营建（官廨、书院、庙坛、婴堂、营汛、递铺、坊表、街巷、桥梁）
卷三小学（小学、义塾、乡饮）
卷四职官（分防县丞、巡检、汛弁）
卷五选举（进士、举人、贡生、例贡、例选、杂进、荐举、武科、封赠、荫叙）
卷六至八人物（贤达、孝义、文学、隐逸、耆德、艺术、流寓、列女、方外）
卷九艺文（书目、碑刻、文、诗）
卷十至十二杂志（寺观、庵院、神祠、尼庵、第宅、园亭、古迹、祠墓、纪事、轶事）
各门类内容也较少，沿革和建置的内容，减少更加明显。嘉庆《南翔镇志》沿革云：“槎溪，古疁也。萧梁时，建白鹤南翔寺于此，因寺成镇，遂以寺名。六朝迄唐宋属娄、属昆山，迨南宋析昆山置嘉定，乃改隶焉。历元明至国朝，皆因之”。一共只有56字。余如官廨、职官、水道等项内容也较为简单。
但是，乡镇志也有独特的优点，以嘉庆《南翔镇志》为例，第一，有关本乡镇的内容，记述十分详尽。如该志逐一记载南翔镇52条街巷的各种情况，而一般州县志受体裁或篇幅限制，往往只记县邑的街巷，市镇的街巷很少记载；再如宋元至明嘉靖间，市廛和民居多有徙移，镇区颇多拓展和变化，《南翔镇志》的记载也比县志详细。第二“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市镇志所载当时当地的情况，往往比州县志可靠。如镇区水道的走向、通航、开浚情形，以及营汛、递铺的置废和迁移等，皆比州县志准确。第三，对本地古迹、祠墓、物产的调查与统计，比州县志齐全，白鹤南翔寺和古猗园是南翔镇两大著名古迹，《南翔镇志》搜集的有关资料甚为齐全，是复原这些名胜古迹的重要依据。这也是州县志所难以比拟的。
由此可见，乡镇志是一种珍贵的乡土资料，尽管州县志也包含有乡镇志的内容，但它们并不能取代乡镇志。
乡镇志大多为邑人编纂，极少著名学者参与，因而大多数乡镇志编纂水平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