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地理类编与论著 一、类编
清代，中国传统的地理学发展到最高阶段，地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各种体载的汇编、会要、类书如雨后春笋，仿历代名著或集前代大成编纂的巨著层出不穷，在地理类汇编中，最为著名又较常用的有《古今图书集成》的《方舆汇编》、《续三通》和《清四通》的《地理篇》，以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及其补编和再补编。
（一）《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
《古今图书集成》是清雍正以前中国历代图书的总汇，康有为赞誉它是“清朝第一大书”，“中国之瑰宝”①。
这部巨著分为6编32典：①历象汇编：下分乾象典、岁功典、历法典、庶政典；②方舆汇编：下分坤舆典、职方典、山川典、边裔典；③明伦汇编：下分皇极典、宫闱典、官常典、家范典、交谊典、氏族典、人事典、闺媛典；④博物汇编：下分艺术典、神异典、禽虫典、草木典；⑤理学汇编：下分经籍典、学行典、文学典、字学典；⑥经济汇编：下分选举典、铨衡典、食货典、礼仪典、乐律典、戎政典、祥刑典、考工典。典下分部，部下分卷，计有6109部，合1万卷，另有目录40卷，合计约1.6亿字。这部巨著自成体系，搜罗丰富，区分详析。《永乐大典》散佚后，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用途最广、规模最大的类书，其规模比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还要大三四倍，堪称中国古典文化的结晶，人类文化史上的巨著。
《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者，有4种说法：一作清圣祖（玄烨）敕纂，世宗（胤甃禛）续成；二作蒋廷锡、陈梦雷奉敕撰；三作蒋廷锡奉世宗敕纂；四作陈梦雷奉敕纂。《古今图书集成》是官修类书，按第一种方式著录无可非议。事实上，玄烨和胤禛决不可能亲身参与编纂，而真正的初编者是陈梦雷，续纂者是蒋廷锡。
陈梦雷字则震，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康熙九年（公元167O年）进士，官编修。后被人诬陷，谪戍沈阳。三十七年，玄烨东巡，他献诗称旨，得以赦归，受命在皇太子胤祉藩邸行走。胤祉爱好文学，对陈梦雷礼遇颇隆，命梦雷发凡起制，据协一堂藏书和私家藏书编纂这部巨著。从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起，至四十五年止，历时6年，初编告成。初编之书，名曰《古今图书汇编》，“为编者六，为志三十有六，为部六千有零”①，由胤祉代为具奏进上。康熙帝很高兴，命将书名改为《古今图书集成》，并下令开馆重辑，仍由陈梦雷董其事。不久，胤禛夺嫡当了皇帝。雍正帝登上宝辇后，着手剪除异己，陈梦雷被视为胤祉亲信，再次被发遣到关外。与此同时，雍正帝任命蒋廷锡续成其事。又经过数年努力，至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该书方告克成。
《方舆汇编》是《古今图书集成》有关地理内容的资料汇编，分为4典。其中，《坤舆典》分为土、泥、石、砂、汞、矾、黄、灰尘、水、冰、泉、温泉、井、舆图、建都、留都、关隘、市肆、陵寝、冢墓等20部，共140卷。《职方典》分为京畿、盛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南、江西、浙江、福建、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16省，省下分府，先汇考，次总论，有图志，然后按府逐一记述建置沿革、疆域、星野、山川、城池、关梁、公署、学校、赋役、风俗、祠庙、古迹、艺文、杂录、外编等项内容，共1544卷。《山川典》分为山部和水部，山部载大山、名山283座，水部载江河湖海等117个水体，共320卷。《边裔典》记载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及其它国家，共140卷。
与其它类书相比，《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体例较为科学，它既师承了唐宋类书的编纂优点，又吸收了《通典》、《通志》、《通考》的分类长处，在分类方面较《初学记》、《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书为佳。《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亦载有土、石、山川、州郡和四夷等内容，但它们或分属于其它类目，或各自成篇，互不联系。《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则将《坤舆典》、《职方典》、《山川典》、《边舆典》汇集在一起，罗列了书中与地理有关的全部内容，自成一编，这在分类学上显然是一大进步。《永乐大典》以“洪武正韵”为纲，以韵统字，用字系事，如《天文志》载在“天”字下，《地理志》载在“地”字下，遇有条目很多的字头，查找十分不易，兼以“洪武正韵”和“和水韵”的韵目不同，检索时也很麻烦。而《古今图书集成》分门别类，纲举目张，即类求书，便于按图索骥，它所收的资料虽然浩如烟海，却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
《方舆汇编》辑录了大量的府州县志，选编了许多重要文献，收录的地名非常丰富。该书《凡例》曰：“《一统志》于沿革只记其代，山川只列其名，关隘驿传只志其地，户口财赋只记其数，风俗节序只存其概。今则于通志、府州县志所已有者，皆分为各考，而与史传所载有关地方利害者，悉按年代入于纪事，则灾变救禳之宜，山川关隘防守之要，水利蓄减、驿递增减之法，移风易俗、休养生息之方皆尽焉。至于山川古迹之古今互异，或传讹附会，地方大事之是非得失，或各为己见，或各为辩证，则皆归于杂录，此则较《一统志》从详者也”①。所以，不见于明清《一统志》的小地名和稀有文献，常常能够在《古今图书集成》中找到。
《方舆汇编》编排山川、陵墓所采用的办法也多可取之处。如述山川，凡一郡一邑之内的山川，则仿《一统志》之例，书于《职方典》各府州县之下；凡大山名川，连跨数十州县者，则别立一章，载入《山川典》中，并绘有图形，以志识别，又考其跨越地界，与别地名同而实异者。至于山泉矿产之多寡，寺观古迹之兴废，皆书于其下，以备查考。这种分类处理的方法，比《一统志》将名山大川硬行划归某州某县，或将整个山系河流割裂为若干单元，分叙于府州县下的作法更为科学。
《方舆汇编》绘制的地图，吸收了当时最新的测绘成果，印刷也很精美。最值得一提的，是《坤舆典》和《职方典》中各省府州地图已经采用实地测绘资料，地物方位的标绘比晚出的《嘉庆重修一统志》卷首附图准确，山脉河流的描绘手法和现代地图更为接近，注记州县以下小地名也较《嘉庆重修一统志》齐全，这些地图在当时已有“图绘精详、考订精当”之誉。
《方舆汇编》辑录资料的方法，往往是将原书整段、整篇地收入，不加改动，因而比较完整地保存了许多已佚或罕见的古籍。特别是引证古籍时，一一详注出处，标明书名、篇名和作者，便于查对原书。
陈梦雷编纂此书时，条件有限，他所能利用的资料，仅是藩府和他本人的藏书，既未接触过藏在圆明园的《永乐大典》，也未看到内府秘藏的“天禄琳琅”，这就使《古今图书集成》的整个内容和水平受到限制。《方舆汇编》辑录方志资料虽然很多，但方志编纂者的学识和水平不同，各种方志的优劣出入很大，有的方志修得较好，有的方志问题很多，本书辑录资料时，未对资料进行考订，也影响到本书的价值。各种地志的编纂有先有后，府州县辖境多有变迁，《方舆汇编》辑录资料时，未注明用书的成书年代，可谓一大缺陷。该书从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开编，至四十五年初编告成，只用了6年时间。此后，从康熙帝下令增辑至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成书，虽有10几年时间，但经过胤禛夺嫡之争，实际所花的时间也不长，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成就卷帙如此浩大的巨著，殊为不易，所以书中也存在许多因审校不精而产生的讹误。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古今图书集成》编成后，仅以铜板印出64部，除赏赐有功的王公大臣和特旨奖励外，皆藏于内府，民间只慕其名，未见其书。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上海点石斋书局集股翻印1500部，但印刷粗糙，脱卷脱页很多，许多读者不满。十六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把原本发上海道，饬令同文书局照原本大小石印，并由该局编辑部作《考证》24卷。这个石刻本质量较高，明显优于点石斋本。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又从康有为处购得同文书局石印本一部，将其缩印上石，每一面为3栏，每栏为原书之一页，双面印，每页相当原书6页，书品和原书同样大小，连同《考证》分装808册，这就是目前流传较广的中华书局缩印本。至此，《古今图书集成》才为广大读者所使用。目前，中华书局和巴蜀书社已共同将其重新影印，陆续出版。
（二）《续三通》和《清四通》的《地理篇》
《续三通》和《清四通》是继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之后记叙中国典章制度及其沿革的专书。《续三通》是《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的总称。《清四通》是《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续文献通考》的总称。后人将《三通》、《续三通》、《清四通》中的前三通合在一起，称为《九通》。加上《清朝续文献通考》，则合称为《十通》。《续三通》和《清四通》中的前三通，皆清代官修，成书于乾隆年间；刘锦藻编纂的《清朝续文献通考》成书于1921年，1935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收入《十通》。
《续三通》和《清四通》皆《三通》续篇。《通典》所纂内容，止于唐天宝末。《续通典》所纂，则自唐肃宗至德年间起，至明末止。《通志》所纂内容，纪、传及谱讫于隋，二十略止于唐。《续通志》所纂，纪、传自唐始，略自五代始，皆紧按前志，叙至明末为止。《文献通考》所纂内容，断于宋宁宗嘉定以前，《续文献通考》则起于元代，讫于明末。清三通是《续三通》的续篇，所纂内容起于清初，讫于乾隆末。《清朝通典》、《清朝通志》皆无续篇，惟《清朝续文献通考》又续叙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的内容，记事直至清末，最为完整。
乾隆年间，清廷设三通馆，任命稽璜、刘墉、王杰、曹文植为总裁，以纪昀、陆锡熊等为总纂，续修《三通》。最初，《续通典》与《清朝通典》合为一书，《续通志》与《清朝通志》合为一书，《续文献通考》与《清朝文献通考》合为一书，故所设馆名为“三通馆”。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16年），续纂之文献通考因“前朝旧事”与清代典制编在一起时，“体例迥殊，难于划一”，乾隆帝“遂命自（清代）开国以后自为一书”，“其《续通典》、《续通志》皆古今分帙”，这才将《续三通》与《清三通》分开，各自成书，《续三通》所纂悉讫于明末，《清三通》所纂皆始于清初。
《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皆典志体史书。三书所用名目有别，但不少内容实则相同，只是互有详略而已。如《通典》的州郡、边防，就是《通志》的地理、都邑，也就是《文献通考》的舆地、四裔；又如《通志》的礼、乐、职官、选举、刑法目，《通典》、《通考》皆有之；《通志》的食货，《通典》有之，而《通考》则析为田赋、钱币、户口、征榷、市籴、国用诸门；再如《通考》的王礼，亦与《通典》的嘉礼、《通志》的器服互见。此乃就其大要而言，若细加分析，自然还有若干区别。三书的特点，大抵为：《通典》主于简要，《通考》主于周详，《通志》更多取材于旧史。《续三通》和《清四通》仿《三通》体裁、本杜、郑、马遗意而作，其特点亦大体相同。
以上所述，是《续三通》和《清四通》的一般情况。
《续三通》和《清四通》中的《地理篇》，主要指《续通典》、《清朝通典》中的《州郡》、《边防》，《续通志》、《清朝通志》中的《地理略》、《都邑略》，《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中的《舆地考》、《四夷考》。它们虽是《三通》中《地理篇》的续篇，但体例已与《三通》中《地理篇》有所不同。
《三通》中的《地理篇》体例，是作者按照当时的编纂需要创立的，时至清代，已不完全适用。究其原因，主要有3方面：
（1）中国的行政制度和地理区划时有变化。《三通》论述地理，皆本《禹贡》九州。所谓九州，是一种地理区划，是当时假想的行政区划学说。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未被政治家采用。直到汉武帝时，才分全国为13州，当时的州是监察区，而非行政区划。后来制度渐变，州刺史改为州牧，州才成为郡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单位。东汉末年，曹操执政，依《禹贡》而实定九州制度，“九州说”才付于实践。两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州的数量迅速发展，后来出现一州管二郡、一郡统二三县的情况，至是州、郡、县3级制徒有虚名，失去意义。隋唐时又改行州县2级制（其中也推行过一段郡县2级制）。五代以后，州县之上，或分为路，或分为道，或分为省，各成一代之制。其中，唐代的道是地理区划，宋代的路是监察区，元代的行省先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后来才成为行政区划，情况复杂。但它们经常成为历代划分州县的基本单位，出现在史书和地志上。杜佑作《州郡典》时，用《禹贡》九州考述唐以前的历代疆土，已感“更置弥繁，愈分愈离，殊难索合”①。宋至清代，行政制度和地理区划的变更愈加纷纭，旧体制的缺陷和弊端更加暴露出来。
（2）中国的疆域和中央王朝的版图时有变更。五代之后，北宋与辽、西夏并列，南宋与金并存，西南地区还有大理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明代，北方也有瓦剌、鞑靼等少数民族的自主政权。元代和清代前期是较前强大的大一统帝国，版图极其辽阔。以清代前期为例，“自京师、盛京而外，为省一十有八，分置各府，以领诸县，诸州则参列其间，或直隶如府，或分治如县。至各边外之地，北自大青山左右，为蒙古诸部，至喀尔咯地；南自五岭外，为广东、广西及各土州地；东北自盛京境外，为吉林、黑龙江等地；西南自四川境外，为云南及青海、西藏地；正西则自安西境外，至于流沙，而禹迹已尽”②。此外，天山北路的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天山南路的喀什喀尔、叶尔羌、和阗等地，亦皆建官授职，纳入版图，这些地区已远在《禹贡》九州的界限之外，旧体裁已难以包容。
（3）古今“四裔”和“边防”的变化较大。中国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时期中国的版图，不仅包括中央王朝的疆域，而且包括各少数民族建立的自主政权的辖境，许多中原王朝的“国境线”，实际上是中国各自立政权之间的分界线。因此，“四裔”和“边防”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政权而言，皆有不同的内涵。唐代的挹娄、靺鞨诸部，在清代为黑龙江、宁古塔地区；唐代的乌桓、鲜卑诸部，在清代为金州地区；唐代的车师、龟兹、于阗诸部，在清代为天山南北路地区；唐代称为“四裔”的地区，在清代则已不可以“边防”视之。由于各自主政权的兴衰更替和疆域的此消彼长，常会出现“或同是国而名已递更，或同是地而境兼并”，“每有见于前史而后史无闻者”③。这也是使用旧体裁续纂《续三通》和《清四通》感到困难的原因。
因此，《续三通》和《清四通》，续纂《地理篇》时，对原有体裁都有所调整或变通。如杜佑《州郡典》叙地理，“以九州为纲，以其时之州郡为目，由唐而上逆溯之，以合于唐虞”①，《续通典》叙地理时，已“稍变其体例”，“自五代迄明”②，逐一续辑。又如郑樵《地理略》首列水道，以水证地，然其所载，仅限于江河淮济四渎。由于“四渎未足以包括域内水道之全势”，“宇内之水不入四渎者尚多”③，《续通志》虽仍“用郑例”，但“增益其所未备”⑦者甚多。《三通》的《地理篇》中，《文献通考》的《地理篇》“以九州为纲，以朝代为目，由唐虞以降顺推之”⑧，体例最善，故《续通考》、《清文献通考》的体例大体不变，但细微处也有变通和匡正。
《续三通》和《清四通》中的《地理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第一，汇编历代正史地理志及其它重要资料于一编，为后人研究沿革地理提供了方便，如《续通志》，除正史地理志、各朝会要外，还辑入了欧阳忞的《舆地广记》、乐史的《太平寰宇记》、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地志的内容，又如《清朝通典》所采地理书有《皇舆表》、《大清一统志》、《钦定日下旧闻考》、《盛京通志》、《热河志》、《皇舆西域图志》以及《大清会典》及则例等等，内容很丰富。第二，《续三通》和《清四通》对前人著述的内容作过考订、补充和匡正。例如，马端临作《文献通考》之后，又有明代王圻著《续文献通考》，但王考“体例糅杂，舛错丛生”，为论者所病，清廷纂辑《续通典》时，便博征旧籍，又参以说部、杂编、议论，并广取文集，左以史评、语录，进行考订，而“采取王圻旧本者，十分不及其一”①。第三，《续三通》和《清四通》对某些专题的研究和论述，可为后人研究提供借鉴，例如《续文献通考》考《宋史·地理志》漏载晋宁军应属雍州而不属石州，中山府有陉邑县而《文献通考》失考；金代郡县中应有钟秀县等，皆可供参考。
典、志、考3书中，《舆地考》和《四夷考》记载周详考订严密，富有参考价值。《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3考中，《清朝续文献通考》最应受到重视。这是因为：①《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皆讫于乾隆年间，前2种后无续篇，惟有《清朝续文献通考》补纂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至清末的内容，以1书补3书缺，保全了《清四通》记载有清一代典章制度和地理沿革的完整性。②乾隆至宣统年间，清王朝的社会性质、典章制度、疆域政区发生许多大变革。例如，鸦片战争和戊戌变法后，新政迭起，外交、邮传、实业、宪政皆历代未有之事；又如道光以后，边地被列强吞食，疆土日蹙；光绪年间，西域改设新疆省，盛京改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行省等，也为前朝所无。这些重要变革皆见于《清朝续文献通考》的记载。③新增不少门类和子目。马端临《文献通考》共24门，《续文献通考》增为26门，《清朝文献通考》不变，《清朝续文献通考》已增为30门，计有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群祀、宗庙、群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外交、邮传、实业、宪政诸考。诸考子目增加更多，如征榷考并铁与坑冶，而标明盐法，又续增厘金、洋药；国用考增银行、海运；兵考原删车战，续增长江水师、海陆军、战船等，记载了许多未见于《九通》新内容。
《清朝续文献通考》中的《地理篇》对记叙方法和记述重点所作的改进，同样值得重视，例如记述州县方位时，不再采用推算里至的方法，而以经纬度附注于下①，既准确，又科学。在内容方面，则突出了对商埠、交通等与经济地理有关的内容。刘锦藻认为：“海通而后，商竞日亟，互市之所在，财货之所聚也，而贸易之赢绌见焉，民生之枯荣缘焉，甚至国计之盈虚消长，亦莫不隶焉，关系之大，几莫与京”③。他还指出：“铁路为交通要政，品物之转输，行旅之往来，莫不由之，而军事之凭赖，尤急焉”④。所以对新开商埠、铁路交通、邮电实业等，皆重点记叙。这些改进和调整都是符合时代特点和科学进步的。不足之处是记叙过于简略，其它地理内容太少。
（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3种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以下简称《丛钞》）、《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以下简称《补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以下简称《再补编》）是清末著名的舆地丛书。光绪时，“海内识字者，莫不知有小方壶。小方壶之名，与知不足斋、粤雅堂埒”①。《知不足斋丛书》、《粤雅堂丛书》皆清代著名舆地丛书，小方壶斋丛书能与其相提并论，可见《丛钞》、《补编》、《再补编》名气之大、影响之广。
编纂刊印这3套丛书的王锡祺（生卒不详）是清光绪年间著名的编辑家。字寿萱，号瘦丹，江苏清河人。王锡祺生平喜好舆地游览之书，“闻人谈游事则色然喜，阅诸家记录与夫行程日记，即欣然而神往”②。“凡山经、地志以至集部诸书，无不泛览”③。同光年间恰逢多事之秋，内乱外患频仍，他想往清初“东服诸部、北犁蒙古、西戡卫藏、南辑缅暹”的强盛，怀念“乾嘉以降，海宇承平”的盛世，对同光年间的腐败十分不满，他愤然指出“异族叩关，觊觎百状，将军奕山懦弱无能，割东陲三数千里于前，近者巡抚某，轻听人言，弃南疆三数千里于后，自撤藩离，开门揖盗……有志之士所为抚膺扼腕长太息者也”④。他谋取功名不遂，“九应省试不中”⑤，乃从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起，改而研究经、史、古文、诗、辞学。又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起，转为研究舆地、洋务、时政⑥。后来，他在沈蝶庵、龚寿秋、丁衡甫、王锡礽等亲友的帮助下，经过15个寒暑的努力，收集舆地游览书稿数千种，于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编成《丛钞》。以后，“续有所获，仍逐次增入”，又于二十年辑成《补编》、二十三年辑成《再补编》。王锡祺本出身于中资家庭，但他“磊落自熹，不事生产”，惟以编书为乐。20余年来，他全身心地专注于编辑这套舆地丛书，“其刊钞糜弃于书者，且不下万余缗”①，以致晚年穷极潦倒，妻离子散，自己也客死于泰县。
小方壶斋舆地丛书卷帙繁浩，《丛钞》共12帙64卷，收书1200种；《补编》有12帙，不分卷，收书58种；《再补编》也分12帙，不分卷，收书90种。这部丛书共36帙，64卷，收书1348种。就收书种类而言，堪称清代舆地丛书之最。
《丛钞》编例，“首辑总论，继以各说”；“以华夏始，以外洋终”；“行程记录，祗搜本朝”②。《补编》、《再补编》略有不同。
在自然地理知识中，有《盖地论》、《地球总论》、《地理述略》、《地球形势论》、《五洲方域考》等35篇。其中，有外国人撰著，如葡萄牙玛吉士的《地球总论》、美国林乐知的《地球浅论》、祎理哲的《地球说略》等；也有中国人的作品，如傅云龙的《地椭圆说》、欧氏的《地球寒热各带论》、杨毓辉的《大洋海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海南冰海考》等。
在世界地理方面，除各大洲总论（如《五洲方域考》、《欧洲总论》、《亚细亚说略》）和专论（如《地理形势考》、《五大洲舆地户口物产表》）外，有亚洲、欧洲、非洲、美洲、澳洲诸国和地区的地理专篇。其中，有考辨，如《暹罗考略》、《高丽水道考》、《南极新地辨》；有志略，如《中外交界各隘卡略》、《越南道路略》、《越南志》；有行记、游记如《东游纪略》、《航海述奇》、《初使泰西记》、《使琉球记》；有日记、随笔，如《英轺日记》、《使德日记》、《欧游随笔》、《漫游随录》等，共287种。
中国地理种类最多，有属于中国地理总论的，如《中国方域考》、《方舆纪要简览》、《天下形势考》、《舆地全览》；也有专门论述全国某项地理内容的，如《府厅州县异名录》、《中国历代都邑考》、《舆地经纬度里表》、《中国物产考》等；有属于各省地理总论的，如《直隶考略》、《江苏考略》、《广西考略》；也有专门论述省境某项地理内容的，如《东蒙古形势考》、《回疆风土记》、《山东诸水编》等。还有属于行政区域、山川形势、边防海防、驿站交通、农田水利、名胜古迹、风俗民情、民族事务，以及外交、通商、边境事务等方面的论著、译著、史钞、考证、行记、笔记、杂录等等，共1026种。
这套丛书辑录的资料，一来源于专书、地志，如《丛钞》第一帙的《地球志略》摘录于《瀛环志略》卷一《地球》；《丛钞》第二帙的《绥服内蒙古记》，摘录于《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内六盟蒙古；《丛钞》第三帙的《雅克萨考》摘录于《朔方备乘》卷十四，《尼布楚考》摘录于《朔方备乘》卷十五等等。二来源于清人文集，如《丛钞》第四帙的《登泰山记》取材于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十四；《登南岳记》取材于唐仲冕《陶山文录》卷七；《游庐山记》取材于洪亮吉《更生斋乙集》卷八；《游九华山记》取材于施闰章《愚山先生学余文集》卷十四等等。三来源于各种传抄本、稿本，如杨宾的《柳边纪略》、高士奇的《扈从东巡日录》、博明的《凤城琐录》等等。四来源于今已不知所本的各种文献，这些文献原书亡佚后，《丛钞》却将有关内容保存了下来。这些资料编入《丛钞》时，一般皆照原书过录，一字不改，也有少数几篇改动过个别字句。
这套舆地丛书搜集的资料，从清初到光绪年间，内容十分丰富，史料价值和地学价值毋庸多赘。令人感到缺憾的是，编者在辑书时未注明资料来源和出处，又删去了原书的序跋和凡例，读者如果引证这些资料从事学术研究，有时还得再花一番查证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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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今图书集成·康有为跋》。
①《松鹤山房文集》卷二《进〈汇编*
①《松鹤山房文集》卷二《进〈汇编*
①《续通典》卷百二十一《州郡》。
②《清朝文献通考·凡例》。
③《续通典·凡例》。
①《续通典》卷百二十一《州郡》。
②《清朝文献通考·凡例》。
③《续通典·凡例》。
⑦同上。
⑧《续通典》卷百二十一《州郡》。
①《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
①《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
③《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五《舆地考》。
④《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五《舆地考》。
①《碑传集补》卷五十三。
②《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王锡祺序》。
③《续纂清河县志》卷十。
④《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王锡祺序》。
⑤《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王锡礽跋》。
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王锡祺序》。
①《碑传集补》卷五十三。
②《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王锡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