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综合地理著作举例
清代对古代地理名著的整理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校勘、补注、疏理古籍方面，出现了许多集大成的著作。魏晋以来，《山海经》、《禹贡》、《水经注》诸书一直是历代学者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对于《禹贡》和《水经注》的研究，差不多代有名人名著，已各自单独发展为一门学问，这就是后世所称的禹贡学和郦学。这里，笔者仅以《禹贡锥指》和《水经注疏》2书的学术成就，来探讨清代整理古代地理名著的情况。
（一）《禹贡锥指》
《禹贡》是托名大禹治水，记述先秦时期地理环境、自然区划和地理学说的著作，是保存在《尚书》中的中国最古老的地理文献。旧史家认为，《禹贡》为大禹所撰，而《尚书》又是孔子编纂的经典，历来将它视为神圣的作品，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禹贡》一书，一来因为成书年代很早，后世与先秦时期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变化，山川名及地名又多有变化；二来因为作者、成书年代、书名含意及内容本身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所以后世诠解它的著作很多，汉唐以来，几乎代有所出。胡渭作《禹贡锥指》前，已有易祓的《禹贡疆理广记》、毛晃的《禹贡指南》、程大昌的《禹贡论》和《禹贡山水记》、傅寅的《禹贡说断》、茅瑞徵的《禹贡汇疏》、朱鹤龄的《禹贡长笺》，诠释《尚书》包括《禹贡》的著作，还有孔颖达的《尚书正义》、林子奇的《尚书全解》、蔡沈的《书集传》、黄伦的《尚书精义》等，此外还有苏轼、曾旼、叶梦得、张九成、薛季宣、黄度、吕祖谦、王炎、吴澄、王充耘、王樵、邵宝诸家。顾颉刚先生指出，为着时代不同，思想有异，这些解释《禹贡》的书，“分为汉学和宋学二派”。“汉学注重师传，容易墨守成规；宋学注重批评，敢于自出新鲜，但在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学科不发达的时候，也容易流于武断”①。
胡渭（1633～1714）初名渭生，字胐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幼好学，后应试，屡不第，乃“潜心经义，尤精舆地之学”②。清廷诏修《一统志》，徐乾学开馆洞庭山，延聘国内著名学者与修，“胡渭与黄仪、顾祖禹、阎若璩等分郡纂辑，得观天下郡国书”③，他与黄仪、顾祖禹、阎若璩等朝夕相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因而“受益弘多”④，学问大进。胡渭素习《尚书·禹贡》，发现前人著作有不少问题。他认为：“孔冲远及蔡沈于地理皆疏舛，如三江当主郑康成说，庾冲初之言不足信。‘浮于淮泗，达于河’，‘河’当从《说文》作‘荷’。‘荥波既潴’，‘波’当从郑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与导川之黑水，不可溷而为一”①。“程氏（大昌）锐志稽古，而纰谬实多。傅氏（寅）缀辑旧闻，附以新意，颇多发明，惜多散逸。近世乡先生芳公瑞征著《禹贡汇疏》，捃收最博，但总杂无纪，断制尚少”②。后来，因患足疾，卧病在床，他遂谢绝一切人情事务，取旧日手记，潜心研究，历三寒暑，著成《禹贡锥指》一书。梁启超评价胡渭说：“他的学风，不尚泛博，专就一个问题作窄而深的研究，开后人法门不少。几部书中，后人最推重的是《禹贡锥指》。这部书虽然有许多错处，但精勤搜讨，开后来研究地理沿革的专门学问，价值当然也不可磨灭。”③
《禹贡锥指》的得名，取意于《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一语。“管”、“锥”，皆言其小。胡渭云：“夫其不曰管窥，而曰锥指者，《禹贡》为地理之书，其意较切故也”④。《禹贡锥指》是专门诠释《禹贡》的著作，《禹贡》分为九州、导山、导水、五服4部，《禹贡锥指》亦“依经立辞”，“章别句从”，分成4部分，再加上篇首所冠47幅地图及文字说明，全书实分为图说、九州、导山、导水、五服5部分。
1.图说
胡渭认为，注释《禹贡》，“苟有说而无图，则山川之方向，郡国之里至，学者茫然莫辨，说至详，亦奚以为”，于是“据九州、五服、导山、导水之文，证以地志、《水经》，参之诸家传记，略朱思本意，计里画方，为图四十七篇”⑤。内有九州分域图、尔雅九州图、职方九州图、冀州图、兖州图、青州图、徐州图、扬州图、荆州图、豫州图、梁州图、雍州图、九州贡道图、导山图、导弱水图、导黑水图、梁州黑水图、导河图、龙门吕梁图、邺东故大河图、九河逆河碣石图、西域河源图、吐蕃河源图、荥阳引河图、禹河初徙图、汉屯氏诸决河图、禹河再徙图、唐大河图、宋大河图、金大河图、元明大河图、导漾图、东西二源图、导江图、三江异派图、导源图、出河三济图、大小清河图、导淮图、沟通江淮图、导渭图、关中诸渠图、导洛图、涧瀍改流图、五服图、周九服图及四海图。胡渭说，47幅图皆其手绘，“凡九州之疆域，山海川流之条理，原隰陂泽之形势，及古今郡国地名之所在，八方相距之远近，大略粗具”。惟“独恨晋图既系亡，诸地记道里之数，无以得准望远近之实”①。然据考证，上述47幅图中，1/3以上系据明艾南英《禹贡图经》绘成，但作者未注明其出处。
2.九州
《禹贡》九州，指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是以名山大川为标志划分的地理区划，每州之间以两三个名山作为分界点，与后代地志列出的“四至”、“八到”不同，界限不很明确。胡渭在分析比较诸家观点的基础上，逐一考证九州在春秋、战国、秦汉、二晋、隋唐、直至清代的境界和接壤，详述康熙年间所包含的府州县地域。
《禹贡锥指》云，冀州：“以今舆地言之，山西太原、平阳、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泽、辽、沁三州，河南则怀庆、卫辉、彰德三府，直隶则顺天、永平、保定、广平、顺德五府及真定、河间二府之西北境，大名府浚县之西境，又新置宣化府及故辽东都司之西境，其北则逾塞直抵阴山下，西起东受降城之北，东讫于大辽水，皆古冀州域也”①。
兖州：“河南卫辉府之胙城县（胙城本在河南，自金明昌五年河徙，出县南，而县治为河北地）、直隶大名府（惟浚县之西境当属冀，长垣、东明二县当属豫）及真定、河间二府之东南境（当以汉时漳水故道为界，东南属兖，西北属冀），山东则东昌府，其兖州府则曹州、阳谷、寿张、郓城，济南、青州二府则西北境（当以汉时济水故道为界，西北属兖，东南属豫、青、徐），皆古兖州域也”②
青州：“山东登州、莱州二府，其青州府则益都、临淄、昌乐、安丘、寿光、临朐，及诸城、高苑、博兴、乐安之南境，济南府则肥城、长清、历城、章丘、邹平、长山、新城、淄川及泰安、莱芜之北境，兖州府则潍、东阿及平阴之北境（三府之地，南以齐长城故址与徐分界，西及北以汉时济水故道与兖分界），其东北跨海，为故辽东都司之东境，及朝鲜国，皆古青州域也”③。
徐州：“江南徐州及凤阳府之怀远、五河、虹县、泗州、宿州、灵壁，淮安府之桃源、清河、安东、邳州、宿迁、睢宁、海州、赣榆，山东兖州府则滋阳、曲阜、宁阳、邹县、泗水、滕县、峄县、金乡、鱼台、济宁、嘉祥、钜野、东平、汶上、沂州、郯城、费县及平阴之南境，济南府则新泰及泰安、莱芜之南境，青州府则蒙阴、沂水、莒州、日照及诸城之南境，皆古徐州境也”④。
扬州：“浙江、江西、福建皆是，江南则江宁、扬州、庐州、安庆、池州、太平、宁国、徽州、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广德三州，其凤阳府则凤阳、临淮、定远、寿州、霍丘、盱眙、天长，淮安府则山阳、盐城，河南则汝宁府之光州、光山、固始，湖广则黄州府之罗田、蕲水、广济、黄梅，广东则潮州府，皆古扬州域也”①。
荆州：“湖广武昌、汉阳、安陆、荆州、岳州、长沙、衡州、常德、辰州、宝庆、永平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卫，其襄阳府则唯南漳县，德州府则安陆、云梦、孝感、应城、应山及随州之南境，废光化县地，黄州府则黄冈、麻城、黄陂、黄安，四川则夔州府之建始，广西则桂林府之全州（本汉零陵县，属零陵郡，隋改置湘源县，唐属永州，五代晋改为清湘，于县置全州，明省县入，又改属桂林）及兴安县岭北之地（县在府东北一百二十里，越城岭在县北三里），皆古荆州域也”②。
豫州：“河南则河南、开封、归德、南阳、汝宁五府及汝州，直隶则大名府之东明、长垣，山东兖州府之定陶、曹县、城武、单县，江南则凤阳府之颍州、颍上、太和、亳州、蒙城，湖广则襄阳府之襄阳、光化、宜城、枣阳、谷城、均州，郧阳府之房县、竹山、竹溪及郧西县之东境，德安府随州之北境，皆古豫州境也”①。
梁州：“陕西汉中府兴安州及西安府之商州、洛南、山阳、镇安、商安，巩昌府之凤县、两当、徽州、成县、阶州、文县，湖广郧阳府之房县、竹山、竹溪及郧西县之西境，四川则成都、保宁、顺庆、龙安、马湖五府，潼川、嘉定、邛、眉、雅五州及叙州、泸州、重庆、夔州之江北诸州县，松潘卫、迭溪营、天全六番招讨司、黎大所、建昌卫，皆古梁州域也”②。
雍州：“陕西临洮、平凉、庆阳、延安、凤翔五府，其西安府则唯商州、洛南、山阳、镇安、商南，巩昌府则唯凤县、两当、徽州、成县、阶州、文县为梁域，余皆属雍。又榆林卫、宁夏卫、宁夏中卫及靖远、岷州、洮州三卫，行都司所领甘州、庄浪等诸卫所。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倾、积石、西逾三危，北抵沙漠，皆古雍州域也”③。
3.导山
《禹贡》导山部分所举山岳，皆治水经过的重要山名。后来，汉儒对导山部分加以阐述，形成所谓“三条”、“四列”之说。马融、王肃认为，三条者，导岍北条，西倾中条，嶓冢南条。此说始于班固。四列之说出于郑康成。即导岍为阴列，西倾为次阴列，嶓冢为次阳列，岷山为正阳列。胡渭评论诸家说：“蔡传云：‘三条四列之名皆未当，今据导字分之，以为南北二条，而江河以为之纪，于二之中又分为二焉。异岍为北条，大河北境之山；西倾为北条，大河南境之山。嶓冢为南条，江汉北境之山；岷山为南条，江汉南境之山’。此朱子之意，而蔡氏述之，精且详矣。然以岍、岐、荆为大河北境之山，则犹未当，盖三山在北河之南、渭水之北，不得概言大河北境也”。又说：“吴幼清说此节云：‘岍、岐、荆三山在渭北，北条之北之一；壶口至碣石九山在河北，北条之北之二也，如是即无病矣’。朱子于二之中各分为二，吴氏又于四之中各分为二，首节以逾河入海为限，后三节则以至于某为限也。四列长于三条，或嫌其阴阳之名近于怪，余日阴阳字只作南北字用，于义无害”。胡渭又进一步评论：“（导山）本无列之可言，自说经者就大禹之迹以为列，遂觉九州实有此四列耳”。“然则本意云何？曰莫善于陈寿翁栎之言，曰禹之导山，虽曰因而治众水大概。岍岐之列，河济所经；西倾之列，伊、洛、淮、渭所经；嶓冢之列，汉水所经；岷山之列，江水所经也。明此义则枝蔓之辞一切无庸矣”①。作者自己的观点，已尽包含在评论之中。
4.导水
导水一章是《禹贡锥指》着力诠解的部分。《禹贡》所云弱水、黑水、河水、漾水、江水、淮水、渭水、洛水等9条主要河流，《禹贡锥指》皆有详尽考释。胡渭说：“余释九州之文，每水必援《水经》以为证，而于导水尤详，更摘取注中要害，夹行附提纲之下，亦或有借助作提纲者。凡历代史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及古今辞书之要语，皆荟萃于其下”。“惟黑水原委杳无踪迹，弱水自合黎以北、流沙以西，亦难穷究”②。故而付阙。
导水一章附有《附论历代徙流》一文，提出黄河5次大改道的观点，最值得重视。胡渭认为，“河自禹告成之后，下迄元明，凡五大变”①。“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与漯别行，而东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经》所称大河故渎者是也。二、王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注清河、平原、济南，至千乘入海，后汉永平中，王景修之，遂为大河之经流，《水经》所称河水者是也。三、宋仁宗时，商胡决河分为二派，北流合永济渠至乾宁军（今青县）入海，东流合马颊河至无棣县（今海丰）入海，二流迭为开闭，《宋史·河渠志》所载是也。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实宋光宗之绍熙五年）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注梁山泺，分为二派，一由北清河（即大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是也。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阳武县南，新乡之流绝，二十六年会通河成，北派渐微，及明弘治中，筑断黄陵冈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盖自大伾以东，古兖、青、徐、扬四州之域，皆为其纵横糜烂之区”②。此说对后世研究黄河变迁影响甚大。直到近代，岑仲勉作《黄河变迁史》仍主此说。时至80年代后，谭其骧先生的研究才证明，在黄河故渎之前，还有一条山经河水③；邹逸麟教授的研究又证明，金明昌五年河决算不上一次大改道④。至此，胡渭提出的黄河五大徙之说，渐被否定。
5.五服
五服指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这是古代理想化的行政制度。其说云：在王都四面各五百里的地方叫“甸服”，“甸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叫“侯服”，“侯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叫“绥服”，“绥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叫“要服”，“要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叫“荒服”。五服形同一个以王都为中心，向四面等距离扩张的矩形中心。胡渭的看法是：“禹因高山大川之形势，别为九州，初不计幅员之广狭、道路之迂直，及水土既平，则规方五千里之地，以为五服之制，周围二万里。其中积方五百里，百方千里者二十五。虽有绝长补短之处，而大概整齐，划为綦局。若夫荒服之外，尚有余地，所谓外薄四海、威建五长者，则东渐于海，直抵嵎夷，西被流沙，届于黑水，计其延袤，当不下万里”①。作者又“用开方法，画为百区，区方五百里，甸服为方五百里者四，侯服十二，绥服二十，要服二十八，荒服三十六”②。胡渭亦知事实上决不可能有如此方方正正的区划，故云：“非谓禹当日所制四方均齐方正，截然如綦路也。学者观象，而得其意，勿复为盘扪烛之见，则善矣”③。
《禹贡》除记述九州、导山、导水、五服外，还有湖泊、土壤、物产、赋、贡品、水陆路线等内容，《禹贡锥指》诠解的内容同样十分丰富。而河道迁徙，为民生国计所系，胡渭尤加注意，他对于海口、清口、洪泽湖、高家堰、会通河等内容的诠释，表明作者不是不通时务的迂儒，而是十分重视著作的经世致用。
经书注释，皆以《禹贡》主辞。“经下集解，亚经一字，首列孔传孔疏，次宋、元、明诸家之说”。“郑康成书注间见义疏及他籍，故不多取”。“蔡传较劣，采撷寥寥，备数而已”。“至若语涉《禹贡》，而实非经解，如《通典》之类，亦或节取一二句”。胡渭本人的看法，则“缀于其末，用‘谓按’二字别之”①。“集解后发挥未尽之义，又亚一字”。二孔、蔡氏之说，“有差谬者既不采入”。“诸家之说得失参半者，亦必细加剖析”。至于地志、《水经》细缕本末，附以夹注。胡渭的注文，“诸家书解及《河渠书》、《地理志》、《沟洫志》、《水经注》之外，凡古今载籍之言，无论经、史、子、集，苟有当于《禹贡》，必备录之”。②而《山海经》、《越绝书》、《吕氏春秋》、《淮南子》、《河图括地象》、《吴越春秋》等书，所言禹治水之事，多涉怪诞，故一切摈之，不予入注。
《禹贡锥指》是一部集前人研究大成的著作，几乎搜集了前人研究《禹贡》的全部精华。诸家之中，发前人所未发者，书中“称引特多”。此外，凡有一得之见者，作者也弃短录长，“概不敢遗”。顾颉刚先生说，诠解《禹贡》诸家中，“以胡渭用力最深，他的《禹贡锥指》可以说是一部具有总结性的书”③。这个评语是十分恰当的。先儒认为，汇总源充，疏通《禹贡》，容易产生2种偏向：一曰博而不择，一曰固而鲜通④。但《禹贡锥指》较好地避免了这2种弊端，既做到了博而不滥，详略得当，又能通古达今，二者兼顾，因而为后学研究《禹贡》提供了许多方便，故李德裕称赞是书为先圣之功臣，后学之津阀⑤。
《禹贡锥指》问世已有20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了很大发展。不仅历史学者、地理学者研究《禹贡》，许多其他自然科学工作者也在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禹贡》。顾颉刚的《禹贡注释》、辛树帜的《禹贡新解》、李长傅的《禹贡释地》都有新发现、新见解，不少方面的研究，较之《禹贡锥指》又前进了一步。
（二）《水经注疏》
《水经注疏》是疏证《水经注》的巨著，中国郦学史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水经注疏》从撰著到问世，过程相当复杂。先是杨守敬在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撰成《水经注疏》初稿。后来，在其门人熊会贞参与下，于三十年完成第一次修改稿。此后，他们在刊行《水经注疏要删》、《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和《续补》的同时，继续致力于《水经注疏》的修改工作。1915年，杨守敬去世。临终前，他嘱咐熊会贞：“《水经注疏》不刊，死不瞑目”①。熊会贞回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②。他秉承业师遗志，在此后22年内继续修订，“书凡六、七校，稿经六次写定”①。其间，孙先梅参加了补疏工作，颇有贡献。1936年熊会贞去世前，“全疏增删补正略定”，仅渭、沔二水尚未定稿。后来，又有李子魁的参与和努力，《水经注疏》才得以问世。今熊会贞疏证的原稿本下落不明，今刊诸本之间的关系，存在许多有待商榷的地方。这方面的情况，中国著名郦学家陈桥驿教授在他的研究专著《水经注研究》、《水经注研究二集》以及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水经注疏》附录中有详细的介绍和评述。
杨守敬（1893～1915）字惺吾，号邻苏，湖北宜都人，出身于店商家庭。8岁四书成诵，19岁参加科举考试，“府试五场，皆居第一”②。24岁中举后，一度锐意功名，但当时官场积弊已深，6次应试皆名落孙山。他在北京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学问大进。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开始设馆授徒，并从事撰著，才学渐露端倪。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他担任驻日大使随员，在日本搜求珍贵古籍3万余卷，每得一书，便考其原委，立为提要，编成《日本访书志》，后来据此刻成《古逸丛书》。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回国出任黄冈教谕，后改两湖书院地理教习，又担任勤成学堂和存古学堂总教长。1914年，出任袁世凯顾问和参议院参政。次年病故。杨守敬是清末和民国初年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当时人称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杨守敬的地理学为清代三绝学③，《清史稿》称“其学通博，精舆地，用力于《水经注》尤勤。通训诂，考证金石文字。能书，摹钟鼎至精。工俪体，为箴铭之属，古奥耸拔。为鄂学灵光绪垂二十年”④。贺昌群说：“他在晚清学术上的贡献，有三点可以指出：一是《日本访书志》和《古逸丛书》刊行；二是历史地理特别是沿革地理学上的撰述；三是《水经注疏》”⑤。其生平著述多达80余种，在史学、地学、制图学、金石学、训诂学、版本学术方面都有显著的成就。
熊会贞（1878～1936）字崮之，湖北枝江人，亦为著名郦学家。他家世贫寒。后追随杨氏数十年，襄助其师纂疏《水经注疏》。杨氏死后，他移居武昌菊湾杨氏故居，秉承杨氏遗志，20余年如一日，继续从事修订工作，殚精竭力，不分寒暑，为《水经注疏》的完成和刊行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杨氏相比，他在郦学思想上有较大发展，“在新的科学思潮的启发下，正视了旧郦学研究中落后的一面，而力图刷新郦学研究的内容与方向”①，并获得不少新的成果。他的学术道德，亦堪为后人楷模。杨氏生前规定，署名时，应写明“此书二人同撰，文各一半”。熊会贞出于对业师的尊敬，后来署名时改为“宜都杨守敬纂疏，门人枝江熊会贞参疏”。“文，杨师三分之二，会贞三分之一”②。他也很尊重后学的劳功，曾在书稿上加“孙先梅补疏”一行③。肯定其助手孙先梅的贡献。鉴于他的杰出贡献，后人提到《水经注疏》时，皆将杨熊二人并称。
《水经注》是中国6世纪前综合性的地理名著，具有很高的史学、地学和文学价值。传至宋初，已佚5卷，后人又将其改编为40卷本，以凑原书之数，以后迭经传钞翻刻，误简夺讹严重，几至难以辨读。是书如此重要而又向无善本，明清郦学家便主志校理。明代校本中，以黄省曾校刻本、吴琯校刻本、朱谋玮笺本和赵琦美三校本为佳，清代校书中，以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家最著名。其后又有王先谦集全、赵、戴诸名家校本于一书，列诸家校语于其下，著成《合校水经注》。经过数代人努力，《水经注》虽已接近恢复旧貌，但仍存在许多问题。杨守敬说：“自全、赵、戴校订《水经注》之后，群情翕然，谓无遗蕴，虽有相袭之争，却无雌黄之议。余寻绎有年，颇觉三家皆有得失，非唯脉水之功未至，即考古之力亦疏”①，“综而论之，此书为郦氏原误者十之一二，为传刻之误者十之四五，亦有原不误为赵、戴改订反误者，亦为十之二三”②。后遂矢志作《水经注疏》。
疏证《水经注》与校正《水经注》不同，前者难度远较后者为多。汪辟疆说：“古书有注，复有疏。疏者，所以补注之不逮，而通其壅滞也”③。清代学者欲为《水经注》作疏者，不乏其人，刘献廷、毕源、王先谦等皆未能构成不朽之作，究其原因，皆因难度太大。直至杨守敬、熊会贞二人出，才完成这件郦学史上的大事。
《水经注疏》共40卷，分卷悉从《水经注》。全文约150万字，是《水经注》的4倍。其篇幅之浩大，征引之广博，考订之精详，“使以前的所有版本都为之逊色”④。汪辟疆说：“其书精诣，有突过前人者”⑤。汪所举列，大要有四：①确定朱谋玮《水经注笺》为正文，据全、赵、戴或己见文献对注文多所订正。凡朱本讹《注》作《经》、混《注》入《注》者，全、赵、戴改之有据，则据以证朱；全、赵、戴所改不尽合者，仍返朱旧；诸家所改而未言其证者，则溯本究源，加以证明。②凡郦书征引的史实，皆补注其出典。诸家校理《水经注》，虽辨析《经》、《注》混淆和文字歧异，但于郦注本身却未遍征出处。《水经注疏》则对六朝以前的地记、图经、逸文，引见于唐宋类书及《寰宇记》、《名胜志》诸书的资料，无不逐条勘核，证其所本。③博采《经》、《传》、《雅》、《记》，相互参证，疏通郦注疑滞。除校正文字、详征出处外，疏文还博考群书，钩稽史实，以疏注义。又于古地名下，一律标注今地（按指清代）名。④对照地志图经，反复校勘，订正郦注本身失误多处。对于这部杰作，许多学者予以高度评价。潘存说：“楚北杨君惺吾所撰《水经注疏》，神光所照，直与郦亭共语。足使谢山却步，赵、戴变色，文起梅村，未勘比数，霾蕴岁久，焕若神明，旷世绝学，独有千古”①。汪辟疆评价《水经注疏》说：“抉择精审，包孕宏富”，“真集向来治郦注之大成也”②。
近年来，中国郦学研究又有新进展，许多学者开拓了研究《水经注疏》的新领域，从崭新的角度阐明了它的疏证特点和学术价值。著名郦学家陈桥驿教授认为，郦学研究可分成考据、词章、地理3个学派。杨熊二氏在《水经注疏》中十分重视山川地理的分析。山川地理的内容占全书很大比重，“这是所有考据学派的著作中所未曾出现的”①。“他们开创了郦学研究中一个新的学派，即地理学派，使郦学研究从此获得更大的实用意义。”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思潮的启发下，为校定全书作出重大努力的熊会贞力图刷新郦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删去在内容上有明显错误的疏文，加入了不少经过他反复推敲的新资料。在修改疏文的时候，他常常用较新的地理学说代替陈旧的地理学说，如诠释“昆仑墟在西北”、“河水冒以西南流”时，用新疏文代替旧疏文，便是最好的例子③。他还用经纬度、比例尺和新式地图考订今地，这些都是以往的郦学家所未能做到的。毫无疑问，熊会贞的许多地理观念超越了他的老师，但他毕竟是一位旧学者，缺乏地质学、地貌学等新学科的知识，因此在不少疏文中，他想把疏文写得更科学些，但“仍然没有将问题说清楚”④。这种状况决定了《水经注疏》成书时的面貌。
迄今为止，所知传世的《水经注疏》，共有2种残本、2种影印本、1种日文本、1种排印本。2种残本，一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的朱栏粗格稿本，仅存卷八《济水注》1册；一指1949年武昌亚新地学社的排印本，仅存《河水注》3卷。2种影印本，一指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水经注疏》；一指1971年台北中华书局出版的《杨熊合撰水经注疏》。日文本指1947年由日本著名郦学家森鹿三主持翻译的节文《水经注（抄）》。排印本指198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的由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水经注疏》。2种影印本早出，但问题较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水经注疏》问世后，钟凤年便开始校勘，最后校出错误达2400余处，“这些错误遍及经、注、疏三者，有些地方，由于错误连篇，竟至不堪卒读”①。后来他写成的《水经注疏勘误》长达7万字。台北中华书局出版的《杨熊合撰水经注疏》，也存在着许多重要缺陷和令人遗憾之处，陈桥驿教授曾作《评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校水经注疏》一文②，详论其得失。日本森鹿三主持翻译的节文丁此*>（抄）》实际上是一部研究性著作，仅《河水》5卷就作注释放1114条，“这些注释，无论≡诠愣取⑸疃群涂蒲苑矫妫家殉恕端⑹琛贰*③。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水经注疏》，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本子，陈桥驿教授在段熙仲教授点校的基础上，又依据台北影印本《杨熊合校水经注疏》、钟凤年《水经注疏勘误》，台北傅纬平校勘以及他本人历年对此书的校勘，对《水经注疏》进行复校。卷首载有陈桥驿的“排印《水经注疏》的说明”、郦道元的“《水经注》序”、杨守敬的“《水经注疏》凡例”、熊会贞的“亲笔《水经注疏》修改意见”。正文后的附录，收录了段熙仲的“《水经注》六论”、汪辟疆的“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陈桥驿的“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关于《水经注疏》定稿本的下落”、贺昌群的“影印《水经注疏》的说明”。这些研究郦学的重要成果，颇便读者研读《水经注疏》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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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颉刚：《禹贡》注释，见《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②《碑传集》卷百三十一。
③同上。
④同上。
①《碑传集》卷百三十一。
②《禹贡锥指·胡渭序》。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文集》之七十五。
④《禹贡锥指·胡渭序》。
⑤《禹贡锥指》卷首略例《禹贡图》。
①《碑传集》卷百三十一。
①《禹贡锥指》卷二。
②《禹贡锥指》卷三。
③《禹贡锥指》卷四。
④《禹贡锥指》卷五。
①《禹贡锥指》卷二。
②《禹贡锥指》卷三。
①《禹贡锥指》卷八。
②《禹贡锥指》卷九。
③《禹贡锥指》卷十。
①《禹贡锥指》卷八。
②《禹贡锥指》卷九。
①《禹贡锥指》略例。
②同上。
③谭其骧：《长水集》下《〈山经*
④谭其骧主编：《黄河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①《禹贡锥指》略例。
②同上。
③谭其骧：《长水集》下《〈山经*
①《禹贡锥指·胡渭序》。
②同上。
③顾颉刚《禹贡》注释，见《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④《禹贡锥指·李德裕序》。
⑤同上。
①《禹贡锥指·胡渭序》。
②同上。
①向宜甫：《水经注疏》，1949年武昌新地学社排印本序言。
②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
③《清史稿·杨守敬传》。
④同上。
⑤贺昌群：《影印水经注疏·说明》。
①向宜甫：《水经注疏》，1949年武昌新地学社排印本序言。
②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
③《清史稿·杨守敬传》。
①《水经注疏要删·杨守敬序》。
②《水经注疏·凡例》。
③汪辟疆：“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杨熊合校〈水经注疏*
④陈桥驿：“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杨熊合校〈水经注疏*
⑤汪辟疆：“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杨熊合校〈水经注疏*
①《水经注疏要删·杨守敬序》。
②《水经注疏·凡例》。
①陈桥驿：“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陈桥驿：“近代郦学研究概况”，《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详见陈桥驿：“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等论文，今主要汇编于他的《水经注研究二集》中。
④陈桥驿：“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①陈桥驿：“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陈桥驿：“近代郦学研究概况”，《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详见陈桥驿：“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等论文，今主要汇编于他的《水经注研究二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