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地理思想 第六章 地理视野
地理发现，是人们地理认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理视野，是人们对其周围地理环境的认识范围和认识程度。
清朝虽是由兴起于中国东北部边疆地区的落后部族所建立的王朝，但它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却继承了汉唐以至明代的汉族社会经济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又经过200多年的不断发展，清代人的地理视野，较之以前的中国任何时代，无论在对周围地理环境认识的深度上，还是认识范围的广度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中国地理认识
清朝自1644年入关后，经过几十年的征战，到乾隆时期，才最后形成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大国。乾隆时期清朝国内辖地除盛京、吉林、黑龙江3将军辖区以外，还包括称为本部的18行省①和称为藩部的内蒙古、青海蒙古、喀尔喀蒙古、西藏、新疆等地。清王朝的疆域：北至恰克图，南至海南岛、团沙群岛，西至葱岭（帕米尔），东至外兴安岭、库页岛。清王朝不仅拥有这样广阔的疆域，而且对之实行了有效的统治和管理。建成的是一个国势强大的统一国家，特别是经过康熙、乾隆两次组织的大范围全国地图测绘工作，使当时人们对中国领土内的地理状况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就人们的地理认识范围而言，主要表现为，对境内自然地理要素分布规律及边疆地理认识程度的加深两方面。
（一）自然地理要素分布规律
较之前代，清人对境内山脉体系、江源、河源、气候分布规律等，都有新的认识。
1.地势
关于全国的山脉体系认识，清初可以顾炎武为代表。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地脉》一节中，引用明末王士性《五岳游草》的论述，阐述了当时人们对全国山脉（称“龙”、“龙脉”）大势的认识：
昆仑据地之中，四旁山麓各入大荒外，入中国者一东南支也。其支又于塞外分三支：左支环阴山、贺兰，入山西，起太行数千里，出为医巫闾，渡辽海而止，为北龙。中支循西蕃入趋岷山，沿岷江左右，出江右者叙州而止，江左者北去趋关中，脉系大散关，左渭右汉，中出为终南、太华，下泰山，起嵩山，右转荆山，抱淮水，左落平原千里，起泰山入海为中龙。右支出吐蕃之西，下丽江，趋云南，绕沾益、贵竹关岭，而东去沅陵分：其一由武冈出湘江，西至武陵止，又分：其一由桂林海洋山过九疑、衡山，出湘江，东趋匡庐止，又分：其一过庾岭，渡草坪，去黄山、天目、三吴止。过庾岭者又分仙霞关至闽止。分衢为大拌山，右下括苍，左去为天台、四明，渡海止。综为南龙也。
其说认为：中国境内山脉皆源于西部昆仑山。向东有3条主脉，即北干为阴山、贺兰山、太行山，至辽东半岛一带为一列。中干为祁连山、秦岭、嵩山、泰山为一列，另在其南还有一小支脉（当指大巴山至叙州一列）。南干由昆仑经云贵高原北部，至湖南沅陵，又分为3支，北支由武冈至武陵为一列；中支由海洋山、九疑山、衡山，至庐山为一列；南支过大庾岭后又分2小支，北小支向东达于黄山、天目山为一列；南小支由仙霞关至福建，再分2支，至浙江天台山、四明山为一支；至括苍山为另一支（见图5）。
显而易见，这种分脉方法并未摆脱《禹贡》的“三条四列”的影响，也不比宋元明的传统观念有多大改变，特别是除了中干与事实较符外，其它各支存在着极大的错误。但是，作为中国古代对于中国山脉体系的认识，它还是有许多发展之处：一是关于南方，东南丘陵地区的山脉认识有了发展，出现了较多的山名，而且试图归理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比过去的认识要深入。二是对过去认为南龙、中龙源于岷山的观念有了改变，认为中、南两条干支的源脉亦在西部昆仑山，如顾炎武所说：“宋儒乃谓南龙与中龙同出岷山，沿江而分。盖宋画大渡河为守，而弃滇、云，当时士大夫游辙未至，故不知而臆度之也。今金沙江源出吐蕃犁牛河，入滇下川江，则已先于塞外隔断岷山矣，故南龙不起岷山也。”①
清初康熙在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地图测量。尤其是乾隆时期对新疆等地的扩测，使当时人们对中国的山川地理大势的认识有了较大进步。其中对中国山脉体系也有了新的认识，如清代后期魏源的《葱岭三干考》云：
葱岭即昆仑，其东出之山分为三大干，以北干为正。北干自天山起祖，自伊犁绕宰桑泊（斋桑泊）之北，而起阿尔泰山，东走杭爱山，起肯特岭，为外兴安岭，包外蒙古各部，绵亘而东，直抵混同入海，其北尽于俄罗斯阿尔泰山为正干。故引度长荒，东趋巴里坤哈密者乃其分支。分支短，尽乎安西州之布隆谷河。中干自于阗南山起祖，经青海，由三危积石，绕套
外为贺兰山、阴山，历归化城宣府至独石口外之多伦湖而起内兴安岭，至内蒙各部而为辽东之长白山，以尽于朝鲜、日本。复分数支，其在大漠内黄河北者为北支；在黄河南、汉水北者为中支；汉水南江水北者为南支。南干自阿里之冈底斯山起祖，起阿里东为卫藏，入四川、云南，东趋两粤，起五岭，循八闽，以尽于台湾、琉球②。
他认为中国境内（包括“外蒙”）的主要山脉体系有3条。其中北干为阿尔泰山、杭爱山、外兴安岭一线。其南天山为北干的分支山脉。中干以昆仑山向东，经积石山、阿尼玛卿山分为3支：北支由此向东北经贺兰山、阴山、兴安岭、长白山；中支为秦岭、伏牛山；南支为大巴山。南干似自冈底斯山、巴颜喀拉山、横断山脉到南岭（见图6）。
尽管魏源的论述中，还有许多不全面的地方（如太行山、祁连山、喜玛拉雅山的位置），但基本勾勒出几条主要山脉干线，尤其是去掉了关于东南丘陵作为山脉的体系的观念，扩大了山系范围。
关于国内各区域的地理大势，清初也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论述了全国各省会（政治、经济中心）的形成与周围地理环境的关系。③
2.河流
清代关于全国河流状况的认识，较之以前各代有了很大的进步。由于进行全国地图的测绘，使人们对全国水系河网有了更系统的了解，先后出现了多种全国及区域性水道著作，专记河流源渊、流经情况，如清初黄宗羲的《今水经》，中期齐召南的《水道提纲》、陈登龙（乾隆时人）的《蜀水考》、徐松的《西域水道记》等，尤其是齐召南的《水道提纲》记述全国河流达8600多条，远远超出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2倍多，对全国各地的主要河渠基本都有记述。其范围包括：“内有盛京鸭绿江以西而南，而西南至合浦；外自云南而西而北，又自汉北阿尔泰山、肯特山而东至海，又自海而南而西而北。域中万川，纲目毕列。”①是中国古人记述河流水系最全面、最系统的一部书。
除了对全国水系网络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外，清代对于河流认识的发展，还突出表现在对黄河源及长江源流的认识上。
关于河源先秦时代就有所谓“河出昆仑”、“潜流积石”②，大禹“导河积石”③等说法。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武帝据其西域所见所闻，“按图籍”，明确将于阗南山（今昆仑山脉西段）定为“河源之地”，以今塔里木河为黄河上源，运用“潜流”观念，将它与青海的黄河联系起来。①东汉以后，随着中原人民与西藏等地交通往来增多，对黄河上源的认识也逐渐丰富起来。唐初，侯君集等率部追击吐谷浑时，就可能到达黄河上游两湖（扎陵湖、鄂陵湖）地区。史称：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侯君集等“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观河源。”60000481_0151_1②此后文成公主入藏，穆宗时刘元鼎赴藏会盟（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等，都曾经过河源地区③，并留下了最初的河源水文及地理状况的记录。如《旧唐书·吐蕃传》载：“元鼎往来蕃中，并路经河州……是时元鼎往来，渡黄河上流，在洪济梁（桥）西南二千余里，其水极为浅狭，春可揭涉，秋夏则以船渡，其南三百里有三山，山形如■，河源其间，水甚清冷，流经诸水，色遂赤，续为诸水所注，渐即黄浊”。但真正第一次踏勘河源的，却要晚至元初的都实，其考察范围已及河源星宿海地区，如《宋史·河渠志》所载：
大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元史·地理志》作十七年），我世祖皇帝命学士蒲察笃（都）实西穷河源，始得其详，今西蕃朵甘思南鄙（边）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间，有泉近百泓，汇而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复潴，曰哈剌海，东出曰赤宾河，合忽兰、也里术二河，东北流为九渡河，其水犹清，骑可涉也。贯山中行，出西戎之都会，曰阔即、曰阔提者，合纳怜河，所谓细黄河也；水流已浊，绕昆仑（今阿尼玛卿山）之南……复绕昆仑之北……东北至兰州，始入中国。为“河源之地”，以今塔里木河为黄河上源，运用“潜流”观念，将它与青海的黄河联系起来。①东汉以后，随着中原人民与西藏等地交通往来增多，对黄河上源的认识也逐渐丰富起来。唐初，侯君集等率部追击吐谷浑时，就可能到达黄河上游两湖（扎陵湖、鄂陵湖）地区。史称：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侯君集等“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观河源。”②此后文成公主入藏，穆宗时刘元鼎赴藏会盟（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等，都曾经过河源地区③，并留下了最初的河源水文及地理状况的记录。如《旧唐书·吐蕃传》载：“元鼎往来蕃中，并路经河州……是时元鼎往来，渡黄河上流，在洪济梁（桥）西南二千余里，其水极为浅狭，春可揭涉，秋夏则以船渡，其南三百里有三山，山形如■，河源其间，水甚清冷，流经诸水，色遂赤，续为诸水所注，渐即黄浊”。但真正第一次踏勘河源的，却要晚至元初的都实，其考察范围已及河源星宿海地区，如《宋史·河渠志》所载：
大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元史·地理志》作十七年），我世祖皇帝命学士蒲察笃（都）实西穷河源，始得其详，今西蕃朵甘思南鄙（边）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间，有泉近百泓，汇而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复潴，曰哈剌海，东出曰赤宾河，合忽兰、也里术二河，东北流为九渡河，其水犹清，骑可涉也。贯山中行，出西戎之都会，曰阔即、曰阔提者，合纳怜河，所谓细黄河也；水流已浊，绕昆仑（今阿尼玛卿山）之南……复绕昆仑之北……东北至兰州，始入中国。
河源在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胜人迹，逼观弗克……散若列星，故名星宿（火敦脑儿）……群流奔凑，近五七（七当为“十”之误）里，汇二巨泽，名阿剌脑儿（即扎陵、鄂陵二湖）。自西徂东，连属吞噬。广轮马行一日程，迤逦东骛成川，号赤宾河。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僧宗泐往返西域，途经河源，在其《望河源》诗中自记说：“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所出之水是为河源。”①藏语抹必力赤巴山即巴颜喀拉山，这里似已注意到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卡日曲为河源。
以上是清代以前关于黄河源流的认识程度。到清代以后，随着康熙、乾隆两朝地图测绘工作的开展，有关河源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以拉锡、舒兰为首的考察团对河源的考察和乾隆四十七年阿弥达专程考察探寻河源后，对黄河源流便有了基本正确的认识。
拉锡等在考察河源后进呈的《星宿海河源图》中，已发现星宿海以西黄河有3条源流，称“三河往东顺流入于扎陵”②。到清中叶齐召南撰写《水道提纲》时，便根据测绘的地图等资料，比较正确的记述了黄河星宿海以上的河流情况。他说：
黄河源出星宿海西巴颜喀喇山之东麓，二泉流数里，合而东南，名阿尔坦河，南流折而东，有山水自西南来会（原注：当河源南岸，有古尔板蒙滚拖罗海山，三峰相并，又有拉母拖罗海山，稍崇峻。北岸有噶达素七老峰，高四丈，亭亭独立，石紫赤色，俗传为落星石。西南有阿拉巴尔颜喀喇岭），又东折而北，而东，而东南流，有乌哈峰泉水自西南来会。又东有拉母拖罗海山水自南、有西拉萨山水自北俱来会，又东有七根池水自北来会。又东流数十里，折东北流百里，至鄂敦他拉，即古星宿海，《元史》所谓火敦脑儿也。自河源至此已三百里……阿尔坦河自西南来汇。……东南流注于查灵海，即扎陵湖（原注：泽周三百余里，东西长南北狭，河亘其中而流，土人呼白为查，形长为灵，以其水色白也）。自海东南流出五十里，有一水，会三河，自南来会。又东南折而东北，与东南来之喀拉河并东北为鄂灵海（原注：鄂灵海在查灵海东五十余里，周三百余里，形如瓠瓜，西南广而东北狭。蒙语以青为鄂，言水色青也，即《元史》所谓汇二巨泽，名阿拉脑儿者）。由海东北流出……①
这一段关于黄河上源渊流和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的记述，不仅较过去的认识详细，范围扩大，而且，与现代考察的情况相比也比较准确。但在这里，齐召南是把中间的河流（即今约古宗列）认作黄河正源，而把从西南流来的黄河正源阿尔坦河（即今卡日曲）作为南源（见图7）。这一点，却与现代考察结论不同（以卡日曲为正源）。②
然而不久，在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阿弥达考察黄河源之后，便正确指出卡日曲为黄河正源。史称：“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遣大学士阿桂之子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往青海，务穷河源”①。据《湟中杂记》载，阿弥达到达河源地区后：
查看鄂墩他拉（星宿海）共有三溪流出。自北面及中间流出者，水系绿色；从西南流出者水系黄色；……西南一山，山间有泉流出，其色黄。询之蒙、蕃等，其水名阿勒坦郭勒，此即河源也。①
在纪昀《河源纪略》、吴省兰《河源纪略承修稿》中，都有类似记载。这里的阿勒坦郭勒，即今卡日曲，在名称、水文特征上都相符。蒙语“阿勒坦”为“黄金”意，藏语“卡日”为“铜色”，蒙语“郭勒”、藏语“曲”，皆为“河”意，二者之名都表示该河水文特征为黄色的河流。而事实上，由于卡日曲流经第三纪红色地层，河水常为金黄色，所以，齐召南的阿尔坦，阿弘达的阿勒坦郭勒，都是指今卡日曲。至此，中国古代经过数千年的努力、考察，终于弄清了黄河上源的河流水文特征，并判断出河流的正源为卡日曲，与现代的科学考察结论相符。
但是，此期仍有学者迷信《禹贡》、《山海经》，特别是汉代旧说，相信黄河源出昆仑，潜流青海，复出而为黄河正源的观念，并将昆仑、积石地望进行新的附会解释②。特别是乾隆帝也不顾确凿的河源知识，仍要坚持潜流说，认为：“《汉书》河出昆仑之语，考之于今，昆仑在回部中，回部诸水皆东注蒲昌海，即盐泽（今罗布泊）也。盐泽之水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而为大河之水”。③即仍相信汉代的于阗南山为昆仑之说。与之相应，巴颜喀拉山的噶达素齐老峰也被人附会为积石山，认为其“即《禹贡》积石。……殆无一不相合者。”④乾隆时吴省兰所纂《河源纪略承修稿》中，亦认为“河水发源回部之西陲，始见于喀什塔什吉布察克诸山，即葱岭也……河水又东入罗布淖尔（罗布泊）而伏流……，一千五百里，东南至阿勒坦噶达素齐老，流出为阿勒坦郭勒，是为伏流重出之真源……。”无疑，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在河源认识上，它却代表了当时一种旧的传统认识观。
关于长江源流，《尚书·禹贡》最早有“岷山导江”的说法，此后中国历代一直将长江支流岷江作为长江的正源。直到明代徐霞客（1587～1641）才在一篇《江源考》①中指出：“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并指出金沙江发源于黄河上源星宿海南之山（即今巴颜喀拉山）的南麓，说：“发于南者，曰梨牛石，南流经石门关，始东折而入丽江为金沙江，又北曲为叙州大江，与岷山之江合。”但当时这一观点并未为世人所接受。
直到清代，由于有测绘地图出现，看到长江水系实际状况的人不少，于是关于长江源流，除少数人仍遵崇古圣，坚持岷江说以外，大多数人已认为无论从河流长度、还是从水量上，都不该以岷江为源，而应将金沙江作为长江的正源。
如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9年）杨椿看到新测的《皇舆图》后，即指出：
江源有三，在番界，黄河西巴颜哈拉岭七七勒哈纳者，番名岷捏撮，岷江之源也。在达赖喇嘛东北乳牛山者，番名鸟捏乌苏，金沙江之源也。在呼胡诺尔哈木界马儿杂儿柰山者，鸦龙江（雅砻江）之源也。据各种资料推算，又指出：
金沙江之源至叙州府（今四川宜宾市）六千九百余里；鸦龙江之源至红卜苴三千四百里，又一千六百里至叙州府；而岷江之源至叙州府只一千六百里耳。由此得出结论：“言江源自当以金沙为主”①。
当时人李绂也根据地图等资料指出：“以源之远论，当主金沙江；以源之大论，当主鸦砻江。然不如金沙为确，盖金沙较鸦砻又远千九百里，源远则流无不盛者，若岷江则断断不得指为江源也”②。齐召南亦有同样结论，他在《江道编》中指出：“金沙江即古丽水，亦曰绳水，亦曰犁牛河，蕃名木鲁乌苏，……出西藏卫地之巴萨通拉木山（即当拉岭，今唐古拉山）东麓。山形高大，类乳牛，即古犁石山也。”（原注：“西二十五度四分，极三十四度六分，在黄河源之西经一千五百里，……一名布顿楚河，又名巴楚河”）这里的巴楚河，或布顿楚河，即今长江源头布曲。此外，《江道编》还提到江源地区的克托乃乌兰木伦河（即今沱沱河）、喀七乌兰木伦河（即今朵尔曲）和阿克达木曲（即今当曲）。③
由此可见，至少到清康熙末期，通过考察实测，当时人们已对以金沙江作为长江正源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以岷江为源的观念。同时，对长江另一条源流雅砻江也有了较多了解；对金沙江上源（通天河以上）地区的基本河系，也有了较系统的了解（见图8），只是尚未注意到沱沱河才是江源所在（沱沱河为几条河中最长）。
但是，还应注意到，由于当时对岷江上源，以及金沙江、雅砻江的确切流经、相互联系，似有不明之处。因此，除了一般已认定金沙江为长江正源的观点外，还有其它一些观点。如全祖望认为，探求江源，“不始于岷山则可，离岷山以求江则不可”，认为长江正源仍为岷江，只是其上源可能更长，而未被发现罢了，如云：“愚最取范石湖（成大）之说，以为大江自西戎以来，自岷山出，举其大略，而不必确求所证于大荒之外。”①不过这在当时并不是一种主要观点，只不过是墨守旧经的一种表现而已。
总之，随着清初地图的实测，以及几次专门考察，清代对于河源、江源的认识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地理视野已扩展到真正的河源地区和江源地区，并对各区域的水系特征都有了较清楚的了解，甚至明确指出黄河正源所在，结束了自古以来关于河源的各种臆度猜测论述。
3.植被分布与气候规律
古代关于植被分布规律，季风、信风等自然地理分布现象，都有一定的认识。较之过去，清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发展，即关于中国第二条植被分界线的明确认识，植物分布垂直带谱，以及台风的深入认识。
关于第二条植被分布界线（南岭）的认识，早在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中已有论述，如其所述：“芜菁，岭峤（南岭）已南俱无之。偶有士人因官携种，就彼种之，出地则变为芥，亦橘种淮北为枳之义也”①，即将南岭作为芜菁的种植分界线。此后，也有游人士客注意到南岭南北的植物差异现象，但直到明末清初时，屈大均（1630～1696）才“更明确地提出把南岭大庾岭作为我国植物分布的又一条分界线”。②他在《广东新语》卷二十五中说到：
（榕树）性畏寒，逾梅岭则不生。故红梅驿有数榕，为炎寒（炎热，即南亚热带）之界，又封川西三十里分界村，二广同日植一榕，相去三丈许，而东大西小，东荣西瘁，东榕又不落叶。咫尺间，地之冷暖已分如此。自韶州西北行，榕多直出，不甚高，与广州榕婆娑偃蹇者异。
关于植物分布的垂直带谱现象，先秦《管子·地员篇》中就曾有描述，此后，各代都有零星记述，清末胡薇元在登峨眉山时，也曾观察记录了峨眉山的植被垂直分布现象，他在《峨眉山行记》中写道：
登解脱坡……蹑蹬仰跂，积叶在足，……上白岩，四里逾白龙洞金龙寺，浓翠蔽岭，松杉夹道，……放光崖，……灌木层累，使人不见其险，……五里上峰顶大乘殿……地高风利，……六里，上罗汉三坡，荒岭曼衍，古木连蜷，……山后荒漠蔓草。
他清楚地记述了峨眉山脚为常绿阔叶林植被（“积叶在足”）；山的上部为针叶林（“松杉夹道”）；再向上则为灌木丛（“灌木层累”）；到山顶就变成了高山草地景观（“荒漠蔓草”）。
关于东南海陆风向的认识和记录，古代认识也比较早。但关于台风与飓风（寒潮或冷锋大风）的差别、特点和发生规律进行比较，并作出科学区别的，却在清代。清康熙时的《台湾府志·风信》第一节中，就谈到台风与飓风的区别及各自出现规律。该书云：
风大而烈者为飓，又甚者为台。飓常骤发，台则有渐。飓或瞬发倏止；台则常连日夜，或数日而止。大约正、二、三、四月发者为飓；五、六、七、八月发者为台。九月则北风初烈，或至连月，俗称九降风，间或有台，则骤于春飓。……四月少飓日，七月寒暑初交，十月小阳春，天气多晴顺也。最忌六月、九月，以六月多飏，九月多九降也。十月以后，北风常作，然台飓无定期，舟人视风隙以来往。五、六、七、八月应属南风，台将发则北风先至，转而东南，又转而南，又转而西南始止。……五、六、七月间风雨俱至，即俗所谓西北雨、风时雨也。舟人视天边有点黑，则收帆严舵以待之，瞬息之间风雨骤至，随刻即止，若预待稍迟，则收帆不及而或至覆舟焉。
（二）边疆地理认识的发展
清代对于边疆地理认识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有关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事项认识的深入、系统，以及专门或较系统的著作出现。其中关于西北地区的地理认识进步最为显著。
1.西北地区
清初噶尔丹等在西北地区发动叛乱，康熙帝曾亲率大军3次深入新疆。乾隆时清廷平定叛乱后，又派刘统勋等率测量队进行天山南北地理大测量，令其将沿途山川地名考验纂录，编成《皇舆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等著作。此后为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统治，历代驻疆官员都比较重视当地史地著作的纂修，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为了强化国防，兴起的边疆史地研究，又进一步推动了对西北地区的地理、人文状况的认识，出现了《扈从纪程》（高士奇）、《西域水道记》（徐松）、《新疆识略》（徐松等主撰）、《西域闻见录》（椿园氏）、《西域图志》（祁韵士）、《西域释地》（祁韵士）、《藩部要略》（祁韵士）等大量著作。这些著作反映了清代关于西北边疆地理认识的新进展。
如徐松《西域水道记》以湖泊划分新疆地区水系，全面系统记述了全疆水系情况，并旁及交通、物产、城邑兴废、民族分布等人文地理资料，是中国近代关于新疆水系最全面、翔实的著作。其所涉及范围包括：罗布淖尔（罗布泊）、哈喇淖尔（哈拉湖）、巴尔库勒淖尔（巴里坤湖）、额彬格逊淖尔（玛纳斯湖）、喀喇塔拉额西柯淖尔（艾比湖）、巴勒喀什淖尔（巴尔喀什湖）、赛喇木淖尔（赛里木湖）、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阿拉克图古勒淖尔（阿拉湖）、噶勒扎尔巴什淖尔（布伦托海）、宰桑淖尔（斋桑泊）等11个湖区，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各内陆湖水系状况。
关于新疆周围地区的气候特征，这时也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如肖雄在《听园西疆杂述诗》卷四《气候》中所述：
新疆气候不齐，哈密犹属东陲。而冬之寒、夏之热皆倍于内地。即如夏日，晴则酷热难禁，若天阴风起，忽如冬令，即值暑天晴日，昼中大热，早晚仍需棉服，即当炎日卓午，城中挥汗不止，出城北行三十里，至黑帐房地方，又寒气逼人，气候大约如此。盖因地高土燥，蒸之以炎日，故热不可挡。……巴里坤在大谷中，为新疆极寒处，冬不待言，即夏日晴明，犹宜春服，若阴霾辄至，飞雪著裘者有之。吐鲁番之热，不但迥异各城，并倍于南省。……伊犁虽在北路之西，而地当岭外，气候较北路和平多矣。常下雨，每当三月，大有春景，至九月犹不甚寒，南八城捷至伊犁，犹近温线，故温和而有雨。哈密捷至乌鲁木齐及塔尔巴哈台，地与温线较远，与冷线较近，故雨泽甚稀，常数年不一见。边地多风，常三五日一发，昼夜不止，尘沙入室，出户不能睁眼。戈壁广野中，尤猛烈难行，石子小者能飞，大者能走，沙石怒号，击肉欲破，行人车马遇之，须即停止，苟且遮避，若稍移动，即迷失不复得路矣。①
此记载非常形象、生动，这样准确、具体记述该地区的气候特点，是以前著作中所看不到的。
其它如动物的地理分布、植被、冰川、沙漠等方面，都有详细记录和认识。如徐松不仅记述了许多处冰川等现象，而且将木素尔岭上的冰川分为3种，说：“木素尔岭……坚冰结成，层峦叠嶂，高下光莹，冰有三色：一种浅绿；一种白如水晶；一种白如硨磲”。②总之，清代几百年对西北地区的经营、开发，使当时人们对新疆等地区的水文、气候等自然地理以及民族、城市等人文地理现象已有了较全面、系统的认识。
2.东北地区
清初有许多关内百姓去东北谋生，同时政府又以遣戍罪犯的方式，由内地向东北迁徙了不少官员、文人、民众。这些关内民众不仅以较先进的技术开发了东北地区，促进其经济发展，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东北地区的地理认识。以文字形式流传的重要著作有吴桭臣的《宁古塔纪略》、杨宾的《柳边纪略》、西清的《黑龙江外纪》和《黑龙江纪略》、马冠群的《吉林地略》、朱一新的《吉林形势》、曹廷杰的《东北边防辑要》和《东三省舆地图说》等，这些著作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东北地理的新认识。
如关于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地区的气候等地理状况，吴桭臣在《宁古塔纪略》中写道：
其地苦寒。自春初至三月终，日夜大风如雷鸣电激，尘埃蔽天，咫尺皆迷。七月中有白鹅飞下，便不能复起，不数日即有浓霜。八月中即下大雪，九月中河尽冻，十月地裂盈尺，雪才到地，即成坚冰，虽白日照灼不消。初至者必三袭裘，久居则重裘可御寒矣。至三月终，冻始解，草木尚未萌芽。
特别是清末，曹廷杰对东北地区的史地研究，大大丰富和完善了人们的东北地理认识。如他所著《西伯利亚东偏纪要》（1885年）一书（附图8幅），对今俄属黑龙江下游的伯力，以及兴凯湖、海参崴等地区的有关自然、人文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和记述。其内容包括：“凡彼东海滨省所占吉、江二省地界，兵数多寡，地理险要，道路出入，屯站人口总数，土产赋税大概，各国在彼贸易，各种人数目、风俗及古人用兵存迹，有关今日兵防与夫今日吉、江二省边防，可酌量变通，或证据往事，堪补史书之缺者，皆汇入其中。”①他的《东北边防辑要》、《东三省舆地图说》更是在汇集前人认识成果的基础上，加上亲自实际踏勘而写成的重要史地著作，对东北边疆史地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记述、分析。所以，后人认为他的著作“为讲辽东舆地必读之作。”②以清末曹廷杰为标志，清代关于东北地区的地理认识已相当系统、深入，已由过去的零散记述，进入到深入分析、总结阶段。
3.北方地区
关于北方蒙古地区的地理认识，过去主要是一些旅行见闻的片断记述，到清代则有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或研究记述，所反映的地理认识程度比过去更加系统、深入，其中主要有图理琛的《异域录》、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著作，尤其以图理琛的见闻记录为重要。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康熙帝派遣内阁侍读图理琛等西行，前往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探望中国西北厄鲁特蒙古的土尔扈特部。他们由北京出发，经张家口，过蒙古高原，入俄境，自楚库柏兴（今色楞格斯克）、乌拉柏兴（今乌兰乌德），渡柏海儿湖（贝加尔湖），经厄尔口城（今伊尔库斯克），顺昂噶拉河（安加拉河），转沿鄂布河（鄂毕河）至苏尔呼忒柏兴（苏尔古特），向西至西穆必尔斯科（今乌里扬诺夫斯克），直达土尔扈特首领阿玉奇游牧地方马驽托海（今马纳特）后，溯厄尔齐斯河（额尔齐斯河）等，由原路返回。往返3年，行程达三四万里。图理琛的《异域录》记述了这次出使经过及沿途见闻，全书以地理为纲，日月附见，述所见山川、民俗风情、人物土产等。其中除了关于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为中心的见闻记述最为重要外，其它有关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地理认识也较过去详悉。如述乌拉柏兴附近的地理情况时，说该地：
在楚库柏兴之东北，相去二百余里，山高大多林。色楞格河边宽阔之处，间有田亩。色楞格河自西南流过柏兴，相（向）西北而流。乌的河自东南来，于柏兴之西，绕流归入色楞格河。四面皆山，无城垣。此处俄罗斯与蒙古人等二百余户杂处，驻兵二百名，设管辖柏兴头目一员，有天主堂二座，其庐舍生计牧畜，与楚库柏兴同。……又越三宿，于二十一日至柏海儿湖之南岸博索尔斯科地方，沿途皆大山林薮，路旁俱田亩，此间有则阳海及哈拉果尔两村落，皆俄罗斯居住，不甚稠密。
关于柏海儿湖及其周围地理大势，则记述道：
柏海儿湖周围，诸山连绕，四面菁葱，岚氛香霭，林木苍郁，波浪浩瀚，极目无际。……
柏海儿湖南北有百余里不等，东西有千余里，四面皆山，色楞格河自西南流入。其巴尔古西穆河自东南流入，从东北流入又有一河，名曰昂噶拉河。……柏海儿湖内产各种鱼及獭。于十二月下旬冰始结实，人方行走，三月尽冰始解。柏海儿湖之西北，流出一河，亦名昂噶拉河（即今安加拉河），向西北流，两岸皆大山林薮，约行五十余里，皆山冈，川谷宽阔。①
关于贝加尔湖的记载，早在汉代就有，但像如此详细、准确的认识和记述只有清代才出现。其它相关地区的记述，也都较深入、系统、全面。
张穆（1805～1849）的《蒙古游牧记》（16卷），则在于广泛参阅各种有关蒙古地区的历史、地理记述，对内外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蒙古各部落的历史、王公系谱事迹，游牧所在，四至，盟旗沿革，各地的山川城堡等，都作了详细记述，是一部清中叶以前有关蒙古（北方）地区史地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因此，《异域录》、《蒙古游牧记》等著作的出现，可以说标志着清代对于北方内、外蒙古地区的地理等状况有了系统、深入的认识。
4.西南地区
清代在西南地区主要是对西藏地区地理认识的深入。
清初除了委派测绘人员入藏进行地图测量，并将其地理认识成果反映在《皇舆全图》和《乾隆内府舆图》中之外。还有一些旅行人员及驻藏人员写了一些关于西藏地区地理和人文状况的著作，主要有王世浚的《进藏纪程》、黄沛翘的《西藏图考》等。
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王世浚由成都经雅安、打箭炉（今康定）、理塘、巴塘、察木多（今昌都）、洛龙宗（今洛隆）、江达（今工布江达），得庆（今庆孜），到乌斯藏（今拉萨）。沿途所见的地理景观，人文现象众多。他根据见闻写成《进藏纪程》一书，除了第一次详细记述由川西入藏的路线外，还保留了许多丰富的地理资料，如述打箭炉地区情况：
直抵西炉，则群峰■貥，高插云霄，中敞一涧，广阔如平地。……不产五谷，唯青稞与牛羊而已。对乌斯藏的记述：
东临大河，西枕苇荡，前揖峻岭，后倚高山。……地产青稞，其稻米、枣、杏、葡萄、冰糖俱出后藏。造土香，市珍珠、珊瑚、■瑚、密蜡、绿松石、青金石、玛瑙、石青、石蓝、石黄、赤金、氆氇、毡氊之类。关于巴塘的描述：
地暖无积雪，节气与内地无殊，土产则葡萄、胡桃、栗、谷、蔬菜、牛、羊、鸡、鸭、猞猁孙、艾叶豹、元狐、獭儿之属。这些记述，与过去的记述相比要系统和详细得多。
清中叶姚莹（1785～1853）曾两次出差康藏，著有《康輶纪行》，对康藏地区的地理状况记述颇详，并纠正了一些前人著作中的错误，如他指出了《四川通志》记载察雅诸河的源头和流向之误，认为勒楮河即《今舆图》之勒楚河（即察雅河，又名麦曲），源出察雅东南，在江卡之东北（即在贡觉南境的波多拉则卡），其与察雅西北的昂喇山无涉。《四川通志》以为其源出昂喇山“失之远矣”。再如色楮河应为《今舆图》所记之匝楚河（今扎曲）。其东北一小水（今格曲）发源上纳奇，西南流来会。匝楚河即察木多大河（实应为其东源），南流经察雅之西境会楚楚河、色尔慕楚河、大勒楚河，南过江卡入澜沧江，而察木多在江卡之北上流数百里。因此，他指出《四川通志》所谓“色楮河源出上纳奇，流经江卡等处西南察木多大河”，是把主流与支流、上下游关系都颠倒了。
清末黄沛翘所撰《西藏图考》更是对以前西藏地理状况认识的一个系统总结。黄沛翘久任川藏军职，谙悉边务，他博采历代地志和同时代人有关西藏的各种文字资料，再结合实际考察所得，将有关西藏地区的史地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爬梳，并绘成地图，著成《西藏图考》8卷，记述西藏的山川、城池、风土、物产、艺文等各项内容，其所记次序依次为：西藏地图、西藏源流、西藏程站、城池、津梁关隘、塘铺、山川、公署、寺庙、古迹、土产、藏事、艺文，附外国。该书所记述的山川和人文等地理状况的详悉，使之成为清代关于西藏地理认识的代表，标志着当时对西藏地区地理认识的最新水平。
5.东南地区
清代关于东南地区的地理认识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台湾地理情况的深入了解。
对于台湾的地理认识，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记述。但是，第一次全面、系统记述台湾地理情况及人文现象的详细著作，则是清初黄叔璥（1666～1742）的《台海使槎录》。
《台海使槎录》是作者在康熙末年巡视台湾期间，依据亲自考察所作，所以内容丰富，记述详确。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该书为：“于山水风土、民俗物产，言之颇详。而于山川险隘、控制机宜及海道风信，亦皆一一究悉。于形势尤为赅备。虽所记止于一隅，而亘古以来，舆记之所不详者，搜罗编缀，源委灿然。”特别是由于“诸书（过去书籍）记载，或遗或略，或传闻失真”，①更显出黄叔璥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可以说，无论该书所记地理内容的详细程度，还是史料价值，它都是清代对台湾地区史地认识的一个新标志。
如关于台湾形势的记述，不仅是现状记述，而且有地理形势的正确分析。其曰：
台湾在福建之东南，地隔重洋，形势延袤。……远望皆大山叠嶂，莫知纪极。府治南北，千有余里，越港即水师安平镇，又有七鲲身，沙浅潮平，可通安平港内，为水师战艘、商民舟楫止宿之地，港名鹿耳门，出入仅容三舟，左右皆沙石浅淤焉。此台湾之门户也，衡渡到澎湖，岛屿错落，有名号者三十六岛。澎湖沟底，皆老古石，参差港泊，有南风北风，二者殊澳，此台湾之外门户也。……澎湖为台湾之门户，鹿耳为台湾之咽喉，大鸡笼（基隆）为北路之险隘，沙马矶为南路之砥柱。②关于台湾的气候，述道：
台湾环海孤峙，极东南之奥。气候与漳、泉相似，热多于寒，故花则经年常开，叶则历年不落。春燠独先，夏热倍酷，秋多烈日，冬鲜凄风。四五月之交，梅雨连旬，多雷电，山溪水涨。自秋及春，则有风而无雨，多露少雾……此一郡之大概也，诸罗自半线以南，气候同于府治，半线以北，山愈深，土愈燥，水恶土瘠，烟瘴愈厉，易生病疾，……鸡笼社孤悬海口，地高风烈，冬春之际，时有霜雪，此又一郡之中而南北异宜者矣。①
这一段不仅文字生动，而且表明当时对台湾气候状况的较准确了解。其它关于土壤、耕作植物区域的地形分析等内容，也都比较系统，是以前著作中所没有看到的记述。
此外，康熙时靳治扬等的《台湾府志》（10卷）、周元文的《台湾府志》（10卷）、乾隆时刘良壁的《台湾府志》（20卷）、光绪时蒋师辙等的《台湾通志》（40卷）等，都从不同角度详细记述了台湾地区的地理、历史、人文等情况，这些都标志着当时地理认识的扩大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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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直隶。
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
①本书中国全图均以现代版地图为准。
②《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四帙。
①《水道提纲·序言》。
②《山海经·西山经》。
③《尚书·禹贡》。
①《汉书·西域传》
②《新唐书·吐谷浑传》
③《旧唐书·吐谷浑传》、《新唐书·吐蕃传》等。
①《汉书·西域传》
②《新唐书·吐谷浑传》
③《旧唐书·吐谷浑传》、《新唐书·吐蕃传》等。
①《汉书·西域传》
②《新唐书·吐谷浑传》
①《水道提纲》卷五。
②黄河源勘查队：“黄河河源查勘报告”（摘要），《新黄河》，1953年1～2合刊。
①《水道提纲》卷五。
①“查看河源情形篇”，载《玉简斋丛书》本《湟中杂记》。
②赵荣：“黄河源的认识”，《青年地理学家》，1988年第4期。
③《河源纪略》卷五。
④于谦：“积石山考”，《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5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①“查看河源情形篇”，载《玉简斋丛书》本《湟中杂记》。
①杨椿：《孟邻堂文钞·江源记》卷十四，《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4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李绂：《穆堂初稿·江源考》卷十九，《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4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文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四帙：《水道提纲·江》卷八。
①杨椿：《孟邻堂文钞·江源记》卷十四，《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4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①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一，百川学海本。
②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181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①《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
②《西域水道记》卷二。
①《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
②《西域水道记》卷二。
①《异域录》卷下《四库全书》卷五百九十四。
①《四库全书·台海使槎录提要》，文渊阁影印本卷五百九十二。
②《四库全书·台海使槎录提要》，文渊阁影印本卷五百九十二。
①
《四库全书·台海使槎录提要》，文渊阁影印本卷五百九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