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地理学理论
清代的地理学理论，主要包括对地理学体系、人地关系，及其它有关地理理论的认识3个方面。
一、地理学的体系与理论
（一）“地理”的含义与地理学体系概念
地理学（Geography），在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以至于近现代，其基本含义都是指一门学问，一门关于“大地描述”（geo，大地的；graphy，描述）的学问。
而在中国古代则不同。“地理”一词最早出现于先秦著作《易·系辞》中，其最初的含义正如曹婉如先生和唐锡仁先生所指出的：中国最早所谓的“地理”，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地球表面的自然环境而言，更确切地说是指山川、陵陆、水泽等的分布和特点而言①。与西方的地理（Geogra-phy）一词的含义不尽相同。特别是自东汉班固将“地理”作为著作的篇名——《汉书·地理志》，而使之成为一门学问的名词术语后，中国古代关于“地理学”的含义，更有了明显差异。后人对它的解，见仁见智，各不相同。
从《汉书·地理志》的内容特征及其对以后“正史”地理志的影响来看，“地理学（志）”是以记述政区沿革为主，附记山川、物产、风俗等自然地理和人文现象的一种学问。《隋书·经籍志》在记述有关地理类著作时曾说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今任、陆二家所记之内，而又别行者，各录在其书上，自余次之于下，以备地理之记焉。”由此可见，南北朝至隋时，是将地理志、地方志，都称为“地理”书和地理学的内容，并在图书分类上，将之置于史部之内，这种分类法一直沿用到近代。
但是，在宋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艺文志》中，却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新情况。即在地理类中，除继续著录有关地志著作外，如贾耽的《三代地理志》、《地理论》、刑禺的《景法朝陵·地理记》、薛常的《地理丛考》等，又在“五行”类中还著录了一些以“地理”命名的堪舆、风水著作，如所谓《大唐地理经》、《五音地理经》等。宋代这类著作大量出现，如《宋史·艺文志》五行类著录的就有《地理三宝经》、《地理正经》、《地理口诀》等22种以“地理”命名的堪舆著作。这种情况直至清代依然如此，如在《四库全书》的分类上，史部地理类收入有关地理志、沿革志、方志等地理著作，而在子部五行等类收入堪舆风水等“地理”著作。
唐杜佑曾说：言地理者应包括“辩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①比较正确的指出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二重性内容。因此，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具有二重意义：一是作为官方正统的地理学概念。其侧重于疆域、政区的各种地理、人文沿革等事项的记述。其代表著作形式就是所谓正史中的地理志、一统志、沿革志、地方志等；二是作为民间方术的地理学概念。即所谓堪舆风水学，其侧重于局部地区微观地形、地理情况的研究，带有相当的迷信色彩。
清代，中国地理学这种二重性仍然表现突出。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都著录了大量方志、地志、沿革，以及堪舆等方面的著作，尤其是纪昀在撰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不仅对有关地方志、地理志、沿革志、游记等史部地理类的地理著作进行考证、评价，而且对许多堪舆风水著作，也作有提要，对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做过考证与质疑，其中包括有《天机素书》、《地理玉函纂要》、《九星穴法》、《玉尺经》、《地理大全》、《地理总括》、《堪舆类纂人天共宝》、《山法全书》等堪舆著作。②
因此，清代的地理学有其独特的内容体系和范畴，而就清代传统观点来看，地理学仍以官方传统的方志、地理志、沿革志等内容为主。以《古今图书集成》等丛书的著录为例，可以看出当时地理学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体系，主要是对全国各行政区域的沿革现状（职方典），以及全国山川等地理实体、边疆和世界地理（边裔典）的记述。而就其著作形式来看，则如《四库全书》所分，地理学包括以下几方面：总志、都会郡县志、河渠、边防、山川、杂记、游记、外纪，①以及包含大量地理内容的相宅墓书等②。即地理学可概括为：
总志
方志
河渠水利
山川
名胜古迹
游记
边疆域外（边防·外纪）
堪舆
其它（杂记，包括各地物产、风土等著作类型）
计9种著作形式。
如果根据清末民初王重民先生《清代文集篇目索引》中地理类的划分，①则地理学包括以下方面：
通论
总志
方志（古地理、地方沿革、民族等）
河渠水利
山川
游记
古迹名胜
外纪边防
其中，每类都有大量关于各地理要素（都邑、山川湖海等）沿革的“考释”论著。
根据清代地理著作的实际情况，以及人们对地理学的传统观念分类，笔者认为清代对于地理学体系的概念，从著作形式上可以归纳为：总志（以全国地理情况为记述对象）、方志（包括边疆域外地理著作）、沿革地理著作、山川水利著作、游记、堪舆等著作，即将有关以上各方面的研究、著述都归之于地理学的范畴，使之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的、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学科特征。其中，沿革地理方面内容类乎于近代行政区划地理学；方志类乎区域地理学；方志与游记，又近于人文地理学；而山川水利及堪舆则近于自然地理学。
在各分支学科发展中，清代尤以方志、沿革地理、堪舆等方面比较发达，在论著和理论方面的建树也较多。
（二）沿革地理学理论
沿革地理学在清代得到很大发展，以至于有人将政区沿革作为地理学的主要基本内容。如说：
地理之学，经史钤键，志乘为地理专书，其要尤在郡县沿革。盖秦汉迄今，分并增省，名同实异最为纠纷。戴震尚谓：地志沿革不明，则山川人物无一不误。洵知言也。郑樵讥班氏地理不主山川，而主郡国。谓：九州有时而移，山川千古不易，不知《禹贡》九州大界，可以山川定之，郡县壤地分割，山川在其境者大率卑小无名，本不足以定经界之正，况山则今古而号，川更移徙无常，以云不易，夫岂其然。且班氏自谓推表山川，县邑之下，颇详山水，考古者取以互证，自胜凿空，必谓山川可恃。郡国不可恃者，郑氏之过论也。今作表，以著相承之，绪而博采史志及专家之书于后。①
在乾嘉年间沿革地理学得到迅速发展，而且成绩斐然。在一般记述方面，有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胡谓的《禹贡锥指》、清《一统志》等；专题水道著作方面，有黄宗羲的《今水经》、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傅泽洪等的《行水金鉴》和黎世序等的《续行水金鉴》等；在沿革地理表方面，有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杨丕复的《历代舆地沿革表》、段长基的《历代疆域表》、《历代沿革表》等；在历史沿革地图方面，自胡谓《禹贡锥指》中的沿革地理附图，至清末一直皆有制作，其中尤以李兆洛的《历代地理沿革图》、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等著名。
在沿革地理学理论方面，清代除继承古代传统著作体系方式外，主要表现在：经过清初顾炎武等人的工作，特别是乾嘉考据学方法的借鉴，使沿革地理学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方法。这就是：以比较、分析、归纳的逻辑方法为主，讲求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研究。即以史料、实证为主，结合逻辑分析等科学方法，进行地名、政区沿革、古代地理著作校释等沿革地理研究工作。在研究程序上，如顾炎武所说：考证研究，首先要搜寻有关资料证据，“事无证”，再“求之迹，迹有不明，当度之理。”①
在具体研究上，无论是进行考证、注释，还是辑佚，都强调要广泛占据有关考论对象的所有资料。如胡渭在进行《禹贡》研究时，就说自己在资料方面，“诸家《书》解及《河渠书》、《地理志》、《沟洫志》、《水经注》之外，凡古今载籍之言，无论经史子集，苟有当于《禹贡》，必备录之。”②顾炎武从27岁起即广泛收集二十一史、一统志与各省、府、州、县志书及文集、奏章中的资料，为其《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地理著作准备资料。而顾祖禹也是：“思欲远追《禹贡》、《职方》之纪，近考《春秋》历代之文，旁及裨官野乘之说，参订百家之志，续昭代之书，垂之后代，俾览者有所考镜。”③
其次，进行资料的分析、比较、检验，以确定所论释资料的价值。清代学者大都比较尊崇古代经典文献的资料价值，如顾炎武说：“凡考地理，当以《水经》、《皇览》、《郡国志》等书为据。”①其著《山东肇域记》所援引的史料，都以经典著作和“正史”资料为主，很少使用地方资料。据统计，该书引用书籍文献80余种，引文700余条，其中出自《尚书》、《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及先秦诸子者，凡280余条（内《春秋》、《左传》占近200条）；出自《史记》、《汉书》等二十一史者，共300余条（内前四史约200余条）；《水经》、《水经注》80余条；各类典章制度、政书、总志、方志、碑刻、文集、游记60余条。而其中元、明方志资料则不满20条，即使引用方志，也往往证之于正史。②
再次，在论证方法上，还依据论据资料的价值，以及对论题的直接或间接等关系，运用本证、旁证、推论等不同手段进行考订或证明。所谓本证，即指校释之书本身不同章节资料的相互说明；旁证则是采用其它著作的资料。如顾炎武在讲到他的治学方法时说：“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恃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偕其韵……。”①又说：“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②
然而，在具体对待史料的分析、评判和研究方法运用上，也有不同的观点。如顾祖禹就自称他所撰的《读史方舆纪要》在史料运用上，是“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③戴震则在沿革地理研究中强调了水系的作用。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对戴震的研究方法有详细叙述，其云：
国朝之言地理者……而先生乃至其上。盖从来以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先生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然则，先生之《水地记》固将合天下之山为一山，合天下之川为一川，而自《尚书》、《周官》、《周礼》、《春秋》之地名，以及我国历代史志建置沿革之纷错，无不以山川之左右曲折安置妥贴，至迹而不乱。
以上不难看出，清代学者在沿革地理的研究方法、著作等方面，已形成了比较明确的理论观点。
（三）方志学理论
方志作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清代得到了巨大发展。无论从志书的编撰数量，还是从方志编纂的理论、方法上，都达到中国古代方志著作鼎盛时期。
关于方志理论的阐述，清初顾炎武、方苞等就有论述，到乾隆大修方志时，有关修志的理论方法更受重视，并逐形成了所谓考据地理派和方志史志派两大学术派别。
1.清初顾炎武、方苞等修志原则
清初顾炎武在编写《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著作基础上，曾对方志修纂方法、原则有所论述，他在《营平二州史事序》中曾说到：“昔神庙之初，边陲无事，大帅（指戚继光）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图籍。而福（指福建）之士人郭选卿在戚大将军幕府，网罗天下书志略备；又自行历蓟北诸边营垒；又遣卒至塞外，穷濡源，视旧大宁遗址还报，与书不合，则再复按，必得实乃止，作《燕史》百三十卷。文虽晦涩，而一方之故，颇称明悉。”后人将他的修志要点概括为5点：（1）修志的人要有一定的学识；（2）要网罗天下志书作参考；(3)要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反复勘对，必修行其实而后止；（4）要有充裕的时间；(5)文字要通俗易懂。①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反复勘对，必修
康熙初年任保和殿大学士的卫国祚，提出了修志的“三长”理论。他在《曲沃县志》序言中说道：
尝闻作史有三长。曰：才、学、识。修志亦有三长。曰：正、虚、公。这里的“正”，是指修志者必须刚正不阿，不曲从权贵；“虚”是指修志者要虚己受人，广泛接受意见；“公”是指修志者要主持公道，不为个人主观意见相左右，客观反映事物真象。
雍正时，方苞在《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中，阐明了修志的许多原则，主要包括：（1）体例必须统一；（2）由博返约，提倡简明扼要；(3)强调资料的可靠性。①多原则，主要包括：（1）体例必须
2.戴震等考据地理派修志理论
在清代文化高压政策下，一批学者深受摧残，使当时文化界只有走向考古探微的历史研究之中，从事与现实相去甚远的词章考据、名物训诂工作，形成所谓考据学派。其中一批学者则侧重于考证地理沿革、名物方位，并进行相关志书评断、撰述的工作，形成所谓考据地理学派。他们对方志修撰有自己的理论和原则，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戴震、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等人。
他们的主要修志理论和方法，就是倚重考据学的“崇古薄今”思想和“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的方法，认为地方志即是地理沿革考证。如戴震所说：“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②无论从孙星衍所修《三水县志》（今陕西旬邑县）、《礼泉县志》（今陕西礼泉）、《乾隆直隶州志》（陕西）；洪亮吉修《泾县志》（甘肃）、《淳化县志》（陕西）、《长武县志》（陕西），还是孙、洪合修《澄城县志》（陕西）等，都体现了他们“厚古薄今”、重视旧材料、轻视现代材料的原则，甚至认为搜集旧有资料，只要进行排比，注明出处，搞成资料汇编就可以。如洪亮吉所说：
方志作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清代得到了巨大发展。无论从志书的编撰数量，还是从方志编纂的理论、方法上，都达到中国古代方志著作鼎盛时期。
关于方志理论的阐述，清初顾炎武、方苞等就有论述，到乾隆大修方志时，有关修志的理论方法更受重视，并逐形成了所谓考据地理派和方志史志派两大学术派别。
1.清初顾炎武、方苞等修志原则
清初顾炎武在编写《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著作基础上，曾对方志修纂方法、原则有所论述，他在《营平二州史事序》中曾说到：“昔神庙之初，边陲无事，大帅（指戚继光）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图籍。而福（指福建）之士人郭选卿在戚大将军幕府，网罗天下书志略备；又自行历蓟北诸边营垒；又遣卒至塞外，穷濡源，视旧大宁遗址还报，与书不合，则再复按，必得实乃止，作《燕史》百三十卷。文虽晦涩，而一方之故，颇称明悉。”后人将他的修志要点概括为5点：（1）修志的人要有一定的学识；（2）要网罗天下志书作参考；(3)要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反复勘对，必修行其实而后止；（4）要有充裕的时间；(5)文字要通俗易懂。①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反复勘对，必修
康熙初年任保和殿大学士的卫国祚，提出了修志的“三长”理论。他在《曲沃县志》序言中说道：
尝闻作史有三长。曰：才、学、识。修志亦有三长。曰：正、虚、公。这里的“正”，是指修志者必须刚正不阿，不曲从权贵；“虚”是指修志者要虚己受人，广泛接受意见；“公”是指修志者要主持公道，不为个人主观意见相左右，客观反映事物真象。
雍正时，方苞在《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中，阐明了修志的许多原则，主要包括：（1）体例必须统一；（2）由博返约，提倡简明扼要；(3)强调资料的可靠性。①多原则，主要包括：（1）体例必须
2.戴震等考据地理派修志理论
在清代文化高压政策下，一批学者深受摧残，使当时文化界只有走向考古探微的历史研究之中，从事与现实相去甚远的词章考据、名物训诂工作，形成所谓考据学派。其中一批学者则侧重于考证地理沿革、名物方位，并进行相关志书评断、撰述的工作，形成所谓考据地理学派。他们对方志修撰有自己的理论和原则，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戴震、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等人。
他们的主要修志理论和方法，就是倚重考据学的“崇古薄今”思想和“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的方法，认为地方志即是地理沿革考证。如戴震所说：“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②无论从孙星衍所修《三水县志》（今陕西旬邑县）、《礼泉县志》（今陕西礼泉）、《乾隆直隶州志》（陕西）；洪亮吉修《泾县志》（甘肃）、《淳化县志》（陕西）、《长武县志》（陕西），还是孙、洪合修《澄城县志》（陕西）等，都体现了他们“厚古薄今”、重视旧材料、轻视现代材料的原则，甚至认为搜集旧有资料，只要进行排比，注明出处，搞成资料汇编就可以。如洪亮吉所说：
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苟简则舆图疆域，容有不详，……滥收则或采传闻，不搜载籍，借人才于异地，移景物于一方，以致讹以传讹，误中复误，……撰方志之法，贵因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叉归一是。①
所以，洪亮吉所撰《乾隆直隶邠州志》虽记载了邠州（今陕西彬县、旬邑、淳化、永寿县）地区的州县建置、沿革、山川、水利、分署、驿庙、古迹、大事、钱粮、兵驿、人物、风俗等方面的情况，取材也较为广泛，但却重视古代材料，轻视当代材料，尽管考据精详，而对当时的一些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记述极少或脱漏。而他修志所制定的类目，更是以前人的撰著为依据。如其“舆地记”系仿周《舆地图记簿》；“职官表”系仿班固《百官公卿表》等；“会计薄”系仿宋李常《元祐会计录》等；“衙署志”系仿宋无名氏《衙署志》；“先贤传”系仿魏明帝《海内先贤传》等；“列女传”系仿刘向《列女传》等；“金石录”系仿宋赵明诚《金石录》等。
3.章学诚与方志史志学派
与考据派同时，是以章学诚等为代表的史志学派，他们对方志属性、编撰理论、方法都有系统论述。
首先，章学诚提出了方志是史，是一地区全史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志乃史载”，②“方志为国史要删”①，“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②“志乃史体”③等。并对戴震“志以考地理”的观点进行了驳辩。他指出：
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④他还进一步说明，考沿革要以过去的典籍为基本材料，并认为“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大文献而轻沿革耳”。⑤其次，在具体进行方志编纂的方法、理论上，提出了所谓“史家法度”及“三书”、“四体”、“五难”、“八忌”、“四要”等观点。
“史家法度”是指修志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要求。章学诚认为：“志者，史之一隅，州志，又志之一隅也。获麟而后，迁（司马迁）、固（班固）极著作之能，向（刘向）、歆（刘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⑥因此指出：“志”既然是“史”，志中文字必关系到史法，所以“全书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⑦而修志和撰史一样，修志人必须具备有良好的素质（“史家法度”），即所谓“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⑧
“三书”、“四体”是章学诚所设定的志书门类。他说：“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而“志”为主体，按其记述内容又可分为“四体”，即：“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⑨认为一部志书的体例应分志、掌故、文征3部分。其中“志”下又分纪、谱、考、传4门，分别记述有关庆典、科甲、法制、人物事迹；掌故是有关一方典章制度的原始纪录；文征则是地方文献的汇辑。
“五难”、“八忌”、“四要”是指在修志时，应注意克服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义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五难）；排除“八忌”：忌条理混杂，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推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达到“四要”，即：要简、要严、要核、要雅。
4.孙诒让、邹汉勋的修志理论
乾嘉年间，方志史志派和考据地理派的争论涉及到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诸多方面，对于方志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清代后期，不少学者融史志派与地理派的优点于一炉，既注意完善方志体例，更重视地理内容的表述。在这方面，孙诒让、邹汉勋是两位重要学者。
孙诒让在《瑞安县方志局总例六条》“纂辑例”中指出：“郡县志虽为舆地专家，而其为书，实兼正史表、志、传三者之体，至于综萃文献，则义通乎传记；剬辑掌故，则例涉乎政书。”在“测绘例”中，他指出：“凡考证方舆，以图学为最要。近代地志往往疏略不讲，而顾崇饰名胜、侈图八景，轻重倒置，通学所嗤。……此次重修，首宜弥兹缺点。”该志所绘明成化前及泰顺县未分前的全境图、总图、城厢图、55都图、沿海图等，皆“延请精究测算专家周历各乡，将村庄市镇山形水道，一一测明方位斜直，距数远近，计里开方，分别精绘。”在“校勘例”中，他指出：“校勘之学，立于精究苍雅，深通古书义例，然此为校定经史及秦汉书旧籍言耳。若地志，则义兼通俗，不必远征雅故，即有援引书册，亦多出唐宋之后，无衍奥错互之文，不过逐条勘对无脱，即为允慝。然有要义二端，不可不讲者，曰：一字不略过，一字不迳改也”。在“采访例”中，他要求：“地志网罗文献，事赅古今，稽古则专重考证，诹今则尤资采访。此次修志，议区分访、专访二项。如忠义、孝友、义行、列女散处城乡，非一人耳目所能周悉，则由各乡绅耆分任采访，并准其家属及戚友等来局开报，庶几见闻较广，不至湮没遗漏。惟分任采访及来局开报之人，务宜破除情面，秉公查核，不可徇私阿好，略涉夸饰，有乖公论。”这些观点表明他对两派的修志观点进行过批判和总结，既师承了两派的长处，又克服了他们的片面性。
邹汉勋（1805～1853）先后纂修过《贵阳府志》、《兴义府志》、《大定府志》、《安顺府志》等志书，皆被后人誉为清代名志。他纂修的志书，既注意详今略古，又重视经世致用，将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内容列为著述重点。他引用资料时，征引史籍文献甚广，且注重考证，特别是对方志制图理论也有阐述。他认为，绘制地图，一要明分率，二要分准望，三要定中宫，四要测日星。明分率就是确定比例尺，分准望就是确定方位，定中宫、测日星即是要实际测量、确定座标。他还设计象形符号改进地物的表示方法。邹汉勋关于方志中必须重视地图制作的理论及制图原则，对提高方志地图的质量，对地图学的发展都颇有贡献。在其它修志理论方面，他还提出：纂修地方志应仿《禹贡》、《汉书·地理志》例，以行省统府州，以府州统州县，以州县统乡，以乡里统村；并应详记四至、八到、山川、津梁、关隘、水利、镇市、寺观；山川要详其源流、脉络、流域。他还认为：应当注意对汉族和少数民族户口、河运、盐政、矿产、物产、赋税等经济情况的记载。关于艺文志的编纂，他主张仿《汉书·艺文志》法，详载郡中著述，录其序跋，略作提要。他对立传的标准，提出：贤达以仕迹为断，文学以著述为断，封赠以诰轴为断，耆宿、行宿、孝友、忠义皆以事实为断。①
此外，清初贾汉复、乾隆时谢启昆等，也都对方志的编纂发表了意见。
（四）堪舆学中的地理思想
堪舆学，即风水地理，又称青囊术，是中国古代一种关于居址（墓址）选择以及建筑布局的学问。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到清代时，由于皇帝的青睐使之“正规化”，有关著作不仅收入官方的大型丛书（如《四库全书》），而且将其广泛用于宫室、皇陵选择布局，以及民间居宅基本建筑上。与之相应，各种堪舆著作也应运而生。如清乾隆时，吴元音在《葬经笺注·凡例》中说：“地理（指堪舆）之说以伪乱真，甚于他书十倍。盖自《青鸟》、《孤首》而后，代有传文。其见于《人文共宝》、《仙婆集》、《天机会元》、《地理统宗》、《地理大全》、《山法全书》、《人子需知》等集者，不下百十余种。而别刻传单，为各集之所不载，又不啻千百余家。”
晋代郭璞《葬书》中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故谓之风水”。其准则是：“高山要论风，平洋（平原）须看水。”汉代许慎在注堪舆二字时说：“堪，天道也；舆，地道也”。①清代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又进一步发挥说：“盖堪为高处，舆为下处，天高地下之义也。”比较恰当的表达了堪舆术是追求天地人协调的基本理想。因此，尽管堪舆学中充满了许多迷信色彩，但是由于始终离不开地、水等自然地理要素，所以堪舆学中仍包含有不少地理学的思想和认识，尤其是清代堪舆学中，更是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一些自然地理现象认识、利用的思想。其中主要包括对地形、水、位置、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的认识和利用原则。
1.地形的观察与分类
堪舆学的基本理论原则是“气”——乘气、聚气、顺气等。清张凤藻明确说到：“凡看地……总以气为主”②。而“凡地气，从下荫人，力深而缓，天气煦育人身，力浮而速。故阳宅下乘地之吉气，尤欲上乘天之旺气也。”③
“气”是中国古代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从云气、水气、烟气，以及人的呼吸之气概括而来，是一种玄而又玄的哲学观念。但在实际作用上，它与生命具有很大关系。如：人身内之气保持生机和力量；大地之气则维持万物的生长和代谢。在堪舆学中，于是引申出“地气”、“阳气”、“阴气”等观念。
就堪舆中“气”的表现来说，与地形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所谓：“气者，形之微；形者，气之著。气隐而难知，形显而易见。经曰：地有吉气，土随而起，化形之著于外者也。气吉，形必秀润、特达、端庄；气凶，形必粗顽、欹斜、破碎”。①即将气与自然环境中地形的好坏联系起来。因此，堪舆学特别重视对地形的观察、分析。在所谓堪舆方法“地理五诀”（龙、穴、砂、水、向）中，其中两项与地形有关，即“龙”（大山势），“砂”（小山形，主山旁小山）。
在堪舆学中，对地形的观察分析称之为“觅龙”（“地脉之行止起伏曰龙”②，又谓“龙者何？山之脉也……土乃龙之肉，石乃龙之骨，草乃龙之毛”③）。而觅龙，又要“首寻祖宗父母，审气脉，别生气，分阴阳。”这里祖宗指山脉的出处，亦即群山的起源处；父母山指山脉的入首处，山脊的起伏轮廓线为脉的外形，审脉时要先观察山脊是否曲屈起伏，再细察山的分脊，合脊处是否有轮、有晕，①并据以判断出山的“形”与“势”来。
“形”、“势”，是堪舆学对地形（山脉）大势的2种大的分类。其差别在于“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势居乎粗，形在乎细”。“左右前后兮谓之势，山水应案兮谓之三形”。②可见，势指的是远处群峰起伏的宏观大势，形则指近处山的微观形状。
在长期的堪舆实践中，人们根据远处山脉的特点，配合风水思想将山脉分成不同的类型。其中远山（势）主要有九势、五势之分；近处山的具体形状则以比拟法分为所谓五星、九星等形状。
“九势”的名称及形状如下：
（1）回龙：形势蟠迎，朝宗顾祖，如舐尾之龙，回头之虎，第一龙；
（2）出洋龙：形势特达，发达蜿延，如出林之兽，过海之船；
（3）降龙：形势耸秀，峭峻高危，如入朝大座，勒马开旗；
（4）生龙：形势拱辅，支节楞层，如蜈蚣槎爪，玉带瓜藤；
（5）飞龙：形势翔集，奋迅悠扬，如雁腾鹰举，两翼开张，凤舞鸾翔，双翅拱抱；
（6）卧龙：形势蹲踞，安稳停蓄，如虎屯象驻，牛眠犀伏；
（7）隐龙：形势磅礴，脉理淹延，如浮排仙掌，展诰铺毡；
（8）腾龙：形势高远，险峻特宽，如仰天壶井，盛露金盘；
（9）领群龙：形势依随，稠众环合，如走麂驱羊，游鱼飞鸽。③
“五势”是指：“龙北发，朝南来，为正势；龙西北发作穴，南作朝，为侧势；龙逆水上，朝顺水下，此乃逆势；龙顺水下，朝逆水上，此乃顺势；龙身回顾，祖山作朝，此乃回势。”①
“五星”即：金、木、水、火、土；“九星”为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它们亦被赋予特定的意义。“五星”代表一定的山形，如金，头圆而足阔；木，头圆而身直；水，头平而生浪，平行则如生蛇过水；火，头尖而足阔；土，头平而体秀（图9）。九星所代表山形如图10。还有三台、华盖、宝盖等山形分类（见图11）。
此外，人们还通过对整个山势形体的总体感觉把握，概括总结出不同山的典型特征及其与人的关系。如所谓：“山厚人肥，山瘦人饥，山清人秀，山浊人迷，山驻人宁，山走人离，山勇人勇，山缩人痴，山顺人孝，山逆人亏”②等。
2.水的重视与利用
在堪舆学中，水是一个被非常重视的要素。堪舆学家认为：“水随山而行，山界水而止”，③“人身之血以气而行，山水之气以水而运”⑦，水是关系到“气”的一大要素，是财源和吉利的象征，因此，堪舆中对水有不少定义和优劣评价。
如关于“水口”（水流入之处和流出之处），有所谓“源宜朝抱有情，不宜直射关闭，去口宜关闭紧密，最怕直去无收”①的论述。关于“水城”（河流形态），指出：“若方圆平直，有澄凝团聚之形，无歪斜倾泄之患，则水法便是七八分好了。”②由于水的重要，所以，堪舆家审视风水之地，“凡到一乡之中，先看水城归哪一边。”③对于好的水势，则充分利用，对于不好的河流形态，则采取人工措施加以改造，引导利用，其中主要有引沟开圳、挖塘蓄水、开湖、筑堤坝、建桥等措施。
这些措施，其实都是为疏通、调理宅区用水、排水而进行的，具有较强的实际功用和科学道理。如关于挖塘蓄水，认为“塘之蓄水，中以荫地脉，养真气”。①同时指出其开挖要得宜，即：
（1）顺局宽旷，则取塘以凝聚之；
（2）来水躁急，则取塘以静注之；
（3）值煞曜之方，有高山逼压，阴煞射来，取塘以纯之。
这里，前二者具有明显的科学道理。如在来水急湍之处挖塘，既缓冲水势，又可以防洪；在宽广空旷之处挖塘蓄水，即可在景观上有所对比，同时亦可便于居地洗濯、灌溉、饮用等。
3.位置的确定
堪舆学家对于宅基（主要指聚落家室）位置确定，基本有两条原则，即所谓“枕山、环水、面屏”和“背水、面街、人家”。
如“丹经口诀”所称：“阳宅（好的宅基）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明堂宽大斯为福，水口收藏积万金，关煞二方无障碍，光明正大旺门庭”②。而在平原地区，认为：“山地观脉（山势），脉气重于水；平地观水，水神旺于脉”。③“平洋（平原）地阳盛阴衰，只要四面水绕归流一处，以水为龙脉，以水为护卫。”“平洋莫问龙，水绕是真纵（踪）”④。这就形成了山地所谓枕山、环水、面屏的选址原则和平原区以水为主的“背水、面街、人家”的选址原则。⑤其实，这种选址原则主要是在尊崇自然地理条件的前提下所确立的，宏观上符合山区、平原的地理大势，微观上也符合对山水等自然条件的利用。如背山面水，不仅有心理上的依托稳固之感，在环境上也利于营建宅基和汲取用水，起到安全防卫作用。
至于大邑都会的选择及其位置的确定，也是在乡村聚落选择原则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后提出的。如所谓：“凡京都府县，其基阔大，其基既阔，宜以河水辨之，河水之弯曲乃龙气聚会也，若隐隐与河水之明堂、朝水、秀峰相对者，大吉之宅也。”①清江子《宅谱问答指要》中也说到：“至于督藩大府，京都畿甸，皆平野旷阔，水为缠绕，不见山峰，盖不如此则气象不宽，堂局不展，如头面窄，规模狭，止可作小小县镇，亦不可作大县也。盖龙到大尽处必是被大江大河拦截无处，方得他住。及到此田地，必皆是平田旷野，非常人之所能收拾。望之无限，不见所际，据之无凭，不见所倚，然百十里间，皆是环卫。无一山不顾盼，无一水不萦回，虽别处数百里外山水，莫不来此交会”。这里实际上是论述了大都市的选择原则：一是要注意河流，以保证城市大量用水；二是地区要宽阔，有发展余地，否则难以成为大邑。表现了城市选址的基本科学思想。
4.植被的重视
堪舆学家对植被（树木等）是非常重视的。他们认为：“村乡之有树木，犹人之有衣服，稀薄则性寒，过厚则苦热。此中道理，阴阳务要冲和。”又指出：“如四应山环局窄，阳气不舒，不可有树以助其阴，即或堂局宽平而局外有低山护卫者，亦不可种树，惟于背后左右之处有疏旷者，则密植以障其空，若上手不是障空，不必种树以闭天门。”①
在树种选择上，堪舆学家认为：最好在宅基“东种桃柳（益马），西种桅榆，南种梅枣（益牛），北种柰杏”。又有“中门有槐，富贵三世，百鬼不近”；“宅东有杏凶，宅北有李、宅西有桃皆为淫邪”；“门庭前喜种双枣，四畔有竹木有翠则进财”。②这些原则剔除了迷信成分外，也有一定科学道理，既符合树种的生植特性，又满足了改善宅旁小气候的观赏要求。如：
桃树、柳树喜欢温暖和阳光，树冠小，因此，它们宜种于宅基之东，反之不利生长。
杏树不耐涝，比较耐寒，而一般都是宅东水分较多，宅北较寒冷，所以，杏树宜植宅北。
槐树喜光不耐荫，所以种在宅南比较合适。
李树对水分要求高，只能种在土壤较温润、阳光充足的朝南地带，否则栽到背阴之地，则难以结出好果，故宅北忌李。
榆树速生，树叶繁茂，种于宅后，有利于防风、御寒。
总之，在堪舆学的许多貌似迷信的论述、规定、禁忌中，仔细分析，其中包含了许多人们关于自然地理的初步科学知识。因此，过去的堪舆学中的地学精华，可以说是中国较接近近代自然地理学的一门学问。
（五）革新地理学思想
在清代传统沿革地理学发展中，清初即出现了革新传统地理学的思想。其中以刘献廷、孙兰等人的见解为代表。
刘献廷首先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旧地理学及其著作体系，提出了不同意见，主张地理学应注意探求自然规律（“天地之故”），他说：
方舆之书所记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慨乎未之有闻也。①同时，他还提出革新传统沿革地理著作的办法，主张一开头就把各地自然环境的特点及规律记录下来。他说：
余意于疆域之前，别添数条，先以诸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求。……今于南北诸方，细考其气候，取其确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几句，传之后世，则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
孙兰则进一步强调了地理学应探求自然规律，并例举了一系列应研究的问题。他在《柳庭舆地隅说》自叙中讲到：
志也者，志其迹；记者，记其事，说则不然，说其所以然，又说其所当然，说其未有天地
之始与既有天地之后，则所谓舆地之说也。何以为山？何以为川？山何以峙？川何以流？
人何以生？国何以建？山何以分支别派？水何以输泻传流？古今何以变迁为沿革？人物何以治乱成古今？且吾中国土地在大地中止东南一隅，合华裔而统计之才八十一分之一耳。其间或异或同者，不合观之，何以见宇宙之大乎？且夫天度不同，地形亦异，中土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之下，其间寒暑昼夜、性情起居，于习见习闻之常不推。而极之三大殊方之地何以广？未闻未见，常变之不等乎？
遗憾的是，刘献廷、孙兰这种相当进步的地理学思想，在当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此后统治阶级在思想和学术上推行的“禁锢政策”，阻碍了这一思想的发展。然而，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列强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中国许多新的地理学思想也很快被以多种渠道传入的西方地理学思想体系所替代。翻译、编写、学习西方地理学一时成为风尚，以致在改造、更新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方面起到主导作用。
从刊载于1911年7月出版的《地学杂志》上中国地学会的一则有奖征文启示中，可以看出，清初孙兰等倡导的革新地理学思想，到清末，已在吸收西方近代地理学成就的基础上，逐渐得到确立，出现了近现代科学地理学意义上的研究课题。该征文的3类25个问题如下：
甲类：
1.中国地质北多黄土南多赤砂，其构成之原因先后，可历言欤？
2.日中黑子究为何物？或谓黑子发现时与地面之水旱有关，能详析其理欤？
3.自汉以来，中国与西域之交通频繁，凡兵威所及，使节所经及商人高僧之行迹，能详其通路，证以今名欤？
4.中国北方之地河滨海堧何以多斥卤硝碱？今欲化分改良以成沃壤，其道何由？
5.风暴时雨，古人多托之神话，试缕陈土俗相沿之谣谚，而以学理推论其原因。
6.黄梅雨之成因，言人人殊，当会萃诸家之说，据学理以折衷之。
乙类：
1.变更各省域以适于行政区划议。
2.文明之趋势多自南而北，而中国何以自北而南？其发展之次第能缕述之欤？
3.今拟遍设气象台测候所，以预防水旱之灾，试就天然之区域以规划之（含满洲、新疆及各藩属）。
4.就最近界约，胪陈沿边要害，以规战守议。
5.黄河发源，或谓始于星宿；或谓潜流再发，实始昆仑。能罗列最近探险家之言，据山川之脉络以断之欤？
6.就传染病之种类，历考其原始发生地，并推阐其发生之原因。
丙类：
1.自苏伊士河开通，世界之形势一变，迨巴拿马运河告成，世界之形势又将一变，而影响及于中国者尤大，据已往测方来其利害，可得言欤？
2.蒙古改建行省区划议。
3.西藏改建行省区划议。
4.青海改建行省区划议。
5.导淮入海，应如何立干分支，以规划全局论。
6.日本人有为人文地理学者，相矜以创获，而中国诸子百家每先及之，能博引群籍以条证之欤？
7.规划征兵区域议（含满洲、新疆及各藩属）。
8.中国各都市盛衰变迁考（含满洲、新疆及各藩属）。
9.中国将来之都市变迁说（含满洲、新疆及各藩属）。
10.中国之动植物有来自别土、历久藩生若固有者，试历考其种类与源流。
11.中国商品以丝茶为大宗，试考其发明之原始与历代输出之衰旺。
12.自近世趋重工商，而都市之人口日增，田野之人口日减，为生活上一大问题，宜如何调剂盈虚，使国计民生两受其利欤？
13.竹枝词百首并注（不论本国外国，凡关于山川景物，及特别之风土民情者，皆可入咏，并详加注解）。
这则启示生动地表明，先进的地理学思想终于冲破了多种阻碍取得了它应有的地位，并日益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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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曹婉如、唐锡仁：“‘地理’一词在中国的最早出现及其含义”，《地理》，1961年第5期。
①《通典·州郡·序》。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十一《子部·术数》。
①《通典·州郡·序》。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十一《子部·术数》。
①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十一月国立北平图书馆等出版。
①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十一月国立北平图书馆等出版。
①《山东肇域记》卷一。
②《禹贡锥指·例略》。
③《读史方舆纪要·自序》。
①《山东肇域记》卷一。
②《禹贡锥指·例略》。
①萧一山：《清代通史》（一），第953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顾炎武：《音学五书·序》。
③《读史方舆纪要·自序》。
①萧一山：《清代通史》（一），第953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①萧一山：《清代通史》（一），第953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①朱士嘉：“谈谈清代学者论述修志的问题”，《中国地方志通讯》，1981年5～6合刊。
②《章氏遗书·方志略例·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①朱士嘉：“谈谈清代学者论述修志的问题”，《中国地方志通讯》，1981年5～6合刊。
②《章氏遗书·方志略例·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①《章氏遗书·方志略例·复崔荆州书》。
②《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书州县请立志科议》。
③《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书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④《章氏遗书·方志略例·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⑤同上。
⑥《章氏遗书·外编·〈和州志〉志隅自叙》。
⑦《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
⑧《章氏遗书·方志略例·修志十议》。
⑨《章氏遗书·方志略例·方志立三书议》。
①翟忠义：《中国地理学家》，第39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①《淮南子·天文训》。
②张凤藻：《穿透真传·厄言》，清光绪五十七年刻本。
③高见南：《相宅经纂》卷四，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刻本。
①《淮南子·天文训》。
②张凤藻：《穿透真传·厄言》，清光绪五十七年刻本。
③高见南：《相宅经纂》卷四，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刻本。
①实指一种地质地理纹样，但堪舆学中使用了球、息等许多古怪术语。
②《管氏地理指蒙》，“四势三形第八十五”，《古今图书集成》卷六百六十四。
③《管氏地理指蒙》，“九龙三应第九十八”，《古今图书集成》卷六百六十四。
①实指一种地质地理纹样，但堪舆学中使用了球、息等许多古怪术语。
②《管氏地理指蒙》，“四势三形第八十五”，《古今图书集成》卷六百六十四。
③《管氏地理指蒙》，“九龙三应第九十八”，《古今图书集成》卷六百六十四。
⑦姚瞻旗辑：《阴阳二宅全书》。
①《地理大全·山法全书》卷首上。
②熊超磻：《堪舆泄秘》卷三。
③同上。
①《地理大全·山法全书》卷首上。
①林枚：《阳宅会心集》卷上，《开塘说》。
②姚延銮：《阳宅集成》卷一《基形》。
③《宅谱指额》卷一《问阳基作用》。
④《地理五诀》卷八。
⑤何晓昕：《风水探源》，第69～74页，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①林枚：《阳宅会心集》卷上，《开塘说》。
①林枚：《阳宅会心集》卷上《种树说》。
②《相宅经纂》卷四，《阳宅宜忌》。
①林枚：《阳宅会心集》卷上《种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