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地关系论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中国很早即注意到人地关系问题，早在先秦著作《礼记·王制》篇中就提出了“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而在先秦的《荀子·天论》中，则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地理虚无主义观念。此后，唐代刘禹锡又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人地相关思想。到了清代，关于人地关系理论主要有环境决定论、人地相关论，以及天命论等不同观点。
（一）地理环境决定论
清代关于人地关系的环境决定论思想，自清初至清末，许多人都有这一观念，是当时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观点。
清初，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曾引述明末王士性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他在论述各地文明发达（“龙兴”）程度时说：
独贵竹百粤之山，牵群列队向东而行，粤西水好而无开洋，贵竹山劣而又无闭水，龙行不住，郡邑皆立于山椒水濆，止为南龙过路之场，尚无驻跸之地。故粤西数千年暗昀，虽与吴越闽广同入中国，不能同耀光明也。①
这里虽从堪舆学的角度分析了贵州地区山势顽劣不吉的特征，然后得出因此造成文化不发达的结论。但他是从地理环境因素来谈文化现象的，反映了他的环境决定论思想。
在阐述地理环境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决定作用时，顾炎武也阐述了地理环境在影响文化时会发生条件转化的思想。他曾说到：
今日东南之独盛也，然东南他日盛而久，其末势有不转而云贵、百粤？如树花先开，必于木末，其随盛而花不尽者，又转而老干内，时溢而成萼，薇桂等花皆然。山川气宁与花木异？故中龙先陈，先曲阜，其后转而关中；北龙先涿鹿、先晋阳，而后亦转塞外。今南龙先吴越、闽越，安得他日不转而百粤、鬼方者也。②
刘献廷亦认为地理环境对于人的文化修养、习俗等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人的初始学习时甚至会成为决定的因素。他在《广阳杂记》中说道：
大兄云：满洲掳去汉人子女，年幼者习满语纯熟，与真女直无别。至老年，乡音渐出矣，虽操满语，其音则土，百不遗一云。予谓人至晚年，渐归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能会也。予十九岁去乡井，寓吴下三十年，饮食起居与吴习，亦自忘其为北产矣。丙辰之秋，大病几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梦寐中所见境界，无非北方幼时熟游之地。以此知汉高之思丰沛，太公之乐新丰，乃人情之至，非诬也。③
在这里，他虽在字面上将人们对幼时生活环境（故乡）的思恋归之为“人情”，其实表明的是，故乡环境对人在知识、生理发育成长过程中的深刻影响和塑造作用，以至于人一生都会牢记过去的生活环境（“幼时熟游之地”）。反映了他对地理环境决定作用的认可。在另外一处，刘献廷还讲到自然环境对开拓人的胸怀、陶冶性情的作用，也表明了他的这一决定论思想。他说：
江西风土与江南迥异。……江西皆则森秀竦插，有超然远举之致。吾谓目中所见山水，当以此为第一。他日纵不能卜居，亦当流寓一二载，以洗涤尘秽，开拓其心胸，死亦无恨矣。①
魏源对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也有论述。他在分析了新疆、乌梁海地区的山脉大势等地理环境后，指出自清康熙用兵新疆，平定叛乱，据有利地形后，准噶尔部不再反叛南侵，其原因即在于地理形势所致。如云：“自康熙用兵，修攘恢复。增赛音诺颜部，而准夷不敢南牧。盖地利形势然哉。”②在论述挑选兵勇训练时，更明确表达了他的环境决定论思想。他说：训练兵勇“以金川屯练为强，尤长于山战”，而其原因在于，这里“地苦寒，所食惟包谷、油麦、青稞、苦荞、牛、羊”，所以“人皆悍鸷贪利”。③他还分析了世界文明起源于温带亚洲的事实，指出环境（气候）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得出“地不灵者人不杰，信哉”的结论。①
直到清末，张相文也持有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如他在《地文学》一书中，讲到人种的优劣差异时，解释这种差异的形成是由于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他将人类从发型上分为直发、拳发和绒发3种。认为直发种人“思想较高”；拳发种人“思想多高于他科人”；绒发种人“思想低劣，无能光于历史”。并指出：“各种族之盛衰兴展，常视其分布地之气候物产以为进退，因之，生活程度之高低，亦若天实限之，而不能强同者。寒热带之人，为天然力所束缚，或昏怠弛缓，或畏琐困陋，皆不免长为野蛮。亚热带则生物以时，得天颇优，常为开化之行先导。亚寒带则生物鲜少，人尚武健，在中古时常足以胜他族，然发达竞争，要以温带之地为高尚人种之锻炼场，故今富强文明诸国，莫非温带之民族所创建也。”②
这是张相文在学习西方地理学观点方法时所引进的决定论观点，在教科书中出现的这种理论，反映了它在当时中国的人地关系诸观点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是当时人地关系论中占主导地位的地理思想。
（二）人地相关论
人地相关思想是一种比较科学的地理思想，它强调了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
早在清初，顾祖禹就明确阐述过这一思想，并强调了人地关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论述战争胜败与地理形势的关系时，他认为：山川形势固然重要，对攻守战取有重要影响。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为因素。他在《读史方舆纪要·总序》中说：
且夫地利，亦何常有哉！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之丘。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是故九折之坂，羊肠之径，不在邛崃之道、太行之山，无景之溪，千寻之壑，不在岷江之峡、洞庭之津。及肩之墙，有时百仞之城不能过也。渐东之浍，有时天堑之险不能及也。知求地利于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际，乌足与言地利哉！关于陕西关中地理形势的分析更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他说：
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酝成天下之大。……蒲洪、姚苌之时，可以用关中矣，而其人非也；诸葛武侯之才，足以用关中矣，而其时非也；张浚之时，可以用关中，浚之识亦知关中为可用，而其才非也。这里一方面叙述了关中地理形势的重要，一方面又强调这种地理形势要发挥作用时，是与一定的时机、人的行为和才能密切相关。
几乎与顾祖禹同时代的另一位地理学家孙兰，也具有这种人地相关论思想。他是用发展的观点来观察社会事物的变化，以及地理环境作用的变化的。他认为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影响大小、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他指出：“黄帝定诸侯，区为万国；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井田制的废除也是势在必行，所以，他认为：“险厄因乎势变，势去险亦变矣。”①在论述各地文化差异的原因时，他指出，文化的差异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地理环境、时代、人的性情习惯等，即所谓：“其所以异者，有天之异，地之异，时与势之异，变与常之异。因之心性情异而事亦异焉。”②反映了他的人地关系的辩证观点。
最值得重视的是，清末梁启超在对地理学进行较多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他的地理学思想，代表了清代有关人地相关论思想的最高水平。
梁启超先后写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等文章③，阐述了他的地理观。关于地理学中的人地关系，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离不开地理环境，不同的地理环境会影响到地区文化的形成，但是，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并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人。
在论述社会发展、文明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时，他指出：“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恃，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恃以成人也。”①强调了地理环境对文明、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分析地理环境对中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影响时，指出：“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②但“谓物质的环境万能力”，只“含有一部分真理”。③他又说：
专从此（地理环境）方面观察，遂可解答一切问题耶？又大不然。使物质上环境果为文化唯一之原动力，则吾侪良可以委心任运，听其自然变化；而在环境状态无大变异之际，其所产获者亦宜一成而不变。然而事实上决不尔尔。……人类之所以秀于万物，能以心力改造环境，而非悉听环境宰制。⑦他还指出：
历史为人类心力所构成，人类惟能常运其心力以征服自然界，是以有历史。若谓地理能支配历史，则五百年前之美洲，地形气候，皆非有以大异于今日，而声明文物，判若天渊，此何以称焉？虽然人类征服自然之力本自有界限，且当文化愈低度时，则其力愈薄弱，故愈
古代，则地理规定历史之程度愈强。①在这里，他已科学地阐明了人在人地关系中的主观能动性，并进一步明确指出：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制御地理环境的能力亦随之加强。他的这一思想，就是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正确的。
此外，在论述地理环境对社会、文化影响时，梁启超还深刻分析了各地环境与文化的关系，认识到不同的地理环境会使不同地区、民族的生产方式各具特色。如他在分析高原、平原、海滨等地区的地理特征和社会文化现象时，指出：高原地区草木茂盛最适于畜牧，牧民逐水草而居，其内部则缺乏统一的内聚联系，所以不能形成国家；而平原地区土地肥沃，利于灌溉，适于农业，人民皆土著，血缘与地域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容易形成巩固的封建统治；滨海居民濒海而居，富于开拓冒险精神，因而濒海国家发展较快。②这些结论也是比较符合古代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的。
总之，以梁启超人地相关论思想为标志，标明清代关于人地关系的科学认识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已比较正确地注意到了人和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中的意义以及相互间的作用。
（三）天命论
清代除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地相关论的思想外，由于受宋明理学的影响，一些哲学家还从唯心主义“天命论”出发，极力维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鼓吹“理在心中”、“理在事先”，把自然界看作是神秘莫测的，甚或是虚无缥渺的。反映在人地关系上，出现了地理虚无主义的天命观思想。
如清代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黄河在河南省决口，合龙工程久久不成，严重威胁下游各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当时上自乾隆帝，下至众多河工、官吏，都认为不能合龙的原因在于“河神”，是因为没有找到真正的河源，祭祀好河神。于是，遂派遣阿弥达亲赴河源寻找黄河正源，恭祭河神。①
但在清代这种天命论人地关系思想并不占主要地位，只是一部分人所持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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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形势》。
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地脉》。
③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第3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形势》。
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地脉》。
③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第3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①《海国图志》卷七十四，《国地总论》上。
②张相文：《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1908年版。
①孙兰：《柳庭舆地隅说》卷上，光绪乙酉（公元1885年）刊本。
②孙兰：《柳庭舆地隅说》卷下。
③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地理等。
①孙兰：《柳庭舆地隅说》卷上，光绪乙酉（公元1885年）刊本。
②孙兰：《柳庭舆地隅说》卷下。
③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地理等。
⑦同上。
①《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七。
②《饮冰室文集》之十。
①《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