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
明中叶以后，西方基督教耶稣会为了向外发展势力，先后多次派遣耶稣会传教士前往世界各地传教布道。明万历时即有不少传教士来华，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西方新知识，尤其是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haeus Ricci或Matteo Ricci，1583～1610年在华），以及后来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io Aleni，1610～1649年在华）、日尔曼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n Schall Von Bell，1622～1666年在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bathino de Ursis，1606～1620年在华）、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1599～1618年在华）、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97～1654年在华）、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59～1688年在华）等②，为了取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宣传了大量西方新知识，其中地理知识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宣传主要以一些世界地图、地理著作为载体。
据统计①，仅利玛窦在华制作的各种世界地图就有10多幅，其图名、绘图时间、刊刻等情况见表1。地理著作方面有：龙华民的《地震解》；利玛窦的《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艾儒略的《坤舆图说》、《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坤舆全图》）、《坤舆外纪》等。
通过这些地图、著作的编制、流传，主要向中国社会介绍了地球的球形体、世界地理形势、风土人情、经纬度制图、投影法等西方地理、地图知识。自明末清初，这些地图、著作被反复刻印、抄录，并以它丰富的地理内容和科学方法，给当时中国的传统地理学以及地理认识以很大冲击，甚至出现了革新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思想。特别在绘制地图方法等方面，西方经纬度测量、投影法等，更是给中国传统“计里画方”制图学以根本否定，致使清初聘用西方传教士，采用西法，进行了全国范围的经纬度大测量和全国新地图的编制活动。
清初康熙帝对地图测绘非常重视。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他给《大清—统志》总裁勒德洪的上谕中曾说道：“惟是疆域错纷，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堂阶。……特命卿等为总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①此后，他通过对用西方经纬度法测制的京师附近地图（康熙四十六年，即公元1707年）的亲自校勘，看到新法测绘的地图确比旧图要精确。因此，在进行了必要准备工作后，遂下令采用西法进行大规模的全国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工作。
自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到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康熙帝聘请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1663～1738）、杜德美（Petrus Jeartoux 1668～1720）等人，率领中国测绘人员进行全国大地测量工作。先后测绘了全国641个点（未含西藏）的经纬度。在此基础上，采用西方地图投影法编制了中国第一幅实测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到清乾隆时，清廷平定了新疆等地后，曾两次（乾隆二十一年、二十四年）派人前往新疆测绘了哈密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90个经纬点，又调整了内地省份的个别经纬点。然后以《皇舆全览图》为基础，于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补绘成一幅《乾隆内府舆图》（又名《乾隆十三排图》）。图幅涉及范围比《皇舆全览图》扩大1倍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地图，也成为20世纪初以前中国各种先进地图的蓝本。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扩张，许多西方地理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同时，一些地理考察家在19世纪中叶以后，也以各种目的来到中国进行地理考察，将中国作为亚洲大陆腹地探险的组成部分，这也扩大了国外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影响。此外，中国学者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为了了解世界，也积极编写了一批世界地理著作，加速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
据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备》统计，自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近60年间，共有468种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属于地质地理学的就有58部，包括林则徐主持翻译的《俄罗斯总记》、英国衣丁保雷文斯顿的《万国新地志》、英国慕维廉的《地理全志》、英国艾约瑟的《冰洋事迹述略》、英国莱伊尔的《地学浅释》、吴宗廉等译的《澳大利亚洲新志》、日本野口保兴的《中华大地志》、樋田保熙《世界地理志》、辻武雄《五大洲志》等。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地理、地质学家深入中国内地，进行地理、地质和资源考察，足迹几遍中国内地，尤其是边疆各地。其中著名的有美国地质学家庞培烈（R.Pumpelly），他1862年来华，曾考察了华北和长江上游一带地区。1904年他再次来华，与美地理学家戴维斯（W.H.Davis）和亨丁顿（E.Huntington）考察了天山和塔里木盆地。1903年，美国地理学家威里士（B.Willis）曾率队来华，先后在山东、山西、陕西、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考察，归国后著有《中国的研究》一书。俄国地理学家普日瓦尔斯基（H.M.Пржевальский）在1870～1884年期间，先后4次来华考察，足迹遍及内蒙古、新疆、青海、藏北等广大西部地区，著有《蒙古和唐古特地区：在东部亚洲高原的三年旅行》、《从伊宁经天山到罗布泊》等著作。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1892～1926年期间，对西北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察，到过青海湖及河源地区，著有《蒙古与喀木：1899～1901年科兹洛夫的探险报告》等著作。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曾在1860、1868年来华，考察了中国东部各省，以及西北内陆地区，著有《中国》一书，阐述了他对中国的考察成果。此外，法国人戴普拉（J.A.Deprat）等对中国西南地区、英国人麦克唐纳（D.MacDonald）等对西藏地区、日本人对中国各地、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Hedin）对中国西部地区，都进行过重要的地理考察和探险活动。他们的考察，都采用西方近代地理学的思想和方法，对地理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和记述，并著有多种研究报告。他们的科学成果，一方面向国外社会介绍了中国的地理状况，同时，往往又成为中国近代地理研究的基础，扩大和促进了西方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深入。如他们关于北方地文期，关于黄土成因和气候变迁，以及罗布泊地理等问题的探讨，都成为后来中国地理研究的热点，促进中国学者对科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视，加速了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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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五。
①高儁：“明清两代全国和省区地图集编制概况”，《测绘学报》，1962年第4期。
①《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一百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