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地理思想交流
清代与西方地理学的交流非常活跃，就其发展过程而言，可以分为3个时期，即：明末清初时期、清代中期和清代晚期。
1.明末清初时期
15世纪末和16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积累资本，积极向海外发展，东方世界成为其重要的目标。明后期，随着葡萄牙、荷兰等殖民势力的东来，西方的文化、宗教等也随之传到东方。
在文化方面，尤以耶稣会传教士对西方文化的宣传最为重要。除宗教宣传外，他们还传播了许多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方面，新建的清政府对外国文化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对各少数民族、外国技术人员给予了较大的信任，使清初出现了中外文化交流十分活跃的局面。就地理学而言，从明后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到清顺治康熙年间，通过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人的著述，一方面向中国介绍了许多重要的西方地理知识，同时也在他们的地理作品中吸收了中国的许多地理认识成果，形成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重要的交流时期。
这一时期从西方传入的地理作品主要有：利玛窦的多种世界地图（包括文字说明）、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西方要纪》（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合著）、《坤舆外纪》等。这些地理著作，首先向中国宣传了西方地理学的大地球形说、五大洲分区、各地地理人文特点、经纬度制图等思想、方法，给中国人的传统地理观念以较大冲击。
如在利玛窦的各种地图中（《山海舆地图》、《坤舆万国全图》等），都有以地球南北极为中心的半球图、椭圆形世界图、日月蚀图，以及相应的文字说明。南怀仁的《坤舆图说》也包括有“地体之圜”、“地圜”、“地震”、“海水之动”、“气功”、“风”、五大洲各国地理、人文状况等内容。这些地理知识基本都是16世纪的西方地理观念。它们通过传教士的著述、宣传，很快对中国文化界产生了影响，日益被中国著作所引用。如利玛窦的地图在30年间多次被刊刻，广泛流传，几遍中国。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5年）郭子章不仅刊刻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还撰写《山海舆地全图》序文一篇，介绍西方地理知识（后载入《黔草》一书）。此后，王圻著《三才图会》，亦将吴中明刊印的利玛窦世界地图、图中注文等一并采入。再后，章璜著《图书编》也采用新的地图，还将各项相关注文汇集成《地球图说》一文。万历末年，程百二著《方舆胜略》（18卷），在《外夷》卷中也附有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以及冯应京、吴中明《山海舆地全图》两序、《山海舆地全图解》、《答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山海舆地全图各国经纬度分略》、徐光启《地圆说》等内容。再后，崇祯时潘光祖的《舆图备考》，都采纳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作为附图（《缠度图》）。清初游子六编的《天经或问》，在其征引书目中已列有利玛窦等传教士的著作名称，论说中也引用不少传教士的观点、说法。而且，该书《序图》卷记入《大地圆球诸国全图》，也显然是吸收了西方大地球形等地理观念。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刊行的方密之的《物理小识》（12卷），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其中大量引用了《职方外纪》的许多内容和利玛窦世界图说的资料。①尤其是，到了这一时期的最后（康熙时代），天文、地理等先进的西方科学理论的影响愈来愈大，以致清朝政府决定采取西洋大地测量、经纬度制图等地理方法，开展大范围的全国地图测量，并编制出中国最早的全国经纬度实测地图《皇舆全览图》。在地理研究方法、著作体例上，孙兰提出地理学应究“天地之故”②；刘献廷不仅提出地理学应究“天地之故”，而且在地理著作体系上，还应有所改变③等。这些都标志着以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传播媒体的西方地理思想、观念，已由最初在中国少数知识分子中传播，进而扩大成一种较为普遍的地理新认识。
其次，在这一时期，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取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迎合中国文化人的传统心态，不仅在著作体系方法上参考中文，模仿当时中国（明、清）文人学士的写作方法著作各种地图和书籍，甚至改变西方传统的地图上五洲布局习惯，而将中国改绘在地图中央。同时，在地理内容上也吸收了中国的许多地理认识。
据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利玛窦北京版《坤舆万国全图》上的有关各国国情注记文字分析①，该图就曾“取（中国）通志诸书，重为考订”②，即取之于《新五代史》、《隋书》等著作。例如利玛窦在其地图牛蹄突厥地方注说：
［牛蹄突厥］人身牛足。水曰■■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彻底，常烧器消冰乃得饮。
《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二载：
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芦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彻底，常烧器消冰乃得饮。
再如关于袜劫子，利玛窦图在袜劫子国下注说：
其人髦首，披皮为衣，不鞍而善骑射。遇人辄杀而生食其肉。其国三面皆室韦。
《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二载：
东北（牛蹄突厥的东北）至袜劫子，其人髦首，披布为衣，不鞍而骑，大弓长箭尤善射。
遇人辄杀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国皆畏之，契丹五骑遇一袜劫子则皆散走。其国三面皆室韦。
而关于日本图上所记的50多个国名，则基本上与明胡宗宪（1490？～1565）所著《筹海图编》（13卷）所载的有关名称、排列顺序等相类。此外，还有不少地方的记述，与中国史书所载基本雷同。
此外，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马尔蒂尼，Martini，1614～1661）曾2次来华（1643～1651、1657～1661），著有多种介绍中国历史、地理、语法等方面的著作，其中尤以介绍中国地理的拉丁文著作《中国新图志》（NovusAtlasSinensis）最为重要。该书于1665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共有地图17幅（其中全国图1幅，分省图15幅，日本图1幅），每幅图都附有文字说明，内容涉及地理位置、建置沿革、山脉河流、气候、土壤、户口、田赋、植物、城镇、民族风情、宗教等。书末还搜集了全国各地的经纬度数据1754处。在荷兰出版后，深受西方读者的欢迎，并被译成法、德、荷兰等文字广为流传。这是一部大量参考中国史籍资料，比较准确地介绍中国地理情况的地图集，是18世纪前流传在西方的一部重要的中国地理著作。①
由此可见，在中西地理学交流中，西方传教士在大力宣传西方地理观念和地理认识的同时，也注意吸收了中国的一些地理认识成果。但就地理学思想交流的主要方向、影响和结果来看，虽然这一时期传教士也向西方不断报告一些中国的地理情况，如利玛窦的《华国奇观》、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等，但其内容大多限于中国的奇闻异事、人文风情及一般地理常识的介绍，而缺乏有关中国地理学的理论、方法的介绍及传播与交流。西方地理学影响中国则不然，它促成了有关投影、经纬度法、地球、五大洲、五带等西方近代科学地理学的知识、理论、方法在中国传播并逐步被中国众多学者所接受。因此，这一时期的交流具有很大局限性，尤其是清初的双向交流中，是以西方地理学成功地冲击、影响中国传统地理学为主导方向的。
2.清代中期
明后期利玛窦等早期耶稣、基督会传教士来华，为了取得中国士大夫的信任，便于传教布道，在教仪宣传、要求上作了许多迎合中国传统的让步，容让中国传统文化礼俗的存在。到1633年西班牙传教士摩拉尔（Morales）来华，即对耶稣会传教士改变教仪的做法提出异议。1643年他返回欧洲，向罗马教廷陈述了这一问题，遂引起罗马教廷与中国的教仪之争，以至于康熙帝与教皇屡有书信来往，各持己见，由是引起康熙帝对教派、教仪之争的愤慨，以致多次下令驱逐传教士出境①。但这时仍对具有技术的传教士采取了保护态度。而到雍正皇帝即位时，即对在华传教士实行了较多的禁教运动，多次颁诏禁止他们的活动，并驱逐出境。如雍正《东华录》载：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十二月礼部议复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所奏称：“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效力外，余具安插澳门。应如所请，天主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从此开始了全国范围禁教活动。
由此以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对外基本上奉行了闭关锁国政策，禁止外来文化的进入。于是，这一时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包括地理学）上一个沉寂时期。
在地理学交流上，除了乾隆时期仍然依照西洋制图法，在康熙《皇舆全图》基础上调绘、补测完成了新的全国地图《乾隆内府舆图》之外，其他新的西方地理知识传入极少。从清代有关文献中，很难找到有新的西方地理知识、观点、理论的介绍和引用。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方地理学新观点，不仅没有被重视、继承，反而被传统的中国地理学所淹没，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下，甚至兴起了沿革地理考据热，再度回复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绝对主导地位。
但在这一时期，中国新测绘完成的全国地图却被传教士带往国外，对西方地理界、文化界产生一定的冲击。据方豪教授调查，今存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的42幅中国地图，即系18世纪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尔（J.B.Bourguignond’Anville），根据传教士费隐所带回去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副本所制，曾先后在巴黎出版两次，在荷兰海牙出版一次。其出版情况如下：
1729年（雍正七年）出版北直隶、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图
1730年出版中国全图及高丽图
1731年出版中国鞑靼分图，即今蒙古、青海、新疆等图，共12幅
1732年出版中国鞑靼总图，附西藏分图9幅，及比林旅行图
1733年出版不丹图
1734年出版中国鞑靼西藏全图
唐维尔的中国地图有两种，一为大型特制本，地图50页，图画14页。除12页地图外，并有读史参考图、城邑图等，约成书于乾隆初年。另一种为格洛西氏《中国志》（Descriptiongéneraledelachine）的附录本，刊印于乾隆末年（五十年，公元1785年），共有地图及图画65页。此外，在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中也载有唐维尔的中国地图，共32页。①
这些虽然表明当时中国地理文化与西方的交流，但是，这种交流却仅限于有关中国地理知识的介绍，而不像西方地理学在中国那样，从地理思想、地理方法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3.清代后期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用炮舰政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渐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境地。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清代后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地理学上，则进入了一个比较活跃的中西文化交流时期。这一时期的地理文化交流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西方地理思想随着列强的侵略政策，以各种方式直接进入中国；一种是面对列强侵略，一些中国的有识之士积极学习、引进西方科学地理思想，发展、改造中国的古代传统地理学。
西方地理思想的直接进入中国，主要是指当时许多西方地理学家在中国进行的地理考察和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成果给以后的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以深刻影响。如美国地理学家威理士1903～1904年在华从事地质地理调查，对华北地文期划分提出了较早的意见，此后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并逐渐建立起中国北方地文期序列。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俄国地理学家奥布鲁契夫关于黄土成因的见解（李氏提出黄土风成或水成；奥氏提出风成说）；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关于塔里木盆地的气候变迁研究；俄国地理学家普尔热瓦斯基、德国李希霍芬、瑞典斯文·赫定等关于罗布泊是否为游移湖的讨论等①，都具有直接宣传西方地理思想、研究方法，启迪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的作用，这些问题也都成为日后中国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学者对西方地理学的积极主动引进，主要是指对当时的西方地理著作的翻译，以及新型地理著作的编撰。它们直接向中国社会宣传了西方地理学的观点和理论。
从这一时期的总体特点来看，其主要表现为：西方地理思想从多方面冲击中国的传统地理学的观念和方法；在地理著述上，出现了较多较科学的世界地理著作，但在内容上，主要以向中国介绍西方关于世界地理状况的地理知识为主。如翻译的英国衣丁堡雷文斯顿的《万国新地志》、慕维廉的《地理全志》、崎冀的《（最新）地文图志》、葡萄牙人玛吉士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美国人戴德江的《地理志略》、祎理哲的《地球说略》等著作②；中国人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同康庐的《中外地舆图说集成》、萧应椿的《五洲述略》、王先谦的《五洲地理志略》、沈敦和辑的《法兰西国志略》、《德意国志略》、《英吉利国志略》等都是如此。但也应注意到以张相文的《地文学》为代表，它的结构体系已标志着西方近代自然地理学在中国的确立。
此外，外国考察家、地理学家对中国地质地理的许多研究成果，则被首先带回西方发表（他们的著作，都是以本国文字先在各国出版），并引起西方地理学界的重视。这一方面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地理状况，另一方面为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课题。如关于罗布泊的问题，首先是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于1876～1877年和1883～1885年两次到塔里木河下游罗布泊一带考察后提出今台特马湖及其附近小湖是历史上的罗布泊的观点，文章在欧洲发表后引起轰动，而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从有关历史资料分析认为罗布泊应是咸水湖，而台特马湖是淡水湖。他对普氏的观点提出了疑问，并撰文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塔里木河经常变动它的流向和位置，它离开了它那旧的蓄水湖而流入目前的这个湖泊。如果是这样，（普氏发现的湖）便是一个比较新的湖。”而普氏遂撰写“关于李希霍芬对‘从固勒扎越过天山到罗布泊’一文所提意见说几句话”进行了辩论。这一讨论引起了西方地理界对罗布泊的考察热，到19世纪末，先后有卡莱、达尔格里夫等许多人前往考察。1900年瑞典斯文·赫定也进行了认真考察，提出了游移湖的看法。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是一个问题的研究，而且是当时中西地理学交流的产物。
就清代中国地理学与西方地理学交流的整个过程来看，基本是以西方地理学对中国传统地理思想的冲击、影响、改变为主，以致于动摇了中国传统地理学体系，属于单向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