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日地理思想交流
日本作为中国的一个重要邻国，长期以来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唐代，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文化、道德、传统上，中国都给予日本以深刻影响，使之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圈中的一员。但是，到明清时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并逐渐向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中日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地理学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中日地理学的相互关系也有了重大改变。
就其发展过程来看，中日地理学思想交流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明治维新（明治元年，公元1868年）前的前期，与明治维新后的后期。
1.前期
日本明治维新前正值德川幕府时代，其对外实行锁国政策，只允许日本与中国和荷兰进行一定的经济贸易活动。在文化发展上，基本上是在汉唐文化传统影响下的日本文化独立发展阶段，同时仍受明清文化的影响。地理学的发展也是如此。
如当时的日本地理志，其方法深受中国明清地理著作传统的影响。据日本岩根保重研究指出，当时的日本地理志“几乎全学《大明一统志》的形式，记述以疆域、风俗、城邑、山川、道路、土产、神社、佛阁、坟墓、人物等项目为主要内容。不言而喻，连文字也使用的是汉字。”①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西方地理著述也很快由中国传向日本，如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艾儒略、南怀仁的有关地理作品，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由中国传到日本。据日本鲇沢信太郎提供的材料②分析，在这一时期，最少在以下几种日本著作中可以看到明末清初中国《月令广义》等著作中的地图等地理资料的转载、翻译：
（1）清初（日宽文初，公元1605年左右），日本松下见林所著《论奥辩证》卷上就记有“山海舆地全图三才会地理一卷”，并给属于《月令广义》系统的世界地图附以日本的句读标记，全书引用中国《三才图会》的内容很多；
（2）日本宝永三年（公元1706年）马场信武所著《初学天文指南钞》卷一有日文的“山海舆地论”和“山海舆地全图”。据分析，这是据中国1600年左右刊印的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编译而成。
此外，元禄二年（公元1689年）井口常范的《天文图解》、正德三年（公元1713年）刊印的寺岛良安的《和汉三才图会》、1709年版的新井白石的《西洋纪闻》、宽政三年（公元1791年）高井晒我的《训蒙天地辩》等等著作，都大量引用了中国的《月令广义》、《三才图会》、《天经或问》等著作的地理资料或地图作品。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翻译西方地理著作和编撰世界地理著作，很快出现了一批翻译地理著作（如《地理全志》等）和新编世界地理著作（如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等），而此时日本仍处于锁国政策下，因此，魏源《海国图志》出版后（百卷本出版于1852）即迅速传入日本（1854年被译成日文）；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刊行于1848年，1860年前后即传入日本，1861年之后曾被多次刻印，在日本广为流传。更有意思的是，19世纪50年代，清政府还将新译（汉译）的《地理全志》作为礼物送给日本（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①，1859年日本再版。其中不仅介绍了当时的西方地理知识、理论，更重要的是一些西方地理学的汉译术语，亦因此而在日本确立，如地质学及相关的岩石名称等，从而对日本地质地理学发展以很大影响。
总之，19世纪中叶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国清朝与日本的地理学交流，主要是中国方面的地理思想、知识向日本的传入和影响。
2.后期
从1868年开始日本明治天皇实行了著名的维新运动，取消闭关锁国政策，实行对外开放，广泛吸收各国新科技、新思想的革新活动，尤其是将学习的目标主要转向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各国，通过派遣留学生，聘请外国专家等方式，积极发展日本的资本主义事业。在这一大背景下，这一时期的中日地理学交流活动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中国作为日本的传统文化源地之一，仍然与日本地理学有着密切联系，对之发生着一定的影响；一是由于日本政府积极吸收西方文化，日本地理学的近代化迅速走到中国的前面，反过来对中国清末地理学发展以相当影响。从而使这一时期的中日地理学交流出现了一个以西方地理学为主要内容的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活跃局面。
前者如19世纪中叶介绍到日本的中国汉著地理著作《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在日本明治维新后，仍然在日本国内被翻刊流行。同时，这一时期编写的日本全国地理志，虽然吸收了大量西方地理学的内容、体例，但仍保存了中国和日本地理著作的传统特点。如明治三十六年至大正四年（1903～1915）山崎直方、佐藤伝藏编的《大日本地志》（10卷），是一部以关东地区为中心，记述日本全部领土的地志著作。在著作体例上已与传统的中国地志有所区别。其内容由地文、人文、地方志3部分组成。其中地文部分以地质、地体构造、地震、气温、降雨、火山等自然地理内容为主。这显然是受西方近代地理学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其人文部分却仍保持了原来中国传统地志记述的格式，以历史文献为主，涉及到有关各地区战场、行政中心沿革等内容的记述。地方志部分，以街道的记述为主要内容，同时载有名胜古迹等，这些仍属中国传统地理志的著作范畴。明治三十九年（公元1906年）日本依田雄甫修《“汉译”世界读史地图》（日本京富山房书局印），所列参考书中也包括了中国正史二十一史，以及胡宗宪《筹海图编》等大量中国文献。由此可见，清末这一时期，在日本，尽管西方近代地理学已逐渐确立，但中国传统地理学思想的影响仍在发生作用。
在中国方面也有类似情况。日本明治维新后，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引进、确立非常迅速。到明治二十年（公元1887年）左右，日本已开始在大学（理科大学，小藤文次郎；文科大学，坪井九马三）陆续开设新的地理课程，作为专门课程的地理学讲座也于明治四十年在京都大学、文科大学等正式设立，这一切都标志着日本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已走到中国之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学者编的许多地理著作已经超出中国地理学的水平，因此，当时的日本地理学便自然成为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学习的目标，他们的地理著作、思想，开始被引进到中国，转载、吸收到清末中国学者的地理作品之中。如清末王锡祺所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就收有日本人的地理论文及游记23篇。而见于清末王先谦《五洲地理志略》所引用日本地理著作至少有15种。其名称如下：
矢津昌永：《高等地理》
野口保兴：《中外大地志》
伊东祐毂：《万国年鉴》
坂本健一：《地名人名辞典》
樋田保熙：《世界地理》，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中文刊印
周起凤译：《万国地理志》，光绪二十八年中文刊印
吴启孙译：《世界地理学》，光绪二十八年中文刊印
出洋学生编：《万国地理志》，光绪二十八年中文刊印
辻武雄：《五大洲志》，光绪二十八年中文刊印
吉田晋：《世界大地图》，光绪三十一年刊印
岸田吟香：《万国舆地分图》
依田雄甫：《万国形势指掌图》，光绪三十年刊印
掘田璋左右：《外国地理讲义》，光绪三十三年刊印
下村修介等：《西比利亚大地志》
冈本监辅：《墨西哥记》据顾燮光《读书经眼录》载，1901～1904年中国出版日本地理类书34种（不含游记、测绘、博物等），1903年还将日本矢津昌永的《世界地理学》作为教科书。
1903年范迪吉等翻译日本《普通百科全书》①其中有关地理方面的著作有：
佐藤伝藏：《日本新地理》、《万国新地理》
田道新之助：《万国地理学新书》
富山房：《地理学新书》、《日本地理问答》、《世界地理问答》
山上万次郎：《日本旅行地理》、《世界旅行地理》
永井惟直：《商工地理学》等
1904年福建留日学生组织“闽学会”，计划出版的《闽学会丛书》，其中也包括有日本岩崎重三著的《新式地文学》、守屋荒美雄（杨允昌译）的《国际地理学》等。
据《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等资料①统计，从1883年到1911年中国翻译日本地理著作约59种，其中自然地理学9种，人文地理学10种，地志及其它相关地理著作40种。这些日本地理著作不仅向中国介绍了一般的世界地理知识，而且在地理思想上给予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以深刻影响。如张相文的《地文学》就是在参考日本有关地文学著作基础上编写而成的，由于他在书中增加《生物界》一节，使之不仅成为中国近代自然地理学著作的先河，而且，就其内容体例而言，以后的自然地理学教材体例仍未脱其窠臼。
综观清代与日本的地理学交流，前期以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为主，呈单向影响型；后期则变为相互影响，而且在交流方式上，既有官方的正规交流，也有民间的广泛交流；在著作方式上，既有翻译作品刊行，也有汉著或日著作品的直接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