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西方地理学的评判
从明后期西方地理思想传入中国，至清末西方近代地理学在中国被接受、认可，清人对西方地理学的态度大致可归纳为3种：①全盘否定；②一概肯定；③取其正确、去其错误的扬弃观点。从其发展过程来看，明末清初，否定派与肯定派并行发展，此后肯定派渐居主导地位；清中叶以来，特别是清末则以扬弃派为主，遂使西方地理学思想、体系渐在中国确立。
1.否定派
明后期，传教士将西方地理知识和地图介绍到中国时，除少数官员外，并未引起整个社会和统治阶层以及文化界的重视，得到的首先是一片反对、怀疑之声。
清初魏浚在《利说荒唐惑世》一文中，对利玛窦等人所介绍的西方地理思想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不承认它的客观性。如云：
近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士大夫翕然信之。……所著坤舆全图，洸洋窅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鸣銮交趾，所见相远，以至于此，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谈无忌若此，信之者乃谓其国人好远游，斯非远游者耶？谈天衍谓中国居天下八分之一，分为九州，而吾中国为赤县神州，此其诞妄又甚于邹衍矣！至于九天之说，总以星体大小揣臆言其远近，日反在土火之下。杜撰可笑。……全图只因月中魄影，如世所谓婆罗树及玉兔者，昔人以为大地山河之影，因杜撰以欺世人耳，试取图与月影质之即见。①
康熙年间的钦天监杨光先对西方的“地圆”说，也痛加驳斥。他说：如果“四大部洲、万国之山河大地，总是一大圆球”，那么，“球上国土之人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即在下面的国土之人“倒悬”在地球上。所以，他认为：“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乎！”原因是“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也”。因此，“可以见大地之非圆也”。①他甚至发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洋人”②的呼声，认为西洋传教士的天文、地理知识及宗教等，都是异端邪说，必须严加禁止。
清中期大学者阮元（1764～1849）也对地球说竭力否定，认为这种理论“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③
清《四库全书提要》卷七十一评价《职方外纪》时，对其所记内容也表示怀疑态度。说该书：
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图，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广异闻也。
清《文献通考》也对传教士介绍的五大洲等西方地理学观念持否定态度，并进行了辩驳。其卷一百九十八《四裔考》六《意大利》条下评《职方外纪》时说：
至意大利人所称天下为五大洲，盖沿于战国邹衍裨海之说，第敢以中土为五洲之一，又名之曰亚细亚洲，而据其所称第五洲曰墨瓦蜡泥加洲者，乃以其臣墨瓦兰辗转经年，忽得海峡，亘千余里，因首开此区，故名之曰墨瓦兰泥加洲。夫以千余里之地，名之为一洲，而以中国数万里之地为一洲。以矛刺盾，妄谬不攻自破矣。又其所自述彼国土物情政教，反有非中华所及者，虽荒远狉獉，水土奇异，人性质朴，似或有之；而即彼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诳，则诸如此类，亦疑为剿说趸足，故其说之太过者，不俱刊而不纪云。
同卷《考博尔都噶尔亚》（即葡萄牙）条下，又说：
自利玛窦始为全图，流传中国，厥后庞迪我翻刻西洋地图，衍为图说，艾儒略辑为《职方外纪》，其言未免夸张，正庄子所云存而不论者。
清初所纂《明史·外国传》卷二百一十四《意大利亚传》中，也认为利玛窦等带来的西方地理知识、观念，“荒渺莫考”。
由此可见，明末清初，怀疑、反对西方地理学的大有人在，代表了一般文化界的态度。
清代中期以后，对西方地理学的完全否定态度就渐趋消失，渐被在承认前提下的扬弃派所取代。
2.肯定派
以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刘献廷等为代表，对西方科学技术采取了肯定的态度，有的人甚至以为西方科学技术才是真正的科学，转而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地理学方面，李之藻、刘献廷等代表了当时的肯定派，以与当时的否定派相抗礼，他们对西方地理学全盘肯定，提出“西化”或改造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意见。
如李之藻尊崇西学，通过指责中国传统儒学而表明西学之优。他说中国儒学的治学“之病有四：浅学自奢一也；怠惰废学二也；党所固习三也；恶闻胜己四也。”指出西学之优在于：“西学不徒论其度数而已，又能论其所以然之理。……观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皆精绝。”①所以，他对西方地理知识和制图方法极为推崇，并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刻版印制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
清初刘献廷也极推崇西方地理学，认为地理学应究“天地之故”，并倡议在地方志著作的开头部分，记录各地的经度、纬度，划出经纬线表，然后根据经纬度的差异来推求各地节气之先后、日蚀之分秒和星位之变化等。②
3.扬弃派
扬弃派是在基本肯定西方地理思想的前提下，提倡中西会通交流，不一味迷信西方地理学的所有见解，而是结合中国和作者本人已有的地理认识，对西方地理认识、地理观点、地理思想加以诠解，或修正或吸收。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锡阐、徐继畲、魏源、梁启超、王先谦等。
王锡阐在对待西方历法在中国的应用上，就坚持“正古法之误而存其是，取西方之长而去其短”的科学态度，他说：“吾谓西法善矣，然以为测候精详可也；安其误而不辨不可矣。”③与王锡阐同时的梅文鼎也有这种思想，梁启超甚至说：对于诸法为纯客观的比较批评，“自定九（即梅文鼎）始。”④
而戴震则既尊崇西方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又继承中国传统的元气论，力图从力学上解释地圆说和地球不坠以及人不倾跌的原因。①尽管他的解释不尽科学，但表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西方地理科学的谨慎态度。
清道光时徐继畲撰写的《瀛环志略》，既参考美国的雅裨理的地图等资料，又对雅裨理提供的某些地理情况，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提出质疑。如在序言中，他提到自己参考雅裨理地图的情况说：“道光癸卯（公元1843年），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文，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但卷三“五印度”对雅裨理关于锡兰的认识却提出了质疑，他说：“余尝闻米利坚人雅裨理云，锡兰为天竺本国，今称五印度为天竺，乃世俗相沿之误。按《后汉书》以天竺为身毒，似非以一岛之名概全土，雅裨理所云，不知何所据也？”
魏源对西方地理观点的态度同样持批评和审慎的态度。如关于欧亚两洲分界线，艾儒略《职方外纪》定在大乃河（今第聂伯河），而南怀仁《坤舆图说》却定在阿被河（今鄂毕河）。对此，魏源指出：“此二河者，一在里海之西，一在葱岭之东，相去二十余度，计五千余里。循前图，大乃河则西侵欧罗巴之界；依后图，阿被河则东侵阿细亚之界。究竟此二河中，五千余里之际，属彼洲乎？属此洲乎？”①不仅如此，他在自己的《地球图》中已正确地将乌拉尔山作为欧亚二洲的分界线。但是，魏源对西方地理学的批判也有错误或不科学的地方，尤其是拘泥于中国古代的一些传统观念，牵强附会地解释新的地理事实，出现了唯心主义的倾向。如关于五大洲与世界地理面貌，他认为西方地理学家的五大洲，相比于“佛经所谓四大洲者，西人止得其二，而余未之闻焉。”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所对应的佛经二洲是这样的：“阿细亚、欧罗巴、利未亚共为南赡部洲也，南北墨利加则为西牛贷州也。”②此后他又以相当篇幅论述了佛经释典中有关地理见解与西洋地理观点的差异和关系，并坚持以佛经四洲来划分大陆，推论世界地理大势。
魏源以后，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对西方地理学都持扬弃态度，注意学习新的地理思想、方法、知识。从王先谦、张相文等人编著的地理著作，到清末《大清会典图》（光绪初开始），及各省区地图的编绘，都表现出对西方地理思想、方法、认识、成果的应用，以及借鉴和修正。
如西方的地图投影法，自利玛窦地图传入后，清初测绘全国地图曾加以引用，然而，此后“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和推广投影的方法。所以，一般地图仍用计里画方法来绘制。”③到清末，一方面，中国传统制图的“计里画方”法暴露出许多缺点；另一方面，人们对西方地理学的肯定态度愈来愈明确。所以，西方经纬线、投影法等制图体系再次被确认和推广，以至逐步取代中国的传统制图法。如《清会典图·凡例》中就明确指出：“地本圆体，图为平面，绘图于平，虽有弦线切线，及墨加祷（即麦卡托）诸法，然皆因图制宜利弊参半。……今遵内府图高偏度分，用尖锥容图法（即指圆锥投影法）绘成《皇舆全图》，不加方格”。同时还通令各省编地图时要尽可能使用圆锥投影法（广东、甘肃等省实行）。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罗汝楠在其《中国近世舆地图说》中，进一步阐述了天球与地球的关系，论述了几种地图投影法的特色与使用场合。其所云投影法包括：“平球法”（正方位投影）、“正球法（横方位投影）、“经纬均作曲线法”（伪圆锥投影之类）、“经曲纬直法”（伪圆柱投影一类）、“圆锥含球法”（圆锥投影）等。这既标志着西方制图法在中国的确立，也标志着清末人们对西方地理学的肯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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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鲇沢信太郎：《地理学史■研究》，原书房，昭和五十五年版。
②《柳庭舆地隅说·自叙》。
③《广阳杂记》卷一。
①［日］鲇沢信太郎：《地理学史■研究》，原书房，昭和五十五年版。
②《柳庭舆地隅说·自叙》。
①高泳源：“卫匡国（马尔蒂尼）的《中国新图志》”，《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①高泳源：“卫匡国（马尔蒂尼）的《中国新图志》”，《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
①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873～874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①杨吾扬：《地理学思想简史》，第124～125页，高教出版社，1989年版；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第250～254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参见《海山仙馆丛书》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①〔日〕岩根保重：“德川时代■地志■撰述”，载《地理论丛》第一辑。
②〔日〕鲇沢信太郎：《地理学史■研究》，第377～380页，原书房，昭和五十五年版。
①〔日〕土井正民著，张驰等译：《日本近代地学思想史》，第45页，地质出版社，1990年版。
①由会文学社出版。
①谭汝谦等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源昌久：“日本■地理学书■中国近代地理学”，《地理学评论》67卷3期。
①谭汝谦等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源昌久：“日本■地理学书■中国近代地理学”，《地理学评论》67卷3期。
①杨光先：《不得已》卷下。
②杨光先：《日食天象验》。
③《畴人传·蒋友人》。
①“请译西法、历法等书疏”，转引自《浙江学刊》1990年第4期，第64页。
②《广阳杂记》卷三。
③《畴人传》卷三十一。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文集》之七十五。
①“请译西法、历法等书疏”，转引自《浙江学刊》1990年第4期，第64页。
①《海国图志》卷七十四，《国地总论》上。
②同上。
③高儁：“论我国地图的数学要素和表示方法的演进特色”，《1962年制图学会论文集》（上），中国工业出版社，196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