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清代地理学发展综论 （一）清代地理学思想特点
关于清代地理学思想的一些具体特点，前面几章已有阐述，这里再从学科体系、发展过程、成果特点等整体学科特征角度进行总结。综括清代200多年间地理学发展的主要脉络，笔者认为清代地理学思想具有以下3方面的主要特点：
1.重视传统，成就突出
从中国地理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清代地理学无论在研究成果，还是地理思想、研究方法上，都表现为对古代传统地理学的重视和继承、发展，基本上还是一个以中国古代地理学传统为主体的时期，是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其主要表现在：
（1）研究领域的扩大。从清代的地理著作和论文等资料来看，从上古到清代、从中原到边疆，几乎所有见于记载的重要政区、地名和水道，都有人作了考证；从上古到清代的重要地理著作，也都有人进行校勘或辑佚；对全国范围的地理形势，通过实测地图，进行了极为广泛深入的认识，出现了许多填补区域记述空白的方志和其它地理著作（主要为边疆地区）。特别是清末，学者还注重了世界地理的认识，出现了多种世界地理著作。总之，清代地理研究的范围之广、成果之多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
（2）研究手段的多样化。清代除了讲求地理研究中的实践活动、地图的利用等基本方法外，在地理文献考证、地理著作整理等方面，建立了一套比较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包括所谓文献考证中的本证、旁证，以及校勘、注释、辑佚等具体方法原则。在研究程序上，已形成“事无证，当求之迹，迹有不明，当度之理”①的研究思路。
（3）研究水平的提高。清代学者的地理考证研究，注重资料的广泛罗列搜集和正确的分析辨伪，往往足不出户，却能“纸上谈兵”，使其研究达到很高水平。如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便是如此，其中关于边远各地许多山川形胜记载，非他亲历考察所得，但他却能从广博的资料中归纳出正确的文字记录。如该书魏禧序文中所举之例说：“北平韩子孺时从余案上见此书（《读史方舆纪要》），瞪目视余曰：‘吾不敢他论，吾侨家云南，出入黔蜀者二十余年，颇能知其山川道里，顾先生闭户宛溪，足不出吴会，而所论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见而足履者，岂不异哉！’……。”熊开元的序亦谈道：“余楚人，习闻三楚之要，莫如荆襄，又熟履其地，考往事得失及今崇邑，知海外一区为三吴保障……罔非身履而知。今宛溪坐筹一室，出入二十一史，凡形势之险扼、道里之近遥、山水之源委、称名之舛错，正其讹，核其实，芟其蔓，振其纲……。”徐松称赞沈垚所撰《新疆私议》的准确性时说：“吾谪戍新疆，诸水道咸所目击，犹历数十年之久始知曲折，沈君闭户家居，独从故纸中搜得之，非具绝大识力，曷克臻此！”①这些都标志着清代地理学家研究成果的水平相当高。
总之，以上诸点可以看出，清代地理学的发展，尤其是传统的沿革地理的发展，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进入中国传统地理学发展的最高阶段。
2.思想活跃、阶段明显
从清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地理思想比较活跃，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研究重点或新思想。
清朝入关后，至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颁诏禁止耶稣会传教士在华传教，并随之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到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打开中国的大门为标志，清代地理学呈现出早中晚3个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
（1）早期，是指清定都北京到康熙末约80年的时间。这一时期，正当清王朝建立之初，在继承前代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积累的基础上，新王朝在政治、文化、思想，各个方面都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开拓精神。在地理学上也表现出对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外国地理知识、地理方法的广泛吸收与运用甚至一些中国学者还提出了革新中国传统地理学体系
的新思想。
这一时期，上自皇帝（康熙），下至低层知识分子（刘献廷、孙兰等），以及广大大中小官吏、学者等，对西方地理学的态度比较客观，有助于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流传和迅速扩大。以至影响到政府决定聘用外国学者（西方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费隐、潘如、奥古斯丁、麦大成、汤尚贤等）、采用经纬度、投影等科学方法，进行了全国地图的测绘工作。
作为中国传统的地理学，这一时期有了极为重要的发展，出现了多种重要的传统地理著作，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记》，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胡渭的《禹贡锥指》，陈芳绩的《历代地理沿革表》，傅泽洪等的《行水金鉴》，以及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开始的《一统志》编纂等，标志着中国传统地理学的蓬勃发展。
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无论在地理学学科体系，还是地理理论问题上，都有了重要论述。如刘献廷等关于革新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思想，以及提出地理学应注意自然规律研究（“究天地之故”）的倡议。还有顾祖禹的“人地相关论”思想、孙兰关于侵蚀规律（“变盈流谦”）的探讨等，更标志着这一时期中国地理学欣欣向荣的积极进取面貌。
（2）中期（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初，约公元1723～1840年）。自雍正元年禁止耶稣会传教士在内地活动，驱之于澳门居住，到1840年鸦片战争，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对内迭兴文字狱，实行文化高压政策，使读书人只能埋头故纸堆，不敢涉足政治时事，清初刚兴起的“经世致用”的应用地理思想，与其它进步思想一样，很快被扼杀。学术走向脱离实际、纸上谈兵的“纯学术”时代。尤其是在“乾嘉学派”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发展，主要表现为沿革考据方面的成就。在地理学思想上，也表现为清初刚刚活跃的地理学思想转入沉寂时期，代之而起的是以校注、辑佚、整理古代地理著作为主的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理论的全面深入发展。
这一时期的突出表现之一是，由于雍正全面对传教士活动的公开限制和开始推行的闭关政策，使清初被认可的西方地理学思想变得渐少有人提及、发展。尤其是地图方面，虽然先后有采用西方测绘的全国地图存世，但由于它们制成后深藏秘府内宫，很少为一般文人学士看到，社会影响并不大，而在一般民间和文人学士间所绘制的各种地图，仍然采用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等方法制图。第二个突出表现是，大批学者集中精力于古代地理名著《禹贡》、《水经注》，以及“正史”中《地理志》的校注、补证等工作，出现了许多校注、辑佚版本。如全祖望、戴震、赵一清等关于《水经注》的研究；毕源关于《山海经》的校勘；钱坫、徐松、汪远孙等关于“正史”《地理志》的校释等。第三个突出表现是：出现的一些地理著作，也是深受中国传统地理思想方法的影响，如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深受《水经注》著作方法的影响；《续行水金鉴》是对清初《行水金鉴》的继承，等等。突出表现之四是，这一时期使中国传统的地方志得到极大发展：一为雍正时确立了方志60年一修的制度；二为出现了一大批省、府、州、县（厅）的各种方志著作；三为方志理论有了明确的发展，出现了戴震等考据地理派修志理论和章学诚的史志派理论等；四为编成了规模宏大的全国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即《嘉庆重修一统志》）。
这些都标志着这一时期中国地理学的主要方向和成就，与前期有明显的不同，变得在中国传统地理学方面的单方面深入发展。
（3）晚期（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约公元1840～1911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结果，一方面迫使中国社会接受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积极观察世界，探索富国强民之路，即所谓“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于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推翻清王朝这一段时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界，出现了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复杂局面。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地理学思想也呈现出一个多层次、多方位的发展现象。
首先是，中国传统地理学仍在继续发展，出现了杨守敬、丁谦等传统地理学大家。他们无论是在地理沿革考证，还是古籍校勘、历史地图制作等各方面，其成就都达到了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的高峰。同时，面对当时社会腐败，外敌入侵，一批地理学者重新强调实践、实证和“经世致用”的重要性，在边疆史地研究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著作。如朱一新《东三省内外蒙古地图考证》、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等等；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努力于国外地理知识的搜集、整理，编著了各种世界地理著作，如魏源、徐继畲、同康庐、王先谦等都有世界地理著作问世。
其次，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地理学也以多种方式在中国传播、扩大，以至于被官方认可、接受。这一时期西方地理学的传播主要有3种途径（方式）：一是外国地理著作的输入，由中国和外国学者共同翻译出版，或直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流传（如日文等著作）。英国慕维廉的《地理全志》、莱伊尔的《地学浅释》等，都是由外国人与华衡芳等合译而成的；《澳大利亚新志》则是由吴宗濂、赵无益翻译而成的。二是一些外国学者深入中国直接从事地学考察工作，以西方地理学思想方法，去分析、认识中国的地理状况，直接影响中国当时以及后来的地理发展，如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俄国地理学家奥布鲁契夫等人的在华考察工作，都对传播西方地理学起到了很大作用。三是一些中国学者以积极的态度，面向世界，努力学习和研究科学地理学，积极促进西方地理学的传播。如张相文等，不仅学习、认可西方的地理学，而且能对之发展。张相文编著了著名的《初等地理教科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以及《地文学》。清政府也将西方地理学（包括当时所谓“地文地质学”、“地理学研究法”、“气象学”、“地理总论”等）正式作为各级学校的课程，进一步促进、确立了西方地理学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这一切，使得清后期的地理学呈现了较为活跃的繁荣局面。除了传统地理学的发展外，人们对待地理学的认识出现了一个较大的转变，相对于明末清初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地理学传播，这一时期对中国的影响更为深刻，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地理学的态度也更为客观、积极，并逐渐完整地接受了西方近代地理学的思想、体系。
从清代地理学研究课题的主要趋势来看，也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即早期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以顾炎武、顾祖禹、傅泽洪等为代表，注意山川形势扼塞及水利建设；中期，学者脱离实际，注重郡县沿革，水道变迁，古代著作校勘等工作；后期的地理研究则开始将边疆域外地理逐渐作为一个重要部门。
3.兼容并蓄，趋向“西化”
清代地理学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在地理学学科体系上，表现为中外地理学互相交融，并行发展。而且在思想方法上，渐向西方地理学转化。
如前所述，清代自开国伊始，即一方面继承汉唐以来汉族文化传统；一方面又认可了明末西洋传教士所引进的西洋文化东播的事实。因此，在地理学上，既有顾炎武、顾祖禹、黄仪、陈芳绩、徐学乾、胡渭、阎若璩、齐召南、全祖望、赵一清、陈伦炯、戴震、程瑶田、吴卓信、章学诚、洪亮吉、祁韵士、李兆洛、徐松、陈沣、杨守敬、丁谦等一大批从事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地理学家出现，以及大批的中国传统考据、沿革、方志著作和计里画方地图等地理作品问世。同时，自清初到清末，也有许多西方地理著作、地理知识、地理思想方法，在中国缓慢的发展、流传、以至于清末将深受西方地理思想影响的地理学，明确列入政府颁布的《学堂章程》，规定了相应的学习内容和要求。如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的各种世界地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和《坤舆外纪》、戴进贤的《地球图》等西方地理作品就广泛流传，渐为清代中国社会所认可，以致清康熙、乾隆决定采用西方经纬度，投影制图法，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地图实测和编制，标志着清初西方地理学已在中国有了相当发展，取得了重要地位。清代中期，由于闭关政策，使清初一度被认可的西方地理学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继续，但其影响仍然存在，特别是此后不久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地理学随着西学东渐的高涨，和“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出现，再次大规模传入中国，加之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学习、引进，使西方地理学在清末再次成为当时中国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在大量西方、国外地理著作的翻译、编纂，以及西方地图投影、经纬度法和地理学体系被官方的认可、倡导，如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会典馆关于编制大清会典图，所提出的注意地图投影及经纬度的要求。二十八年、二十九年所颁布的学堂章程中，都明确规定了对当时西方地理学课程体系的学习。
因此，在地理学发展上，清代是一个中西地理学相互影响，并行发展，渐趋西化的过程。从它的学术成果上看，以中国传统地理学方法所从事的地理考证、区域记述（包括方志、游记、专门河渠记述）等方面的成果最多，占绝对主导地位，但是，从学科的发展趋势来看，西方地理学的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发展，已呈现出逐渐发展，不断扩大，以至取代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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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炎武：《山东肇域记》卷一。
①萧一山：《清代通史》（四），第195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