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地理学的萌芽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列强侵略，在中国先后出现了“洋务派”、“维新派”，先后提出了要放眼世界，学习外国科学技术，开办新式学校，改良旧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学习“西学”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地理学作为了解世界的首要对象和手段，在清末得到了迅速发展，首先是翻译、编著了许多外国近代地理著作，介绍外国的地理环境、地理方法。其次，随着19世纪末新式学校的陆续开办，学校地理教育也受到重视。特别1909年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的成立，标志着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兴起。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康有为倡导维新，1898年6月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京师大学堂即“新政”措施之一，于是年开办，规定设置舆地课程。这是中国政府正式规定在高等学校设置地理课程之始。1897年上海开办的南洋公学，于1899～1903年聘用张相文在该校教授地理，这是中国在中小学设置正规地理课程之始①。
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高等学堂政科课程包括中外舆地课，由中外教授教习，学制3年。其中第一年学习欧美非洲各境及群岛各境；第二年学习地质学大纲；第三年学习地文学大概。规定商务科学习商业地理学。此外规定中小学也应设置地理课程。这是中国官方颁布的第一个学堂章程。1904年清政府又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等拟的《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规定大学堂分为8门专业学科，其中经学、文学、格致、农、商5科都设地理课程，在文学科下又设有中外地理专业，规定学制3年。其课程有：地理学研究法、中外地理、政治地理、商业地理、交涉地理、历史地理等。地理学研究法主要讲习中国与外国、气候与地理、财政与地理、海陆交通与地理、历史与地理、动植物与地理、文化与地理、军事与地理、风俗与地理、工业与地理的关系。开设的自然地理课程有：地质学、地图学、气象学等。《奏定学堂章程》还规定在进士馆、译学馆、师范馆开设有关地理课程。
1906年清政府又制定了《优级师范选科章程》，规定优级师范以培养中小学教师（“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为对象，分本科与预科两科，其中本科学制2年。规定开设地理总论、中国地理、各洲分论、地质、地文和人文地理等课程。预科一年毕业，规定每周要学习世界地理大要3课时。
以上规定，本世纪初陆续在有关学校贯彻执行。如京师大学堂自1902年起正式招收学生（师范馆79名，仕学馆57名），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9年间，共有毕业生306名、未毕业生约230名，都受过正规的地理教育。其各年级设置的地理课程情况如表3①。其它如上海南洋公学等都开设了相应的地理课程。
由此表明，从本世纪初以来，近代地理学被作为一门学问开始正式列入中国各级学校的教育内容之一，并得到一定的实施。
近代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中，为近代地理学体系在中国的确立做出重要贡献的先驱人物，首推张相文。
张相文（1866～1933）字蔚西，清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公元1866年5月29日）生于江苏省桃园县（今泗阳）县东门外南园。他自幼好学，博览史传，识见卓越。后师事胡和梅、王先谦、王懋琨等，学问大进，名噪江淮。甲午战争后，他萌发了研究地理学的决心，积极学习外国地理等知识。1899年起，在上海南洋公学教授地理课程，并参照日本等国外地理教科书资料，亲自编写地理教材，于1901年出版了《初等地理教科书》（2册，南洋公学出版）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4册，上海兰陵出版社），这是中国自编地理教科书的嚆矢，而且影响很大，总发行量在200万部以上。1908年，张相文还编著出版了《地文学》一书（上海文明书局）。这是中国第一本普通自然地理著作。全书分星界、陆界、水界、气界、生物界5编。直至现在，普通自然地理教材的基本内容仍不出这一框架，特别是在此之前，国内外的自然地理著作内容仅限于无机自然界，而张相文却新增生物界一章，把无机自然与有机自然联系起来，这在世界地学史上也是一个创举。在这本书里，他“参酌东西各大家学说”①，吸收国外先进的地理学理论，对自然地理许多方面的现象与事实，进行科学的因果分析，试图阐明其形成原因与发展规律。并在《地文学》绪论中明确指出：“地文学者，地理学之精髓也。”普通自然地理学的独立，是新的近代地理学区别于旧地理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张相文《地文学》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此外，张相文还著有《地质教科书》等，在地质地貌方面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张相文不仅在齐鲁、冀北、内蒙、山西、热河等地作过许多地理考察，而且在河套地区进行过垦殖试验，努力使地理研究与改造社会相结合。他担任中国地学会会长长达20年之久，为创建中国的近代科学地理学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著述甚丰，反映地学研究成果的论文，大都收集在《南园丛稿》一书中。
光绪末年，面对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中国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场所和瓜分的对象，“非惟边徼多事，内地亦几遭蹂躏”，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企图通过创办学会，研究地学，拯救中国。张相文也深感“博稽载籍，既言人人殊，耳目所接，足迹所经，检查测量，又苦其有限。”因此，他早“怀集思广益之心”①，积极酝酿组织地学研究团体，促进地理研究的迅速发展。1909年9月28日，他邀请白毓昆、张伯苓、陶懋立、韩怀礼等地质和地理学家、教育界官员及各校师生100多人，在天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该会于1912年迁往北京）。会上张相文被推选为会长，白毓昆为编辑部长，吴鼎昌为干事部长，任宪吉为总干事员。地学会成立后，将同好团结在一起，又陆续吸收了许多地理、地质方面的专家，使中国研究地学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1930年春，张相文年事已高，会长改由张溥泉担任。1937年11月10日，中国地学会在北平团城举行会议，通过张星烺、黄国璋、王益崖、张印堂、毛子山、王献刍、王华隆、刘雪崖、黄玉善、白眉初、洪绂、王成祖、葛绥成、孙宕越、陈宗经为理事，张星烺为理事会主席。
保存在《地学杂志》第一年第一号中的“中国地学会启”，系统阐述了中国地学会的办会宗旨。全文如下：
中国地学会启
人生缘大地以为食息，聚国族以谋生存，而天演剧烈，势不能各守封疆，无相侵夺，则每每员舆，实与民族为消长，日辟百里，日蹙百里，固随其人自取，然溯其由来，亦惟地理上之知识优劣不齐，其影响遂被于国家，其祸端并延于种族，此亦物竞天择之公例矣。
近世以来，持帝国主义者类能浮海辟新地，以蕃殖其种族，而我国地大物博，坐资强敌，外交失败，边事日亟，虽欲划疆自守，聊固吾圉，而犹不可得，呜呼，惰农荒亩，邻犁侵耕，老渔醉眠，窃人割纲，同处漏舟之中，共集危巢之下，时势所迫既如此矣，岂得以抱膝空山，行吟泽畔，如秦人视越人之肥脊，漫然无慨于其心耶。顾今日学校渐兴，言教育者，既以地理为重要学科，缀学之士亦竞竞焉，披舆图，考疆索，分经析纬，若网在纲，而以视西人之予海陆形要，实地探测，无不可以资生利用者，犹千百之能十一，岂非以幅员辽阔，调查犹有未周者乎。
夫环球交通，藩篱尽撤，海氛不靖，陆险亦夷，当此危急存亡之际，而欲举地理密切之关系，编辑成书，贡之当世，博稽载籍，既言人人殊，耳目所接，足迹所经，检查测量，又苦其有限，研究地学之难，固苦是哉。虽然乌获举鼎，十步而喘，弱夫百人负之而趋，良工造车，三月不成，漆斫不兼，旬日而就，天下事独立则难，分工则易，昭昭然矣。以故东西各国，考查地理，罔不有正式集会，领之以亲贵之官，辅以探险之队，诚重其事而分其任也。我国民何遽让此。今与海内诸君子约，仿彼之例，组成中国地学会，各怀集思广益之心，籍收增壤益流之效，则庶几山川、扼塞、河渠、水利、原隰、土宜、疆域、险易、方物、息耗、交通便否，皆有以周知其故，而发抉搜剔，靡使内有利蕴，外有孽媒，则裨益于学术、政治者，岂浅鲜哉！
嗟乎，西力东渐，万里神皋乃为他族权利竞争之场，数年以来，非惟边徼多事，内地亦几遭蹂躏，而莫敢谁何。推原祸始，实由地学隔膜，有以增敌之骄，而短我之气，凡我同志，抚丘墓之墟，怵陆沉之祸，果有热诚提倡，谋所以交通而启牖之者乎。仆等不敏，窃愿馨香顶礼以迎之，谨具简章于后，惟海内宏达赐教正焉。（以下为《中国地学会简章》，略）。
中国地学会还开展了许多富有意义的学术活动。如邀请外国学者讲学、翻译外国地理著作、派员参加国际地学会议、开展学术考察、讨论。还出版会刊《地学杂志》等，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早期发展。
《地学杂志》是中国地学会联系同好、扩大影响的重要桥梁，也是报导地学发展状况、交流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园地。它以刊登“地学上最新之发明”①为主，“选择材料力求新颖”②。较之传统的地理文献，它是一种全新学术刊物。1911年7月出版的《地学杂志》刊登了一则地学会的有奖征文启示，列出了有关地学的3类25个问题，涉及到自然地理、文化地理、医学地理、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历史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军事地理等众多领域。
由上述可见，20世纪初，无论从地理教育、地学组织，还是当时地理学所涉及的研究范围、课题，都标志着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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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鞠继武：《中国地理学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①鞠继武：《中国地理学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①张相文：《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1908年版。
①张相文：“中国地学会启”，《地学杂志》第1号，1910年。
①沈之洸：“续刊《地学杂志》叙”，《地学杂志》，1929年第1期。
②“《刷新内容》广告”，《地学杂志》，19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