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代地理学发展的原因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就清代地理学的发展特点而言，影响其发展、变化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有以下3点。
1.社会形态的变化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清朝，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对科学（包括地理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在政治策略上，清代统治者曾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制定有相应的文化政策，直接影响了包括地理学在内的各门科学的发展。
清初，建国伊始，为了稳固统治，起于关外的清统治者，在政治上对汉族文人学士采取了感化怀柔政策，文化上对于先进的中外文化采用了宽容并蓄的态度。如皇太极、顺治帝，都极推行尊孔崇儒政策，康熙帝自幼即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他自己说：“朕自五令即知读书，……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及读《尚书》……朕皆反复探索，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捍格。”①他还下令编写《性理精义》、《朱子全书》等理学著作，使尊孔崇儒的思想及其它汉文化得以在清初继续发展。
同时，清初统治者对于明末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尤其是天文、数理、地理等知识，也采取客观态度。如关于历法的制定、钦天监的管理，就先后任用汉人杨光先、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等执掌。历法也是通过比较，最后选定西洋汤若望的《时宪历》。康熙帝曾拜西洋传教士南怀仁、张诚、白晋、徐日升、安多等人为师，虚心向他们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其认真、虚心的态度，连传教士们都感叹不已。白晋曾说：“康熙皇帝令人难以置信地深切注意并细心地从事这些研究工作。尽管这些原理中包含着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且我们进讲时也不够注意礼节，但皇上从不感到厌烦”。“他说对于刻苦学习科学知识也从不感到苦恼”。①在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十月谕西洋传教士利类安的圣谕中，也表明了他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视，如云：“尔众西洋人内，如仍似前次各出己见，乱寄书信者，即系乱法之人，在中国亦无用处，除会技艺人留用外，其余众西洋人，务必逐回，断不姑留。”③
正是在这种君主倡导、政治宽松的客观形势下，清初地理学才呈现出中西交融发展，互补长短，甚至出现了学习西方地理学更新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思想。
经过清初近百年的发展，到雍、乾以后，清朝统治者的地位已相当巩固。清朝在国家政治文化策略上，便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从自康熙时即已开始的皇朝礼俗与耶稣会教义礼法的争论，这时已经公开化。康熙虽对罗马教义不满，但在多次诏谕中，仍有袒护教士的倾向，以图利用他们的科学技术才能，发展国家的政治经济，丰富人们的文化知识。而到雍正即位后，对于已危及皇权尊严的天主教及其传播者，即采取了严厉措施，将传教士驱逐出中国，不允许他们再在中国活动以伤“风俗”。雍正元年、二年，多次下达谕旨严禁天主教活动，雍正七年再次申令查禁，《朱批谕旨》载雍正七年湖南巡抚赵弘思奏疏云：
一、……大学士马尔塞等寄信，奉上谕：“近闻西洋之人，外省府县中，尚有潜藏居住者。本地无赖之人，相互往来，私从其教。恐久之湔染益深，甚有关于风俗。钦此。”臣已严饬各属，昼夜查报，倘有潜住之人。臣当遵旨委官押送澳门安插。①
正是在雍正时期这种对西洋传教士的严查禁止情况下，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Lord.Macartney）来华要求通商、通使，遂被清朝以“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回绝②；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英国再次提出要求，仍被依“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③而断然拒绝。这样，就进一步走上闭关自守的道路，隔断了中国与外国文化的交流，使清初逐渐发展起来的西方地理学，成了无源之流而渐次枯竭。
在推行闭关政策的同时，清中期，尤其是乾隆时期，对汉人、汉文化也采取了高压政策。清代对汉人、汉族文化，虽然一直标谤“满汉合一”、“满汉一体”。但实际上，无论在官职任用，还是待遇上，都有“右满而外汉”之别；朝廷大吏虽满汉兼用，汉人却任事而品低，满人则品高而权重，此外对于满人还有许多特权。总之，满清统治者对汉人从一开始就采用了怀柔、利用和惩处并用的政策，尤其是对待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知识分子，一方面拉笼、利用，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限制他们不得危及满清统治。从清初康熙网络文人学士开修《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大型工具书和类书，同时，又大兴庄廷珑《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等文字狱，到清中期乾隆时，继承前代之法，实有过之无不及。乾隆时文字之狱层出不穷，惩罚更严，告奸亦盛，如御史曹一士指出当时文网的严酷说：①
比年以来，小人不知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
乾隆时也广罗学士，组织了大型类书《四库全书》的修纂，以及其它重要著作的纂修（如《清文鉴》、《明史》、《平定准噶尔方略》、《大清会典》等），也多次行谕征集民间藏书。但是，清政府对于这些书籍的处理却有一系列明确的规定，即对于所有不利清朝统治者的书籍，尽行销毁。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八月谕令曰：
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概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①
据乾隆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称，当时江西一省收缴应毁禁之书共有8000余部；浙江省在《四库全书》告成之年，先后共缴奏图书538种，13862部；江西、湖北、广东3省被全毁、抽毁书籍、书版达2929种；乾隆四十三年江南省亦毁书2678部等。②
同时，清统治者明确反对士子过问政治。如乾隆在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中说：“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范，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吕，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治乱为己任，而且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清中期在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和诱导下，当时学者的学术研究只能走向脱离实际和埋头于古纸堆中考据的落后方向。也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考据学和沿革地理学得到迅速发展，并与前期那种中西交流、思想活跃的局面产生了强烈对比。
鸦片战争后，面对列强，为了御侮护尊，富国强民，清政府被迫面向世界，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通过译书、办厂、延聘外国技师、留学等方式，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知识，光绪时又试图进行变法“维新”。在这种“开放”的国策下，又出现了大量引进、推广西方科学技术的局面，地理学作为了解世界的重要手段，当时最受人们重视，使很多外国地理知识、思想很快传入中国。同时，作为传统的中国古代地理学仍在发展，但一些有识之士，也面对当时的国情，再次提出了注重“经世致用”和加强边疆地理研究的新方向。
总之，清末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及当时清政府的“开放”政策，使地理学再次呈现中西交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表现出不同于前面两个阶段的特色。然而，还应注意到，洋务运动始终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只试图借用西方先进技术来维护落后的封建统治，而不积极进行教育改革等治本措施，这就大大延缓了清末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和利用，以及对中国传统旧文化的改造，使中国在地理学方面开始落后于基本上同步发展的日本。
综上所述，清政府不同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方针（尤其是文化方针），对各个时期的地理学发展起了很大的导向作用，直接影响了各时期的地理学研究方向、成果、特点等的形成。
2.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它无论在文学艺术，还是科学技术方面，自上古至明代，都形成了自己一定的传统体系。作为中华文明的主体，它必然对后来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清代文化的发展有着直接的深刻影响。在地理学方面，更是如此，古代的传统地理学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直接影响着清代地理学的发展方向。
例如：西晋裴秀确立的以“制图六体”为特点的中国古代地图制作方法，经裴秀《地形方丈图》、唐贾耽《海内华夷图》、宋《禹迹图》（石刻），到元代朱思本《舆地图》、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等的发展、推广、普及，已成为中国古代地图制作的主要方法，而这种制图方法和有关理论直接影响到清代地图的制作体系。尽管清初曾采用经纬度法制图，但直至清末，大量地图还是采用这一传统方法制作。如清初朱约淳的《阅史津逮》、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道光年间严如煜的《洋防辑要》、俞昌广的《海防辑要》等书所附地图，无不受中国古代制图法的影响。①清同治年间邹世诒编绘《大清一统舆图》时，虽然采用清初实测地图的经纬度制图方法，但仍并用“计里画方”方法。清末（光绪）会典馆关于各地编制地图方法的规定中，也是既提出了各省画方的比例，又要“酌用圆锥外切之法”。所以，当时的各省地图集基本仍属“计里画方”系统的作品，多数省的图集是以方格加绘经线构成制图网的：方格横线注以纬度，经线以北京起算注以经度，而方格的纵线则不加说明。表现了古代传统计里画方法影响的深刻。
此外，中国古代地图制作中的山水画式地图、针路图、历史地图等系统的地图制作方法，也影响着清代的制图思想。如清代的《长江图》、《长江万里图》等，就是深受古代山水画式地图的影响，属于该系统的地图（或称图画）。②1956年章巽先生发现的清初古航海图（69篇），则是与以明《郑和航海图》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针路图体系相合的针路图。③清代李兆洛的《历代地理沿革图》、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等历史地图，在古今地理内容表现上，则完全继承了唐贾耽所开创的“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①的“朱墨套印法”。既用计里画方法，又用经纬度法，迭加朱墨套印，进一步增强了历史地图的科学性。
总之，中国古代传统的地图制作方法，在清代的地图作品中，几乎都有继承和发展。
在地理著作体系上，以《汉书·地理志》为代表的正史地理志系统；以唐《元和郡县图志》、元《一统志》为代表的一统志系统；以《水经注》为代表的水道著作体系，以及地方志体系等，都在清代地理著作中有所继承和发展。如清代纂修的《明史》中对《地理志》的保留；清《一统志》的反复修纂；《今水经》、《水道提纲》、《西域水道记》等对《水经注》著作方法的模仿；大量地方志的出现，以及有关方志理论的讨论，都可看作清代地理学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例证。
在地理思想上，中国古代将地理学作为史学的附庸，并用它来直接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如汉代《淮南子·泰族训》中所说：“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因此，中国古代地理学历来重视记述各地基本人文、地理状况。这一基本思想也影响到清代。清代学者强调地理学应“经世致用”，以及清廷对地方志编修的着力倡导，也都与此传统思想有关。
此外，自汉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以政区沿革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传统地理学（《汉书·地理志》以降，至唐杜佑《通典》、宋《资治通鉴》胡三省地理注等），也直接影响着清代地理学者对沿革地理的广泛关注（辑佚、考释、补作等）。
在思想方法上，与西方的重理性、实验，强调严密的逻辑思维，注重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科学观念相反，中国古代大多数地学著作都是重直觉，重经验，忽视对自然科学原理的探讨。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如阮元对西方地球观在中国的传播中出现的不同观点，认为是因为西方学者“强求其所以然”而导致“其法屡变”，无所底止。而大力推崇中国古代学者不求其“所以然”的妙处，他说“良以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故但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并得意洋洋地说：“但言其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之终古无弊哉。”①正是这种因循守旧、不求甚解的思想方法，也阻碍了清代对地理学规律的探索。
总之，作为几千年文明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给于清代地理学的发展方向和思想方法以深刻的影响，是传统地理学在清代保持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3.近代科学地理思潮的冲击
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起，西方地理学即注意地理学的科学性，强调数量方法的应用和自然规律的探索，维持着将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正确方向。15世纪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的进行，西方地理学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如瓦伦纽斯关于地理学的理论；16世纪初达·芬奇（L.DaVinci，1452～1519）关于流水侵蚀学说；1681年英国牧师托马斯·伯内特（T.Burnet约1635～1715）关于地球起源于灾变的学说等，尤其是在地图学方面，更强调不同投影法的应用及经纬度制图传统，使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地理学不仅以了解最新世界知识见长，更因其关于地理学的理论、自然地理规律的探索和地图制作的进步而成为当时世界地理科学的中心。
到16世纪末，西方传教士来中国进行传教时，西方的地理学观点、认识、思想，也随之被介绍到中国，作为一种较之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更具科学意义的地理学体系，一开始就显示了极强的影响力，有力地冲击了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体系。在地理学理论方面，出现了以刘献廷等为代表的学习西方地理学，更新中国传统地理学的议论。此后，齐召南、徐松等在他们的地理著作中，已注意到对各重要地点经纬度数据的记录，这无疑也是对更新地理学的一种实践。
如果说，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西方地理学，对于中国明末清初的学者来说，还只是边远异国的另一种学问的话，那么，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迫使中国打开国门看世界的时候，西方地理学已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自然科学，它对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的变革则更具有影响力。
众所周知，经过地理大发现后数百年的知识积累，到19世纪中叶，经德国两位地理学大师洪堡、李特尔的努力，终于使近代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确立。此后，以德国为中心向其欧洲邻国及其他国家传播、扩散。到19世纪末，英、法、美、俄等重要国家都先后建立了地理学会或相关组织，并于1871年召开了国际地理会议，此后在1875、1881、1889等年接连召开大型国际地理学讨论会，形成了以德国地理学体系为中心的近代地理学蓬勃发展的局面。
与中国文化同属的日本，自19世纪70年代的明治维新后，积极转向学习西方。在地理学上，出现了许多取代传统地理学的西方地理学观念。如第一个留学德国的地理学家小藤文次郎学成归国后，即于1888年左右在东京理科大学开始教授西方近代地理学，此后不久，坪井九马三、山崎直方等亦分别在文科大学、理科大学讲授近代科学地理学。而且，日本亦在此期间，以不同的方式派员参加了第二、三、四届国际地理学讨论会，极大地促进了日本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到19世纪末，日本在近代地理学的认识、发展上，大体上与西方近代地理学达到同步地位。
可以想见，19世纪中叶以后积极倡导“洋务”、“变法”的中国学者，面对这种从西向东普遍兴起的近代地理学，不能不要求对旧的传统地理学进行改革，事实上，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加速了中国传统地理学改革和近代科学地理学的确立。除了中国学者主动翻译、编著广泛出现的各种国外近代地理著作外（如华蘅芳译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等），来自不同国度、地区的学者也向中国输入了近代地理思想方法。19世纪末来到中国的俄国、瑞典、美国、德国等国家的考察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向中国传播了一定的近代地理学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一些学者对地理科学的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如康有为开始对古代传统学问产生疑问，发出了“究复何用”的怀疑，①而且积极的转向各种西方自然科学的学习，其中包括地理的学习。梁启超也由“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的读书人②，而后变成积极的科学探讨者；谭嗣同年轻时曾致力考据、笺注、金石、刻镂等传统学问，“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③这些有识之士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影响下，开始摒弃了以“经学”为正统的观点，发出了要探讨自然科学规律的呼声。如李善兰已将对自然技术科学（“格致”）的“精而通之，神而明之”，视为“最大学问”④。在这种情势下，上自清政府，下及知识界，逐渐普遍地接受了近代地理学思想，并将它列入新的《学堂章程》，终于开始了对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彻底改造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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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库全书》史部卷一百六十九《诏令奏议》。
①《四库全书》史部卷一百六十九《诏令奏议》。
①上海点石斋光绪十三年石印本第57册。
②《乾隆敕谕》。
③《嘉庆敕谕》。
①上海点石斋光绪十三年石印本第57册。
①萧一山：《清代通史》（二），第44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萧一山：《清代通史》（二），第4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①〔日〕海野一隆：“广舆图的反响”，《大阪大学教养部研究集录（人文、社会科学）》，第23辑。
②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第25～28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③章巽：《古航海图考释》，海洋出版社，1980年版。
①〔日〕海野一隆：“广舆图的反响”，《大阪大学教养部研究集录（人文、社会科学）》，第23辑。
①阮元：《续畴人传·序》。
①“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
②《饮冰室文集》之四。
③《谭嗣同全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王韬：《蘅华馆日记》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十月二十二日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