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一）顾炎武及其著作的基本特色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下简称《利病书》）和《肇域志》（附《山东肇域记》），是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未竟之书。
顾炎武初名绛，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早在少年时，他就加入“复社”，与宦官作斗争。清兵南下后，他又参加昆山、嘉定人民的反清武装斗争。昆山城破，其母绝食而亡，顾炎武幸而逃脱。后来，唐王在福建遥授他职方主事，他因道路阻隔，未去赴任。入清以后，顾炎武看到东南的明朝军队不足成大事，且民气柔脆，地势亦不利进取，遂决计北游，想通观形势，阴集豪杰，以图光复。随着时间的推移，胜利的希望愈来愈渺茫，他的斗志却毫不衰减。他秉承母训，坚守民族气节，终身不在清朝为官，以处士终。
顾炎武是清代学术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学问家，他不满晚明年间文坛的腐朽状况，奋力与侈谈理性的习气抗争，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他的思想紧扣时代的脉搏，面对民族危机，他呼吁：“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①。这种以拯救国家、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世产生过很大影响。在治学方面，他学风严谨健实，成就卓著宏富，在经学、音韵学、史学、地理学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梁启超评价顾氏之学说：“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②据《亭林年谱》统计，他一生著述多达38种。在地理著作中，《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气势规模最为宏大。
明朝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各种社会问题日趋严重，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暴发了危机，明王朝的统治犹如大厦将倾，岌岌可危。崇祯年间，顾炎武亲眼见到明王朝东北边防日渐废弛，满洲崛起后，派兵南下，连陷辽东、直隶、山东70余城，深入2000余里，势同摧枯拉朽，锐不可挡；又见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转战东西，犹如暴风骤雨，所向披靡，而明军节节败退，不堪一击，他感到治理国家，兵防不可不严。顾炎武又亲见封建国家国用不足，“三饷”加派及其它苛征暴敛层出不穷，许多百姓冻绥逃亡，被迫起义，又感到赋役必须减轻。他目睹水旱相仍，蝗灾不绝，加以黄河连年决口，濒河州县一片汪洋，百姓家室离失，饿莩载途，他又感到水利不可忽视。这类问题经常盘旋在他的脑际。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顾炎武乡试失败之后，有感于国家多难，读经的儒生拿不出解决的办法，决心不再“以有用之岁月，消磨于场屋之中”，他断然摆脱科举制度的束缚，开始把全部精力用到挽救社会危机的探索中去。
顾炎武针对上述社会问题，努力从书籍中搜集有关兵防、赋役、水利、农业、矿产、交通等方面的资料，准备编写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给治国者参考，并借以寻找明末社会积弊的根源，以及革除这些积弊的途径。由于战争，这部著作没有写成。后来，顾炎武把这部多年收集的资料一分为二，有关地理的部分叫做《肇域志》，有关经济的部分叫做《天下郡国利病书》。
《利病书》自序云：“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乱后多有散佚，亦或增补。而其书本不曾先定义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势、民风与今不尽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稿存之箧中，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云尔。壬寅七月望日。”
《肇域志》自序云：“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年来糊口四方，未遑删订，以成一家之书。叹精力之已衰，惧韦编之莫就，庶后之人有同志者为续而传之，俾区区二十余年之苦心，不终泯没尔”。
这两篇自序，文字不多，却很重要，是研究《利病书》和《肇域志》关系的钥匙。将其参证研究，便可发现：①《利病书》和《肇域志》皆崇祯己卯辑录，编纂年代相同；②二书所录资料，均来源于二十一史及郡县志书；③二书皆未成之书，《利病书》“以初稿存之箧中”，《肇域志》“未遑删订”，性质相同；④编纂《肇域志》和《利病书》的背景和作者寄托的希望也都一样：因“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因而“叹精力之已衰，惧韦编之莫就”，希望“后之君子斟酌去取”，“后之人有同志者为续而传之”。由此可见，这两部巨著，最初本是作者在同一时代背景、同一著作动机下，为编纂同一著作而辑的资料汇编。
这两部书的相互依存关系，有助于断定它们的成书年代。笔者认为，《利病书》和《肇域志》既从同一批资料汇编析出，那么《利病书》辑成之日，亦即《肇域志》编成之时。换言之，这2部书是同时编成的，基本上不分先后。可能在个别地方，作者后来又有增补和调整。辑录资料的起始时间，是崇祯己卯，亦即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如果顾炎武为《利病书》作序的壬寅年，亦即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是二书辑成之年，那么，顾炎武编纂这2部著作一共用了23年时间，与作者自序所云“俾区区二十余年之苦心”的说法基本一致。最近，参加整理《肇域志》的人员，发现稿本中辑有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成书的《延绥镇志》的资料，因此提出成书的年代尚需商榷。笔者认为这类未经删订的资料汇编与一般著作的成书年代不同，一般著作的成书年代当以定稿时间为准，而这类“有得即录”的资料汇编，在基本辑成后，作者可能又作过少量增补，但这不同于著作的定稿。综上所述，将《肇域志》的辑成年代定在康熙初是较为合适的。
《利病书》和《肇域志》二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它们还有许多相同的特点。
（1）原书皆无卷帙之分，今存之书皆非足本。《利病书》“原不分卷”，“原编册数未有次第”（《利病书》涵芬楼昆山图书馆藏稿本影印本编例序言），自清乾隆年间，黄丕烈据原书页面所标省府厘定后，始排定页次。今分为北直、苏松、常镇、江宁、庐州、安庆、凤、宁、徽、淮、徐、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交趾、西南夷、九边四夷诸部分。今存之书，在清乾隆间已“缺第十四本”（《利病书》黄丕烈序）。影印本“山东、河南二省起处各阈数页。”“江西省篇帙独少，与传写本、刻本相对，缺形胜、水利二篇，云南省亦缺形胜一篇，贵州省阙总舆图记、疆域二篇”（《利病书》编印例言四）。可见已非足本。笔者参加《肇域志》整理工作时，所见到的国内数种《肇域志》抄本亦不分卷，今抄本只存南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云南、贵州部分，缺京师（北直隶）、江西、四川、广西诸省，残缺部分较《利病书》更多。
（2）未立体例，编次零乱。二书皆顾炎武“本不曾先定义例”（自序）、“有得即录”（同上）的读书札记，故每篇多自为起讫，编次上十分零乱。例如《利病书》北直隶辽镇形势当与昌镇形胜相接，原编误隔15页。湖广有宫殿名称一篇，当属于承天府者，原编误置全省图经之下（《利病书》编印例言五）。《肇域志》亦然，以陕西省部分为例，府州县重出现象非常普遍。如庆阳府重出3次；泰州、阶州、徽州重出5次；宁远县重出6次；富平、同官2县重出5次，等等①。州县沿革、山川形势等内容先后错见的情况亦常见。如布政使司总论列于州县之下，甲府辖县列入乙府，丙县内容见于丁县之内。又如山川与古迹夹杂，风俗与形势交错，史事与沿革并存于一段之中的情况，也俯拾皆是。
（3）以广征博引为主，考据审订较少，经常兼收并蓄不同的观点和矛盾的史料。因是准备著书的资料，所以作者不厌其烦地摘录资料。例如，为要研究三吴地区水利，《利病书》辑录了宋郏亶的《上言苏州水利》、单锷的《吴中水利书》，以及明代夏元吉、徐献忠、周忱、崔恭、徐贯、金藻、归有光、吕光洵等人的奏折，几乎全部在篇，力求完备。有些不同说法，顾炎武亦兼收并蓄。如《战国策》及《史记索隐》云曾子是费县人，《兖州志》、《嘉祥县志》云曾子是嘉祥县人，《肇域志》均照录不误。旁注又附杂记云：“成化元年山东守臣上言：‘有渔者在玄塞山穴中，得悬棺。其石碣镌曾参之墓’云云”。其后自注：“未知孰是？”方志有明显错误的地方，《肇域志》也全部照抄。如隆庆《淳化县志》卷四云：“晋宁康九年，符坚将姚苌背坚，起兵北地，自立为王，国号秦。秦王殿盖始于此。”按宁康无九年，姚苌起兵称王事应在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隆庆《淳化县志》误，《肇域志》亦未加考订。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
（4）内容分而不清、资料归属不妥的现象时有所见。《利病书》应专记郡国利病，《肇域志》应专述舆地之记，由于分析归类工作比较粗疏，二书分而不净，杂夹在一起的资料不少。因此，《利病书》也夹有山川、城池的资料，《肇域志》也包含食货、兵防、水利的内容。就门类而言，二书不相伯仲，如沿革、山川、城池、古迹、市镇、风俗、赋役、屯垦、水利、漕运、兵防、马政、盐政等内容，能在《利病书》中找到，也见于《肇域志》记载。资料归属不妥现象时有所见。吴荣光读《肇域志》后曾指出：“此书专记地舆形势沿革，每篇之末，间及时事，如漕耗、备倭之类，与《利病书》同义”，说的就是这种情形。甚至还能发现论证同一问题的资料被硬拆开而分置各书的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顾炎武对曾子籍贯的研究，提出问题和罗列不同说法的材料见于《肇域志》，考证的结论见于《山东肇域记》，而大量考证文字都残留在《利病书》内。所以《利病书》和《肇域志》的资料往往能够互相补充，彼此参证，对照阅读，甚有好处。
尽管《利病书》和《肇域志》颇多相同之处，然而它们毕竟是两部内容不同的著作。一般说来，《利病书》偏重于经济，《肇域志》偏重于舆地，它们仍各有自己独特的价值。
作者编纂《利病书》的目的在于论说郡国利病，所辑资料偏重于政治、经济、军事内容。该书在地理著作中别开生面，独具一格，有人称它为经济地理学，也有人称它为“政治地理学”。
论说郡国利病的宗旨何在？张元济对此有一段很好的说明。他认为：此书“无非欲诏示后世，使凡有国有家者知此（指兵防、赋役、水利等与国计民生相关的）数事，推而至于其他”。他还认为，《利病书》要告诉治国者，“莅民之事，得其道则利，失其道则病，利则其民奋，而国随之以兴，病则民悴，而国随之以亡”。“果能晓然于利病之所在，而讲求趋避之方，转贫弱而为富强，康乐和亲之盛，何在不可几及，不然未有不蹈亡明之复辙者也”①。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讲究利病是贯串《利病书》的红线，而在全书之中，兵防、赋税、水利3项，则是顾炎武辑录资料的重点。
有感于兵防的重要性，顾炎武很重视研究各地的兵要地理，他对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等无不详细摘录，对北直隶的4镇2关、山西大同、陕西巩昌、洮、岷之堡寨，江浙、福建、二广的海防，对若干地区的将领委任、武器装备、作战方案等，都有具体记载。
在赋税方面，明末“一条鞭法”遭到破坏的事实，“三饷”加派的弊病和恶果，全国租税最重的江浙地区的农民负担，盐额课征最重的山西解州、四川、南直、浙江等地的税额，江南农村土地分配和赋税征收的管理制度，历代名臣变通赋税征收办法，使百姓安居乐业的政绩，以及与之有关的土田、屯垦、粮额、租税等项目，也是该书辑录的主要内容。
水利方面的资料，以黄、淮、长江诸河的河工，漕运诸河（如运河、胶莱河等）的航运，主要作物产区的农田水利，以及历史上水利专家的治水方略居多。顾氏对三吴地区农田水利特别重视，有关的资料辑录尤多，宋郏亶、单锷的水利作品，以及明代夏元吉、徐献忠、吕光洵等人的奏折，全部在编。
《利病书》的资料，虽有一些摘自于地志，但更多的却辑于实录、邸抄、文集及各种史料，所以与其说《利病书》是地志，倒不如说它是史抄。
《利病书》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资料汇编。首先，它汇总了许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资料，包括一些今已失传的或罕见的碑刻和地方史志资料，为后人研究明史作了搜集资料的准备。梁启超曾高度评价这种工作，他说：“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人，最要紧是先澈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后下判断，能否得真相，全视所凭藉之资料如何。资料从量的方面看，要求丰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确实，所以资料之搜罗和别择，实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①。在这个意义上，顾炎武按地域把各方面的资料汇总起来的功绩是很大的。其次，顾炎武生于明季，经历了明王朝的覆亡，对各种矛盾和社会危机有深切的感受。他又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问题作过认真考察，他的主张和见解，皆“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③，这些也都给后人研究明史以启发。
《肇域志》是明代地理总志，包含沿革、形势、城郭、山川、道路、驿递、街市、坊宅、兵防、风俗、寺观、水利、陵墓、郊庙等项内容。有的府州后，还附有长篇食货或职官的资料。顾炎武很注重文献资料的考证和实地调查，他“尝以一骡二马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士民，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④。为了编纂《肇域志》，他“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①。他还考察山川，访问风俗，进行实地调查。其“所考山川、都邑、城郭、宫室，皆出自实践”②，所以《肇域志》也是一部很有价值和特色的著作。表现在：
第一，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最为珍贵的是已经失传的明方志资料，如明《泰宁志》已佚，但《肇域志》辑录了该志“吏役”、“户口”、“贡赋”、“军政”、“民兵”、“徭役”、“邮置”、“匠役”等内容7000余字。又如《肇域志》保存了《嘉靖淮扬志》刘健《高邮州新开康济河记》全文，今本《嘉靖淮扬志》卷三十五所载原文已佚，也靠《肇域志》得窥全豹。《肇域志》还引用了许多稀有的地方史志，如应天府先后引用了唐许嵩《建康实录》、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类编》、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元张铉《金陵新志》、明洪武《京城图志》、明陈沂《南畿志》、《金陵古今图考》、程嗣功《应天府志》、顾起元《客座赘语》、周晖《金陵琐事》等书，史料价值也很高。此外，《肇域志》还摘引了许多罕见的专书专志资料，如《泉河史》是记载山东运河附近各派泉眼分布、疏导和管理的专书，《肇域志》辑录原文达1.8万多字；又如《吕梁洪志》是记载徐州地区黄河变迁和航道工程的专志，传本极少，《肇域志》也有大段摘引。
第二，许多内容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经世致用是顾炎武一贯的指导思想，《肇域志》也很重视辑录这类资料。例如嘉靖以后，北方边患和东南倭寇威胁着明王朝的安全，顾炎武对“九边”都司卫所和关镇堡寨的建置格外留意，对浙闽沿海地区的岛屿、水寨、民城和哨守的安全也非常关切，辑录的资料非常详细。又如苏、松、杭、嘉、湖地区是明王朝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一地区沙洲海涂的开发和农田水利的兴修，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封建国家的税收，它们在《肇域志》中所占的篇幅也较多。顾炎武还辑录了《明实录》和许多文集中的资料，以备综合研究之用，这些资料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
第三，收编了大量的地名。除内容而外，地名的多少是衡量地志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志。《肇域志》不但记载了各省府州县著名的山川古迹，而且收录了许多小山、支水、盐场、坑冶、镇市、渡口、巡检司和税课司所在的小地名。其数量之多，不但远远超过《寰宇通志》、《明一统志》，而且南京（江南）、陕西、山东等省还多于《读史方舆纪要》。在个别地区，《肇域志》记载的地名比有关专志还多，如《九边考》、《九边图说》是专载明代长城沿线关堡和防务的专书，有些地区所收的地名却不如《肇域志》齐全。过去，有的学者认为《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辑录的小地名很多，经比较，亦有部分地区不如《肇域志》。
第四，可据以校勘其它古籍。《肇域志》取材丰富，引证宏博，从《禹贡》、《山海经》、《尔雅》到《水经》、《皇览》、《地理志》；从《元和志》、《寰宇记》到《明一统志》和各地方志；从官修实录到民间碑刻，皆有辑录。这些资料和顾炎武所作的考证，可供校勘古籍参考，例如《广志绎》是专述明代地理的史料笔记，今本《广志绎》的《方舆崖略》部分已有脱漏，不如《肇域志》所辑的内容完整，可据其校补；又如顾炎武在摘引《齐乘》时，校出原书讹误数十条，亦可据以订正《齐乘》。
以上所举数端，足以证明《肇域志》是中国历史地理古籍中的珍品，是一部有待学者去采掘的资料宝库。
（二）《山东肇域记》
《山东肇域记》又名《有明肇域记》，或《肇域记》。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顾炎武旅居山东济南修志馆时所撰。顾炎武《肇域记序》云：“刘昭承班固之书，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以后汉二百年之志而春秋之事备焉。愚今略仿其意，以有明一代郡邑、藩封、官守为一书，而参以六经二十一史之故，上接元史，讫于崇祯。俾后之人，既以知今，亦可验古。但唐宋地志久亡，近时之书，大半多齐东野语，且不能尽得。余老矣，日不暇给，先成此数卷为例，以待后之人云。书名有明肇域志”。
顾炎武选择《肇域志》的山东部分，将其删定为《山东肇域记》，不是偶然的。他在山东作过长期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对齐鲁地区的地理情况十分熟悉。此前，他撰有《山东考古录》一书，该书名曰考古，实言地理，“最为精赅”①，另有许多地理考证收集在《谲觚十事》、《日知录》和《亭林文集》中。顾炎武撰著《山东肇域记》时，吸收了以前的研究成果，该书实际上是他研究山东地理集大成的著作。
明山东布政使司有南北2部，南部相当今山东省；北部辽东都司相当今辽宁省大部、吉林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隅一部。今存《山东肇域记》仅载山东布政使司南部府州县，夏文焘怀疑它不是足本①，但《山东肇域记》6卷与顾炎武所云“先成此数卷为例”合，与顾炎武外甥徐秉义《培林堂书目》所云“一册”合，与道光间陈揆《稽瑞楼书目》、咸丰间韩应陆《读有用书斋书目》所云卷数同，似可断定《山东肇域记》仅此6卷，今所存者乃是足本。
《山东肇域记》的主要特点是：
（1）立论严谨。《山东肇域记》的论点与论据，经过作者严密思考和反复推敲，与兼收并蓄、不加考辨的《肇域志》大不相同。例如：《肇域志》费县曾子墓下，引《战国策》及《史记索引》，证曾子为费人；又于嘉祥县曾子墓下，引《兖州志》、《嘉祥县志》，证曾子为嘉祥人（已如上述）。《山东肇域记》载曾子墓则完全不同，嘉祥县下已删除了曾子墓的全部内容，而于费县下引《孟子》、《战国策》、《史记》、《后汉书》为证，辨曾子为费人，并在其后曰：“曾子费人无疑，而嘉祥之武城谬矣”③。又如《肇域志》引《莱芜县志》注牟国，云“牟城在县东二十里”。修《山东肇域记》时，顾炎武已纠正了《莱芜县志》“多未分析”的含混注释，改用《山东考古录》“春秋以牟名国与地者有三”的说法，将三牟（牟娄、根牟、牟山）分注于诸城、莱芜、安丘县下④。
顾炎武很重视收集原始资料。《肇域志》辑录的资料虽已十分丰富，但修撰《山东肇域记》时又有增补。例如：《肇域志》载长城，仅援引《竹书纪年》、《齐记》、《括地志》为证。《山东肇域记》成书时，又新增了《管子·轻重》、《史记·六国年表》、《史记·苏秦传》3条资料，使论据更为坚实有力，内容更为丰满。
《山东肇域记》引用的资料，皆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筛选。顾氏认为：“凡考地理，当以《水经》、《皇览》、《郡国志》等书为据。”①《山东肇域记》援引史料，以经典和正史为主，很少使用方志资料。《山东肇域记》引书80余种，引文700余条。其中出自《尚书》、《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及先秦诸子者，共280余条（内《春秋》、《左传》近200条）；出自《史记》、《汉书》等二十一史者，共300余条（内前四史约200余条）；《水经》、《水经注》80余条；各类典章制度，政书、总志、方志、碑刻、文集、游记60余条。而其中元、明方志则不满20条。即使引用方志，也证之于正史，例如《肇域志》在恩县下，引《旧志》释“四女树”得名，未详始末，《山东肇域记》则另引《旧唐书》为据，叙明其原委。充分地占有资料和科学地鉴别资料，正是顾炎武立论严谨的前提和保证。
改动《肇域志》之处，《山东肇域记》皆有考证。有些条目下未附考证，并不是作者的武断和疏忽，而是别有专论，故于书中省略的缘故。例如：辨潍水和考徐州见于《日知录》；辨孟尝君封邑和考泰山无字碑见于《谲觚十事》；考画邑和辨“淄川非薜”见于《山东考古录》；辨《集解》“二向为一地”和“凡伯之楚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丘”见于《左传杜注补正》。
（2）考辨精详。顾炎武很重视考证史料，从不“信古注而拂事理”60000481_0028_0①，拜倒在古人脚下。例如：《春秋》杜预注、《史记》刘昭注、《通典》皆云，莱人兵劫鲁侯之夹谷，“在赣榆县西五十里”。顾炎武经过考证，认为赣榆距齐、鲁之都各五六百里，莱人径入鲁境如此之远，兵劫鲁侯，有乖史实。而《一统志》言夹谷在“莱芜县南三十里”，该地正当齐、鲁边界，鲁侯在边境被擒，颇合事理，与《水经注》记载亦合，殊为可信。于是，他便摒弃古注，采用新说③。又如：《魏书·地形志》、《旧唐书·姜抚传》：“劳山”误作“牢山”，《太平寰宇记》误作“劳盛山”；《史记·秦始皇本纪》：“成山”误作“荣成山”，千余年来，无人匡谬。顾炎武在《山东肇域记》中，一一考辨订正，指出唐人“未曾详考”，“遂使劳山并盛之名，成山冒荣之号。”
经过考证，顾炎武发现和纠正了经、史及地志的许多错误。例如：于钦将《汉志》济南郡之邹平县和台县，误断为邹县和平台县；又不知《晋志》有阙文，误引《晋志》为证，以为汉济南郡有邹县，而邹平县为后汉所改。顾炎武考证后，作了改正。
顾炎武考证地理的重要方法之一，是进行野外调查。例如他曾多次到即墨劳山和临淄田氏四王冢考察，《亭林文集》卷三《劳山图志序》和卷五《齐四王冢记》，记载了他考察和调查的详细经过。野外调查使顾炎武跳出了书斋考证的窠臼，得到很多收获，这是《山东肇域记》能够超越旧志的重要原因。
（3）在运用史料和编撰体例方面有许多独到之处。夏文焘对《山东肇域记》运用史料的独到之处有一简单介绍，现转引如下：
济南府历城县之解华不注；淄川县之不载孟尝君封邑而于滕县载之；长清县之考灵岩寺；泰安州高里山辨“蒿里”之误；肃然山不用服虔在梁父、《酉阳杂俎》长白山之说，而一以《史记·封禅书》、《魏书·崔光传》为据；莱芜县夹谷引《水经注》“夹谷之会即此地”，而辨杜元凯东海祝其之说为太远；兖州府曲阜县引《鲁世家》“筑矛阙门”以证阙里；引司马彪《庄子注》以证杏坛为不可知其地；滕县灵丘城辨《赵世家·正义》今蔚州县之误；宁阳县洸水引《晋书·荀羡传》以辨商辂《堽城闸记》“至元二十六年，始筑坝障汶水南流，由洸河注济宁”之误；金乡县东缗城辨非陈留之东缗；城武县楚丘亭辨其非卫文公所迁之楚丘；东河县治本汉东郡之毂城县，辨其为春秋之毂而非小毂，曹县景山辨其非“景山与京之景山”；沂城向城言春秋之向，现杜注分为二而其实一向；宣四年注以丞县之向远为疑，而隐二年注以为龙亢之向城，不知其更远；费县言曾子居之武城，而以嘉祥之武城为谬；又引《史记·田完世家》以证南城之即南武城，引程大昌《澹台祠友教堂记》以证子羽亦南武城人；青州府诸城县载齐之长城；辨潍水《汉地理志》“淮”、“惟”、“维”三见之为异文；登州府胶州洋河引《通鉴》刘怀珍遣王广之袭不其城事，而不沿胡三省注即巨洋水之讹。
又地名之同而异者，莱芜县牟城引《春秋》桓十五年及僖五年《传》；安丘县之牟山故城则云隋置牟山县；诸城县之娄乡城则引隐四年“莒人伐杞取牟”为证。旧书所未分析而是书逐一剖别之，凡此皆先生平日读书有得，发前人之所未发者。①
《山东肇域记》在体裁方面也有革新。论门类，它只叙郡邑、藩封、官守、山川、古迹，不收食货、风俗、职官、艺文、灾异；叙沿革，“上接《元史》，迄于崇祯”，以有明一代为断；考古迹，重在注释今地和阐述现状，一开卷就新人耳目。这些体例是顾炎武为后人续纂《肇域记》制定的准则，也是他为改革方志所作的尝试。
从《肇域志》山东节本到《山东肇域记》成书，不仅有“量”的变化，更主要是“质”的飞跃。前代学者早已注意到它的学术价值，黄丕烈将《山东肇域记》与《明一统志》比较，“稍检数条，已知此善于彼”②。清嘉庆年间重修《一统志》，馆臣们曾多次引用《山东肇域记》。
顾炎武一生著述甚丰，但同时留下资料长编与已定文稿的著作却绝无仅有，因此《肇域志》山东部分和《山东肇域记》，又是我们研究顾炎武学术思想极其难得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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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文集》之七十五。
①郑宝恒、王天良：“《肇域志》陕西部分的几个问题”，《历史地理》第6辑。
①《天下郡国利病书·张元济跋》。
①《天下郡国利病书·张元济跋》。
③同上。
④《历代宅京记·阮元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①《肇域志·自序》。
②《历代宅京记·阮元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①《续山东考古录·杜受田序》。
①《续山东考古录·杜受田序》。
③《山东肇域记》卷二。
④《山东肇域记》卷一、四。
①顾炎武：《谲觚十事》。
①顾炎武：《谲觚十事》。
③《山东肇域记》卷二。
①《山东肇域记·夏文焘序》。
②《山东肇域记·黄丕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