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嘉庆重修一统志》
(一)编修经过
清代编修《一统志》共有3次。早在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奏云:“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宜汇集成帙,名曰《通志》,诚一代之文献,然迄今各省尚未编修,甚属缺典,何以襄我皇上兴隆盛治乎?除河南、陕西已经前抚臣贾汉复纂修进呈外,请敕下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成书,发总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①康熙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各省施行,编纂地方志书。然因“三藩之乱”,兵事未停,迁延未就。平定三藩之后,各省又续修地方志书,为《一统志》准备资料。
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清政府又下令编纂《一统志》,“以昭大一统之盛”。60000481_0035_1②该志分为:分野、部辖、图经、建置沿革、城池、形势、里至、议论、设官、户口、田赋、风俗、山川、古迹、旧都宫阙、考订、陵墓祠庙、关隘、桥梁、土产、人物、仙释诸门类。③兹因规模宏大,卷帙浩繁,“久而未成”。④雍正即位后,又重加编纂,历时10余年,至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告竣。全书342卷。这次编修,名为勒德洪、弘昼、蒋廷锡负责,实际由陈廷敬、徐乾学领其事,顾祖禹、阎若璩、齐召南等著名地理学家参修。
乾隆前期,清廷平定准噶尔部、回部及大小金川战役获得胜利,西南土司又相继归附,版图进一步扩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与发展;内地各省户口蕃衍,田赋日增,人官物土之盛远非昔日可比。与此同时,新置的厅、监不断增加,府州县时有并改,政区变化较大,成书于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的《一统志》内容陈旧,已经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此外,该志本身“记载、体例、征引详略亦多未协”,其它考稽失实等问题也在所难免,①于是决定重修《一统志》。当时乾隆帝在位,他对馆臣说:“前此修志之书,必待移取各省通志而后从事,以致旷日持久,艰于集书。此次特就已成之书酌加厘核,即新疆幅员辽阔,而一切事实又有《西域图志》及《同文志》诸书为之蓝本,馆臣采撮排撰,实为事半功倍。”②他又晓喻馆臣“随缮随进”,由他审定。二修始于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成于四十九年。由领侍卫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和珅主持。全书424卷,加子卷500卷。这次续修突出了乾隆帝的文治武功,但与修的馆臣为让乾隆帝生前看到续修的《一统志》,编纂工作匆忙粗疏,有的门类“未曾析载”,有的内容“悉仍前志”;①“考稽失实”,“挂漏冗复”②的现象依然存在。龚自珍任校对官时,指出二修的主要问题有18处,枝节问题尚且不论。③
嘉庆年间,方略馆再次奏请重修《一统志》。三修工作由穆彰阿、李佐贤、泮锡恩、廖鸿荃、龚自珍等主持,历时34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完成。这次重修始于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所辑资料又以嘉庆二十五年为断,故名《嘉庆重修一统志》。
这次重修,根据各省各地区提供的资料,并《八旗通志》、《日下旧闻考》、《热河志》、《盛京通志》、《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同文志》、《西域图志》、《平定金川方略》、《天下舆地全图》等书,旁搜博采,对续修的《一统志》作了较大的改动。
(1)增补门类。三修以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为断,增补了四方面内容:①新建或新葺的城池、学校、海岳江河神庙、河工海塘事宜、陵墓、寺观等;②各府州县入学人数,除规定的旧额外,补充了增减后的实际名额;③乾隆年间和嘉庆二十五年以前的西南土司承袭裁汰事项;④增加“税课”门,补载盐课和关税。就地区而论,增补的情况很不平衡。一般说来,内地各省增加甚微,边疆地区增加明显。例如乌里雅苏台统部自设将军、参赞统辖唐努乌梁海、科布多和喀尔喀四部后,其具体内容,旧志未经晰载,三修增加了“晷度”、“山川”、“卡伦”、“台站”门,新疆统部增加了“台站”、“营塘”、“卡伦”、“属境”门;蒙古统部增加了“旗分”、“封爵”、“属部”、“驿站”门;盛京统部增加了“关邮”、“城堡”诸门。由于增补了门类,充实了内容,全书总卷数从一修的356卷和二修的500卷,上升到560卷。
(2)完善体例。一修、二修的体例未协之处,三修时进一步加以完善。例如:一修、二修的《沿革表》,根据政区沿革的实际情况立标目,元明以前多不相同,三修则予以划一(见表6)。改用统一标目后,统一王朝的疆域政区一目了然,颇便于比较各级政区的相互关系和置废情况,将分裂时期错综复杂的内容移入“建置沿革”叙述后,又改变了《沿革表》标目杂乱、排列不齐的状况。又如:一修和二修将清初诸王、八旗大臣与顺天府“名宦”排列在一起,眉目不分,三修规定:“诸王及八旗大臣等,事迹已详《八旗通志》者,兹不重载,其八旗大臣中,有职任封疆、政绩懋著者,仍载入各省‘名宦’中。”又规定:“名宦凡统辖全省及辖数府者载入统部,知府以下暨武职等官专管一郡一邑者,分载各府部,间有一人而各省俱载者,止就本省本任政绩记录,不牵叙别省别任之事,以清眉目。至‘名宦’、‘人物’二门,有一人而彼此互见者,‘名宦’撮举政绩,‘人物’历序生平,自不重复。”①又如二修载山川,以四止四隅为序,先叙东西南北,再叙东南、西南、西北、东北,经常混淆,三修恢复一修旧例,仍以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为序,使其地势相连,条理分明。较之一修和二修,三修体例更规范更科学了。
(3)详今略古。《一统志》卷帙繁浩,类目众多。建置、沿革、山川、形势、关隘、古迹、名宦、人物、土产等应如何撰写?通志馆旧藏诸本中,“徐本太繁,韩本太简”,应如何取舍?总裁及通志馆经过反复讨论,馆臣杨椿云:“椿往在明史馆,见徐公所撰《地理志》,建置沿革亦繁。请于总裁朱公曰:‘《志》为《明史》之志,宜纪明一代之事,宋元前可不必。’朱公深以为然”。①他强调:“今《一统志》虽与史志不同,然奉敕为本朝作则。前代事见于古书者,仿《元和郡县图志》,仅书其大概。关于本朝者,内则稽之《实录》、《起居注》、《方略》、《会典》部院八旗档案,外考之史册,及府州县所咨送,下逮名人文集传记”②。在处理建置、沿革、山川等史料时,总裁亦采纳了杨椿的这一指导思想,如“山川志其现在,古名不可考者,不必过为探索。”“形方地势,今古或殊,关隘险塞,止纪大者。”“前代战攻屯守,毋容述之过多。佐贰分防及巡检所辖,皆今之要地,宁详毋略。”“古迹类多附会,惟实有其地者量录”。③成书后《一统志》基本达到了“详而不冗,简而不漏”的要求。
(4)正讹补脱。一修、二修未作辨析的错误,三修发现后皆作考辨。例如宁国府陵阳山,《隋志》、《元和志》、《寰宇记》、《九域志》载于泾县;《舆地纪胜》既载于泾县,又载于太平县,说法不一。据考,陵阳山本在隋泾县境内,《隋志》所载不误。唐天宝中,析泾县地置太平县,陵阳山遂入太平县境。《元和志》、《寰宇记》未考唐天宝中县之分析,照抄《隋志》,因以致误;《舆地纪胜》不作考订,两地并载亦误。三修时,则改载于太平县下。又如《寰宇记》云:秦驻山(又名秦柱山、秦望山)在昆山县东南三十里。《嘉庆志》引《图经》辨之,改为在浙江海盐县东南三十里。再如:清丹阳县治(即今江苏丹阳)本秦之曲阿、三国吴之云阳,至唐始改为丹阳,汉丹阳郡治宛陵,即清之宁国府(即今安徽宣城);其所领之凡阳县,即清太平府当涂县(即今安徽当涂)境;晋以后,丹阳郡治建康,即清江宁府(即今江苏南京市),三者并非一地,皆不治于清丹阳县。旧志将其混为一谈,三修作了分析,并指出其误。一修、二修脱漏之处,三修也作了增补。如瑷辉将军萨布素是黑龙江名将,康熙年间曾率兵击退俄军,收复雅克萨城,一修、二修皆未载,三修始收入黑龙江“名宦”。
经过第三次修订,《嘉庆志》的质量明显超出前两部清《一统志》之上。张元济说:“居今日而治舆地之学,欲求一官本且后出而可信者,宜莫如此书。”①所以《嘉庆志》问世后,很快就取代了前两部清《一统志》。
(二)内容特色
《嘉庆志》以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版图为据,首叙京师,次叙直隶、盛京、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新疆、乌里雅苏台、蒙古22统部以及青海、西藏等地区。最后附“外域朝贡诸国”。各统部先有总图、总表、总叙(内地统部各省“分野”、“建置沿革”、“形势”、“文职官”、“武职官”、“税课”、“户口”、“田赋”、“名宦”;边疆各统部增叙“属部”、“旗分”、“封爵”、“驿站”、“山川”、“土产”不一),再以府、直隶厅、州分卷,各有图、表,分叙“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二十五目(边疆各统部之属部略异,又有“属境”、“晷度”、“关邮”、“台站”、“营塘”、“卡伦”等不一;亦有属部无图者),州县之内皆在其中(蒙古各藩部辖旗亦同)。京师及兴京所在的盛京统部另有“坛庙”、“宫殿”、“行宫”、“苑囿”、“官署”等项,与其它地区略有区别。青海、西藏不称统部,无总图、总表、总叙诸项内容,直接记述各部的情况。
《嘉庆志》内容十分丰富,除侧重叙述疆域政区和建置沿革外,还包含着许多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材料。
在人文地理方面,《嘉庆志》记载了城池、风俗、学校、古迹、户口、田赋、土产、关隘、津梁、堤堰、陵墓、寺观、驿站等项内容,每项下又分为若干细目,如“古迹”一项载有故城、里、乡、村、垒、亭、台、楼、阁、馆、坛、街巷、园、苑、宫、圃、殿、堂、宅、碑、废卫、废所、废路、旧地等;“关隘”一项载有巡司、关、镇、市、所、口、站等;“田赋”项载有田地数、地丁正杂银、屯田丁粮银等。有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例如:蒙古统部奉天府、锦州府、吉林、黑龙江的“驿站”,牧厂“古迹”所载的明初旧驿,伊犁、库尔喀喇乌苏、塔尔巴哈尔、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哈密、吐鲁番、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喀尔、叶尔羌、和田、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的“卡伦”和“台站”(其中塔尔巴哈尔、吐鲁番、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库伦六地无“台站”),库尔喀喇乌苏、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哈密的“营塘”,穿越喀尔拜瀚海的“度漠驿站”,都是很珍贵的资料。又如《嘉庆志》统计的户口数较为完备,有的不仅可用于研究人口分布和人口密度,还可用于研究人口构成和人口迁移。卷五一七载伊犁地区有“驻防满州兵六千五百七十四名,锡伯兵一千十八名,索伦达呼尔兵一千十八名,察哈尔兵一千八百三十七名,绿旗兵三千九十八名,厄鲁尔特上三旗一千二百四十二名,下五旗二千四百八名。回户六千四百六户,二万三百五十六名口,民户七十一户,二百九名口。遣犯为民,五百三十名口”。这无疑是研究伊犁地区人口地理难得的资料。再如:“建置沿革”、“关隘”、“古迹”诸项中还保存了许多重要的碑文,卷五四七的“唐碑”记载了长庆初年唐与吐蕃会盟碑的全文;卷七一记载了康熙年间雅克萨战后在吉尔巴齐河口东岸建立《黑龙江分界石碑》的情况;卷五四五的《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文》记载了康熙帝亲征克鲁伦河,击败噶尔丹部、平定漠北的经过;卷五二七保存了乾隆《平定回部勒铭叶尔奇木碑》全文等等。这些文字和文物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此外,《嘉庆志》记载的手工业、农产品、田赋数、税课数、风俗、市镇、府州县学、书院等,也是研究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参考资料。
在自然地理方面,《嘉庆志》记载了各地区的地形大势,包括:山、岭、冈、峪、坡、石、嶂、洞、洲、滩、岛、屿、礁、矶、江、湖、河、海、荡、溪、漳浦、港、湾、沟、渎、潭、泾、池、塘、泊、泉、井,以及沙漠、矿藏、气候和土壤等。其中,关于各地水体的记载尤为系统全面,它述及的水体之多,范围之广,是任何水利专书和地志无法比拟的。清代水利专书虽多,但论述的对象多为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等影响较大或为害较深的河流;有关农田水利的专书,则集中于太湖流域、畿辅地区等少数区域,大部分地区则付之阙如,若对清中叶全国水体分布情况进行普查,则舍《嘉庆志》之资料而莫属。《嘉庆志》记述水道又详于沿革和变迁,无论研究运河沿线的闸、坝、井、泉,濒海府州的海塘堤堰,还是探索关中地区的水利遗迹,调查洪泽湖和鉴湖等地的水陆沧桑,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又如关于各地温泉的特点和疗效的记载,可为今后开发和利用水热资源服务;关于各地矿藏的某些记载,还可供研究矿石的金属成分和推算矿区总储量参考。
《嘉庆志》是旧时代的总志,总的说来,人文地理(尤其是沿革地理)的资料居多,自然地理内容所占的比重并不大。
元明清3代皆撰有《一统志》,《元一统志》已佚,仅有残本、辑本传世。保存较完整的是《明一统志》和《清一统志》。若以《嘉庆志》与《明一统志》比较,其具有下列优点:
(1)在取材时间断限方面。明王朝以永乐年间的疆域最为辽阔,宣德以来,由于东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日益强大,以及明王朝内部的种种原因,明统治者对东北地区都司、卫、所的控制日益松弛,后来遂弃大宁、开平,失滦河、龙冈之险,明王朝实际控制的地区大体上限于辽东都司境内。《明一统志》修于天顺年间,所载的疆域已非明朝全盛时期版图,永乐年间设置的奴儿干都司及其下属卫所已经全部失载。而嘉庆年间是清代版图最为辽阔、疆域最为稳定的时期,《嘉庆志》以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的版籍为准,记载了全国各级政区,包罗了清王朝全盛时期的统辖范围,保存了许多研究清代边疆地理的资料。就2志取材的时间断限而言,《嘉庆志》较《明一统志》为优。
(2)在记述沿革方面。《明一统志》有关沿革的内容,仅见于“建置沿革”,而且十分简略;“古迹”中也罕有论及沿革之处。《嘉庆志》记述沿革,一见于“沿革表”,二见于“建置沿革”,三见于“古迹”,不但内容翔实,而且各有侧重,可以相互参证。例如《明一统志》卷十六池州府石埭县“建置沿革”云:“本汉陵阳、石城、泽三县,地属丹阳郡。三国吴置石埭场,梁因置石埭县。以有两石横亘溪上如埭,故名。隋省入南陵,唐复置,宋、元仍旧,本朝因之。”全文仅近60字,所云甚为简略。《嘉庆志》卷一二○载池州府石埭县沿革,共有三处:一见于“沿革表”:“三国吴为石埭场。南朝梁大同二年(公元536年),置石埭县。隋废。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复置,属池州。宋因之。元属池州路。明属池州府。本朝因之。”二见于“建置沿革”:“汉置陵阳县,属丹阳郡,后汉因之。晋初改属宽城郡。咸康四年(公元338年),改曰广阳。宋、齐以后,因之。隋平陈,废入泾县。唐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割秋浦、青阳、泾三县地,置石埭县,属池州。五代、宋因之。元属池州路。明属池州州府。本朝因之。”三见于“古迹”:“石埭故城,在今县西。《元和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洪州都督李勉奏割秋浦、青阳、泾三县,于吴所置陵阳城南五里置县。’《寰宇记》:‘吴封韩当为石城侯,遂置石埭场。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废入宣城。梁大同二年(公元536年)置石埭县。隋平陈,并入南陵。唐永泰初复置。’《县志》:石埭故址,在县西有五十里,今名七里街。宋桂大受《水晶宫记》曰:‘理宗宝庆初,始作新邑于此,以四门皆山,不立城郭,因掘珠岭为东门,南山为南门,处岭为西门,硠■路为北门。后六年迁他所,盖还旧治也’”。两相对照,《嘉庆志》的记载详备得多。
(3)在类目和内容方面。《明一统志》各布政使司下分21类(京师、中都、南京增加“城池”、“坛庙”、“山陵”、“苑囿”、“公署”,多少不一),《嘉庆志》则分25类,较《明一统志》多“疆域”、“分野”、“城池”、“户口”、“田赋”、“税课”、“堤堰”、“关隘”、“津梁”7类,缺“郡名”、“书院”、“封藩”、“关梁”4类。在《嘉庆志》所缺4类中,“郡名”已并入“建置沿革”,“书院”已并入“学校”,“藩封”已并入“人物”(边疆地区另有“封爵”),而“关梁”则已分为“关隘”和“津梁”2类。实际上类目并未减少,内容反而有所增加,例如《明一统志》“关梁”只记关隘和津梁,而《嘉庆志》“关隘”又载巡司、驿站(少数边疆地区单独立目)、镇、卫、所、营、河泊所等,“津梁”下载桥、津、渡等。《嘉庆志》总叙和其它各类的内容也较《明一统志》丰富。
(4)在表述地理内容的形式方面。与《明一统志》相比,《嘉庆志》更重视利用地图和沿革表。《明一统志》只有卷首一幅简图,各布政使司及府州皆无地图。《嘉庆志》卷首有《皇舆全图》一幅,各省统部和府州卷首又绘有分图,表示各级政区的地理方位。这些地图“分则粲若列眉,聚则合如连壁。”极便观览。《明一统志》无表,《嘉庆志》则利用“沿革表”表示自秦迄清的各级政区的废置并迁,查阅十分方便。《嘉庆志》的图、表,再加上“建置沿革”部分的文字,可谓集图、表、志的优点于一书,其立意和构思皆在《明一统志》之上。
另外,《嘉庆志》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编纂的最后一部总志,距今不到200年。近200年来,政区变革虽多,但县级政区相对较为稳定,内地各省的变化也不是很大。在通常情况下,利用《嘉庆志》查考历代建置沿革和确定古地物方位最为方便,因此它历来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由于卷帙繁浩,与修人数众多而水平不一,《嘉庆志》也有一些错误或不妥之处。在边疆地区,政区和山川的记载较为疏略,例如清朝于沿边地区设有多处牧厂,据《蒙古游牧记》、《东三省政略》等书考证,养息牧厂东北至科尔沁左翼前旗仅35里,《嘉庆志》却云110里;西与西北至西勒库图伦界110里,《嘉庆志》却谓150里,养息牧场的面积显然被夸大;又如清代混同江应指黑龙江干流下游,而《嘉庆志》则将整条黑龙江和松花江并释为混同江,概念含混。《嘉庆志》记述的地理内容间有脱漏之处,如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至十二年清政府先后设置了张家口、多伦诺尔、独石口3厅,管辖长城口内外部分旗民,《嘉庆志》表疏漏而未列。也有不够精当之处,例如据史籍记载和今人考证,汉华容故城在今湖北潜江县西南,《嘉庆志》却云在监利县西北;汉云杜故城即今湖北京山县治,《嘉庆志》却云在沔阳。又如秦柱山(即今浙江海盐县东南秦山)并非苏州、松江、嘉兴3府的界山,却在《嘉庆志》中重出3次,一见于苏州府,二见于松江府,三见于嘉兴府(载于苏州、松江2府者误),此皆疏忽不慎之处。此外,《嘉庆志》将派出使者来华的朝鲜、日本、法兰西等诸国,统称为“朝贡诸国”,作为末志列于最后的卷文中,自以天朝大国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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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熙莱阳县志》卷首《奉上修志敕文》引礼部咨文。
②乾隆四十九年《清一统志》卷首《御制大清一统志序》。
③《憺园文集》卷三五徐乾学《大清一统志》凡例。
④乾隆四十九年《清一统志》卷首《御制大清一统志序》。
①《康熙莱阳县志》卷首《奉上修志敕文》引礼部咨文。
②乾隆四十九年《清一统志》卷首《御制大清一统志序》。
①《嘉庆志》凡例。
②乾隆四十九年《清一统志》卷首上谕。
③《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
①《嘉庆志》凡例。
①杨椿:《上〈一统志〉馆总裁书》。
②同上。
③同上。
①《嘉庆一统志·张元济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