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随着郑州西山古城的发掘以及长江中游地带城址聚落研究的日益深入，中国史前城址的年代有不断提前的趋向，但是，城址于龙山时代在中国南北蔚成大观，仍然是不可更移的事实，据不完全统计，除长城地带以外，目前仅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阶段的城址已逾30余座。特别是山东1、四川近来集中发现的两批城址，暗示着更多的史前城址还等待着考古工作者以新的思路和工作方法去揭示它们。
新材料的发现，只能促使我们不断对史前城址所凝聚的社会和文化诸意义作更深入、更精切的思考。本人先前曾撰《中国史前城址略论》2，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近读田广金先生《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及相关问题》3，接触到若干以前知之不确的新材料，认识又有深化，特草此小文，一则作为前文的补充，一则就教与方家同仁。
田先生及其同事多年来在内蒙古地区的考察、发掘和研究，不但非常深入地推进了对史前城址诸问题的探讨，极大地丰富了史前城址的研究方法、视角等，更丰富了史前城址的数量，比如在内蒙古中南部，可以确认的早期石城遗址就有岱海石城遗址群、大青山南麓石城遗址群、准格尔与清水河之间南下黄河两岸的石城遗址群等共计十余座；而在内蒙古东南部，随着工作的不断展开，在徐光冀先生原来公布的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数十座石城的基础上4，目前了解的石城聚落已达一百余处（若无其他注释，本文资料均采自上引田先生之文）。
无论是位于内蒙古的中南部还是东南部，这些石城在分布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近于历史时期长城的分布地带，这一点，田先生在论文的标题中已经非常突出地加以强调。在《中国史前城址略论》中，我初步探讨了中国史前城址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城址普遍具有的守土卫族的功能及大致沿当时文化类型与环境的交接带分布的特点，看来如此的推测在北方长城地带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这一地带不但在龙山时代和早期国家时期是诸多文化类型相混杂的地区，而长城作为历代中原王朝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同时自然也应是农耕与游牧经济及各自所适应的不同环境的交接地带。这些史前期石城遗址的年代，使我们有理由认为长城地带在气候与文化分野方面的敏感性和界碑作用，在全新世中期气温开始波动时就已经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了。这些城址分布的第二个特点是聚群性。比如在岱海聚落群中，从西南向东北，西白玉—老虎山—板城—园子沟（无城墙）—大庙坡一字摆开，间距大致在5公里左右。在大青山南麓聚落群中，从东往西阿善—西园—沙木佳—黑麻板—威俊串成一线，间距也大致在5公里左右。前者位于蛮汗山南麓朝阳避风的坡地上，向南面对岱海及与岱海相连的开阔盆地；后者皆分布在大青山南麓的台地上，南临土默川，隔川与黄河相望。由此及前述的沿长城地带分布特征，使我们可以比较确定地认为这些城址具有守南防北的性质——它们的修建就是为了守护南边的盆地或河川。全新世的大暖期里，中原农耕文化的代表者仰韶文化的人们受人口、生产方式和气候等因素的策动，已经不断北上拓荒分布达内蒙古中南部一带；仰韶文化的庙底沟阶段，这样的拓荒性移民达到高潮5。仰韶与龙山之交，环境发生了波动，对中原古文化与古人类的活动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促使龙山时代做出了开源节能的日常文化调整、社会分化和守土卫族的城址的兴盛6。那么在内蒙古诸城址的兴盛过程中，这一环境与文化相互作用的机制有无表现？
据田广金和史培军先生研究，内蒙古中南部“无论气温还是降水都呈现出较仰韶时代偏低和偏少”，遗址分布也较仰韶时代偏东，位置偏低7。据岱海东苜花河地层剖面测得的一万年气候变化曲线看，岱海地区平均温度最高阶段是距今6000～5000年，而年降水量在距今约5000～4000年达到高峰，为650毫米左右。由此可以推测，距今5000年左右的中全新世的气候波动同样影响了内蒙古中南部这一敏感地区，但同时并没有彻底摧毁农业经济在该地区继续存在的环境基础，因为距今5000年左右的气候波动是由最佳期向下降期的转折，虽然在长时段大过程中具有方向性的界碑意义，但毕竟是全新世大暖期内的气候波动，与全新世早期气候由冷转暖及距今2500年左右大暖期的彻底结束、气候逐渐变凉干等环境事件8不可同日而语，并且有事实表明，岱海地区的降雨量的情况并未同时恶化。在这种气候条件下，诸石城聚落所屏护的盆地、河川当正是该地区比较适宜的农业经济区，当地龙山时代的文化面貌和中原地区并无实质性的区别9，但同时却由于气候的波动而开始受到更北地区人群的频频南下的骚扰，田广金与史培军先生提出，正是在这个阶段，本地区开始出现农牧交错的文化与自然景观10。这些推测虽尚有待于更详尽的材料的验证，但其情况与中原龙山时代诸城址所体现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意义却是符合若节的。因此，距今5000年左右全国性的气候波动在文化上的意义实在是不可低估的。
根据田广金先生的研究，内蒙古中南部诸城址普遍具有比东南部和中原地区略早的年代。这应当与文化状况和当时由环境变化所促发的生存压力的具体情况有关。而同一区域中诸遗址竞相筑城的情形，说明它们在村居生活方式上距仰韶时代以姜寨等为典型代表的、以一村一寨为一内聚性生活与防御单位的情况尚近，虽然同一区域中诸城址同在保卫同一的生业类型——农业经济的基础命脉，但在防御过程中却往往是各自为政，各自守卫自己的生存据点，从而使得外来者即使入侵，却无法立足久存，侵入至多也不过就是一种骚扰和劫掠，难以构成族群与文化的取代。这样，分散的石城却共同守卫了一方水土、一种文化。这大概既是环境与生业交汇带上僵持与拉锯的具体情形，也是从仰韶的村居生活社会结构向龙山阶段分层次聚落群的一种过渡形式。这样，这些城址在性质上大概与龙山时代中原地区普遍兴起的作为边防城堡却同时也是边缘小地区内重点防御中心的城址尚存在一定的区别，它们甚至不能够被迳称为城堡，而更像是一种寨堡，一种从仰韶时期的环壕村寨向龙山时代的城堡的过渡形态聚落类型。而5公里的大致间距，或许正是当时环境与经济形式下聚落布局的一个大致基数。
可以被视为补证的是更晚的内蒙古东南部英金河与阴河流域的诸城址，同一群中往往是一大数小，互为犄角，在西山根城址内，大小房子相差悬殊，而且大型房子都选择在城中地势开阔平坦、位置较高的地方，反映了内部分化的出现及分化的程度。此时的大城堡虽然具有了区域中心的地位，但环境与文化交汇的敏感地带，仍然使小聚落保存着独立防御的必要性。
无论如何，城的修建都只能被视为战争频繁的标志性产物，仰韶时期那种社群生活的祥和宁静已经一去不返，此时内蒙古中南部诸城址中常相伴随的祭坛遗迹，已经暗示着时人心态方面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以及社会内部各种新兴整合力量的出现与运作和社会权威的逐渐酝酿。
总之，距今5000年左右的气候波动昭示着全新世气候最佳期下坡路的开始，其幅度未必很大，但在文化繁荣饱和的中国大地上已足以引起了一场由北而南的振荡，人口运动的模式由前此的拓荒性殖民式移民转变为竞争式迁徙，各个地方特别是位于北方草原与南方低湿之大环境与大文化交汇地带的传统中原地区的文化和人们，都根据自己所处的不同情况，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性适应，部族内的认同和祖先敬拜得到加强，守土卫族的观念逐步确立起来，由此开启了向由部族文化所代表的早期中国式国家文明迈进过程的竞逐。城址作为这个时代应运而起的产物，既打上了时代与文化的烙印，又暗含着早期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运作所依据的世界结构图式密码，诚需我们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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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学海：《鲁西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对几个古史问题的思考》，《华夏考古》1995年4期。
2.曹兵武：《中国史前城址略论》，《中原文物》1996年3期。
3.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及相关诸问题》，《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4.徐光冀：《赤峰英金河流域石城遗址》，《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
5.严文明：《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有关问题》，《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6.曹兵武：《中国史前城址略论》，《中原文物》1996年3期。
7.田广金、史培军：《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环境考古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8.施雅风、孔昭宸：《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周昆叔：《塑造地质地理环境的划时代事件——2500年来环境变凉干及其影响》，《环境考古研究》（第一集），科学出版社，1991年。
9.见注5和7。
10.见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