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司马迁规划的由碣石至于龙门的农牧分界线，是适合于生态环境的。当时如此，后世亦然。在农耕操作尚稽留在粗放经营的时期，为农为牧都不能过分超越这条分界线。过分超越就会促成这条分界线的移动，从而影响到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引起不良的后果。这条分界线绝大段落经过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甚至于黄河的溃决泛滥，都与这条分界线的移动有关，是不应稍事忽视的。
关键词：碣石 龙门 农牧分界线
司马迁为我国伟大的史学家，为史学不祧之祖。他对于历史地理的造诣亦极为深邃，《史记·货殖列传》就是论述经济地理的杰作。我曾为之撰写过一篇《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1，盛加称道。其有关历史地理的论述，不仅见之《货殖列传》，《河渠书》为功亦钜。其实他在论述战争过程，事业分布，无不具见功力。前无古人，为历史地理奠基创始，厥功甚伟，殆无异说。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区分其时的经济地理为四个地区，就是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所谓山西和山东是以崤函相互区分的。崤山在今河南三门峡市和灵宝市之间，函谷关即在崤山之上，自战国时起就是秦国和山东诸侯分界处。长江为我国大川，江南和黄河流域自然不同，故皆特列为一区。龙门为今山西河津市和陕西韩城市之间黄河两岸的龙门山，碣石在今河北昌黎县西北2。所谓龙门碣石之间是由碣石山下划一条界线，西南行，经过今北京市和山西太原市北，再横过吕梁山南段，直至龙门山下。这四个经济地区各有其特殊的物产，显示其与其他地区的差异。龙门碣石以北的物产为马、牛、羊、旃裘、筋角。这些都是畜牧地区的产物，与其南的农耕地区不同，因而自碣石至于龙门之间的界线应为农牧地区的分界线。这些都是在上面所说的拙著中已经论述过的。
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是一条重要的地区分界线。在当时是区分经济地区的一条明确标志，就是在后世依然有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农事耕耘尚在粗放经营的阶段，更是明显。也许直到精耕细作之时，在保持一定的草原和牧地的情况下，其作用始能有所减弱或消失。这应不是司马迁的有意为之，而是它符合于生态环境，更符合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有以致之。因为符合生态环境，自然有利于农牧业的生产和发展，推进国计民生的富庶康乐。可是由于有些时期的人为作用，这条农牧地区分界线就不免受到推移，生态因而失去平衡，不仅农牧业生产畸轻畸重，而且导致恶劣影响，引起不良后果，甚至演变为祸患。迄今推移的幅度依然相当巨大，未能回归到司马迁所规划的原来位置，其恶劣影响仍未稍事消泯。为了减少其不良的后果，不容再漠然视之。今就其间曲折得失，略事论述，以求正于当世方家学人。
一 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符合黄土高原生态环境
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绝大部分是在黄土高原之上。
就自然地形而论，黄土高原东起太行山，西至乌鞘岭，自成一个地区，有其独特的生态环境，与其他地区不同。
黄土高原以黄土堆积得名，黄土有利于植物的发育生长。黄土高原西北毗邻沙漠，黄土中也就间杂着沙粒。虽然不是黄土高原都是如此，但是杂有沙粒的地区还是相当广大的。黄土疏松，易于受到水力和风力的侵蚀，杂有沙粒的地区，所受的侵蚀显然更为严重。
黄土高原从有文字记载时起，就是森林草原的地区。那时森林相当繁多茂密，不仅山地有森林，平原旷野也有森林，森林之间间杂着草原。森林可以含蓄水分，空中降水为森林所含蓄，不至于立时倾泻流出，空气中的湿度得以有所调节，在非大旱的年月，可以免除过分的枯燥，有利于植物的生长。由于地面有森林和草原的覆盖，黄土虽然疏松和夹杂有沙粒，所受的侵蚀就不会过于严重。在那些年月里，黄土高原的河流大都相当清澈，就是流经黄土高原的黄河，也难得多携带泥沙，河水不甚浑浊。
黄土高原侵蚀不甚显著，原上的地面就少受切割，因而原面都十分广大，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原面至少都相当现在几个县市的辖境，并列于较大的河流之间。原上也间有较小的溪涧流出，皆无损于原面的广大，也许还显得别致。这些原面虽然杂有若干森林，却也显得草原的广阔。草原广阔，就相应成为适合于畜牧的地区，更便于牧马的奔驰。特别是黄土高原的西北部分，更是如此。这样的景色大致到了司马迁时候，变迁还不是十分显著。因为是适宜于畜牧的地区，故其间的物产就不免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司马迁以之列为一个经济地区，是有道理的。
黄土高原诚然是适于畜牧的地区，畜牧之外也适于农耕，特别是黄土高原的南部和东南部最为显著。当然，适于农耕地区并不以其南部和东南部为限，而是由南部和东南部不断向北和西北方面推移。这就是说农耕地区逐渐在扩大，畜牧地区也相应逐渐在缩小。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以龙门碣石之间一线为标帜，显示着农耕地区已经相当扩展，畜牧地区相应受到蹙缩。就是这样，农耕地区的扩大并未已有止境。就在龙门碣石一线以北，当时已有郡县的设置。设置了郡县，显示出当地已有相当的农耕地区。
不过当地农耕地区还不至于过分广大，所以司马迁都以之列于畜牧地区之中。
以农耕和畜牧相比较，显然可见农耕对于地面有较多的影响，从事畜牧，只利用地面上的牧草，不会触及地面，就是有所触及，也不至于显著。从事农耕则不然。种植农作物，必须耕耘，欲求更多的丰收，还须深耕易耨。经过耕耘，地面自然显得疏松，随即引起侵蚀。我国的农耕自来都是粗放经营，偶然也有精耕细作，在黄土高原是难得很多见的，更无从说到普遍。这是说，在粗放经营的前提下，农耕地区愈为广阔，黄土高原所受的创伤和破坏就更为严重，再加上森林地区的缩小或消失，就愈增加其严重的程度，因为缩小森林地区或使之消失，原来的森林地区都会改为农耕地区的。
黄土高原既有这样的特色，这里就只论述这条分界线在黄土高原的一个段落3。这条分界线由碣石向西南行，经过现在北京市北，再西越过太行山，就进入黄土高原。这条农牧地区分界线越过太行山后，就进入当时的太原郡和河东郡。太原郡的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河东郡的治所在今山西夏县西北，都在汾水流域，是久享盛名的农耕地区。太原郡的西部和河东郡的北部，因为近于吕梁山，还有些适宜畜牧的地方，已为司马迁规划于农牧地区分界线的西北。除此以外，都是纯粹的农耕地区，也就没有畜牧地区所特有的物产。这条分界线之北，当时为代郡（治所在今河北省蔚县东北）、雁门（治所在今山西左云县西）、定襄（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和西河郡（治所在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南）等四郡地。这四郡各有属县，也就是各有从事于农耕的人户，可以说这些都是农牧兼宜的地区。虽然农牧兼宜，却是以畜牧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农耕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显然可见，这条分界线的两侧差异至为明显，是不能稍事混淆的。
司马迁规划的这条农牧地区分界线，自碣石至于龙门，由龙门趋向西南，司马迁未再作说明。龙门、黄河以西，司马迁是以之列于山西地区之内的。这是因为早在战国之时，河西都是秦国的土地。
当时秦国的土地东至于崤函，也就是山西的东部。司马迁这样的规划，是把政治区划和经济地区混淆在一起的。当时由龙门黄河往西，设置了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县南）、北地（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附近）、陇西（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三郡。这三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显然仍是畜牧地区的特色。司马迁也曾指出，这三郡“与关中同俗”。这是说，这三郡也有了农耕人户。三郡也都有辖县，农耕人户确实是有的，不过应该和代郡、雁门、定襄、西河诸郡一样，农耕人户不至于超过畜牧人户，因而仍当以之为畜牧地区。这也就是说，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不仅止于龙门，而应是由龙门再往西去，由关中之北，直达到陇山之西。
司马迁的规划明白指示出：这条农牧地区分界线之北，是可耕可牧的，只是畜牧应居于主要的位置，农耕不宜超过畜牧。农耕若是超过于畜牧，其物产就不应仅限于马、牛、羊、旃裘、筋角，也就不能再单独列为一个经济地区。这样的规划是合乎生态环境的。这个地区诚然也可以发展农业，实际上更适于发展畜牧业。过多的发展农业，就与生态环境不相符合了。
黄土高原既有农耕地区，也有畜牧地区。农耕地区和畜牧地区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之下，符合于生态环境才能形成的。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就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之下，不违背生态环境才能稳定下来，因而不宜轻易使之有所移动。适宜于畜牧的地区过多的发展农业，也就是使这条分界线向畜牧地区推移，这就会使生态失去平衡，不符合生态环境。同样在适宜于农耕的地区过分发展畜牧业，也会破坏生态平衡，难以适应生态环境。司马迁列举的四个经济地区，虽是按照战国以来由秦迄汉具体情况区分的，却对于当时及其以后各时期的能否适应生态环境作出具体的规范。
司马迁当时的农耕地区的生产方式，尚稽留在粗放经营的阶段，粗放经营只能因自然地面施工，这样就会助长侵蚀，有损于生态环境。这一点司马迁没有涉及到，在当时具体的条件下，司马迁也不可能多所涉及。粗放经营只是人为的作用，可是这样的人为作用是会引起自然的变化的。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固然是维护了从事畜牧的经济地区，使之不至于蜕变，实际上却是保持生态环境，避免受到破坏。
还应该指出，在粗放经营的生产方式的运用过程中，使畜牧地区更多地改变为农耕地区，不仅引起侵蚀，有损于生态环境，还可能引起更多的灾祸，导致黄河的溃决泛滥，就是所引起的灾祸。黄河流经黄土高原，黄土高原可能发生的变化，不能对于黄河没有影响。这一点也是司马迁规划农牧地区分界线时没有涉及到的，也许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可是正如前人所说的“铜山崩而洛钟应”，自然的变化和影响，有时并非当时人士所都能估计得到的。
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缘故，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就应该较为悠久地稳定于龙门碣石之间，不应使之多所推移。直至这条界线以北的农事操作方式，由粗放经营改为精耕细作的时期。可是人世的变化并不能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这条分界线也就不时有所推移。其间固然有过回归到司马迁原来规划的方位时期，可是更多的时期却在不断推移之中，而且越到后来所推移的幅度越为巨大，甚而要把司马迁规划的分界线以北相当广大的畜牧地区，也就是现在山西西北部和陕西北部，都改变成农耕地区而后已。当然这样的推移会破坏生态环境，使之失去平衡，导致了若干灾害。黄土高原为之残破，更影响到黄河的决口泛滥，这就不能令人漠然视之了。
二 西汉中叶黄土高原上有关郡县的设置及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分界线向西北的推移
早在西汉初年，就把都城确定在长安。这样的安排是为了可以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使王朝得以长治久安，亿万斯年。可是长安实近于匈奴，匈奴的南侵更甚于山东诸侯的西犯。战国时期，秦国就曾和匈奴不断地争战，秦昭襄王时，在陇西、北地、上郡之北，特地修筑长城，以阻挠匈奴的南侵。这条长城经过朝那（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县南），屏蔽着关中各地。秦始皇更驱逐匈奴于阴山山脉之北。秦亡之后，匈奴又复南下，达到朝那、肤施一线之北，距长安最近的地方，只有骑兵一日一夜所能行的路程，作为以长安为都城的王朝，是难得高枕无忧的。秦时固曾徙民实边，乱离之时，归来亦复不少。如何巩固边防，俾都城长安固若金汤？当时有识之士固曾一再言文，其中晁错所陈，尤为具体。其实也还是徙民实边，只是对于所徙之民更作出妥当的安置，为筑城立邑，修屋室，具田器，使之能久居于边地4。这实际上是在畜牧地区推广农耕的办法。当时虽费了若干心机，并未能取得若何显著的效果。后来到汉武帝时，才征伐匈奴，开扩疆土，进而设置新郡，大举迁徙人口。当时所设置的新郡为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东北黄河南岸）和五原郡（也就是秦时九原郡的故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这一年为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也是武帝即位的第十四年。匈奴既被逐，举族远遁，所留下的土地空无居人，不能不迁徙人口，前往填补。当时所迁徙的人口为数甚多，仅见于《汉书·武帝纪》的记载，就有两次大规模的举动：一次就在始置朔方、五原郡那一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再一次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郡凡七十二万五千口。这里所说的会稽郡，可能是错简，会稽郡本来就在关东，关东贫民外徙，怎么又徙到会稽郡？舍去会稽郡，就以陇西等四郡来计算，每郡平均迁入的有十八万余人。这里没有提到五原郡。五原郡和朔方郡一样，匈奴远遁后也是空无居人的。当然以后还另有迁徙，不在这两次大迁徙之中。
《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各郡国户口数字，其中
朔方郡 136628口，
五原郡 231328口，
陇西郡 236824口，
北地郡 210688口，
上 郡 606658口，
西河郡 698836口。
在这一百多年中，朔方、五原两郡所增益的很少，陇西、北地两郡皆有所增益，可是也并非很多。所增多的仅为上郡、西河两郡。朔方、五原两郡本来空无居人，由内地迁的都是农耕之人，迁到新地，可能仍操旧业。陇西、北地两地旧有的人口有的从事畜牧，有的从事农耕，后来迁去的人，也许不都重操耒耜。至于上郡、西河两郡，可能农耕之人占据多数。《汉书·地理志》说“凉州之富为天下饶”，陇西、北地两郡旨隶属凉州，因而其地主要是从事畜牧的地区。《汉书·地理志》说上郡、西河，认为皆是“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射猎是要有马匹的，上郡、西河不隶属于凉州，既有马匹，就显示出当地还有相当的畜牧地区。
《后汉书·西羌传》征引顺帝时虞诩一段话，可以见到上郡、西河两郡的农牧情况。虞诩说：“《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街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阸据险，因渠以溉，水臼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虞诩此言虽然提到“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其落脚点却是“军粮饶足”。可见当时上郡、西河，兼及朔方，农耕超过了畜牧。虞诩这段话是在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说的。上距武帝开边徙民已经两百多年。时间虽久，后来的人记忆犹新，显示当时用功的艰巨。根据这些文献记载，可见汉武帝重视农业，已超越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遍及上郡、西河以及朔方、五原各郡。用现在的地理来说，陕西北部全部都已包括在内，还兼有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各处，特别是当时西河郡所属的离石、中阳等县就在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的正北。离石和中阳两县，今仍为山西离石县和中阳县。
司马迁撰写《史记》，正当汉武帝在位之时，他并未因当时的具体情况而改变这条分界线的具体走向。可以说，当汉武帝的设施推移这条分界线时，《史记·货殖列传》当早已写定，来不及更改，也可以显示司马迁认为这条分界线符合生态环境，用不着随着政治设施的不同而有所变更。
三 从事畜牧业民族的内迁及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向东南的推移
政治的设施致使这条农牧地区分界线有所推移，在汉武帝以后还曾经遇到，并未中止。接着在东汉初年就有一次显著的推移。
东汉初年，匈奴分为南北，南匈奴倾向汉朝，而国力却不及北匈奴的强大，为了避免危亡，在得到东汉王朝的许可后，就南向迁到东汉的沿边八郡居住。这八郡为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定襄（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北）、雁门（治所在今山西右玉县东南）、代郡（治所在今河北蔚县东北），皆在龙门碣石一线之北。除代郡外，其余七郡又皆在黄土高原之上。沿边八郡本来都住的汉人，匈奴迁入，汉人也就陆续返回内地，留下的汉人不多，起不了什么作用。《续汉书·郡国志》记载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全国人口，其中沿边八郡的人口数为：
西河郡 20838口，
北地 18637口，
朔方郡 7843口，
五原郡 22957口，
云中郡 26430口，
定襄郡 13571口，
雁门郡 249000口，
代郡 126188口，
不在这八郡中的还有陇西、上郡两郡，其人口数为：
陇西郡 29673口，
上郡 28599口。
顺帝永和五年上距西汉平帝元始二年为142年。一百多年间，人口相差就有这么多，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应该指出，永和五年沿边八郡的人口诚然是少了，但所少的是汉人，汉人少了，却增加了很多的匈奴人，从总的方面来说，可能较之西汉还要有所增多。
减少的是从事农耕的人口，增加的却是从事畜牧的人口。这是沿边八郡又以畜牧业占了上风，由农耕较强的地区转向畜牧较强的地区。这样的演变符合了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的分界线。八郡以外的陇西郡和上郡，相差也很悬殊，以永和五年和元始二年相比较，仍留居于当地的人口仅有十分之一弱，上郡更差，仅有二十分之一强。如果除去当地还有若干从事畜牧的人口，则从事农耕的人口当更为稀少。东汉时，羌人逐渐东迁，中间还曾引起几次战争，东迁的羌人也就居住在这两郡中。由于这些从事畜牧民族的内迁，就使这几郡又恢复到以畜牧为主的地区。这里暂且不必说到民族分布地区的变化，人口这样的改易，同样符合于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
这样的演变还是继续在发展。东汉灵帝末年，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的人口流徙分散5。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因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称之为新兴郡6。这里没有提到上郡所设的县，这是另有缘故的。东汉数与羌人争战，其时上郡治所早已内徙7。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恢复《禹贡》九州之制时，上郡列在雍州8，与五原、朔方不同。虽然如此，上郡的人口稀少则是确实的。迄于魏晋，上郡的名称很少有人提到，成了化外之区。新兴郡的治所在唐时的忻州9，也就是现在山西忻州市。到了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更尽弃陉岭以北地10。陉岭为现在山西代县北的句注山，这就距并州和太原郡的治所（在今太原市西南）更近了。
同样在黄河以西，由于和羌人不断的战争，人口的迁离，不仅上郡不再有人道及，就是北地郡的治所也离开原来的地方，迁到冯翊郡，也就是现在陕西的耀县，距雍州和京兆尹的治所，就是现在的西安市，也是很近的了。从事农耕的人口远离了，从事畜牧的人口相应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这些地方都已成了纯畜牧地区了。
上面所说的黄河东西两侧的地方，尚未提到吕梁山南端的一隅。其实这一隅早已有匈奴迁居了。东汉初年，南匈奴内徙，其单于居于西河美稷。美稷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可是后来单于庭却移到左国城11。左国城在今山西离石县北，已到了黄河和吕梁山之间。董卓之乱，匈奴还曾乘势寇掠太原、河内。曹操曾分其部落为五部，西晋武帝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为置都尉，并确定所驻的地址：左部居太原泫氏（今山西汾阳县）12、右部居祁（今山西祁县）、南部居蒲子（今山西隰县）、北部居新兴（今山西忻州市）、中部居大陵（今山西文水县北）13。蒲子和新兴在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之北，而蒲子更近于龙门。大陵、泫氏和祁县皆在汾水流域，祁县又在汾水之东，自然都是这条分界线以南或东南的地方。太原郡治以南的汾水流域皆是农耕地区，匈奴散布到汾水流域是不会和当地居民一样，改变成从事农耕生涯的。这里还应提到的是羯族的石勒。石勒为上党武乡人。武乡在今山西榆社县北，已到了浊漳水上游。石勒是如何居住到武乡县的，史未有明确记载。羯族据说是匈奴别部，可能是乘董卓之乱迁徙的。
不仅汾水和浊漳水流域如此，渭水下游也非例外。渭水下游为富庶的农耕地区，乃是西周秦汉建都的所在，可是迁徙来的游牧民族也非少数。早在东汉初年，马援为陇西太守时，就曾徙羌人于冯翊（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和河东。后来到了魏初，夏侯渊又徙氐人于秦川。马援的迁徙羌人，是因为关中残破，颇有空地；夏侯渊的迁徙氐人，是为了弱寇强国，扞御蜀人14。可是这些氐羌族人，到了关中，却并不能抛弃其牧鞭，而改操耒耜。
为了改变这样杂居的现象，西晋时江统为之作《徙戎论》15。据《徙戎论》所陈述，内迁从事畜牧民族的居地确实相当广泛。羌族的居地有冯翊、北地（治所在今陕西耀县）、新平（治所在今陕西彬县）、安定（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诸郡，氐族的居地有扶风（治所在今陕西眉县北）、始平（治所在今陕西兴平县）、京兆（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诸郡。至于匈奴族的居地，江统仅指出“建安中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如上所述，晋太康年间分匈奴部落为五部，左部所居的兹氏为西河郡属县16，右部所居的祁和中部所居的大陵，皆为太原郡属县，南部所居的蒲子为平阳郡（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西）17，合其最北的新兴郡，只有四郡。上面曾经提到，董卓之乱时，匈奴寇掠过太原、河东，屯于河内。曹操分其众为五部，河东和河内两郡尚有残留的匈奴人，未能全部离去，故江统所说如此。
江统徙戎的主张未为西晋王朝所采纳，不到十年光景，刘渊就起兵倡乱，从而引起长达一百多年的十六国霸主起伏的时期。十六国霸主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皆以争夺人口为能事。人口被迫到处迁徙，仿佛竞无厎止之时。当时黄河中下游及其附近各地区，不仅以畜牧为业的民族时时在迁徙，就是以农耕为业的民族，亦难得长久定居18。这时黄河流域的农业自是十分萧条，有些地方也就成了牧区。这些史事的演变，至少可以证明一点：从东汉初年起，两百多年来，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逐渐在推动。分界线以西，畜牧地区日益增多，最后几乎完全成了畜牧地区。分界线以东，农耕地区之间也有畜牧地区，而且还继续在增加。也就是说，这条分界线在向东南推动，推动的幅度相当巨大，太原以南可能近于汾水，长安以北也可能逾越北山。这是不符合当地的生态环境的。
四 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的逐渐向西回摆
不符合生态环境的情况是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的。西晋末年，刘琨受命为并州刺史，其所经历，正可作为说明。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所辖的太原郡和新兴郡，就都有匈奴的居地，而陉岭南北还有新迁徙来的鲜卑。当时值大乱之后，并州荒饥，难以支撑，有人向刘琨建议：“内收鲜卑的余谷，外抄残胡的牛羊。”19残胡指的是匈奴，匈奴从事畜牧，自然有的是牛羊。鲜卑也是从事畜牧的民族。从事畜牧的民族为什么有了余谷，宁不奈人寻味？陉岭南北为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经过的地方。分界线以南自是农耕地区，农耕地区易于从事农耕的经营，而且农耕经营较之畜牧，收益也较为丰稔，故本来从事畜牧的鲜卑族人，也就适应生态环境，改变其畜牧生涯，操耒耜而从事农耕。
随着岁月的逝迈，社会动乱逐渐趋于和缓，就是割据一方的霸主，也感到有恢复农耕地区的必要，不时有所鼓励和倡导。后赵的石勒和前秦的苻坚，在这方面都能有所作为。石勒不仅劝导农耕，而且还亲耕籍田20。苻坚更修复郑白故渠，有利于农田的灌溉21。
这些自然都只是对于农耕民族的鼓励，并非彻底改变其部落以畜牧为生涯的本色。就是这样的改变亦足证明过分违背生态环境的规律是难以立足的。石勒和苻坚的作为是可取的，只是其所建立的政权没有维持多少年月，所取得的成就并未能巩固下来。能够取得成就的应是后来的北魏。北魏以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为都，并规定京邑制度，东至代郡（治所在今河北蔚县）、西及善无（在今山西右玉县东南）、南极阴馆（今山西朔州市东南）、北尽参合（今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西南），为畿内之田，劝课农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2。
其所以能够取得成就，一是华风已逐渐发扬，二是当时由太行山东迁来谙熟农事操作的人民23，故能尽得其助力。应该指出，当时所规定的畿内之地，乃是位于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之北，作为畜牧地区当较作为农耕地区更为适当，北魏乃以作为农耕地区，可见当时对于农耕地区的需要更为迫切。但这不等于说鲜卑族人都能对于农耕地区的效益有普遍的理解。北魏末年，曾经执掌朝政的尔朱荣就是畜牧世家，论其家世的富庶，是以谷量牛马24。尔朱荣为北秀容人。北秀容在今山西朔州市，位于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以北，因而是无足奇异的。如尔朱荣者还有些鲜卑人，可见当时许多鲜卑人所从事的生涯仍未能有所改易。其实在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以北继续保持其原有的畜牧习俗，也是常情。分界线以北本来就是以畜牧为主的地区，宜其仍保持其习俗也。
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以南，变化更为明显，农耕地区的面貌已渐次得到恢复，甚至可以说已经恢复了。这里的大族可以和尔朱荣相比拟的，当推薛辩之子薛谨。薛家为河东大族，其祖上自蜀中迁于汾阴。汾阴于今为山西万荣县，正在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之南。薛谨于刘裕灭后秦时，曾随之去江南，后由江南北归，为北魏河东太守，其后又为泰州刺史。泰州辖河东、北乡两郡25，汾阴即属于北乡郡。史称：“谨自郡迁州，威惠兼备，风化大行。时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26这虽是称道薛谨能宣扬儒道，儒道能够兴盛，正是农耕社会才能具有的现象。
而且说到三农之暇，足证当地农耕得到发展。所谓河汾之地也证明是在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之南，和其北是不相同的。
就在渭水下游南北的关中平原也是如此。前面征引江统《徙戎论》，迁徙到关中平原的从事畜牧的民族，并不少于汾水流域，甚或还有过之。关中平原究竟和汾水流域有其不同之处。十六国时期，以关中为都的政权，前赵而外还有前秦和后秦，远超于汾水流域。
这些以关中为都的政权，都曾经在关中劝导过农耕。虽所劝导的都是素所从事农耕的民族，总是显现关中农耕并未绝迹。只是其所建立的政权为时未久，即复归于崩溃，灾难一再发生，些许农耕成就终于不能保持下去。北魏灭夏之后，也取得关中，此后兵戎稀少，恢复农耕地区因而更有指望。早在前秦、后秦之时，皆尝继续维护秦汉以来所置的郡县，北魏继之，不仅有所恢复，而且还不断有所新置。新置的县邑竟多达十有余处，举其著者则有广阳（今西安市阎良区南）、鄣县（今临潼县东交口镇北）、土门（今富平县东北土门）、周城（今岐山县东北）、横水（今凤翔县东横水）、南由（今宝鸡市西北金陵河西岸）、漠西（今永寿县西南漠水之西）等27。县邑的设置显示当地人口的增多，也显示当地农耕地区的扩展。
由汾水流域和渭水下游农耕地区的恢复和发展，可以看到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趋向西北推移，逐渐归于原来的方位。
当然，这只能说是大体的轮廓，其间难免还有若干出入，具体的确定还有待于隋唐时期。
北魏后期农耕地区的扩展，也见之于龙门以北黄河中游之西。
这里可以略举夏州和东夏州为证。夏州就是夏国原来所都的统万城，北魏灭夏后，因以其地建为夏州，其治所就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东夏州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市。统万城旧地本是一片草原，赫连勃勃以其地景色秀丽，建立为都城。夏国于十六国中游牧气息最为浓厚，都城虽已建置，城外并非皆已改为农耕地区。北魏后期，源子雍为夏州刺史，属沃野镇（今内蒙古乌拉特旗东北）人破落韩拔陵起兵反抗北魏统治，统万城胡人相与接应，围攻夏州，源子雍婴城自守，会城中粮尽，难以支持，子雍因留兵守城，自率人前往东夏州运取粮秣，因在东夏州征税租粟，运到统万，解除了危机28。东夏州本为半农半牧地区。东夏州都已恢复旧观，其南各处可能也相应有所转变。
这样的例证也见之于稽胡。稽胡为部落，与夏州、东夏州之为政治区划不同。其所显现的情况，也足以说明由畜牧地区至农耕地区的转变。稽胡的事迹《周书·异域传》曾有记载。《异域传》说：“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后。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蚕桑，多麻布。”这样的记载俨然是农耕地区的景象，毫无畜牧地区的意味。稽胡事迹虽见于《周书》，但其由畜牧部落转而从事农耕生涯，当非短暂时期的过程。《周书》追溯其先祖肇始于刘元海的五部。刘元海就是刘渊，唐人撰《周书》时，为避李渊之讳，即以其表字相称。刘渊之时，匈奴尚稽留于畜牧部落，由畜牧部落转化为农耕部落，至早亦当在北魏的季年。其所以始见于《周书》，亦只是其时稽胡始与北周有所交往与冲突，为当时所重视的缘故。北周时离石郡治所在今山西离石县，安定郡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由离石西南行，自须经过北魏的东夏州。稽胡居于山谷间，与东夏州的往来可能并非很多，东夏州附近的山谷间都能从事农耕，则东夏州能够有粮食积蓄，为源子雍所取用，并以之运输接济夏州，当非史家的谰言。
五 隋及唐代前期农牧地区分界线恢复到司马迁规划的原来的方位
到了隋时，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两侧就更显得明确。
《隋书·地理志》依《禹贡》叙说全国的地理，这条分界线西南的段落经过所谓的冀州，《隋书·地理志》区分冀州为几个较大的地区，而河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城）、绛郡（治所在今山西新绛县）、文成（治所在今山西吉县）、临汾（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龙泉（治所在今山西隰县）、西河（治所在今山西汾阳县）六郡为其中的一区。而龙泉、文成两郡正为这条分界线经过的地方。分界线所止的龙门就在河东郡的西北隅。《隋书·地理志》对这六郡的评价是“土地沃少瘠多”。这是对于农耕地区的评价，与畜牧无关。其实濒于汾水下游诸郡的农耕还是值得称道的，隋时供应都城长安的粮食大率皆来自关东，而汾晋之粟实为其中重要的部分29。汾州就是西河郡，晋州就是临汾郡，皆是汾水流经的地方，是相当富庶的。说到土地瘠薄应当指的是龙泉和文成两郡。这两郡实处吕梁山的南端，就是不作为畜牧地区，于农耕地区也难得多有所补益。《隋书·地理志》另一个大区，包括离石（治所在今山西离石县）、雁门（治所在今山西代县）、马邑（治所在今山西朔州市）、定襄（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楼烦（治所在今山西静乐县）、涿郡（治所在今北京市）、上谷（治所在今河北易县）、渔阳（治所在今天津市蓟县）、北平（治所在今河北卢龙县）、安乐（治所在今北京市密云县东北），还有辽西郡等十一郡，这十一郡除辽西郡外，都是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经过的地方，有的还在这条分界线之北。其中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五郡就都在黄土高原上。《隋书·地理志》对这几郡总的评价，谓为“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太原的风俗是“人性劲悍，习于戎马”。既然是习于戎马，就显得畜牧地区的气概。《隋书·地理志》还说：“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然涿郡、太原，自前代已来，皆多文雅之士，虽俱曰边郡，然风教不为比也。”作为农耕地区和畜牧地区分界的边郡，这几郡中，北为畜牧地区，南为农耕地区，因而人的秉赋就难免有所差异。这条分界线是经过涿郡、太原之北，故这两郡应该皆多文雅之士。
《隋书·地理志》也提到黄河以西所谓的雍州，据说“安定（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北地（治所在今甘肃宁县）、上郡（治所在今陕西富县）、陇西（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天水（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金城（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为古六郡之地，勤于稼穑，多畜牧”。这是说，在这六郡之中有牧有农，可是牧多于农。就在隋文帝时，突厥南下侵犯，这几个郡的六畜都被掠夺罄尽，其中除天水、安定、金城、上郡而外，还有弘化（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和延安（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市）两郡。因为六畜皆尽，使得隋文帝大为震怒，出塞征讨30。其间消息，显然可见。
到了唐代，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更为明显。唐人立国，农牧兼重，不仅需要更多生产粮食，还需要更多繁殖马匹。唐代前期兵力的强盛，使周边各族无不俯首听命，所以然者就是重视马匹的豢养。唐初养马地区主要是在陇西（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金城（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平凉（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天水（治所在今甘肃秦安县西北）四郡。这四郡本来就是半农半牧地区，以之豢养马匹，自是最为适宜的所在。由于豢养马匹的繁多，逐渐扩展到岐（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南）、豳（治所在今陕西彬县）、泾（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宁（治所在今甘肃宁县）四州，后来还继续扩展，扩展到盐州和岚州31。盐州治所在今陕西定边县，岚州治所在今山西岚县之南。盐州远在黄河以西，岚州则隔在黄河以东。以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分界线来衡量，正在分界线之北，吕梁山下。因此应该说，司马迁规划这条农牧分界线自北魏后期逐渐向原来的位置推移，隋时就已经相当明显，到了唐代，确实更符合司马迁原来的规划。
不过还应该再作说明。上面所提到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和泾、宁两州分别在今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那里本是半农半牧地区，农耕地区再扩大，也不会超过畜牧地区。其余岐、豳两州在今陕西境的关中。关中本是农耕地区，这两州的养马地区在当地只能是一隅之地，不会有什么扩展。关中还有两州可以养马，现在陕北，当时的养马地区怎么只有一个盐州？应该说当时这里适宜养马地区不止以盐州为限。唐代后期还增添了银州和绥州32。银州治所在今陕西横山县，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都是豢养马匹的好地方。
这里还应该略事涉及唐时所设置的羁縻州。这是为了安置周边各族降附内迁入户的特殊制度。设置羁縻州的地方有夏州、灵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庆州（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延州（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市）、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临州（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洮州（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安北都护府（治所曾一再迁徙，开元年间在分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单于都护府（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西），而以夏、灵、庆三州最为繁多。这些内迁的各族皆习畜牧，迁到羁縻州，自然仍因其旧俗，未有改易。这些羁縻州都在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的西北，有的距分界线还相当遥远。这也可以显示，分界线以西，虽有农耕地区，仍是以畜牧地区最为广泛。
六 唐代中叶以后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又在推移摆动
就在唐代，这样的情形仍然逐渐在变化之中，显而易见的是豢养马匹地区的缩小。唐代中叶，安史之乱爆发，为了平定安史之乱，陇右边兵东撤，吐蕃相应跟踪而至，陇山以西尽力所据，向日养马场所也就尽数丧失。陇山以东岐、豳、泾、宁诸州相继成为防边要地，也就难于豢养马匹。就是最北的盐州，还曾为吐蕃占据过，养马也非易事。最后设置银川监是以银州得名，实际养马的地区只剩下绥州一隅之地，难得有所建树。原来养马地区还包括黄河以东的岚州。岚州距吐蕃过远，吐蕃是无由对之侵扰的，可是岚州的养马，安史乱后再未见于文献记载，可能早已消失了。前面论述羁縻州时，曾经指出内迁的从事畜牧部落仍因其旧俗，可是历年既久，其中也有改而经营农耕的，党项族的一部分就是如此。内附的党项族羁縻州，本来散布在灵、庆二州，及吐蕃内侵，郭子仪恐其受吐蕃协迫为患边庭，因徙之于银州之北夏州以东，唐末其酋拓拔思恭即据有其地，唐王朝因以之为夏绥银节度使33。当地固然还有若干从事农耕之人为之生产粮食，党项族人多受习染，也有改事农耕的。拓跋思恭的后裔建立了西夏国，西夏国就是兼有畜牧和农耕的。
这里所说的只是由畜牧改为农耕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的侧畔，粮食产量的增多，显示农耕地区不断在扩大。唐初定制，全国共分十道，分别监察若干州县，各道皆设有正仓、义仓和常平仓。王朝岁收田赋储于正仓，义仓所储乃是为了救济灾荒的用粮，常平仓所储则是用以在粮价有所波动时使之起到平抑的作用。各仓所储取义各有不同，却都是取之于当道农田的生产，可以显示出各道富庶力量的差异。各道三种仓的储粮数，文献记载尚保存有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749年）的数字，可以据之论述。这一年，关内道正仓所储为1821516石，义仓所储为5946212石，常平仓所储为375570石34。正仓所储和河北道（1821516石）相同，而少于河南道（5825414石）。义仓所储少于河北道（17544600石）和河南道（15429763石）。常平仓所储，同样少于河北道（1663778石）和河南道（1212464石），皆超过于其他各道。河东道正仓所储为3589口80石35，义仓所储为7309610石，常平仓所储为535380石。正仓和义仓所储亦皆不及河北道和河南道36。河南道和河北道为当时盛产粮食的地区，不仅关内道不能与之相比拟，就是河东道也是望尘莫及的。论当时诸道的辖区，江南道、山南道皆远过于关内道或河东道，可是正仓、义仓和常平仓所储，皆不及关内道或河东道。关内道或河东道之所以能够生产如许粮食，当不能以关中平原或汾涑流域的地力肥沃来衡量。关中平原和汾涑流域的地力诚然相当肥沃，有利于农耕的发展，可是以之超过于江南道和山南道，似还不足以语此。应该是充其一道的力量，才能有此硕果。关内道的北部就是半农半牧地区，河东道吕梁山中部和北部以及句注山北部都是半农半牧地区，可能当时农耕地区的扩展，已经更多地伸入这些半农半牧地区，粮食的生产就显得有所增多。这样的说法似近于推论，这里不妨略举一具体的事例，作为证明。关内道的盐州，唐时为豢养马匹的地区之一。盐州于隋时为盐川郡。《隋书·地理志》论述盐川郡，以之与平凉（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朔方（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北）诸郡并列，谓其为“地处边荒”，初末一道及其地的农耕。此诸郡又在秦汉时期所谓六郡之北，也就是在那时的上郡、北地之地。古六郡的人勤于稼穑，可是隋时盐川等郡与古六郡相毗邻，却说不上是什么稼穑。
后来宋人乐史撰《太平寰宇记》，论述到盐州的土产，竟然说：“地居沙卤，无果木，不植桑麻。”乐史为北宋初年人，其时盐州已为西夏所据有，这一段言辞当是采摭唐人的说法，可见盐州是说不上农耕地区的。可是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年至820年）推行和籴，盐州也是推行地区之一。此事见于卢坦的《请和籴奏》。卢坦这篇奏文，拙著《黄土高原的演变及其对汉唐长安城的影响》中曾加征引37。这里不妨再度征引，卢坦的奏文说：“今年冬，诸州和籴贮备粟，泽潞四十万石，郑滑、易定一十五万石，河阳一十万石，太原二十万石，灵武七万石，夏州八万石，振武、丰州、盐州各五万石，凡一百六十万石。以今秋丰稔，必资储备。”显然可见，所谓和籴是由王朝出资，在各州当地购买，即储于当地，以备应用；并非在远处搜购，再运至当州储存。泽潞、郑滑、易定、河阳、太原都是大州，且为节度使驻地，推行和籴自较易为力。王朝出资，节度使就地享受，也是乐意推行的。灵武（即灵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为黄河浇灌的地区，和籴也应是易于推行的。盐州如何能与灵武相比拟？而且灵武只和籴七万石，盐州却和籴五万石，相差实甚有限。与盐州相同的还有振武军（治所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天宝年间移至和林格尔县西北）和丰州（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南黄河北岸）。这些州军本来都是以畜牧为主的地区，这一时期农耕却居于优势。
这里还应该略一涉及屯田。隋唐两代对此皆相当重视。隋文帝曾命令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州市）总管赵仲卿于长城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38。唐初屯田，以娄怀德最为著名，西北近塞处多受其经营。尤其是丰州屯田更为武则天所褒奖。丰州屯田兼及灵夏各州，规模相当弘大39。武则天曾经说过：“王师外镇，必藉边境营田。”40这篇诏文说得相当中肯。边境悬远，由内地运粮接济，诸多艰辛，也许还会贻误军机。大致是在唐德宗建中年间（公元780年至783年）以前的一段时期，为了赡赋振武，天德（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和中后旗附近）、灵武、盐、夏诸地的驻军，就在北都太原准备粮食，分别运输，途中还要经由黄河船运，运费既已昂贵，损失尤为繁多，故以在边地就近屯田为宜41。当时在边陲屯田的地方是很多的，这里略举数起，以为例证。唐德宗贞元四年至九年（公元788年至793年），李元谅在良原（今甘肃灵台县西北）的屯垦就颇具规模。良原为陇东要地，吐蕃内侵，经常在其地牧马休兵，李元谅移镇良原之后，就身率军士，与同劳逸，芟林薙草，方数十里，都成了美田42。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年至820年），因宰相李绛的请求，在振武军东西屯田，屯田的规模最为弘大，东起云州（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西逾振武，极于中受降城（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都凡六百余里43。这些屯田所在大抵都是在以畜牧为主的地区，屯田顷亩愈多，当然会使更多的畜牧地区转变为农耕地区。
这样的演变并未因唐亡而稍有滞缓，迄至宋时犹于此多所致力。北宋疆土相当蹙损，黄土高原上尤为明显。其时契丹即后来的辽国起于北陲，西夏亦建立政权于贺兰山下。契丹早于五代之时，已由后晋石敬瑭处取得所谓燕云十六州，故北宋在太行山西的疆土仅至于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与岢岚军（今山西岢岚县）之北。就是说北界仅至于雁门山上。雁门山也就是以前的句注山，好在岢岚军的西北还保持有保德军（治所在今山西保德县）和火山军（治所在今山西河曲县），能与河西的丰州（治所在今陕西府谷县西北）、府州（治所在今府谷县）、麟州（治所在今陕西神木县北）以及麟州之南的晋宁军（治所在今陕西佳县）相接连44。晋宁军之西，为延安府（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市）、环州（治所在今甘肃环县）、绥德军（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保安军（治所在今陕西志丹县）和定边军（治所在今陕西吴旗县西）。这一府一州和三军皆在横山之南，隔着横山为西夏的土地，契丹和西夏皆以游牧民族建国，惟久受农耕民族的熏陶，对于农耕地区率多能因其旧俗，也可能稍稍增添一些畜牧地区，略有异于前规。这里所可以道及的乃是延安府及其以西和以北的地区。延安府于唐为延州。唐时于延州及其以西以北各州皆置有羁縻州，以安置降附的各族的人户。这些人本来从事于畜牧生涯，历时既久，也逐渐改而娴习于农耕。宋时为了防边，就招致这些部落的人为蕃兵、弓箭手、还有称为强人的，从事守卫御敌，皆拨有相当多的土地，供其耕种。这样的情形遍布于陕西的秦风（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泾原（治所在今甘肃平凉县）、环庆（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鄜延（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市）四路，河东的石（治所在今山西离石县）、隰（治所在今山西隰县）、麟、府四州45。这些路和州都在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分界线的西北。这是说，原来从事畜牧生涯的人，在蕃兵、弓箭手、强人的名称和制度下，都改而从事农耕生涯。这样的变化应该是明显的，也是很大的。
这些蕃兵、弓箭手和强人都只能作为边防的辅助力量，其主要的兵员应是当时的正规部队。据苏轼陈言，宋仁宗宝元（公元1038年至1039年）、庆历（公元1041年至1048年）年间，赵元昊反，屯兵四十余万，招制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46。这四十余万的屯兵自应是当时的正规部队。宣毅、保捷只是乡兵47，屯兵自须供给粮饷，宣毅、保捷虽是乡兵，也同样须供给粮饷。供给这么多的粮饷，显然是会成为问题的。
宋时长安废不为都，仅为永兴军路的治所，与唐代迥异。唐代都于长安，长安遂成为全国漕粮集中的所在。宋时都城早已东移，关中粮食还得向东运输，按照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的规定，为了供应都城开封的需要，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48。黄河所运的为陕西诸州的菽粟，实际上就是由关中东运的。由广济河西运的为开封以东也就是现在山东的粟米。而陈（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颍（治所在今安徽阜阳县）等六州的粟米则由惠民河北运。这六州相当于现在河南开封市南各县以及安徽的西北部。关中一隅怎能和惠民河、广济河各处相比拟。可是由黄河东运的竟然还超过惠民河和广济河的运输量，可知关中负荷的繁重。
关中的负荷如此繁重，如何供应正与西夏相抗衡的防边兵所需的军糈，就成了问题。据当时的一宗记载：夏人寇环庆，种谔受命前往抗拒，并诏河东出师为援，折克行当此重任。种谔命其以三千兵护卫饷道，折克行与夏人战于葭芦川，取得胜利，饷道遂得无阻49。环庆路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夏人此次出兵，当是循马岭水（今马莲河）南下，距河东道甚远。河东道不仅出兵援助，还得运输兵饷，供应军糈，而饷道却要经过葭芦川。葭芦川在今陕西佳县。由葭芦川再辗转运往环庆路。其间就是没有夏人的阻拦，也是相当困难的。环庆路之南紧邻邠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而邠州位于关中的西北。如果当时关中能有余粮，何至耗费如此的精力，经历如此的曲折？
经过葭芦川的道路为当时由河东通往河西的主要运粮途径，就是供应麟州的军糈也是由这里运输的50，更是延安府和绥州仰赖供给的所在。当年种世衡城青涧城（今仍为青涧县）时，就曾称道过城青涧城的作用，是“左可致河东之粟”51，可见其重要的一斑。
葭芦川能够成为运输军粮的饷道，可能是其南的黄河河谷更为深邃，船只摆渡诸多困难的缘故。可是葭芦川所隶属的晋宁军之西，就是夏国的土地，这条运道是容易受到夏国的骚扰的。晋宁军之东，隔着岚州（治所在今山西岚县北）和岢岚军（治所在今山西岢岚县），就是契丹所割取燕云十六州中的武州（治所在今山西神池县）和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州市），因而运道也是不安全的。就是运道安全，长途跋涉，其间艰难困苦，更是不易克服的。李稷为陕西转运使，督运饷糈，民苦摺运，多散逸，稷令骑士执之，断其足筋，宛转山谷间，凡数千人，累日乃得死。就是这样严刑竣法，还是贻误军食，李稷自己也几乎陷于刑网52。这虽然是个别而且较为特殊的事例，亦可以略见当地解决驻军给养问题是很不容易的。
为了舒缓时限，屯田之说一时纷起。其时范冲淹正受命知延州（即后来的延安府），就主张先取绥、宥，屯兵营田53。所说的绥、宥二州，宥州在今鄂尔多斯高原上，绥州就是现在陕西绥德县，宥州已为西夏所据有，绥州之北也毗邻西夏，范仲淹营田的着眼点就在绥州。正是由于范仲淹的主张，种世衡就在绥州之南构筑青涧城。
种世衡筑青涧城后，又就地开营田二千顷，城遂富实。正是由于种世衡的筹措得力，在边数年，积谷通货，所至不烦县官益兵增馈54。
其实青涧城的兴建和营田，并未能解决沿边所有的困难，甚而青涧城也还有难以周全之处。后来青涧城以连岁不登，就不能不请求丹州储粮振恤55。丹州治所在今陕西宜川县。青涧城和丹州之间还隔着延安府地，也不是很便捷的。延安府之南为鄜州。鄜州治所在今陕西富县。范仲淹在经建青涧城之后，又请建鄜州城为军。鄜城建军之后，就得以河中（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城）、同（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华（治所在今陕西华县）等府州税租相助56。延安府近在咫尺，竟然无能力力。
青涧城的成就虽然是有限的，但此后的屯田仍不断时有所闻。
不过宋人更注意的乃是营田而非屯田。屯田使用的是兵力，营田则是民力。宋与西夏和辽国的兵争，相当频繁，宋人大多是处于守势，发起的进攻并非很多。过事屯田就难免贻误防守，故多尽力于营田，而弓箭手就是其中重要的组织。前面曾经道及，久居于边地的内附的游牧民族，由于逐渐习于农耕，因以之为弓箭手，并分给土地，使之有助于防守。人给地一顷，有多至二顷者，如有马匹，还可再加一顷57。弓箭手人数众多，土地因得大量开垦。其实弓箭手不皆是久居于内地的游牧民族，一般土著也多为之，同样分得土地，从事种植。正是由于这样的措施有显著的效果，宋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苏轼且曾请求在河朔推广。苏轼说：“臣窃谓陕西、河东弓箭手，官给良田，以备甲马。今河朔沿边弓箭社，皆是人户祖业田产，官无丝毫之损，而捐躯捍边，器甲鞍马与陕西、河东无异，苦乐相远，未尽其用。”58此事行之稍久，不免隳废，到了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还曾加以整顿巩固，以期永久59。这样整顿巩固，因开垦而新增的农耕地区自然会相当广大。北宋初年，潘美镇守河东。河东北界契丹，由于契丹不时寇钞，遂令边民内徙，空塞下土地，不再耕种，因而忻（治所在今山西忻州市）、代（治所在今山西代县）、宁化（治所在今山西宁武县西南）、火山（治所在今山西河曲县西南）诸州军的土地多所废弃。其实这些被废弃的土地都是良田，既而招募弓箭手，也就都得到重新开垦种植60。
唐时重视豢养马匹，陇山以西牧地至为广远，兼及盐州和岚州，其后绥州亦养马。宋时盐州已为西夏所据有，绥州亦接近西夏，岚州更近于辽国，故皆不再以之为养马地区61。可是秦风路的陇山以西，辖地仍相当广大，陇山以西却不以之养马，甚而环庆路亦然。
宋时亦设牧监，其设置的地点乃在开封附近和太行山以东的一些州中，崤函以西只有同州的沙苑监62，十分狭小，甚至不足以齿数。
这是说河东、陕西尽成了农耕的地区。宋时疆土远比唐时为狭小，可是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的西北一侧，都成了农耕地区，畜牧地区是难于谈得到的。只能说这里的农耕地区有的还未开垦，很难说未开垦的农耕地区都仍是畜牧地区。如果说还有畜牧地区，只能于西夏控制的地区求之了。
七 金和元时黄土高原上的农耕地区与畜牧地区
北宋末年，金人南侵，黄河流域尽为金人所据有。其谋克、猛安到处占有膏腴的土地，太行山西的河东南北路以及陕西各处，不如河北诸路的肥沃，似仍能沿续宋时的旧规。女真本为从事狩猎的民族，兼得游牧的余风，故对于豢养马匹亦相当重视，其南京、陕西两路皆有收地。南京路就是宋时京畿路和京西南北路。南京路宋时本有牧地，当因其旧规而有所增损。陕西路的牧地，宋时仅有沙苑监，金人可能有新的设置，不过为数也非甚多。据金章宗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的记载，南京路有牧地六万三千五百二十余顷，陕西路才有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余顷63，仅稍稍超过南京路的半数。就是这样，已可证明，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较之宋时显得向回推移，不似宋时的继唐代后期之旧，超过龙门和碣石一线，而更趋向于其西北也。
由金入元，情况又有转变。元人灭金，各地杀戮之惨，为前代所未有。就以关中来说，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64。这八州十二县未知确指何地，可能兼有后来的奉元路和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可是奉元府一府所辖的就有二十五县，就以这一路一府来说，元世祖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的户数分别为三万三千九百三十五和二千八十一65。至元七年已经不是兵火之余，可是户数所增，还不是很多的，可知当年损失的惨重。关中如此，与关中相邻的各处，虽较为缓和，相差亦当不至于过为悬殊。就是在奉元路之北的延安路，至元七年只有六千五百三十九户66，也是十分稀少的。这样稀少的户数，不要说侵占畜牧地区，就是农耕地区的田亩，也难得都能种植。元人亦在各处屯田，设有陕西屯田总管府、陕西等处万户府屯田、贵赤延安总管府屯，这都是至元年间设立的。后来到成宗大德四年（公元1500年），又在腹里设立大同等处屯储总管屯田。有关文献对此皆有具体记载67，这里不必逐一征引，仅举一二例证，以见一斑。据说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立凤翔屯田，次年改为民屯，为户一千一百二十七，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于延安路探马赤草地屯田，为户二千二十七，有田四百八十六顷。前面已经提到，至元七年时，凤翔府才有二千八十一户，延安路有六千五百三十九户。这样说来凤翔府的人户近乎一半成为屯田户，延安路也有三分之一的人户成为屯田户，显然可见屯田的设立是在鼓励当地人户增加生产。虽然有此鼓励，具体开垦种植的土地并非很多，凤翔府屯田的顷亩不可具知，延安路的二千二十七户人家，才种地四百八十六顷，显然是很少的。
农民耕种土地要缴纳田粮赋税，这是历代的通例，元代自然也是踵行的。当时腹里及各行省岁人粮数，也见于有关的记载。据所记载：
腹里2271449石
河南行省2591269石
陕西行省229023石68。
陕西行省岁入最少，仅居腹里十分之一；与河南行省相较，尚不及十一分之一。腹里即中书省，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天津两市和河北省，而且还较现在的两市一省为广大。河南行省和陕西行省亦皆大于现在的河南省和陕西省。虽然较现在的省市为广大，但当时的陕西行省绝对不会仅居于中书省或河南行省的十分之一，或尚不足十分之一。可见陕西行省岁入粮食之少，并不是因为陕西行省的辖区过小，而是陕西行省的土地未能多用于农耕。元人起于朔漠，娴于畜牧，以马匹的精良称雄天下。元初更设群牧所，专司豢养。其牧地，东越耽罗，北逾火里秃麻，西至甘肃，南暨云南等地，凡一十四处69。耽罗为今韩国南部海中的济州岛，火里秃麻在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东西，可以说举国之内，无非牧地。所说的十四处牧地中，每处皆包括具体所在地多处，却未一见陕西行省的牧地，是陕西行省中无范围广大的畜牧地区。还应该顺便指出，在这十四处牧地中亦未见列有今山西省北部和西北部具体牧地名称，可能也没有范围广大的畜牧地区。这不能说当地就没有从事畜牧的人们。
陕西行省没有用之于农耕的土地，也许就为这些从事畜牧的人们所利用。如果皆无所用之，那就等于是抛荒。抛荒的土地自然是杂草丛生，成为草原。草原与牧地相若，只是没有牛羊等畜类，成为畜牧的地区。
这样的情形既见之于陕西行省，也见之于腹里的西北部一隅，也就是现在山西省的北部和西北部。可以说，当元之时，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经过一些时期的推移，又复回归到原来的位置。
八 明清时期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的大幅度推移
可是这样的情形也并未能长期稳定下来，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又有了新的演变。明初元代的统治者虽被驱逐，其后裔仍据有大漠南北，与明廷相并峙。明人防边乃是师前代成法，修筑长城。明时称长城为边墙，名称稍有差异，实际上还一样的。长城的修筑历来都起到阻隔农牧地区的作用，农耕民族势难设想到越过长城从事耕耘，游牧民族亦不易南下牧马。这是人为的促成，与生态环境不一定都能恰相符合。
修筑长城是为了防边，长城修筑之后却还须驻兵伺守，这是历来的通例。明代由于元裔频繁南向侵扰，防边的驻军也就更为繁多。既有驻军，就得供应饷糈。自明初起，即重视屯田。屯田有军屯，有民屯。边地军屯，三分守城，七分屯种，于是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在在兴屯70，仿佛天下厎定，一劳永逸。
明初，边地居民尚非甚多，而防守尤为重要，全恃屯田，间有不足之处，就须由内地转输，路途遥远，诸多困难，而陆路运转，更为艰辛。当时有人指出，近黄河的边地，自以水运为宜。石州（治所在今山西离石县）、保德（治所在今山西保德县）之粟，可从黄河运至延绥（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县），楚粟经由郧阳（今湖北郧县），汴粟由陕（今河南三门峡市）、洛（今河南洛阳市），沔粟经由汉中，再分送至陕右；紫荆（今河北易县西北）、倒马（今河北唐县西北）、白羊（今地待考）等关则只好用车运输了71。所说的石州、保德以及陕、洛，就在黄河侧畔，经过当地的粟米自可由黄河运输。郧阳和汉中皆距黄河甚远，中间还隔着秦岭，山路运输当更艰辛。就是运过秦岭，如何再溯黄河而上，也是一个难题，而且黄河距所运至的边地，还是相当悬远。至于紫荆、倒马诸关更高居于太行山上，其为艰险则又过之，因而运粮输边也并非易事。为了克服这样的困难，只有改弦更张。早在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就已倡行开中之制，以期增运边地军糈。所谓开中就是召商输粮于边地，而予之盐引，凭此盐引，至盐场取盐贩卖72。明代盐场皆由王朝控制，置局设官，令商人凭盐引取盐贩鬻。盐利至大，盐商皆处心积虑，思欲多得盐引，获取利润。边地虽远，厚利所在，盐商亦乐于为之。当时这样的安排，可谓一举两得，边地军糈不虞匮乏。
盐商为了谋利，固可不避艰险，不过远道运粮，也在设法避免，别图捷径。其后大率皆招雇人丁，在其所须输粮的边地，开垦种植，以其收获所得，就地缴纳，换取盐引。这就是在军屯之外所谓的商屯。招募人丁既多，就随处构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就皆能时时供给，无烦远道运输73。这就使许多从未开垦过或曾抛荒之地，皆能充分利用，原来畜牧地区也相应改为农耕地区，特别是长城附近，更是相当普遍，为前代所少有。
可是这样的办法也并未能继续沿用下去。一百多年后，到了明孝宗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叶淇为户部尚书时，据说为了解除盐商困于守支之苦，改变行之已久的开中之制，命盐商仍照明初的旧例，纳银运司，不再以粮输边。这样的改变增加了盐引的银两，盐课显得丰硕，可是沿边各地军糈用粮，也就感到困难。据说：“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菽粟翔贵，边储日虚矣。”74后来杨一清为三边总督，又请召商开中75，由于积习日久，也难得见到若何效果。
杨一清当时还曾请求仿古募民实塞下之意招徕陇右、关西民以屯边76，也就是推广民屯，以补商屯撤离后的不足，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明代屯田制度，无论军屯、民屯，皆须征纳屯粮。明初，屯粮亩税一斗，弘治年间，屯粮愈轻，有亩只三升者77。屯粮减轻，王朝既有意募民实边，多应招前往，加以内地贫富差别日形显著，向之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景况遍于各地，贫民有些机遇，自会聚之若骛，故赴边地从事开垦者也就相应日有所增。
民屯有所增长，军屯也相应逐渐扩展。明代定制，戍边的兵丁，除守卫之外，皆须从事屯种，而且屯种更多于守卫，就是所谓“三分守城，七分屯种”。由于元裔在北边的时相侵扰，而且侵扰愈益频繁，虽已筑有长城，卫戍也相应需要增多。《明史·兵志》有这样的一条记载：“成化元年，延绥总兵官张杰言：‘延庆等境广袤千里，所辖二十五营堡，每处仅一二百人，难以应敌，宜选精锐九千为六哨，分屯府谷、神木二县，龙州、榆林二城，高家、安边二堡，庶缓急有备。’又请分布鄜、庆防秋军二千余人于沿边要害，从之。”成化元年为公元1465年，上距明初开国之时，尚不足百年，仅延绥一镇的增兵就超过其初年数倍之多，然此尚嫌不足，还须鄜、庆防秋军襄佐。鄜州今为陕西富县，庆阳府治所就在今甘肃庆阳县，皆近在延绥镇的侧畔，可见沿边需要防守用兵之多。可是这还不是极限，以后还不断在增添。这里所说的府谷、神木二县，今仍为陕北二县，榆林城也就是现在的榆林县，龙州城在今陕西靖边县东南，高家堡在今神木县西南，安边堡在今陕西定边县东，皆在长城近旁。当然驻守在这些地方的士兵，也须于防卫之外开垦种植土地。
当时的山西北部也和陕西相仿佛，同样有各种屯田。陕西的长城只有北部的一道，山西却有两道：一道由偏头关（今山西偏关县）东北行，经大同之北，至天成卫（今山西天镇县）东北入北直隶（今河北省）；一道由偏头关东的老营堡东南行，经宁武、繁畤（今皆仍为县），再经广昌（今河北涞源县）、蔚州（治所在今河北蔚县），进入北直隶。长城既有两道，驻军必然增多，商屯、军屯也就相应繁杂。
前面曾经提到过盐商为了就近开垦土地，就召募人丁，随处构筑台堡，自相保聚，这可能是明初建立王朝之始，兵争不断，人户过于稀少的缘故。当时开垦屯田，不仅商屯构筑台堡，就是军屯、民屯也难免有同样的建置，可能军屯更是如此。迄今黄土高原上明时近边之地，尚有以人名为名称的村落，陕西靖边县有吴起镇（近年已改为吴旗县）78，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之南有李旺堡，固原县之北有杨郎镇，其西又有张易堡。如此镇堡名称，其他各地仍时有所闻，应非偶然的称谓。这些人名可能都是当时率领士兵的军官，因为当地并无名称，故以带队军官的姓名，显示其屯田方位的所在。
这样以人名作为名称的地名如此之多，足证明其时农耕地区的广大。
明时亦重视豢养马匹。其初年养马之地几遍于全国。明成祖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始设苑马寺于陕西、甘肃，稍后又设于北京、辽东。为时未久，即罢去北京苑马寺。辽东苑马寺虽未报废，似不易与陕西、甘肃相比侔。陕西、甘肃苑马寺统六监，监四苑，共为二十四苑79。这二十四苑分布在现在甘肃临洮、榆中、陇西、会宁、通渭、环县、庆阳诸县，宁夏的固原和陕西的定边、靖边、志丹诸县80。大体仍如唐时的旧规。可是这样的设置并未沿袭很久，也就废止。到了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公元1602年），杨一清督理陕西马政时，仅存长乐、灵武二监，牧地只数百里。当时认为可以恢复的，这两监中只有开成、安定、广宁、万安、黑水、清平六苑。开成、万安、黑水、清平四苑在固原附近，安定、广宁两苑在平凉附近81，大体都是在六盘山下，已经缩小了很多。就是这样也未能维持很久，相继都废弃了。山西在明代初年，同样豢养马匹。永乐年间设苑马寺以前，养马诸事隶属于太仆寺。山西亦设有行太仆寺，划定牧马草场82。只是为时未久，可能即已废止，未见有人提及。
牧马草场虽未多所运用，土地开垦却并没有稍事停止，据当时人所见到的，山西永宁（今离石县）等地的屯田有的竟“错列在万山之中，冈阜相连”，更有锄山为田的；由永宁到延绥的途中，“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83。这所说的不仅是在山西的所见，就是到延绥的途中也是如此。悬岸峭壁都开垦种植，显然可见，平川旷野早已成为农田，更不说什么牧马草场了。
陕西、山西的长城以至于吕梁山西的永宁，都在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分界线之北，长城之下已无牧马草场，永宁以至延绥道上，平川旷野都已成了农耕地区，这显示出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的分界线已经离开龙门碣石一线而向更西北推移。推移到什么地方？大致是到了现在陕西西北隅，或者还要更西一点。现在陕西西北隅在明代前期还是养马的所在，应该还是畜牧地区，到后来这里不再养马，牧马草场可能随之消失，因而成了农耕地区了。前面曾经提到一些以人名为名的聚落堡镇，其中的吴起镇就在这里。
明社崩溃后，清人入承大统。明时防边惟长城是赖，清朝王室与蒙古族人和好无间，长城已非边防所在，用不着再屯驻重兵，也就不必为军糈粮秣而多费苦心。其实从清初起，也已重视屯田。不过那时所谓屯田，泛及全国各地。当时规定：“凡州、县、卫无主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如力不能垦，官给牛具、籽种，或量假屯资。”84山西、陕西各处已非边地，自然是和全国其他地方一律看待，没有若何的规定，都是要限年垦齐，成为已得耕种的土地。可以作为特例的，乃是“山西新垦瘠地自十亩以下，陕西畸零在五亩以下，俱免升科”。有了这样一些规定，开垦屯种也就更易为力。
应该指出，明清之际由于尚有争战，人丁颇有减少，各地能够各有许多荒地，也是人丁过于减少，无力耕种的缘故。其后社会日趋稳定，人丁逐渐增加，加之雍正时免除人丁税额，更能促进增加趋势。人丁增加就需要多开垦土地，生产更多的粮食，这是全国普遍的情形，不仅山西、陕西两地为然。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山陕两省的农耕地区日益扩大，明清两代已经推移的司马迁规定的农牧分界线，自难回归到原来的位置。
到后来也还有些参差不齐处，这是陕甘回民起义后的现象。据当时任陕西巡抚张汝梅的奏言：“陕地兵祲交乘，百姓流散，北山气候，夏寒霜早，穑事无凭，又人工少而谷价廉，得不偿失，匪惟客民去留无定，即土民亦作辍靡常。欲求地不复荒，惟纾首垦期限，宽牧令责成，则民少逃亡，官不顾虑，则公私两益矣。”85张汝梅这番奏言，并没有深究兵荒之后的社会不安，只反复说到气候的不正常。
其实气候不正常，夏寒霜早，乃是历来就已如此，与回民起义无关。
以前都能克服，这时也不会有很大的差距，不能因此而谓当地农田即无所增益。核实而论，不仅当地农田有所增益，就是长城之外的田地也在断续开垦之中。长城在清代已失边防的作用，可是清王朝却仍借此以限制汉蒙两族之间的交往。其初年的限制相当綦严，似未能稍越雷池一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长城之外的伙盘界石还是日扩日远，边外五十里都成了禁留之地，也就是所谓旧年种熟之地86。这还是边民自动外出的垦殖。一般说来，农耕所获远较畜牧为丰盛。就是蒙古王公也思稍稍让出游牧的地区，招诱陕北之人前去垦殖。到了清代晚期，蒙旗放垦，因而鄂尔多斯高原伊克昭盟郡王等旗及准格尔旗，都先后报垦，就是河套之东的土默特旗等处也非例外87。这就不能说陕北夏寒霜早，客户去留无定，因而影响到土地的开垦和农耕地区的扩大了。
清时亦曾在黄土高原上繁育过马匹，并设有养马监。所设有开成、安定、广宁、黑水、清平、万安、武安七监。据说这是顺治初年设置的88。这些监牧本是明时的旧制，顺治初年，字内始告粗定，当因明时旧制而未有改革。明时这些监牧并未发生历时较为长久的作用，清时也难得具有成效。嘉庆年间，重修《大清一统志》，于平凉府卷中也备载这些监牧的名称及其所在的府州，可是随文注明：“皆明初置，令废。”嘉庆上距顺治，不过百有余年，其间康熙、雍正、乾隆，皆当清代盛世，《大清一统志》为清代官修的志书，这百余年间如果这些监牧能有相当成就，官修的志书中是不会不加以称道的。
显然可见，顺治初年所谓的设置，只是在形式上恢复胜朝的旧制，略示其承袭之迹，因而难得发挥若何作用。这七监的设置已是如此，陕北距这七监稍远，也就难得有什么牧马草场。至于唐代以牧马见称的岚州，这时早已不复为人所称道，只不过是历史上的陈迹而已。
这样说来，清时的经营仍是遵循着明人的旧观，当时的农牧地区分界线，仍然孤悬在更远的西方，并未能回复到司马迁规划的龙门碣石一线的旧迹。前面曾经征引过明人所说的“即山之悬岸峭壁，无尺寸不耕”，此情此景，在现在晋西北和陕北依然是相当普遍，举目可见的。到处都成了农耕地区，不容易见到稍具规模的草原牧地，司马迁所说的“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就不大都能看得到。就以羊来说，陕北的羊多少年来，都是供应西安和宁夏银川的重要商品，现在显然是不够了。西安市民喜食的羊肉泡馍，也是供不应求了。唐代白居易所作的《新乐府》中，有一道以《城盐州》为题的诗篇89。唐代的盐州治所就在现在陕西定边县。当时盐州为吐蕃所攻破，唐王朝为了加强边防，重新把城筑好。盐州在当时为豢养马匹的地方，当地还出产名为黄蓍的药材。由于盐州残破，盐州的马和黄蓍都难于运送出来。盐州城筑好之后，长安城又复见到黄蓍和马匹，白居易认为这是当代的盛事，因而写下这首诗，特加以颂扬。诗中有句说：“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市黄蓍贱。”现在西安和银川的羊只缺乏，那就只好等待陕北能有相当范围的草原牧地，也就是说陕北既有农耕地区，还应有畜牧地区，不仅陕北如此，就是晋西北也是一样的。具体说来，就是使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仍旧回归到龙门碣石一线，这条界线是符合生态环境的。符合生态环境，自然会有利于各种生产的发展，也可以减除多少世代违反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至于供应西安和银川的羊只，那就是细微末节，用不着再多事提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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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
2.碣石山旧说在今河北省昌黎县西北。后来间有异说，近年更有说在辽宁省绥中县的。绥中县海中诚然有一小岛，却不足以当碣石山。当地海滨确有宫殿遗迹，帝王巡幸自须多有设置，不应因此而谓秦始皇曾经驻跸于此。这样的例证后来并非少见，固不仅秦时为然也。今昌黎县距海显然过远，这是海岸线向南的移动，不断演变所形成的，秦时并非如此。
3.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太行山以东的部分，也曾经有过推移，以唐代最为显著，推移到燕山山脉南麓，拙著《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一文已有所论述，这里就不再涉及。这篇论文收辑在拙著《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北京。
4.《汉书》卷四九《晁错传》元始二年上去元狩二年为131年，去元朔四年为129年。
5.《晋书》卷一四《地理志》。
6.《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
7.《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8.《续汉书·百官志五·州郡》刘昭注引《献帝起居注》。
9.《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忻州》。
10.《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11.《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
12.按泫氏县，两汉及西晋皆属上党郡，其地在今山西高平县。匈奴分五部时，尚未及于其地。两汉的太原郡有兹氏县，《刘元海载记》所说的泫氏县，应为兹氏县之误。兹氏县在今山西汾阳县。今汾阳县于晋时为隰城县。隰城县为兹氏县改称，并改属西河郡。
13.《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
14.《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15.《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16.《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左部居太原泫氏”。泫氏为兹氏误文，已见前注。兹氏于西晋时改称隰城，并改隶西河郡，故这里直称为西河郡属县。
17.《晋书》卷一四《地理志》：“平阳郡，故属河东，魏分定”。
18.拙著《河山集七集·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人口迁徙》，1999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西安。
19.《晋书》卷六二《刘琨传》。
20.《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
21.《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
22.《魏书》卷一一○《食贷志》。
23.《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
24.《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
25.泰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城，河东都为泰州所属首郡，与泰州同治，北乡郡治所就在汾阴县。
26.《魏书》卷四二《薛辩传附薛谨传》。
27.《魏书》卷一○六下《地形志下》。
28.《魏书》卷四一《源贺传》附《源子雍传》。
29.《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30.《隋书》卷八四《突厥传》。
31.《新唐书》卷五○《兵志》。
32.《新唐书》卷五○《兵志》。
33.《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党项传》。
34.《通典》卷一二《食货一二》，下诸道同。
35.《通典》卷一二《食货一二》：河东道正仓所储，为三千五十八万九千百八十石。中华书局本《校勘记》说：“三千五十八万，‘千’原讹‘百’，据诸本改。”按各道正仓所储，皆未超过一千万石，其中以河南道所储为最多，亦只为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不应河东道独突出至三千万石以上，似仍宜以之为三百五十八万九千余石为是。
又所说各道仓储的数字，百字上皆有具体的数字，此独作三百五十八万九千百八十石，疑百字上有缺字，今以□代之。
36.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亦经过唐河北道，惟仅有其北部一隅之地，今不再论及。
37.《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
38.《隋书》卷二四《食贷志》。
39.《旧唐书》卷九三《娄师德传》。
40.《旧唐书》卷九三《娄师德传》。
41.《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42.《旧唐书》卷一四四《李元谅传》。
43.《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食货志》叙此事说：“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按：云州在东，振武在云州之西，中受降城更在振武之西。当是今本《新唐书》于此处偶有错简，今特为更易之。
44.宋制：丰、府、麟三州和晋宁军皆隶属河东路，不隶属于其西的永兴军路。河东路治所为太原府，今为山西太原市，永兴军路治所为京兆府，今为陕西西安市。
45.《宋史》卷一九一《兵志五·蕃兵》，又卷一九○《兵志四·河东·陕西弓箭手》，又《陕西强人·砦户·强人弓手》。
46.《宋史》卷一九○《兵志四·弓箭社》。
47.《宋史》卷一九○《兵志四·陕西保毅》。
48.《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漕运》。
49.《宋书》卷二五三《折德扆传》附《折克行传》。
50.《宋史》卷二五三《折德扆传》附《折御卿传》。
51.《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传》。
52.《宋史》卷三三四《徐禧传》附《李稷传》。
53.《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54.《宋史》卷三三五《种世衡传》。
55.《宋史》卷一九一《兵志·蕃兵》。
56.《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57.《宋史》卷一九○《兵志·乡兵·河东陕西弓箭手》。
58.《宋史》卷一九○《兵志·乡兵·河北等路弓箭社》。
59.《宋史》卷一九○《兵志·乡兵·河东陕西弓箭手》：“崇宁元年，枢密院勘会：‘陕西五路并河东，自绍圣开斥以来，疆土至广，远者数百里，近者不减百里，罢兵以来，未曾措置。田多膏腴，虽累降诏置弓箭手，类多贫乏，或致逃走。州县镇砦污吏豪民冒占沃壤，利不及于平民，且并缘旧疆，侵占新土。今遣官分往逐路提举措置，应缘新疆土田，分定腴瘠，招置弓箭手，推行新降条法。旧弓箭手如愿出佃新疆，亦仰相度施行。’诏汤景仁河东路、董采秦凤路、陶节夫环庆路、安师文鄜延路，并提弓箭手。”
60.《宋史》卷二五八《潘美传》，又卷三一二《韩琦传》。
61.《宋史》卷一九八《兵志·马政》：“群牧使欧阳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豳、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于楼烦。今则没有蕃界，沦于侵佃，不可复得。惟河东岚、石之间，山荒甚多，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间水草最宜牧养，此楼烦监地。迹此推之，则楼烦、元池、天池三监旧地，尚冀可得。’”欧阳修虽有此言，亦竟无下文。
62.《宋史》卷一九八《兵志·马政》。
63.《金史》卷四七《食贷志·田制》。
64.《元史》卷一五九《商挺传》。
65.《元史》卷五八、又卷六○《地理志》。
66.《元史》卷六○《地理志》。
67.《元史》卷一○○《兵志》。
68.《元史》卷九三《食货志·税粮》。
69.《元史》卷一○○《兵志·马政》。
70.《明史》卷七七《食货志·田制》。
71.《明史》卷九一《兵志·边防》。
72.《明史》卷八○《食货志·盐法》。
73.《明史》卷八○《食货志·盐法》。
74.《明史》卷七七《食贷志·田制》，又卷一八五《李敏传》附《叶淇传》。
75.《明史》卷七七《食货志·田制》，又卷一九八《杨一清传》。
76.《明史》卷七七《食货志·田制》。
77.《明史》卷七七《食货志·田制》。
78.有人说吴起镇的得名，相传是由于战国时期魏国大将吴起屯兵于此，故以为名。战国时期，秦昭襄王于陇西、北地、上郡之北修筑长城，所谓吴起镇的地方在当时尚在长城之外。就是在长城之内，也是秦国的土地。吴起作为魏国的大将，如何能在秦国的疆土上屯兵？其为讹传应是了无疑义的。
79.《明史》卷九三《兵志·马政》。
80.《明经世文编》卷一一四，杨一清《为修举边政疏》及《为处置马营城堡事宜疏》。
81.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五九《平凉府》。
82.《明史》卷九二《兵志·马政》。
83.《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九，庞尚鹏《清理大同屯田疏》。
84.《清史稿》卷一二○《食货志·田制》。
85.《清史稿》卷一二○《食货志·田制》。
86.《续陕西通志稿》卷二八《田赋》。按：长城之下开垦田亩事，明代早已有之。《延绥镇志》引河东刘敏宽说：“又开界石外地，兴屯田，岁得粮数万石。”（手边无《延绥镇志》，此由顾炎武《灭下郡国利病书》第十八册《陕西二》转引）。
87.《清史稿》卷一二○《食货志·田制》。
88.《清史稿》卷一四一《兵志·马政》。
89.《全唐诗》卷四二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