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作为一代分立政权，在我国西北部六十余万平公里的土地上延存近二百年，其兴亦勃亡亦忽，给后世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学者从多方面撩开了西夏的面纱，本文试从我国宋代的政治地理特征对西夏立国作以解释。
1、长城体系被打破，有利于西夏分立。
长城的建置肇始于春秋战国之际，秦统一中国后，将战国时燕、赵、秦北边防御匈奴的长城修缮、连缀和增广，形成西起临洮经阴山南麓、西辽河东达辽东延袤万里的长城，西汉将故秦长城延伸到河西走廊北侧。隋从建国到炀帝大业四年的短短28年中，先后修筑长城达七次之多，北魏时的鲜卑拓拔和宋金时的女真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也曾以长城来防御更北方的少数民族。
长城是一种严密的防御体系。它以定向排列的烟墩（汉称烽燧）、障塞敌台等作为重点防御或攻击点，由点到线或以城墙相接或以天堑相连，再由线到面把这军事重镇、关城、隘口甚至指挥中心－－京城联结起来，形成军事上互为攻守，信息上互传互递的快速反应体系。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具，确实发挥了作用。长城位置设置得当可以增强防御功能。秦汉长城基本上是荒漠和草原的分界线。《辽史》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徒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即使位址偏南的明长城，仍然是凡草茂之地，筑之于内，沙渍之地，筑之于外。长城与自然地理界线重合，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漠北少数民族南来攻城，必得远涉沙渍，到长城下已是强驽之末，攻城难度增大了；其次，处在荒漠中的游牧民族难以越过长城而与农耕文化和生产资料结合，而只能以畜牧为主。这种经济结构极不稳固，难民形成强大持久的政权。
自五代石晋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长城体系被辽打破。两宋时代终于没有恢复。宋朝在长城以内与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峙，而始终不能够长治久安。在东部北宋与辽共平原，北族以骑胜，宋非不知。故北宋防辽，常开塘泺以限马足，这种努力比诸长城的整体功能就显得微弱。澶渊之盟后，虽有宋辽百二十年不交兵，然而辽国如悬在头上一把利剑，让北宋朝始终不能有所懈殆。这种掣肘使得北宋不能集中精力来专事对付西夏。
进入长城内的辽国到太宗时即开垦农田的明确记载。道宗时，耶律唐古在镇州连续十四次获得丰收，积粟几十万斛。辽有60％多的汉人，又有燕云十六州适宜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由在漠北的单一畜牧业到进入长城以内的农牧共同发展，更增强了实力，这是其不同于漠北行国的一巨大差别，也是宋朝以倾国之力防御的对象。十二世纪初，女真人灭辽建金，使南宋的疆域缩到了淮河以南。金取得了黄河中下游富庶地区，农业发展，手工业如冶铁、丝织业也相当发达，则慢慢地消化掠夺来的胜利果实。因此对于西北的蕞尔小国－－西夏也比较容忍。
长城界线打破，使进入长城内的数民族接受了先进的汉文化。尤其是政治上的进步对其国力的增强难以估量。夏辽政权在与汉文化长期的融合过程中，由奴隶制转为封建制。辽在十世纪末圣宗时代就开始逐渐走上封建制道路。西夏自建立起，就同时存在着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到十二世纪后夏崇宗、仁宗时，封建制更占据统治的地位。女真人建立起的金朝政权，也是在灭辽和北宋，进入长城以内后，才开始走上封建制的路子。
2、中国经济、文化和政治重心的南移，削弱了两宋朝廷在北方（尤其对付西夏）的力量
中国经济重心以及跟着文化和政治重心的南移这一过程的最终完成，是两宋时代政治地理的另一显著特征。西汉政治重心在关中，而经济中心在关东，都在黄河流域。隋、唐、北宋已要凭籍运由南方向位于黄河流域的京都输入大量粮食。包丝洛在《农业发展的条件》中认为：原始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由于人口增加的压力造成的。人口史学家廓清了历史时期中国南北人口的变化，自唐至清代，南方人口超过北方，且比例渐趋增大。人口绝对数量增加使南方的人口密度增加更为显著，促进了经济发展，加上南方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等，使南方的经营在隋唐就成效显著，两宋更趋发达。北宋真宗时从越南引入的占城稻，不但易于栽培，产量高，而且生长期短，到南宋时代，已实现了稻稻、稻麦复种，是我国农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也是人口压力和自然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但农业有较大发展，手工业等其它生产也有相应的得到发展。
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是文化的进步。陈正祥称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为逼使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波澜。到宋代，南方的文化确实在北方之上。司马光与欧阳修为贡院逐路取士之争议，已表现也当时南北文化水平的差异，司马光认为贡院应按路取人，欧阳修不以为然，他认为国家应惟才是择。东南俗好文，故进士多，而取解仅百人取一。西北人尚质，故经学多。取解是十人取一。这里不仅取解人数不能相比，而且水平的高下、考取的难易也相差相大，明经远不能与进士相比。汉文化在南方的长足进步，使宋室后继统治者苟安一隅，不似此前一样为在黄河流域争正统而不懈斗争。
在北宋，南北交流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在大运河，它克服了我国大江河流多自西向东流而难以南北相济的缺憾，勾通了黄河、淮河、长江基至钱塘江，与唐宋时代物质文化交流的主方向吻合，促进了南北交流。北宋时汴京四面有惠民、金水、五丈（广济河）、汴水等四渠。其中以通达江南的汴河最重要。熙宁四年（1071年），张方平论汴河说：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此乃大仓蓄积之实。今仰食于官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食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然则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这是北宋建都汴梁的重要原因。宋之立国于五代之后，北方已是衰落，唯有倚重于南方，而汴京大体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北宋为了对付辽夏，必须建都北方，辽夏不灭，冗兵不能去。京都士庶、北境重兵无不仰赖于漕运，然而其运输并不是能够完生保障的。以汴河而言，其引水于含沙量较高、径流变率大的黄河，五代至北宋又是历史上黄河含量高，决溢泛滥最严重的时期，其灾害也延伸到了汴河。宋朝每年都要挑浚泥沙，加培河堤；春天常因水量不足而阴阻碍漕运，夏秋又因洪水而不能通航；北宋一代汴河共泛决二十二次。十一世纪中叶后，汴口春开秋闭，每年只有一半时间通航，航运价值大受影响。漕运滞涩，南粮不得尽行北济，宋朝对于夏辽的进攻和防御就大受影响。
宋代东南发达的经济是其重心东南移的引力，而北方自五代至宋初的频繁战争，生产力破坏和少数民族入侵则是推力。因此北宋建都汴京一方面是为了接近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利用漕运，另一方面是为了对付东北强大的敌对政权──辽国。这就给西北的西夏以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北宋咸平初年，李继迁攻打灵州，真宗诏群臣商议，有大臣明确主张入放弃灵州，退守环庆。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五路军进攻灵州，种锷和五中正军因供不足而溃败。而刘昌祚率领的泾原路军进驻灵州城下，因受环庆路军首领高遵裕节制，而坐失攻城良机。五路军大军压境，终因北宋朝廷鞭长莫及，不能审时度势而失败。
3、河西走廓被西夏占据，增强了其经济和政治实力，却使宋朝失去了战略要地
两宋时政治地理形势又一特点是河西走廊这一汉唐两代平靖羌胡打通西域、具有重要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意义的地区落入西夏手中。西汉武帝时为了解除匈奴对于西北边境的寇掠和侵扰，发展中西贸易，而逐匈奴于漠北，并开始对河西地区的经营。经过一百多年的开发，河西走廊已成为＝常贱的农业区。同时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唐初（686年），陈子昂至河西甘凉等地，��其言：凉州岁食六万斛，甘州所积四十万斛，观其山川诚河西咽喉。地广粟多，户止三千，胜兵者少，苍田广野，仓庾丰衍。万岁登封元年（696），��吐蕃大臣钦陵说：（甘、凉）其广不数百，狭才百里，我若出张掖、玉门，使大国春不耕，秋不获，不五六年，可断其右。（《新唐书》卷216）��可见其农业对于河西乃至西域的政治安定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河西还是中原战马的供应地。中原王朝不能得河西走廊之利，反而使西夏因为拥有河西地区而经济能力增强。在政治方面，汉武帝凿空西域，即为隔绝南羌、匈奴，使其不能联合为患。唐代回纥与吐蕃也想越过河西，而共同打击唐王朝。北宋时，西夏也曾与吐蕃联合打击宋军。诚如顾祖禹所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城。（《读史方舆纪要》卷63）反过来说，河西不稳，西域必失，秦陇必危。河西四郡与燕云十六州的得失，关系着每一个中原王朝的盛衰，保住了这两个地区，就是一个兴盛的朝代；反之，就是衰败的。
在军事方面，宋有河西可形成对西夏的夹击，反之西夏据有河西则无后顾之忧。咸平四年，兵部尚书张齐贤上言真宗：以今日西鄙事势言之，穷讨则不足，防遏则有余，。。。。。若缘边兵得及五万余，更诱蕃部，逾十万，但彼出则我归，��东备则西击，使其奔命不暇，矧更能外侵哉。做宰相后，又上书曰：蕃部中族盛兵众可以牵制继迁者，唯西凉而已。真宗有其议。。。。。。俾犄角攻讨于是形成了宋与河士吐蕃等少数民族的联盟，也曾取得了击毙夏王李继迁的胜利。西凉吐蕃瓦解后，甘州回鹘又成了牵制西夏的一支重要力量。宋景德二年，回鹘大败西夏张浦军，祥符九年又攻下西夏统治的凉州，这些都给西夏以严重的打击。西夏夺取河西后，则势力更涨。经过几年的休养后，便与宋展开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等大规模战役。宋三经大战，军覆将死，则用空虚，天下嗷嗷，困于供给。更严重的是使西夏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政权和宋无法去除的边患。正如吴广成言：盖平夏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腰，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根固。
4、结论
以上论述的三大政治地理特征，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南侵所造成的。有些发生在宋代，有些在此前很远就已酝酿或形成。这些特征更多的有利于北方少数民族分立政权，而使宋朝处于不利的境地。西夏立国享祚与这三大政治地理特征密切相关，因此其存在有重要的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