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魏晋南北朝亚稳态结构及其他
我们已经变得衰弱不堪，为什么神灵学和神秘主义在我们中间产生，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它里面也许有伟大的真理，但是它几乎把我们毁灭了。
——辩喜
7.1一体化调节的失灵
也许有人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超稳定系统的反例。是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反常时期。这时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其他王朝的特点。大一统解体了，中国陷于长期的分裂状态，北方少数民族源源不绝地进入中原。庄园壁坞林立，人身依附关系加强了，商品经济普遍衰落。儒家一度丧失了正统地位，佛教和玄学盛行，文学艺术追求形式主义的靡丽铺陈的风尚，奇人怪事和才子神童辈出。甚至农民起义也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总之，我们在前六章中谈到的超稳定系统一些特点都变得不明显了。
那么，是不是能因魏晋南北朝而否定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呢？不能。这一长期分裂、又逐步趋于统一的历史过程，反而为超稳定系统结构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说明当它受到某种不能在短期内排除的干扰时，就必将导致宗法一体化调节功能的失灵。
一体化的失灵是从农民大起义调节作用失灵开始的。我们在第五章里谈到过，这是由于无组织力量与军事势力结合造成的。但这样说还很不够。农民大起义只是超稳定系统一系列调节机制中的一环，仅仅这一环失灵并不会导致一体化完全失灵。实际上，是在大动乱使得整个社会极度衰弱的情况下，又出现了外部的强大干扰，这种干扰和内部无组织力量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对一体化的连续冲击，使一体化逐渐失灵。东汉灭亡后正是这种情况。
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了西晋，三国割据遗留下来的强大的无组织力量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发展、变形，甚至固化了。豪强力量发展成门阀贵族，无组织力量很快地把西晋王朝吞没了，并且与外部两个干扰源结合在一起。
这两个强大的外部干扰源是佛教传播和少数民族内迁。应该强调的是，这两个干扰源都是乘虚而入的，它们同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无组织力量结合后，推波助澜，互相加强，渐渐干扰了一体化结构，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陷于三百年的分裂状态。我们将魏晋南北朝这一分裂动荡的时期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亚稳态结构。之所以要用亚稳态结构这个词，是因为它是一种缓慢过渡的状态，最终还是通过排除干扰、重建一体化，回到超稳定系统结构的。
7.2中原的虚弱和少数民族内迁
我们先谈谈使一体化调节失灵的第一个原因——西北少数民族的冲击和门阀贵族化相结合。
国外一些史学家认为，东汉灭亡后，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罗马帝国崩溃后蛮族大入侵的时期。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内迁确实是突出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当时少数民族军事侵扰的规模还不及汉初。西汉初年，匈奴势力最大，控弦之士号称三十万，构成了对汉政权的巨大冲击力。东汉，匈奴威胁基本解决，但又面临空前强大的鲜卑部落军事联盟。少数民族内迁问题在魏晋南北朝以后也很突出。东突厥曾以数十万骑围攻隋炀帝于雁门。唐高祖时（武德九年）突厥兴兵四万大举进兵中原，直达渭水桥北。可以说，从古以来少数民族的内迁就一直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那么，为什么偏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会成为阻碍宗法一体化实现的干扰源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汉灭亡以后少数民族干扰源和封建大国内部的无组织力量相结合。而这种结合又是同汉代长期执行的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分不开的。
远在东汉初年，匈奴内部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在公元49年遣使到洛阳，要求奉藩称臣，归附汉王朝，保卫边寨。南匈奴的附汉使北匈奴遭到重大打击。汉帝国对匈奴政策的胜利，使其他少数民族慑服，带来了边境的相对安定，但也使干扰源缓慢地引入内部。
南匈奴附汉之后大量内迁，史载“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落”的意思是户，每户以五口计，五千余落就有二、三万人之多。从此不断有少数民族被安置在甘、陕、山西一带。随着时间的推移，匈奴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越来越深入内地，集中到并州中部汾河流域一带了。
在东汉尚未崩溃以前，尽管少数民族纷纷内迁，但由于中央集权力量相当强大，所以这种胡汉杂处的格局并没有引起混乱。当东汉灭亡、大动乱发生时，南迁的少数民族便参加军阀混战了。例如呼厨单于就在公元202年归附了曹操。
大动乱造成中原地区的极度衰弱空虚，为少数民族干扰和无组织力量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第六章已谈过东汉末年的大动乱是历代大动乱中最残酷的一次，人口杀伤最厉害。公元156年，人口尚有五千零六万余人，到公元2明年（景元四年）时就仅余五百三十七万人了。西晋初年傅咸上书中也说：“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这种大破坏，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它象巨雷一样，不仅击垮了腐朽的旧王朝，而且几乎使整个社会毁灭。被破坏的大多是中原富庶地区；而偏远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人口杀伤并没有这么厉害。这样，少数民族干扰源在整个系统中越来越重要了。
据历史文献记载，当时入居内地的少数民族共达八百七十万人。我们就拿这个数字来做一简单推算。东汉后期为五千零六万人，那少数民族就占百分之十七左右（实际上应低于这个比例）。而西晋人口最多时为一千六百万，那么少数民族比例则高达百分之五十四以上了。
不仅是北方少数民族占了总人口的很大比率，就连南朝汉人政权统治下的地区也是如此。最近有人研究了南朝当时的民族结构，指出：蛮、僚、俚三族人口的一部分（远非全部），共计三百万人左右。据《宋书·州郡志》，刘宋大明几年（公元464年）人口数为五百四十六万余，那么这三支少数民族的部分人口数，就占了南朝国家掌握的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内迁使得汉族在人口比例上失去优势。宗法一体化结构是以汉族为主体形成的。在汉民族人口比例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宗法一体化结构也必将受到严重干扰。民族构成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要完成民族融合，克服干扰，不经过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
民族结构的变化导致阶级关系更为复杂。中原的凋敝使封建统治者有必要招引边境少数民族入塞充当劳动力。西晋初年（公元265年——287年），就先后有几十万少数民族入塞。他们大量沦为世家豪门的佃客。晋初江统在《徙戎论》中说：“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劳动人民和汉族劳动人民一样，要“家使出谷，平其输调”成为封建国家剥削和压迫的对象。晋武帝甚至迫使羌族首领姚馥为其养马。魏晋末年太原诸郡“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羯族首领石勒曾被贩卖为奴，他在上党时当过佃客。民族问题和阶级斗争纠合在一起时，农民起义的重要调节作用就要失灵。
这一历史时期，农民起义大多具有民族混杂的色彩。公元301年李特起义，参加的有汉、氐、賨各族；公元3O7年汲桑起义有羯、胡、汉各族参加。少数民族的贵族首领，往往利用这一形势采取军事行动，如羯胡首领石勒就参加了汲桑领导的牧奴和农民起义。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与农民起义相结合，造成了对王朝修复机制的巨大破坏。农民起义在扫荡无组织力量之时，也为少数民族建立贵族政权铺平了道路。
刘渊刘聪父子灭西晋的过程，很能说明少数民族干扰是怎样与无组织力量相结合，并利用农民起义的形势的。当时西晋内部无组织力量非常强大，爆发了八王之乱。争夺权力的八王，各自援引各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参加内战。成都王司马颖招引匈奴屠各部贵族刘渊为外援。东瀛公司马腾招引乌桓和羯族兵袭击司马颖。东海正司马越拥有鲜卑兵三万。刘渊乘晋堂内乱之机，打出“兴我邦族”的旗号起兵。当时王弥在徐、青一带起义，汲桑在赵、魏一带起义，造就了很有利的形势。从公元304年刘渊被成都王司马颖招为外援，同年冬举起反晋旗号建立“汉”政权，到灭西晋也不过只用了短短的八年时间。可见，中央政权的衰弱，贵族门阀的强大并与少数民族首领联合起来争夺权力，是使少数民族打入中原的契机。
匈奴贵族建立的政权，采用“汉胡分治”的政策，建立了两套行政管理系统，按“户”统治汉人，按“落”统治胡人。民族界线明显。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五花八门。当时大多数少数民族原来是落后的氏族部落制或奴隶制，由他们建立某种政权之后，就构成了对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巨大干扰。
7.3玄学、佛教的兴起
导致一体化长期失灵的另一个原因是，封建知识分子的普遍消极和汉代佛教的传播。
到东汉中后期，儒学成为知识分子沽名钓誉的手段，他们弄虚作假，两面派作风盛行。宋人司马光曾以“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来形容那时知识分子的作风。东汉有一个叫许武的人被举孝廉后，为了让两个弟弟成名，就故意导演了一次分家丑剧，家产分三，自己取肥田广宅和强壮的奴婢，使两弟以“克让”之名被举孝廉。然后又“会宗亲”说明自己当初之举不过是为了使两弟成名，现在可以把自己当初分得和以后经营发展起来的产业分给两弟了。这样，讲武就进一步猎取了更大的名声。还有一个叫赵宣的儒生，葬亲后在墓道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官“数礼请之”，这个“大孝子”硬是不肯出来，直到郡太守陈善查出他在墓道中先后养了五个儿子，才戳穿骗局。“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正是当时极为败坏的推举制度的写照。
伦理道德是儒学的一个核心，儒家名教与儒生行为日益脱离，暴露了儒学的虚伪性。另一方面，东汉中后期政治生活漆黑一团，知识分子入仕无门。有的人六十多岁了还在当太学生，等不到一个官做。学术界以沉闷繁琐的经学考证为主导。那种“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的文风，实在使有健全头脑的人无法忍受。凡此种种，必然造成儒学信仰危机。于是，有不少封建知识分子企图摆脱困境，开始批判儒学，另找出路。如魏晋年轻的玄学家王弼一针见血地指出名教的虚伪，他说其“崇仁义，愈致斯伪”，“巧愈精思，伪愈多变，攻之弥甚，避之弥勤”。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不少知识分子从事先秦诸子的研究。也有人企图推翻汉代经学，重新在原始的儒家经典中作新的发掘，也有人想综合各家，别创新说”。这种以复古为手段试图摆脱僵局的努力，使得许多消沉泯灭的学派开始活跃起来。如曹操，诸葛亮等大政治家就崇尚法术。后人称之为“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刘陶喜论纵横，王衍也好论纵横之术。甚至墨家也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喜爱，管宁就“韬韫儒墨”。学术思想开始摆脱独尊儒术以来的僵化局面。经学迅速衰落了。任继愈指出：“汉代是以经学的记诵来吸引读书人作官的。所以汉代的经师特别多。可是后来在军阀混战中全国的图书文物遭到惨重的破坏，通经的儒生也变得极少了。曹魏时，朝廷大小官吏和太学生在京师的有万余人，能通古礼的却找不出几个；中央官吏有四百余人，能提笔撰写文告的还不到十人。”
西晋以前，玄学清谈已占上风，充斥官场的也不再只是老成持重的儒者了。当时的才子神童，如马融、孔融、祢衡、何晏、阮籍、王弼、钟会等一代风流，都是少年成名的。这反映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后来，尽管也有傅玄、刘寔致力于儒学的中兴，而东晋以后儒学越发式微了。
经学的衰落、各派学说的活跃、知识分子思想的混乱，表明来临了一个小小的百家争鸣时期。思想真空是不能长久的，玄学和道家开始兴盛起来，并逐渐成为主流。为什么在普遍的信仰危机和思想混乱中，道家会渐渐占了上风，儒家和其他学派不能复兴呢？为什么会出现“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的潮流呢？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道家立学的兴起，除了意识形态结构自身演变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东汉末年统治者对儒生的残酷迫害，大动乱的惊人的残酷性，造成道家对儒家的反动。当时，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对政治黑暗、残酷的现实深感失望，有的吓破了胆，生怕干政会招致杀身之祸。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中，下层知识分子既不敢也不能入仕，又不满于经学的繁琐和名教的虚伪，他们愤世嫉俗，倾向于修身养性的全身长生之术和信奉“无为”的哲理。上层社会奢糜淫乱的享乐主义也需要找到理论说明。这样，玄学和道家成为社会的一种理论需要。魏晋时知识分子的必读书有三本：《周易》、《老子》和《庄子》，名曰“三玄”。天姿神迈的少年才子王弼，就是以注《老子》、《周易》而闻名一时并影响后世的。
魏晋玄学以道家的“自然”来对抗儒家名教，主张放情任志、顺乎人性的生活态度。它是对儒家伦理说教的一种否定和反动。这种表面上蔑视封建礼法的“解放”，实际上是精神危机和放荡不检的生活所表现出的“退却”。中下层知识分子如稽康、阮籍之类，愤世嫉俗，憎恶政治的腐败，退却于远离现实的清高的精神生活中去。贵族门阀则沉溺于荒淫无耻的享乐之中。魏晋玄学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它是毁灭性大动乱在知识分子精神上造成创伤的表现。这种现象说明：当人们对走入死胡同的官方意识形态产生厌倦，但仅仅只有感情上的反抗，而没有在理论上的创新的话，就会进入官方哲学补结构的陷阱中去。
正当儒家的入世精神象夕阳西沉，渐渐消失在“无为”和消极的黑夜中的时候，佛教开始构成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冲击。佛教刚传入时影响并不大。魏晋玄学的兴起，使得佛教传播的速度大为加快了。它是在人们纷纷寻找精神防空洞的情况下乘虚扩张的。
佛教比魏晋玄学更为消极。玄学道家虽然讲“无为”，但还主张“内圣”和“外王”的统一。何晏强调“性”是先天之全，“情’是后天之欲，人们不能完全任情达理，还主张要合情合理。而佛教主张“出世”，把“情”看作是产生一切烦恼、罪恶的根源，主张灭除欲望，这完全是禁欲主义的。佛教用现世的虚无来为出世作辩护。佛教和立学推波助澜，以至许多知识分子由玄而入佛，愈陷愈深。汉魏时，佛教还不那么炽盛，西晋初年已不然，译出的佛学经典达上千卷之多。但最能引起中国士大夫兴趣的还是“般若’学。到东晋时，佛学已经十分兴旺了，和尚们以哲学家的形象走上了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舞台。
玄学和佛教的兴起，是实现一体化的巨大障碍。宗法一体化结构需要依靠信仰统一国家学说的知识分子组成官僚机构，需要以封建礼法来维护家庭和国家的等级次序。儒学正统地位的丧失，崇尚“无为”和“出世”的佛老之学成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就使得一体化无法实现。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佛教，实现宗法一体化的障碍会小得多。范文澜曾说过：“佛教是设计极巧的一套大骗术。东汉以前，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这样狡诈的大骗子，中国思想界无论在理论上经验上都缺乏有效的反对势力。自佛教传来后，它的神不灭说，因果报应说，以及有关天上人间，唯我独尊的无数神话，把人们催眠成昏迷状态，理智丧尽，贪欲炽盛，厌弃现世，或者贪得无厌，一心求来世更大的福根。……自东晋到唐初禅宗南宗兴起以前，中国役有一个力量能够战胜佛教。”
就这样，佛教构成外来文化对中国的第一次冲击。中国那古老而有顽强生命力的主体文化，不得不艰难地消化外来文明。这是一个痛苦而又富有创造性的历史过程。
7.4政治结构的变化；
分裂、贵族化及九品中正制由于上述几个强大的短期内不可能排除的干扰源造成一体化失灵，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失去了大一统的组织力量，陷于分裂动荡之中。特别是北部中国一片混乱，时间持续一个半世纪之久。虽然也曾经有人企图以军事力量统一中国，但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最著名的是秦晋淝水之战。
氐族酋长于公元351年建前秦，它的势力迅速膨胀，先后灭前燕、代和前凉，二十年间席卷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大有统一中国之势。公元383竿，苻坚率领大军进逼偏安东南一隅的东晋王朝。东晋只有八万军队应战。苻坚很自负，扬言“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认为收拾东晋犹疾风之扫落叶。但淝水一战，前秦大败，苻坚本人也被姚苌杀死，已统一的北中国立即解体。姚苌在长安称帝建立后秦，艺伏国仁据陇西建西秦，吕光占姑臧建后凉。固然，前秦的战败有很多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一体化结构已受到严重干扰，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可以设想，即便是苻坚灭了东晋，统一也不会稳定，会如查理曼大帝国那样迅速瓦解。
苻坚本人是想推行一体化的。他任用汉人知识分子王猛、薛讚、邓羌等为谋士，倡儒学，兴学校，打击豪强。但是.就连苻坚政权骨干王猛也认为东晋代表“正朔”，说：“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氐族贵族苻融也自惭戎狄，他说：“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前秦政权内部贵族化分裂趋势极强。淝水之战中，前锋慕容垂率步骑数十万，但他却希望前泰失败，战争打响时按兵不动，一见失利就率部叛变，拥兵割据。淝水之战从反面证明，一旦一体化受到严重干扰，不管军事首领统一中国的主观愿望多么强烈，不管他的军事力量多么强大，都不能重建封建大国。实际上，当时几个干扰源还很强，重建宗法一体化结构还是要走很长一段路的。
一体化失灵，对贵族化趋势就失去了遏制调节的力量，官僚机构也就逐渐为世袭贵族所垄断。
魏晋以后门阀贵族势力的强大，是众所周知的。甚至连皇帝也不敢得罪他们。东晋司马睿登帝位的第一天，竟让王导同坐御床，受百官朝拜。士族与非士族之间有非常明显的鸿沟，连皇帝也无法改变。梁时北朝东魏的降将侯景曾要求梁武帝萧衍允许他向王谢士族求婚。萧衍觉得办不到，只好劝他：“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未张以下访之。”齐高帝萧道成在临终遗诏中说：“我本布衣素族，想不到做皇帝。”可见门阀等级观念之深。贵族化的突出表现是，九品中正制代替了汉以来的察举征辟的选拔官僚制度。汉代以地域性的乡间为单位，考察知识分子的品行学问而投之以官。这种制度的实施，要有一体化调节力量的存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加强一体化。随着一体化失灵，国家陷于分裂，这种制度就不可能推行了。史书载，“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评无地”，这样，曹魏便建立了九品中正制。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州县置中正官，考察辖区人才的高下。品等分为龙等，列在下等的，永不得仕进。九品中正制在名义上保留了考核选官的制度，但选拔考察官吏的职能实际全部落到世族大家手中。由于名教的衰落，对知识分子的评判越来越以家世门第为标准，以后发展成为家世是能否入仕的唯一标准了。寒门庶族，即使道德高尚，学识渊博，也难以膺选入仕，特别是不可能列入上品担任国家高级官员。这样，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国家官僚机构成为贵族门阀专权的政治舞台。吴晗曾经指出，“从四世纪到十世纪大约七百年间，中国的政治被这三十个左右的绅士家族所独占”。可见这种势力流弊之深远。魏晋南北朝时就有人认为，九品中正制的失当，造成了“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这种见解是对一体化调节功能丧失的一种朦胧的意识。
随着政治结构中贵族化趋势的加强，中国封建社会再一次出现了“刑不上大夫”的现象，所谓“罚典难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士族犯罪，处理从轻，理由是不能“雷同群小”。皇帝对世族大家“每从宽惠”、“弘以大纲”，定罪与量刑均另立标准，前有“八议之科”，后设“收赎之制”。东晋初年发生过一桩“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的大盗窃案，主犯是一个士族。有司不敢处理他，就把看管仓库的人杀掉了事。
官僚机构门阀化在官俸上也有体现。两晋官俸主要采取禄田形式。政府把公田按照俸禄等级分给官员，官员自行收禄田（亦称菜田）的租税，同时配给一定的劳动力耕种禄田。官员对禄田有管理、支配收入的全权。禄田上的劳动者称为“田驺”、“僮”、“文武吏”等。他们世代相袭，地位和农奴差不多。我们知道，两晋的禄田制度本非古法，它和儒家的“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人，不与百姓争利”的传统是矛盾的。禄田制度是由官僚俸禄向封建领主采邑退化的中间状态。它也是一体化失灵贵族化趋势的表现。
7.5经济结构的变化：
坞堡组织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
一体化调节的失灵，必然导致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不断加强，出现地主经济向领主经济退化的现象。这一时期出现了类似领主式的经济组织形式；坞堡组织和宗主督护制经济。最近，陈仲安对这个问题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以北魏孝文帝太和中颁布均田制为界限，北方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两种形式。前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坞堡主经济和宗主督护制经济；后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地主庄园经济。实际上，前期类似于领主经济，而后期是向地主经济过渡的中间形态。
坞堡主经济结构早在东汉末已萌芽，但东汉一体化调节对它起抑制作用。西晋灭亡以后，一体化调节失灵，社会动荡不安，坞堡主经济便迅速发展起来，并部分地取代了原有的地方基层组织和行政系统。
坞堡主经济组织很类似于领主制度。大坞堡主控制小坞堡主，小坞堡主控制劳动者。大坞堡主又归附于某一政权，构成了坞堡组织外部的贡纳关系。这一点很类似西欧、日本。苻坚于淝水战败后，当时“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推平远将军冯翊赵敖为统主，租率结盟，遣兵粮助坚”。可见，仅关中就有大小坞堡三千余，北方社会经济主要是以坞堡组织为单位的。十六国后期直到北魏，社会趋于稳定，战乱时的坞堡经济就逐步转化成更为稳定的宗主督护制经济。
宗主督护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合户制，即“百室合户，千丁共籍”，“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户主即坞堡主、宗主，他们负责向封建政府承担赋役。我们知道，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最主要的差别是：地主经济中，地主剥削农民；领主经济中，贵族对农民不仅有经济上的剥削，还有行政上的管理权。宗主对户内所有人家的土地具有支配权，并对类似于农奴的劳动者有人身管理权，甚至有生杀之权。《北史》中记载过这么一件事：葛荣起事时，殷州西山李鱼川的家主“元忠率宗党作垒以自保，坐于大槲树下，前后斩违命者凡三百人。贼至，元忠辄却之。”南北朝后期，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后，行政管理权才渐渐从豪门土族、宗法坞堡主手中夺回来。
魏晋南北朝前期，地主经济向领主经济退化的重要表现是农奴化倾向。文学界众所周知的“客皆注家籍”，就是指这一时期自耕农渐渐失去独立户籍，而附注在主人户籍上的趋势。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部曲”制度。“部曲”原为两汉政府军队的两级编制单位。东汉灭亡后，“部曲”又用来指世家巨族的私人武装。自永嘉丧乱，一些既不肯流迁江南，又不甘沦为少数民族统治的世家豪族，便纷纷建立坞堡壁垒进行自卫。大量投靠他们的自耕农也就成为部曲。他们平时耕田，战时作战，对世家豪族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最近，罗宏曾分析指出，部曲与奴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都是“身系于主”，但他们不是豪门世家的“畜产”，不能象奴婢那样论价随便买卖，部曲只能“将转事人”。部曲一旦投靠家门世家，就不再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不向政府交纳租税和担负徭役。〈隋书·食贷志》载，魏晋南北朝佃客对国家“皆无课役”。部曲也“不预军征”，而象欧洲中世纪农奴那样，要为主人承担各种杂役，从输谷、助防，到盖房、植树，防范饥民盗田中麦，当船夫等等，劳动果实“被强家收大半之赋”。这和地主经济中自耕农是不同的。部曲制是父死子袭，只有通过放免或自赎的手段，才能摆脱对贵族的人身依附关系，重新成为自耕农。〈晋书·元帝纪》和〈宋书·武帝纪〉中都曾记录了免部曲为平民的诏令。由此可见，部曲和佃客实际上和农奴差不多，他们在魏晋南北朝的前期和中期，特别是在北方领主经济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是主要的劳动生产者。
南朝也由于贵族化倾向严重，自耕农在不断减少之中。南朝地主经济不断退化的有力例证是荫客制的发展。所谓荫客制，就是农民投靠封建官僚或豪门世家求得“荫庇”，以免除对国家的纳税服役。荫客制度的发展可以作为地主经济退化的尺度。三国时代，国家尚有一定的调节能力，在曹魏、孙矣等地，给官僚数额不等的赐客、复客只是一种不成文的临时性措施。但到西晋时，贵族门阀势力更炽盛了，荫人制也被法律认可而固定化了。西晋法律规定各级官吏“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和佃客。东晋时官员法定可以荫客的人数增加了数倍，详见童超整理出来的表（表10）。东晋一至九品大小官员，最多可荫户四十户，最少为五户。当时官员有几万，那么国家法定的荫客数即可达十几万户。有人统计过东晋官员法定荫客数为十五万户，如果以南朝灭亡时总户数六十万计，那么官员荫客数就占总户数的四分之一了。实际上，官员的荫客数总是大大超出法定数额的。这表明，从三国、西晋到东晋，地主经济在不断退化之中。
由于经济结构向领主经济退化，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农民受到的封建剥削更为厉害，农业生产水平下降。最近，余也非指出，先秦时北方小麦卡均亩芦量为零点七三二市石，两汉时增为零点八零四市石，到魏与西晋降为零点七九一市石，北朝时进一步退到零点六八六市石，还不如先秦的水平了。
7.6亚稳结构与魏晋封建说
从前几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较大地偏离超稳定系统典型结构。但是，这一时期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之间还是相互适应的，其框图如图18所示。领主庄园经济和政治上的贵族门阀制是相适应的。国家的分裂和佛老玄学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相互适应，这是一种没有一体化调节功能或一体化功能很弱的适应态。也就是说，这一新适应态代替了由地主经济、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儒家正统这三个子系统组成的原来的适应态。所谓一体化结构的破坏，正是指原来调节方式受干扰，通过一段时间的动乱，三个子系统在相互作用中趋于另一种稳定态，这就是魏晋南北朝亚稳态结构。
亚稳态结构在魏晋南北朝中期已基本形成，它与西欧、日本封建社会有着相似之处。领主庄园林立，商业和城市普遍衰落，运输关卡重重。我们知道，汉代商品经济远比西欧中世纪的发达。但魏晋南北朝，统一的币制破坏。北齐曾出现实物交换的低级经济形态。北周用布帛为流通手段。宋铸钱极为粗劣，一千钱不满三寸，称为鹅眼钱。还有一种比鹅眼钱更劣的钱，称为綖环钱，极易破碎。梁时币制混乱，甚至改用铁钱。非常有趣的是，北周前后河西诸郡曾使用西域的金银币“而官不禁”。这种情况在封建大一统时期很少见。当国家陷于分裂、关卡重重时，使用金银币和外币流通是易于理解的，只有这样的货币才能沟通几乎被隔绝的经济区域之间的微弱的交往。这一时期，土地兼并等社会问题也不那么典型了。北朝主要是争夺人口。
根据这些类似之处，一些历史学者提出了魏晋封建说。他们认为汉代仍属奴隶制社会，汉魏时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有些研究者把汉代的流民问题、货币经济的繁荣，看作和罗马帝国类似的情况。历史上竟出现过这样惊人的巧合。罗马共和国的金储量为十七万九千一百公斤，而王莽死后汉代的黄金储量是十七万九千二百公斤。这些巧合，无疑可以加深这些学者认为汉代是奴隶制大国的印象。魏晋封建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它正确地指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结构有别于秦汉、隋唐、明清的特点。而和西欧、日本封建社会有某种类似之处。
但是，这一理论的失误在于没有看到汉代的社会结构与罗马帝国根本不同。汉代的城市和商业的发达，并不因为它是奴隶社会，而是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对社会调节的结果，是地主经济的特点。这一特点，在隋唐以后各皇朝中都存在。而且越是到王朝后期，商业病态繁荣的现象就越明显。汉代和隋唐以后的封建王朝都是实现了宗法一体化的封建大国，它们的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魏晋南北朝与西欧的类似，是因为宗法一体化调节失灵了，它必然出现如种没有一体化调节的社会结构所具有的一般特点。
魏晋南北朝后朝，随着几个干扰源的逐步排除消融，一体化调节力量又开始复苏，社会又往宗法一体化结构过渡。正如一巨大的物体沿某一轨道滚动，由于某种干扰而落进坑凹之中。但在惯性作用下又从坑凹中滚出来，终于回到原有轨道上来。
7.7重建一体化的道路
我们先从理论上分析一下，要重建一体化，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从亚稳态结构回复到封建大国，需具备哪些条件。
显然，第一个条件是那些导致一体化调节失灵的干扰源必须被克服，或者干扰源被系统同化，成为自己结构的有机部分，或者系统内部已增加一个反干扰的体制。比如人体对某些病毒能产生免疫力那样，出现抗体，那么干扰源就不会影响系统的结构了。
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和佛教这两个干扰源，正是通过这些途径克服的。在三百余年的大分裂的漫长历史中，大量内迁的少数民族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出现了又一次民族大融合。儒学在历时三百年的抗争中，一反汉代经学的迂腐气，慢慢地争取主动。最后，新抗体终于出现了。在佛、道、儒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流派——禅宗。到宋代出现了新儒学——理学。这时，佛教对儒家正统的意识形态结构就不能发生以前那种干扰作用了。
克服干扰源，仅是重建和加强一体化的部分内容。由于魏晋南北朝已经形成一种亚稳结构，即政治上的贵族门阀势力，经济上的类似庄园制的形式，以及佛老玄学的意识形态，这三个子系统组成互相调节的适应状态，这时，仅仅是克服干扰源就不够了。任何社会结构的演化，必须首先削弱处于旧适应态三个子系统相互调节的能力。也就是说，打破亚稳结构要实现如下几个条件：经济结构中推行均田制，破坏庄园制度，限制人身依附关系，把部曲和佃客解放为自耕农；政治结构中削弱贵族门阀势力，维护皇帝和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废除九品中正制，找到能实现一体化的入仕制度；儒家重新获得正统地位，广大知识分子改变“无为”和出世的消极态度，积极干预世事，成为大一统的组织力量。魏晋南北朝后朝，历史正是这样发展的。
我们可以把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东汉灭亡，一直到西晋，这是一体化调节失灵时期；西晋灭亡后，南北分裂，北方十六国大混战，这一百余年社会处于亚稳态结构，是第二个阶段，而从北魏建立以后的一个半世纪。可以看作从亚稳态结构向重建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过渡的第三个阶段。
7.8南朝的贡献与死胡同
从理论上说，重建一体化的任务可以由南朝、也可以由北朝来完成。表面上看去，似乎南朝更具备有利条件。南朝是汉族政权，在人们心目中是正统，社会也较稳定，不象北方那样混乱，而且前期经济比北朝发展，文化繁荣。但是，从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来看，却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西晋灭亡后，北方社会在一百余年间十分动荡，王朝更迭加走马灯，民族成份混杂，令人眼花缭乱。南方只经历了东晋、宋、齐、梁、陈五个朝代。从社会稳定性来看，南朝比北朝稳定。控制论指出，所谓稳定程度高，就是子系统内部相互适应的力量强。系统旧结构稳定程度越高，改变它建立另一种适应方式就越困难。北朝亚稳态结构不如南朝稳定，恢复重建超稳定系统也就比南朝容易。历史上，正是北朝实现了中国的又一次大一统。
北朝少数民族政权中杂混许多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但原始的社会结构可塑性也较大。虽然北方也留存了不少豪门世家，但贵族门阀势力远没有南朝顽固。北朝仕人受到少数民族侵扰和压制，不能象南朝世族那样肆意横行。在民族拉锯战中，北方的汉族很重视“同姓”，称之为骨肉。两、三千家聚居一地的现象，所在多有。所以，一旦民族融合逐步完成，少数民族政权就能很快地和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相结合，实现重建一体化。
南朝由于豪门贵族垄断了政治大权，在骄奢淫侈的生活中越陷越深，广大寒门庶族则被排挤在政治生活之外。南朝社会风气的磨烂是历史上罕见的。梁如土大夫宽衣大带，大冠高底鞋，剃面搽粉抹胭脂，走路要人搀扶。建康县官王复连马也没有见过，听见马叫便大惊失色，对人说：这明明是老虎，怎么说它是马？颜之推感慨地说：江南士族至今已传八、九代，但他们完全不懂人世事务，做官不办事，家也管不好。他们迷于声色犬马，荒淫无度，有的著名文人如庾信甚至搞同性恋。社会风气极度糜烂。有些寒门出身的士子学人趋炎附势，纷纷投靠高级士族当门生，把自己一生的荣辱显达完全系于血统“高贵”的主子身上。如宋徐湛之就有门生千余名。
南朝的农民也陷于近乎农奴的地位，所受到削极为沉重。范宁曾说过当时劳役的繁重：“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这种情况随着贵族化的加强越来越厉害。社会生产不断萎缩。最能说明这种趋势的是南朝户口不断减少。自东晋历宋、齐、梁、陈五朝，户口不断下降，刘宋时户口尚有九十余万户，到陈时只剩下六十余万户，少了三分之一。一些最富庶的地区，户口减少更为惊人。如山阴县在刘裕时有三万户，到隋灭陈时，会稽郡（包括山阴县在内的八县）人口仅二万余户，还不及当年山阴一县的户口。据梁方仲整理的数据，我们可将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到陈后主祯明三年（公元464——589年）户口变化画出一曲线（图19），自耕农呈急骤锐减趋势。这说明南朝庄园经济恶性发展。北方的起点比南方低，但受到的阻力也比南方少。北朝摆脱亚稳态结构要比南朝容易。在知识分子参政的道路上，北方也没有南朝那么深的门阀贵族与庶族的鸿沟。少数民族首领很容易把实现一体化和统一中国的雄心结合起来。石勒并不识字，但仍要人将《春秋》、《前汉书》等读给他听。正如一个不懂事的青少年接受一种信仰，比否定过这种信仰的老年人再重新接受这种信仰来得容易一样。北方自十六国混乱以后，随着少数民族政权的封建化和民族融合，受压制的儒生逐步和王权联合，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和主张大一统；积极干预世事的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使北朝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迅速前进，以至最终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压倒南朝，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这并不等于说南朝对回到超稳定系统结构没有贡献。其主要成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南朝是佛、道、儒三家斗争最激烈的地方。著名的思想家范缜就是南朝人。他以惊人的勇气著《神灭论》反对当时借助政权力量以势压人的佛学，证明物质是实在的，精神是附生的，还指出当时国家贫弱、人民困苦，都是相信神不灭的缘故。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王府，范缜和名僧们当面辩争，吵得把祖宗的神灵都搬出来了。范缜表示决不肯“卖论取官”。梁武帝宣布佛教为国教，对范缜发动围攻，动员王公朝公六十四人写批判文章七十五篇。《神灭论》发表后，在南朝引起很大的震动。相比之下，当时北方儒生还拘泥于经学的旧风，史称之为北学。而南朝注重古文经学，并吸收了老庄简易清通的风格。隋唐以后，儒学重新恢复了正统地位，这并不是汉代经学的恢复，而是更多地依靠了南朝学术界对儒、佛、道的融合消化的理论果实。
7.9中华民族大熔炉一
北方许多少数民族统治者都有过统一中国的意图，如羯族的石勒，氐族的苻坚。但真正走上重建一体化道路的是鲜卑族拓跋部。
公元398年拓跋珪称帝，进兵中原。魏国迅速完成封建化，建立了一整套官僚机构：在中央政府机构中“建曹省、备置百官，封拜五等”；在地方设置刺史、太守、令长；并规定中央尚书以下的官吏和地方政权中太守以下的官吏都任用文人。
天赐二年又对各级官吏的品秩和编制作出了具体规定，确定了租税和徭役制度。但北魏前期仍然是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混合体。拓跋氏政权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鲜卑贵族，要走上重建一体化的道路就必须抑制贵族势力，需要皇权和封建知识分子结合。
早在拓跋珪时代，少数民族统治者就非常注意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参政，对他们“留心慰纳”。拓跋嗣即位后，正式下诏“分遗使者巡求俊逸”。拓跋焘平定关中、凉州之后立即下诏，征集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都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一批著名的汉族知识分子。史书教：“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拓跋氏政权十分重视儒学教育。拓跋珪曾下令：“五经诸书各置博士，国子学生员三十人”。拓跋焘下诏建立太学，规定贵族子弟必须学习儒学，使儒学成为贵族官僚子弟进身的必经之路。拓跋弘（魏孝文帝，后改姓“元”，即元宏）即位以后，进一步在各郡设立儒学机构。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使得永嘉以来芜没了一百五十年之久的郡国之学又恢复了。甚至孔子及其二十八世孙孔乘也被抬了出来，以增加儒学的号召力。
北魏献文帝死后，拓跋宏尚年幼，冯太后亲理国政，雷厉风行地推行了有利于一体化的改革。经济上推行均田制，打击豪族，增加国家税收。公元485年宣布均田令，虽说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均田，授田时不限奴婢人数，豪门大族所占有的奴婢、耕牛多，分田也就越多。但是推行均由制完成了一个重举的转变，这就是国家控制的缰绳再一次套在经济结构之上。均田制实行后，就可以限制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逐步解决贵族豪门广占土地而不耕、贫弱细民劳动力有余而无耕地的状况。显然，这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一次调动和解放。
同时，北魏统治者还利用一体化打击贵族势力。为了配合均田令，在行政管理制度上实行了户籍制度和三长制，按地域关系重新编制地方基层组织，把豪强大族的荫户变为国家掌握的编户齐民。显然，这是对贵族化的宗主督护制的重大打击。正如冯太后所说的那样：“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使得从中央到基层，“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之总条”。均田制和三长制的实行，国家行政管理及对经济结构的调节能力都大大加强了。
公元491年魏孝文帝亲政，493年他以南征为名从平城迁都洛阳，把重建一体化的改革推向高峰。拓跋宏强令鲜卑贵族汉化。他禁胡服胡语，“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改变籍贯，生称洛阳人，死葬北邙山，并把鲜卑复姓拓跋氏改为元氏。他还制造了汉族、鲜卑族同为黄帝族的历史。孝文帝按照中原地区的门阀世家制度，规定了鲜卑贵族的族性，使得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同时有意识地通婚，消除民族界限。还宣布以后不再以民族成份为任用官员的条件。甚至连度量衡也规定“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这一切说明了孝文帝努力完成民族融合的历史使命。
魏孝文帝不愧是中华民族大熔炉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从小受冯太后的严格教育，熟读儒家经典，提倡文学，亲祀孔子，设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他极为看重人才和勇于纳谏。王肃本是南朝人，跑到北方后，魏孝文帝马上召见他，委以重任。后来王肃在北魏制定官制，推行汉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是成功的，国家一体化调节功能开始发挥作用了，庄园坞堡主和宗主督护制削弱衰落，北魏出现了百姓殷阜的局面。到六世纪初，进一步“定奴良之制”，限制贵族化。这时北魏已十分强盛，政府领户达五百多万户，但可惜的是这位少数民族政治家未能完成统一的大业，于公元499年即他仅仅三十三岁时就去世了。
魏孝文帝的儿子恪没有父亲的远见魄力，继位后宠任奸佞贵族豪门，崇尚淫侈，迷信佛教。孝文帝的事业迟滞了。孝文帝死后三十余年，北魏就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瓦解。但这时农民起义也开始恢复和执行自己的调节功能。这时的形势与淝水之战时根本不同了。统一中国成为历史的潮流，它已经不以某个人或某个政权为转移。至于由什么政权、什在人、在什么时机统一中国，只是时间问题。
统—的大业在北周基本上实现了。北周统治者为进一步推行一体化开展了尊儒复古运动。国号定为周，就是不想沿袭汉朝旧称，想复西周之古。这时，北朝不但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完全压倒南朝，而且在精神上也压倒了南朝。
继北周之后的隋，迅速实现统一大业。惰文帝定礼议正名份，封祀泰山，在京都设国子学。更重要的是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制定隋律，废九品中正，立科举制。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标志。从此，国家任用官员有可能不必依靠累世为官，垄断公职的士族了。终于在孝文帝去世半个多世纪后，由隋文帝杨坚实现了重建封建大国的大业。
7.10超稳定系统对外来冲击的反应
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历史，是超稳定系统在内部干扰和外来冲击下失灵，又艰难地克服干扰重建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历史。这一反常时期，使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看到超稳定系统的一些特点。
7.1O.1超稳定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与一体化调节能力成正比，与无组织力量成反比
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结构，是在生产水平不甚高、地理环境相对与世隔绝的历史条件下，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而建立的。因此，它可能受到的干扰有三类：第一类是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第二类是天灾；第三类干扰和冲击是外来文明的传播。
这三类干扰和冲击的性质是如此不同，但超稳定系统对它们的反应，却有着深刻的类似性。超稳定系统是具有巨大内稳调节力量的系统。一般说来，这种调节对各类干扰都有效。干扰对整个系统冲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调节能力。比如生物个体，它们无一不受到气候、病菌及其他各种干扰，但发病则取决于抵抗力。这种特点，是任何具有内稳调节机制的系统都有的。因此，抵抗力取决于一体化调节力量的大小，也与无组织力量成反比。
对少数民族和外来文明（佛教）的干扰，我们已作过分析，它们是符合上述理论的。那么，对自然灾害这类干扰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根据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对历代自然灾害的统计资料，可以制出一个统计图表（图20）。
图20表明，中国封建社会越到后期自然灾害就越频繁，但与朝代变更没有什么对应关系。当一体化调节力量强大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往往采取有效的救荒政策，使灾害不致危及王朝统治。但在王朝后期，国家内部无组织力量恶性膨胀，抗拒自然灾害等各种干扰能力大为减弱。即使国家想救灾，也只能依靠腐化的官僚机构，其结果是又给了贪官污吏们一次勒索百姓的机会。所以，王朝末期的天灾常常成为农民大起义的导因。总之，中国封建王朝在前期、一体化调节能力较强时，抗干扰能力也就越强；而后期无组织力量恶性膨胀时，也就失去了抗干扰能力。
这一规律，对十九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受到西方冲击时也同样适用。图21中，实线表示公元1767年到1847年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量：虚线为我们在4.6部分图10中使用过，表示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曲线。公元1820年以前，清朝政治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较小，鸦片输入量每年五千箱以下。1820年后，无组织力量迅速增长，鸦片输入量也激增至每年三万余箱。鸦片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打入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武器。在无组织力量强大，国家控制能力减弱时，鸦片输入量就猛增。从这个例子可看出对外来冲击的抵抗能力，直接取决于无组织力量的大小。两次鸦片战争是中华封建帝国企图遏制西方殖民势力冲击的努力。尽管两次战争中国都失利了，但由于当时还有一定的
7.10.2闭关自守的保守性
搞清楚超稳定系统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就能理解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有强烈的闭关自守倾向。人们常用小农经济的保守心理来解释它。但是中国的闭关自守比其他封建国家强烈得多。奇怪的是，封建大国越是强大的时期，它反而越开明。一从超稳定系统角度去看，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一方面，封建大国总是认为自己有能力抗拒外来冲击；另一方面，又担心外来冲击会引起内部不稳定。这种意识使封建统治当局总是尽可能运用一体化调节力量抗拒冲击，把自己封闭起来，尽量减少外来干扰。所以，历史上随着超稳定系统的日趋完备，保守主义倾向也益发强烈。宋以后，消极的闭关锁国政策也越来越明显了，它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明初围绕“海运”的斗争就是明显的例子。当时，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是一个盛大王朝初年的事，根本没有危及整个国家的稳定。但是，这遭到了正直儒生的激烈反对。当时德高望重的宰相夏元吉和后来忠君爱民的兵部郎中刘大夏，都极力主张“禁海运”。理由是这—举动不符合儒家经典“节用”、“爱民”的数导，认为海岸的开放造成倭患。实际上，倭患是禁海运的闭关政策的反作用员造成的。所谓倭患海盗，大多是中国渔民。
在闭关自守的保守主义倾向下，“禁海运”主张获胜。中国遥遥领先的航海事业从此一蹶不振。而正当东方中国人在烧船、烧先进航海资料科技文献时，西方殖民主义者却驾着一种落后得多的小船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开始了西方对东方的殖民。这件事很典型地反映了儒家官僚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的理解。在他们看来，任何可能发生的对原有状态的偏离，都应防患于未然，及早消除，而割断与外界的联系，对稳定内部也是绝对必需的。
历史证明：只要不打破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就必然会推行闭关政策。明清以来，这种历史性错误一犯再犯，这是很发人深省的。
7.10.3巨大的同化和融合能力
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历史还表明，一旦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无组织力量很强大，又与外来文明的冲击相结合，形成了短期内不能排除的强大干扰时，就会造成内部结构的混乱，使中国社会进入奇特的亚稳结构。但是这种亚稳结梅又不会持久地维持下去，它只不过是一种过渡态。
中国文明具有举世无双的独特性，它对外来文明的冲击，不可能象日本那样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去捏合。在外来文明冲击下，中国会经过一段痛苦的时期甚至会出现混乱和衰落，但缓慢而顽强地消化着外来文明。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表面看去，它似乎是被征服了，但那古老而强韧的精神不断地浸润着外来文明。就如珍珠贝分泌液体包融异物那样。这种消化过程柔韧而长久，迫使征服者最终被同化。
这种强大的融合能力，使得中国文化从未中断过。历史证明。痛苦的融合总合一天会结出宝贵的珍珠。它是古代文明的继续，又是伟大的创新。一当融合完成，社会就会被推向新的高峰。唐代的强大和文学艺术的繁荣。宋代的城市和商业的发达。以及科学技术达到新的水平，都是伟大的融合的结果。
7.10.4巨大的历史惯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一度脱轨三百年。但是，它迂回了一个大弯，终于又回到固有的轨道上来了。这是何等令人惊讶的历史惯性啊！
也许有人会做这种波想：如果北朝的少数民族政权没有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重建一体化结构，一那么中国封建社会也许就不会再度陷入超稳定系统，而那种亚稳结构是不是象欧洲或日本封建社会那样，较容易地向资本主义演化呢？遗憾的是，历史不能重演，我们也不能假定某些重要的历史条件不存在而研究社会演化。中国封建超稳定系统的巨大惯性，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因为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实现，就意味着建立一个地域广大、文明悠久、民族众多的封建大一统国家，它必然带来一大二古的特点。
正因为其大，就造成了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统一的大国内部就会出现经济上拖后腿、少数民族干扰的情况。有的历史研究者作了个很生动议比喻：中国汉民族的历史象一条大河，少数民族比较落后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就好比大河的一些混浊的支流，每过一段路程，就有一股蚀流叉进主流，从而使大河泥沙混杂，难于畅快地向前发展。如果我们没有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然而问题在于，象中国这样历史上形成的大国，它有着高度和谐的文明和统一的社会结构，是不可能将其一部分一部分地隔裂开来谈社会发展问题的，正如不能把河流中的水分为这部分和那部分一样。世界上只要是大河，就会有支流，就会形成大河流域，出现冲积平原。因此，大一统不应该成为我们对历史评头品足的对象，而应该是考虑中华民族发展的出发点。
中国古老而又成熟的文明，繁荣的社会生活，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具有深邃的吸引力，任何新兴的少数民族都很难抗拒它。因而，少数民族统治者的骑蹄一方面践踏了中原文明，另一方面这些民族又被古老的文明所征服。少数民族大肆内迁之际，往往也正是中国古老文明在痛苦中挣扎、汉族政权无组织力量最猖獗之时。恩格斯有一句名言；“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
每当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陷入死胡同而不能自拔时，少数民族以及农民起义就会发挥调节作用，使社会重新年轻起来，获得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复苏方式固然是格后的，甚至是残酷的。但在人类文明史中，还没有其他任何民族象我们中华民族这样，在多次民族融合中千锤百炼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它那统一前进而不可分割的传统，也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
这种历史惯性不论是好是坏，它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中形成并至今制约着历史发展的因素。作为一个有科学精神的改革者，不应不切实际地忽略这些惯性来考察中华民族的未来。改造中国需要我们有巨大的毅力和耐力，需要科学地理解历史惯性。
7.11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四阶段
根据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从整体上说，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超稳定系统建立之前和建立之后两大段。前一段是从西周建国到秦统一中国。中国进入超稳定系统结构以后，又可以细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秦汉，这是超稳定系统建立、形成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和郡县行政管理制度，书同文，车同轨，标志着封建大国的建立。一直到汉武帝时，一体化完成了，封建大国才趋于稳定。
第二阶段是封建一体化结构受冲击并实行大融合的阶段。这就是我们在本章所讲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三阶段是封建大国的鼎盛和成熟，这就是隋、唐、宋、元时期。这时，地主经济非常发达，科举制的建立表现了官僚政治的成熟。唐代文学艺术呈现了群星灿烂的局面，宋元的城市和手工业非常发达，科学技水发明也出现高峰。从汉以来形成的士族大姓，魏晋南北朝时横行数百年，隋唐时仍有相当的势力。士族大姓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最对中央集权政府的一种巨大的冲击力量。宋以后，中原士族“十室九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表明宋以后，封建大国完全成熟了：经济上，庄园制绝迹；政治上，封建割据势力基本翦除，中央集权程度很高；意识形态上出现了新儒教——程朱理学。
第四阶段，明清是超稳定系统僵化阶段。宗法一体化结构在这一时期，由于与理学的结合，宗法制度大为强化。政治结构中君权无限膨胀，相权衰落，科举制也变为八股取士了。理学则以封建礼教的卫道士的可僧面目出现，扼杀了创造精神，成为沉重的精神枷锁。隋唐时期对外的开明风度也丧失了。它象一个老态龙钟的巨人，依靠多穿衣服来适应外来气候的变化。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已经不可挽回地衰落了。
然而，明清的僵化并不意味着古老而又独特的中国文明丧失了生命力。它意味着中华民族面临着一次新的巨大冲击，预示着东西方文明新的融合时期的开始。中国历史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创造的伟大时期。
如果我们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诸阶段，就可以发现，在中国进入超稳定系统结构之前，即从西周到秦统一中国，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与西欧的、日本的封建社会类似。众所周知，欧洲封建社会以法国发展最为典型。法国封建社会经历了封建割据君主制、封建等级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三个阶段。秦以前中国封建社云也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其差别在于：欧洲封建社会进入绝对君主制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必要阶段；而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绝对君主制时，却建立了超稳定系统，从而走了另一种演变轨道。
为什么中国文明会走上这一条独特的道路呢？为什么战国后期会导致超稳定系统的确立呢？这个问题不是本书所讨论的内容，但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有的学者把它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早熟性。确实，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超稳定系统的前夜，和欧洲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的前夜，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出现过一个文化思想空前繁荣的时期。中国春夜战国时诸子百家争鸣，西方则是文艺复兴运动。它们都有发达的城市、商业和内部通讯联系的迫切需要。但是，这些现象中国却比欧洲早出现了一千年。这时，中国封建社会还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而文艺复兴对欧洲社会中开放性的工商业经济已占很大比重。另外，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结构始终没有波瓦解。而欧洲则经过了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又受到瓦解宗法关系的高级宗教（基督教）的征服，废除了偶像和祖宗崇拜。中国封建社会在春秋时代以后形成了士阶层，发展了客卿官僚制度和郡县制度。欧洲封建社会则发展起了一支新兴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市民阶级。因而，封建社会发展到绝对君主制时，中国封建社会实现了中央主权与士阶层的结合，推行了官僚政治，建立了超稳定系统的封建大国。欧洲中央王权与市民阶级结合，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历史现象，这就是社会结构演化的分叉。由于历史发展背景不同，中国社会发展到封建绝对君主制时并没有、也不可能演化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发展成为一个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封建大帝国。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一旦形成了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历史的发展便不可逆转了。
这表明，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的形式不是只有一条道路、一种模式。至于具体走哪一条路，是以不同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但是，一旦一个民族走上了自己发展的独特道路，那就如大树在生长中，分出一根巨大的枝杈，会继续生长下去，而不会回缩到分杈点上。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中国封建社会走的这一条道路是好还是坏呢？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社会走入了超稳定系统结构的歧途，而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深渊呢？不，不能这么说。的确，超稳定系统造成了中国封建的社会结构的长期延续，使得资本主义新结构发展不起来，这是历史事实。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中国的道路和欧洲的道路都是人类社会对自己存在方式的探索，它们都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