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秦以兵灭六国，并中国。”从三皇五帝始，历经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努力，到秦始皇时才真正实现了中华大一统的局面，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汉承秦制。从此形成了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体、中原以外的周边地区以少数民族为多数的分布格局。在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古史笼统称之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本文所包涵的内容，就是“北狄”或这一“历史一文化区”［1］的早期文明史。
从考古学文化区系和后来“狄”系诸族发展、演变、组合、重组的情况看，狭义的北方历史一文化区所涵盖的地域，东起辽河一曲之处的科尔沁沙地，向西南伸延，至黄河一曲的鄂尔多斯高原。后来，由于畜牧一游牧经济的发展，北方历史一文化区所涵盖的地域，又扩及冀北、晋北、陕北、陇东和整个蒙古草原。在这一狭长地带中，历史时期修筑了两道长城。从陇东始，至陕北后分成南北两道，北侧为战国秦汉长城线，南侧为明代长城。两道长城线于张家口靠拢，呈横“x”状分布，其间部分统称为北方长城地带。这里纬度偏高，气候变化敏感，时农时牧，又称之为农牧交错带。生活在这种特殊文化地理环境中的人们，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2］。这里先后缔造了两个文明；一是农业方国文明；二是畜牧一游牧业文明。在促进中国早期文明发展中，该地区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
北方长城地带，由于东、西部生态环境的差异和不同时期与周围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这一历史一文化区又可分为东部和西部两个亚文化区。
在最后冰期结束后，从公元前6干纪末至公元前5千纪末的适宜农业发展期间，从东至西均发生和发展了农业文化。东部区西辽河流域，于公元前6干纪后半段便出现了原始农业经济，先后有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等。因为这些文化都属于简形罐谱系的文化，有以“血亲”［3］为主体的发展关系，故苏秉琦先生称之为“红山诸文化”。
兴隆洼文化（公元前6千纪后半段），是中国北方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从兴隆洼村落内发现的石、骨生产工具和动植物遗骸看，兴隆洼文化先民还处于农业开发的初始阶段，渔猎和采集可能是其主要谋生的手段。兴隆洼村落外有壕沟环绕，房址的布局南北成排、东西成行，显然是事先经过规划而兴建的。如果以一间房子代表一个家庭的话，一排房子就可能代表一个家族；那么，整个村落则应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氏族。这时至少已出现了家庭、家族和氏族的三级社会组织。
代表兴隆洼文化先进技术水平的，是玉器的制作。在兴隆洼、查海、白音长汗等遗址，出土玉器的数量已达几十件。兴隆洼的居民已掌握了琢磨成形、抛光、钻孔等制玉技术。玉器除个别的斧、锛等被当作工具使用外，多数是礼仪活动中的“祭器”。尤其重要的是，在查海遗址的中心部位，有一小型广场，在广场内发现一条长19．7米、宽1．8米一2米的石块堆塑的龙的形象，龙“昂首张口，弯身弓背，尾部若隐若现，给人一种巨龙腾飞之感”［4］。
赵宝沟文化（公元前5千纪后叶至4干纪前叶）是继兴隆洼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赵宝沟文化先民的聚落址，房子的布局也是成排排列，发现的房址面积大小不一，却井然有序。具有特征的大型石斧和石耜的出现，说明此时可能已脱离了那种只将谷种撒在地表上播种的原始农业阶段。赵宝沟文化出现的动物纹样，已不是写实的动物形象，而是当时人们出于某种信仰崇拜而出现的“神灵”图象，有猪首蛇身、鹿形首、鸟形首等。此时出现了以“二维空间”的艺术手法所表现的画面，如猪、鹿、鸟追逐图和达到神化境界的陶器刻划麟（麒麟）与龙在云端邀游的图案［5］。用于祭祀的人面纹石斧的发现，表明了当时礼仪制度的发展。
富河文化（公元前4千纪前半段）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富河文化是由北方草原狩猎文化与兴隆洼文化融合后发展起来的，因地处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寒冷地区，其经济形态还处于狩猎、采集为主的阶段，与兴隆洼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相似。
红山文化（公元前4千纪初至3干纪末）可分前后两段。前段的生产发展水平和社会形态，与上述的赵宝沟文化无大区别。这一时期的文化，由于先后融入子中原后冈一期文化和庙底沟类型文化因素，使其迅速发展起来。代表其生产发展水平的大型石耜和穿孔石刀的大量发现，说明这时可能有了深翻土地的农具和应手的收割工具，农业有了飞跃发展。与其相适应的建筑艺术、宗教和社会形态亦有了划时代的变化。红山文化最高的建筑成就，是坛、庙、冢等建筑。如牛河梁遗址，其主体范围在50平方公里上下，坛、庙、冢的建筑规模宏大、水平甚高。以座落在主粱顶部的女神庙为中心，庙北紧靠一人工石砌台边的大型山台，台、庙与猪头山之间有三处大冢和祭坛，形成庙台、冢坛与猪头山南北一线的格局。庙的结构，由主室、左右侧室、前后室和南单室组成一个多室神殿址，其布局主次分明，左右对称，前后对应。这种按特定思想观念设计的传统布局形式，已具备后世宗庙建筑的雏形［6］。庙内的女神像群雕，其规模之大，每尊像竟超过真人大小。这种写实与夸张相结合，雕塑、彩绘与镶嵌相结合的表现技法，是红山文化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坛，庙、冢结合的统一布局，反映了祭祀的内容和性质也是统一的整体，即以祖先崇拜祭祀为主。
牛河梁的积石冢群规模最大，一座冢、一处冢地（由若干冢组成）和一群冢地，分属于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整个冢的封土、封石、框界、筒形器群都是为突出大墓的中心地位而精心设计和安排的，充分体现出一人至高无上的地位。整个坛，庙、冢的布局，反映了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组织结构犹如“祭坛”一样，已呈现出“金字塔”式的严格等级制度。政教合一，是中国早期文明的特色。《墨子·明鬼篇》：“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曰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礼记，祭义》又说，“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布局，已暗示了同一布局的“社稷”的存在。
红山文化的精美玉器制作，以神化形象的玉龙最有代表性。如果说公元前6千纪后期查海遗址出土的石块堆塑的龙形象还具有写实性的话，发展至赵宝沟文化时，已具有龙在云端遨游的“神化”境界，至红山文化后期，龙纹已抽象化或图案化（包括彩陶龙鳞纹）。红山文化龙形象（花纹）的发展、演变一脉相承，该题材是红山文化诸多特征中具代表性的一种基本特征，是该文化“族徽”性花纹图案［7］，也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始的象征。
从公元前4干纪初，源于中原仰韶文化的“一枝花”，即彩陶上普遍流行的玫瑰花，与源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龙（玉器）或龙鳞纹（彩陶图案），即“中原一枝花（华），燕山以北的龙（龙的传人），两个系统文化碰撞、聚变，出现了象征进入‘古国’阶段的坛、庙、冢建筑，在东亚大地上首先进发出文明的火花”［8］。因此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主根系中的重要一支。
在红山文化晚期出现的小河沿文化，其渊源相当复杂，既有当地赵宝沟文化因素，又有大汶口文化的影响。从该文化的主体文化因素看，筒形罐上的拍印线纹、敛口和直口折腹钵，以及包括葬式等，与内蒙古中南部海生不浪文化极其相似，这显然是受西部的影响。这种多重文化的影响，使小河沿文化的社会形态发生质变。从小河沿文化石棚山墓地发掘的77座墓葬统计，男性墓多随葬生产工具，女性墓则是纺轮和骨针等手工工具。这种男女分工明确化、男性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状况，无疑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同时，这时出现的夫妻合葬墓，无疑说明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至迟此时已出现了。
小河沿文化早期与红山文化晚期交错分布、分庭抗礼的局面，与各地区仰韶时代晚期龙山时代早期文化交错林立的状况相一致。
《五帝本纪》记载的黄帝打败炎帝和蚩尤后，名声显赫，恐怕不是虚构的。从仰韶时代晚期开始的各地文化林立，至龙山时代早期“城防”（石城）建筑的出现”［9］，两相比照，黄帝时代应该在公元前3于纪后段。红山文化坛、庙、冢这种具有北方文化中心地位的遗存，在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晚期突然不见，也许与上述黄帝与炎帝、蚩尤战争的社会背景有关，也许与当时降温的生态环境有关”［10］。
此后，中国北方古文化的中心，由东部的西辽河流域转移到西部的黄河一曲之处，即内蒙古中南部，此后，逐渐在此地形成了独特的“历史一文化区”。
三
西部区黄河一曲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处中国北方季风区的尾间，是东南季风、西南季风和西风环流交互影响的地区，气候变化格外敏感，生态环境逊于西辽河流域，故这里早期农业文化的结构与格局与东部区明显有别。这里的农业开发是由中原移民垦荒来完成的。
在公元前5千纪末，由起源于渭河流域的以杯形口尖底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人群溯黄河北上，达鄂尔多斯地区，几乎同时，太行山东侧以鼎和小口双耳鼓腹罐为代表的后冈一期文化人群经张家口地区西进，首先来到了岱海地区；稍晚，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文化人群又经晋中地区北上，也来到岱海地区。这两个系统的文化碰撞，融合，在内蒙古中南部实现了第一次农业文化人群的组合。
在岱海地区发现的石虎山两处聚落遗址［11］，其第二地点为早期的后冈一期文化遗存，文化内涵单一；稍晚的第一地点则显示了后冈一期文化和半坡类型文化融合的特征。而第一地点的规整的环壕建筑，则反映了两个文化融合前可能经过了相互角逐的阶段。
石虎山后冈一期文化遗存早期的村落很小，充其量只有二十几户人家，人口百人上下。房址的布局虽然不够规整，但略能看出成排排列的次序。大房址较大，室内面积有20～37平方米，分布于遗址的前、后两排；中型房址室内面积在9～16平方米，分布于遗址的中间；小型房址很小，有的只有2．5～5平方米，分布于大房址的附近。这种小型房址室内没有灶或烧土痕迹，应是储存物品的“仓房”。其晚期的第一地点环壕聚落，面积比早期大4倍，显示了人口数量的激增。这个时期出土有数量较多的长方形石铲、石刀、蚌刀和石斧等生产工具，表明原始农业生产已有了发展。晚期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中，有较多的大型动物，如野牛、马鹿、狍等，也有鱼、蚌和鸟类，说明渔猎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猪、狗骨骼的发现，说明当时已有了家畜饲养业。
公元前4干纪末期，起源于华山脚下的以重唇口小口尖底瓶和变形鱼纹盆为代表的半坡一庙底沟类型文化的人群也来到本区。经大面积发掘的岱海王墓山坡下遗址，代表了该文化类型的社会发展水平，故称之为仰韶文化“王墓山类型”［12］。该类型的聚落遗迹布局，与中原地区同期文化聚落布局不同。王墓山坡下遗址位于山脚，靠近坡上中间有一座大房址（87平方米），房前有一片开阔的广场，广场下部按等高线分布有一排排小房址。大房址居高临下，显然是氏族部落首领居住或议事的地方。在多数小房址中，出土了成组生活器皿和生产工具，显示每座房子既是一个生活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单位，说明原始氏族制度的平等原则开始被破坏了。
在上述文化发展的基础上，于公元前3干纪前半叶，太行山东侧的大司空文化和红山文化的人群来到了内蒙古中南部，与当地仰韶文化人群角逐、融合，形成了当地的“海生不浪文化［13］。其代表性的器物组合为：仰韶文化的尖底瓶系，大司空文化的小口双耳罐系，红山文化的筒形罐系（包括龙鳞纹彩陶），在内蒙古中南部实现了第二次人群组合。这种组合是以“姻亲”为主体形式表现出来的。
海生不浪文化的聚落，从早期的王墓山坡中遗址、红台坡上遗址和大坝沟遗址的发掘看，其外均有壕沟环绕。在大面积揭露的庙子沟和王墓山坡上的海生不浪文化晚期遗址中，其房址的布局亦是一排排分布的。王墓山坡上遗址大房址位于中间，室内既有生产工具，也有生活用具，表明该房子的主人也参加生产劳动。但在大房址周围有较多大型窖穴，大房址与周围小房址之间留有较大的空间，而这些小房址的建筑方式和面积大小均无大的变化，说明这些小房址主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平等的，因此推测这座大房址的主人可能是该村落的家族族长。
从这个时期出土的造型精致的石斧、石刀和骨柄石刃刀的制作技术水平看，当时的生产力已得到空前的发展。首先是农业产量的提高。加工谷物工具臼、杵的出现，一改长期使用磨盘和磨棒的传统，便是证明。在传统的半地穴锥体式房屋建筑中，这时出现了浅穴硬山顶式两面坡房屋，其中王墓山大房址（F10）的加长门道内，设有窖穴和摆放陶器，已失去纯门道的功用，开始向连间房子发展。王墓山坡上遗址夯土痕迹的发现，说明这时已掌握了夯筑技术。
上述情况反映出，至仰韶时代晚期，海生不浪文化的社会发展、生产经济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大约在公元前2干纪前叶，早已掌握了石砌围墙技术的红山文化居民的后裔开始西进，与末期小口尖底瓶（仰韶文化系）人群融合，在中国北方迸发出第：：次文明的火花——老虎山文化［14］。其标志是石城聚落群和三空袋足器的出现。
老虎山文化的石城聚落群，在内蒙古中南部共发现三群［15］。一是岱海石城聚落群：均分布于蛮汗山南麓向阳避风坡地上，面向岱海及相邻的开阔盆地，间隔5公里左右，以老虎山石城聚落址面积最大，达13万平方米左右。二是包头大青山南麓石城聚落址：均分布于大青山南麓台地上，间隔亦5公里左右，且往往成组（2—3个石城址）分布。三是准格尔旗与清水河县之间的南下黄河两岸石城聚落址：分布于黄河两岸陡峭的台地上。这些石城聚落址，均是依山势起筑，故呈不规则形，一般在缓坡部位筑墙，陡峭处不筑墙。有的在险要处修两道墙，以增强防御作用；有的在山坡陡峭处的墙外加石垛，以防倒塌，类似后来的“马面”。
这种石城聚落址内的建筑布局，以老虎山遗址为例［16］：房址均等高分布于层层台地上，每隔一段距离有2～3间为一组。这种2～3间房址为一组的生活单位，可能属于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在石城聚落址山顶平台上，石墙突出一块围成方形，可能具有祭祀或者瞻望的功能。在石城的西南角靠近水源处为窑址区，内有多处窑址。园子沟遗址的陶窑有的建在房址之外，成为房址的一部分，有的建在房内（作坊），出现了以烧陶为主业的人家，说明制陶业已有了专业的分工，陶器已具有了商品的性质。
在园子沟发现的前堂后室双间窑洞房址，建造讲究［17］。地面和墙裙用白灰抹平，中有大型圆形地面灶，灶外涂有一圈黑彩。从功能看，前室为炊爨或工作的场所，后室为卧室。这种居室和炊室的明确分工，只有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才可能办到。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园子沟发现的这类大量而且规范的窑洞房址，没有专业的施工队伍也是办不到的。
老虎山文化中的尖底腹——鬲的发展谱系，据苏秉琦先生的考证认为；“鬲”类是仰韶文化特征器小口尖底瓶的嫡系后裔，“殷墟甲骨文中的‘酉’字有的和这种小口尖底瓶（它的末期阶段）惟妙惟肖（ ），有的‘丙’字（ ）像尖底腹（仅仅是这个时期同小口瓶共生的一种型式）、有的像鬲。二字是‘千支’中仅有的像器皿的两个……把文明社会的殷商和仰韶文化末尾直接挂上了钩。…［18］以后，鬲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
老虎山文化的石城聚落群和式鬲诞生后，积极向南和向东发展，促进了这些地区“方国”的形成和发展。
向南，沿汾河谷地南下时，首先占有晋中盆地以北地区，再向南直接影响“陶寺古国”文明的出现。从陶寺发现的底腹到三袋足捏合成型的鬲的完整序列看，其祖型应是老虎山文化的尖底腹，说明北方式鬲一鬲谱系的人群在陶寺占有重要位置。然后，又吸收了南方和东方诸多文化因素，融汇成诸如陶寺墓地所反映出的较高文明程度的文化。
向东，老虎山文化的石城聚落群及伴随的鬲形器，经张家口地区，影响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展。
关于史前时期聚落围沟的功能，人们常认为是防备野兽侵袭的，其实不然。从岱海石虎山第一地点围沟遗迹的解剖看，挖沟的土都往内翻，外有壕沟、内有土垄，与后来的土城墙作法一致，只是当时尚未掌握“夯土”技术。从岱海地区发现的各时期环壕聚落及石城聚落址看，均处于不同人群文化融合的初始阶段。如石虎山第二地点的村落遗址，其文化内涵单一，类似后冈一期文化；而第一地点的环壕聚落除后冈一期文化因素外，增加了半坡类型文化因素。海生不浪文化早期亦然。已发现的王墓山坡中、红台坡上和大坝子沟三处环壕聚落，既有红山文化因素（筒形罐），也有大司空文化因素（小口双耳高领罐等）和某些地方文化因素。至老虎山文化时期的石城聚落址，其文化内涵，有来自太行山东侧的“午方类型”文化因素（夹砂素面双耳罐），更多的是来自鄂尔多斯的尖底瓶文化因素（高领篮纹罐、尖底腹等）。而在上述各阶段之间的文化稳定期，却没有发现类似的防御建筑。因此，环壕聚落的围沟是人群之间角逐的产物，其功能与后来的城墙一致。
四
东部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本地区发展起来的早期青铜文化。但该文化的石城聚落群，从石城的选址、石墙建筑结构、城内房址的布局，到与城址有关的祭祀遗存等，都可以看出是老虎山文化石城聚落群的进一步发展。在每组石城聚落址中，大城居中，中、小型城分布于两侧。如经过详细调查的阴河和英金河流域石城址群［19］，，从西向东可明显看出三组。第一组石城址群，从尹家店至三座店约20公里范围内，发现城址20座；向东约5公里为第二组石城址群，从初头朗至当铺地之间约20公里范围内，发现12座；再向东约25公里为第三组石城址群，王家店至水池一带发现城址5座。在第一组的20座城址中，有3座规模较大：一座位于三座店附近，面积为3．8万平方米；一座位于尹家店，面积为3．3万平方米；最大的一座位于池家营子附近，面积近10万平方米。池家营子城址正处于尹家店至三座店的中心位置。这种至少有大、中、小的三级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与‘国、郊、野’的划分是能够吻合的…［20］，也就是说已经出现了一般意义上的城乡分化。
城内的房址，大都是高出地表的圆形和圆角方形石砌基址。西山根城址内的房址布局，一排排呈等高排列，自下往上可看到一层层建筑，坡面似经修整，有的垒砌石护坡墙。房址的大小不同，小的直径只有2米左右，一般直径2．5～4米，最大的直径达10米。大型房址都选择在城中地势开阔干坦、位置较高的地方，反映了居住者的显要地位。
除上述石城址外，还有夯土建筑的土城址。这类城址多建在河旁台地和较平坦的坡地上。如敖汉旗大甸子遗址，是一座面积达6万平方米的夯土城址，墙外有壕沟，仅发现城门两侧垒砌石块，门道有铺石通道。
在城址东北侧壕沟外发现了大甸子墓地，在南北长约150米、东西最宽处约70米的范围内，共发掘804座墓葬［21］。通过对墓葬的分析，可以看出大甸子城址内居民的社会结构。
根据墓地具有代表性的各型陶鬲的分析，发掘者把墓地分成北区、中区和南区，在每一墓区中又分成了若干亚区（家族茔地）。又根据对各茔区随葬的礼器及陶器彩绘花纹中具有等级概念的酷似动物面目的有“目”纹结构图案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AI型区为代表的这一家族成员，在以斧（钺）为标帜的男性集团中的比率是最高的，无疑在这个集团中，AI型区的男性占有重要地位，而南区的男性在这个集团中的人少势微。以纺轮为标帜的女性集团中，南区的半数女性为其成员，北区各亚型区的女性在这个集团中的比率都没有南区这样多，AI型区里甚至一个也没有。若以各茔域代表的家族成员在这两个集团中的数量来衡量各家族在这两个集团中的地位，则北区AI型区所代表的‘AI’家族与南区代表的‘B，C’家族，各在一个集团中居首要地位。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恰呈‘AI’家族在男性集团中居首要地位，但它在女性集团中则没有成员；‘B？C’家族虽在女性集团中居首要地位，却在男性集团中成员甚少［22］］再从罕见的源于中原的爵、蚕等礼器的出土，以及类似饕餮纹的有“目”纹花纹的分布等，都显示了男性集团中以“A尸家族居首要地位，女性集团中以“B．C”家族居首要地位。各种现象都反映出，这里已是一个以男性为主、以“A”家族为主体的、权势与财富聚集在“A”家族一方的社会结构。其权势与财富都明显地集中在男性集团及集团中实力最强的A型鬲集团，女性集团和以B．C型鬲所代表的家族相对处于从屑地位。
因此，我们认为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墓地是一处以血缘纽带、婚姻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聚落遗存。在这里为数不多的高台山类型文化人群的加入，反映了古代中国在实行郡县制以前，社会基层组织由血缘纽带维系的氏族聚落，演变到以地缘关系为主的漫长过程中所留下的渐变痕迹。
西部区的朱开沟文化，是老虎山文化的嫡系后裔，经过由式鬲一鬲谱系三袋足器的演进，使朱开沟文化三袋足器发展至鼎盛阶段。仅鬲就有多种型式，如双鬲、花边鬲、蛇纹鬲、单把鬲，以及鬲的衍生器——、、三足瓮等。各种三袋足器的数量，包括晋南和关中地区同期文化北上的因素，在朱开沟文化各段中都占50％以上，在公元前2干纪末，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东进，渗入朱开沟文化，井成为新因素，使朱开沟文化达到鼎盛阶段。其标志是，朱开沟文化第三段时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小件青铜器，如铜锥、铜针、铜耳环和铜镯等，表明青铜铸造业已有了发展。在同期的大型墓中，出现了棺，椁制度和妻、妾殉葬习俗。特别是女性和小孩为男性陪葬，早巳超出了“夫权”的含义，已具备了阶级社会所具有的特征，开始向“方国”文明迈进。但是，由于此地西部为甘肃地区，受干冷气候的影响［23］，朱开沟文化在第四段以后，开始向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发展，然后由西向东展开了一场畜牧业革命。
从朱开沟遗址获取的生态环境演变资料［24］，结合鄂尔多斯地区环境地理的研究成果［25］看，朱开沟文化从早期至晚期的生态环境，是由森林草原逐渐向草原环境演变，故在朱开沟文化晚期（公元前1500年前后），出现了象征畜牧业文化的标识物，如青铜短剑，铜刀和铜鍪等。朱开沟文化原有的适应农业发展的传统器物逐渐被淘汰；其主体文化因素，如花边鬲、蛇纹鬲、三足瓮及带纽圆腹罐等属于北方鬲系统的文化则继续发展。由于干冷气候的持续发展，就连鄂尔多斯也普遍不适宜农耕，为寻找适宜发展的空间，半农半牧的文化中心开始南移，晋、陕北部黄河两岸的李家崖文化的人群，应该就是朱开沟文化的人群的后裔。
李家崖古城［26］依地势修筑，城墙为垒石包边，里边夯土填筑，显然是继承了老虎山文化的石城建筑技术。分析古城中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和马、牛、羊、狗、鹿骨骼等，可知李家崖文化的经济形态仍属于定居的半农半牧经济类型。李家崖文化的铜器群由三组器物组成：一是中原商式礼器和兵器；二是商式铜器和北方式铜器相结合的器物，三是典型的北方式铜器。后者数量最多，器形有铃首短剑、双环首刀、鹿首刀、三凸纽环首刀、管銎斧、銎内戈、三銎条形刀、羊首勺、蛇首匕、铜盔和靴形器等。
上述事实说明，从朱开沟文化晚期出现第一把青铜短剑起，到李家崖文化，在中国北方出现了从事半农半牧经济活动的人群。经济基础的改变，导致了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的变化。他们以北方式的兵器和工具作为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以农业文化传统礼器（商式礼器）维系早已开始的等级制度。从此就有了中原华夏诸族与北方民族的分野。这就是殷墟朴辞记载的方、土方和鬼方等北方半农半牧方国。事实上，这些方国的出现，可能要早于卜辞的记载。
当公元前1000年前后全球小冰期来临时，长城地带西部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尚处于半农半牧阶段的人群，一部分逐渐南下，融于中原农业民族之中。这在晋南地区表现的最为明显，当周初封唐叔于夏墟时，明确规定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另一部分则趁商周角逐的机会，沿今明长城一线向东发展，在京、津、唐地区留下了足迹；再沿着大小凌河北上，达西辽河流域，其标识器物是北方式青铜器及花边鬲。
五
西辽河流域属于太平洋季风区，虽然纬度偏高，但在降温的同时，夏季太平洋季风带南移，致使该地降水增多［27］，与同时期西部降水变化相异［28］。由于气候条件较好，故有东、南、西、北的文化因素交汇于此，融合于当地的土着文化中，形成了发达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一改以往的农业经济形态的格局。这一变化是通过夏家店下、上层文化之间的“魏营子类型”实现的。魏营子类型在继承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不仅接受了由南或西来的花边鬲系统文化影响，也接受了东来的高台山类型晚期和新乐上层文化早期的影响。夏家店上层文化早期还吸收了来自北部的白金宝文化的因素，可能还有卡拉索克文化因素。因此，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一种多文化层次结构的北方系青铜文化。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铜器群，也表现出多元结构的特点：一是起源于辽东的曲刃剑系，包括扇形刃铜斧和齿柄铜刀等；二是起源于西部的以柄身联铸的柳叶形短剑为代表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包括铜刀和各种装饰品；三是柄身联铸的銎柄直刃剑系。关于后者有的说不屑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系统［29］；有的说是“卡拉索克”短剑的“支流衍派”［30］；有的说正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固有器物［31］，这些说法尚需继续探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容器也表现了类似情况：有夏家店上层文化自身特点的仿陶器青铜容器，如鼎、鬲、豆、联体豆和双联罐等，同时又吸收了鄂尔多斯式的动物纹装饰；有典型的周式容器，如方鼎、、簋、、瓿、匙、壶、觚等，也有少量的鄂尔多斯式铜。夏家店上层文化在吸收了各方面来的文化因素后，迅速发展起来，至西周晚期时达到了鼎盛阶段，出现了像宁城南山根和小黑石沟那样的遗存。
从夏家店上层文化发现的房址、窖穴及陶器群看，他们还过着定居的生活，农业也比较发达，但畜牧业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从宁城南山根和小黑石沟墓地大型墓的丧葬制度看，与其早期一样，仍按中原的礼仪制度维系自己的等级制度。从畜牧经济向半游牧一游牧经济转化的界标，是骑马术的出现。这一转化过程，大约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完成的。驯马工具的出现，标志着骑马术的开始。宁城南山根出土的锚头状有倒刺的马衔，显示出驯马初期对马衔的刻意加工。两节式马衔，两端的倒刺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便于驯服。有了骑马术，才能有真正的骑士，这在战争中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北方民族开始腾飞了。强大起来的北方民族，趁列国逐鹿中原之机，又回到了明长城一线，积极参与了中原的征战。《史记？匈奴列传》载：“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左传？宣公八年》说：“春，白狄及晋平；夏，合晋伐秦。”正因为白狄与晋平等，才能联合起来伐秦，以后又联合秦伐晋。文献中关于“戎”的记载，始于春秋时代，“考戎字之义，《说文》以为L从戈从甲’；金文皆作戈形、盾形，这是军事活动之义。［32］与上述的北方民族强大起来、进取中原的事实相符。
相当于这个时期的北方民族文化遗存，从燕山以南的冀北、京北，向西经内蒙古中南部，至陇东高原，均有一系列的重要发现。根据这些地区同期成组资料的综合分析［33］，可以看到下述情况。
以陇山为中心的甘肃东部、宁夏南部普遍流行竖穴偏洞墓，在墓中发现了少量的屈肢葬和二次葬，在鄂尔多斯及其以东地区，则普遍流行长方竖穴土坑墓，在北京玉皇庙等墓地中、小型土坑墓中，出现了类似“石棺”的葬具。各地都流行殉牲习俗，在鄂尔多斯及西南的黄土高原地区，各墓殉牲数量较多，其种类是马、牛、羊；由鄂尔多斯向东，殉牲墓的比例下降，殉葬马的数量逐渐减少，而殉葬狗的数量递增，在北京玉皇庙等墓地，狗成为主要的殉牲品。各地区出土的随葬器物中，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占半数以上，但各地的文化内涵则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各种小件装饰品组成的腰带饰，在鄂尔多斯地区比较讲究；甘、宁地区各种小件装饰品除装饰在腰带上外，可能还装饰在胸、背等其他部位；北京玉皇庙等墓地中，还发现有装饰在覆面上的。在各种工具中，铜刀的数量由鄂尔多斯往东呈递减趋势，与殉牲数量成正比。各地出土的陶器不多，但很有代表性。在鄂尔多斯以东地区，泥质灰陶器物数量、种类逐渐增长，显示了农业文化因素的增长。
鉴于上述的文化差别，在北方长城地带形成了东有山戎，西有乌氏、义渠诸戎，北边狄的分布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各地的大型墓中都发现了造型讲究的虎纹饰牌，说明他们都流行“尚虎”习俗，反映了这几个地区文化的亲缘关系和逐渐统一的趋势。在考古学文化类型的研究中，划分不同人群的重要标志，是丧葬制度。“西戎”流行的长方竖穴偏洞墓的葬制，显然是“西戎一羌”固有的葬俗，后来因生态环境与鄂尔多斯近似，接触频繁，相互影响，促进了游牧业的发展，故从这时开始也就把陇东地区划入了北方文化圈内。而“山戎”本来就是狄系的一支，故为《史记》索隐的服虔认为山戎就是东胡。山戎的称呼在前，后来因在胡（匈奴）之东，又称东胡。
“狄”文化中心区域的内蒙古中南部发现的几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墓葬，因丧葬习俗和文化内涵的差别，仍可划分出“西园类型”、“毛庆沟类型”和“桃红巴拉类型”等。
“西园类型”是羌系西戎人的后裔，“毛庆沟类型”是赤狄楼烦，而“桃红巴拉类型”则是白狄。由白狄发展成为匈奴的线索是清楚的，这——点我们在《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和类型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已作了详细分析。
这时，与鄂尔多斯高原相连的陇东地区的西戎人，随着游牧经济的发展，可能亦加入了匈奴联合体，从而出现了“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的局面，故秦、赵、燕各修长城以拒胡。
此后，秦并六国、统一中原时，匈奴首领冒顿于公元前209年在阴山建国，把北方草原地区“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征服和控制了草原各部族，形成了控地东尽辽河、西逾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的游牧民族部落联盟性质的匈奴大帝国。
六
综上所述，北方长城地带位于太行山东侧鼎文化区、太行山西侧鬲文化区和草原文化区的交界地带，这就决定了该地区古文化发展的开放性。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辽河流域文化的发展已走在中原的前列，这就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前导地位奠定了基础。“8000年前阜新查海玉器以及其后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是辽河流域前导地位的有力证明。”［35］源于前红山文化的“龙”（玉龙）与源于仰韶文化的“一枝花”（蔷薇科），两个系统文化碰撞、融合，在东亚大地上首先进发出文明的火花，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进入了“古国”文明阶段。
以小口尖底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以鼎和小口双耳鼓腹罐为代表的后冈一期文化和以龙鳞纹彩陶、“之”字纹筒形罐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汇合、重组，在内蒙古中南部出现了像老虎山文化那种尖底腹式鬲等许多新文化因素。“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5000￣4000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组合，碰击出陶寺这枝文明火花，遂以《禹贡》冀州为重心奠定了‘华夏’的根基”，中华文明多源、一统的格局形成。
北方长城地带又位于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带，受地理环境制约的北方古文化的兴衰和发展，与气候的冷暖变化规律比较一致。在适宜农业发展的暖湿期后，至西周小冰期来临前，气候逐渐向干冷方向发展，并从西向东逐渐推进。在原来适宜农业发展的鄂尔多斯地区，畜牧业经济首先在原农业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影响了整个长城地带经济形态的变化。经济基础的改变，又导致丁人们的饮食结构、生活习俗、文化素质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也就是说，不同的生态环境，导致了不同文化的出现，以至于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出现了与中原农业民族（华夏诸族）相异的北方民族。
北方民族畜牧业经济经过漫长的发展，才进入了以骑马术为标志的半游牧和游牧阶段，从而也出现了以骑射见长的“武士”。从此，北方民族开始走向更广阔的草地，与欧亚草原上同时兴起的其他民族有了广泛的接触，吸收了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使自己更加强大。
北方游牧民族强大起来之后，也积极参与中原列国之争，有联合、有战争，与中原列国有着极复杂的关系。当秦汉统一中原时，也促使匈奴内部凝聚力加强，汉匈的冲突也越来越剧烈。汉匈间时战、时和，无论哪种形式，都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从中不难看出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之碰撞、融合、相互渗透的关系。“这种双方的文化交互碰撞，不断地构造新质文化，为中华文化不断地输入新生力量与新鲜血液，对中华文化的形成起了极为重要的构造作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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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2］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3］同［1］。
［4］《查海遗址发掘再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5年3月19日．
［5］同［2］。
［6］郭大顺：《辽西古文化的新认识》，《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杜，1989年。
［7］同［6］。
［8］同［2］。
［9］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及相关请问题》，《纪念城于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10］张兰生等：《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环境演变》，《全球变化与我国未来的生存环境》，气象出版社，1996年，
［11］现存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1996年考古发掘资料。
［12］田广金：《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考古学报》1997年2期。
［13］田广金：《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代文化遗存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14］田广金：《内蒙古中南部龙山时代文化遗存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15］同［9］。
［16］田广金：｛凉城县老虎山遗址1982￣1983年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第4期，1986年，并见［14］。
［1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198641988年发掘资料。
［18］同［2］，39页。
［19］徐光冀：《赤峰英金河、阴河的石城遗址》，《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
［20］朱延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22］同［21］，219页。
［23］水涛：《论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和经济形态转变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中国第二届环境考古讨论会论文，1994年。
［24］郭素新：《再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内蒙古文物考古》总8、9期合刊。
［25］史培军：《地理环境演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鄂尔多斯地区晚第四纪以来地理环境演变研究》，科学出版社，1991年。
［26］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8年l期。
［27］李取生、李祟玲：｛东北泥炭发育与中全新世降温事件的初步研究》，《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海洋出版社，1993年。
［28］张兰生等；（中国北方季风尾间区全新世不同时期降水变化及其区域分异规律的研究》，《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海洋出版社，1993年。
［29］陶宗冶：《銎柄直刃式青铜短剑及相关遗存的初步分析》，《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年。
［30］朱永刚：《试论我国北方地区銎柄式柱脊短剑》，《考古》1995年12期．
［31］韩嘉谷：《长城地带青铜短剑的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棠》，知识出版社，1996年。
［32］李绍明等：《论“羌”与“戎”》，（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
［33］［34］田广金：《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和类型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四），文物出版社。（待发）
［35］同［2］
［36］《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