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罗建国神话传说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它反映了自远古东夷少昊时代开始直至新罗建国时期中国居民移居朝鲜半岛的历史事实，自新罗建国之时朝鲜半岛就已纳入了东亚汉字文化圈，而中国边郡乐浪、带方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
关键词：新罗；建国神话；中国历史与文化
根据朝鲜金富轼所撰《三国史记》(成书于公元1145年、南宋绍兴十五年)的记载，新罗(亦名斯罗、斯卢、赫卢)建国于公元前57年(汉宣帝五凤元年)。对此，中外学界多有异议，认为由于金富轼的“新罗中心论”史观在发挥作用，故而在书中将新罗的历史提前了若干年，新罗建国本应比百济和高句丽要晚，作者却将新罗写成了比这两个国家建国的时间还要早的国家，关于新罗的这段早期历史，似乎是不那么真实，金富轼则有杜撰历史之嫌。笔者认为对金富轼编造历史的说法是一种过于武断的见解，而对新罗建国时间的怀疑，也是没有多少可靠理由的。对此，笔者不欲全面进行论述，仅在本文重点探讨新罗建国神话传说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对其影响的过程中涉及到的某些相关问题，并希望能引起学界的某些兴趣和关注。
一、关于“卵生神话”
朝鲜史书《三国史记》及其成书更晚的一然和尚①所著《三国遗事》中都记载了新罗建国的“卵生神话”。《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下面简称《罗记》)载：
先是，朝鲜遗民分居山谷之间为六村：一曰阏川杨山村，二曰突山高墟村，三曰觜山珍支村(或云于珍村)，四曰茂山大树村，五曰金山加利村，六曰明活山高耶村，是为辰韩六部。高墟村长苏伐公望杨山麓萝井傍林间，有马跪而嘶，则往观之，忽不见马，只有大卵，剖之，有婴儿出焉，则收而养之。及年十馀岁，歧嶷然夙成。六部人以其生神异，推尊之，至是，立为君焉。辰人谓瓠为朴，以初大卵如瓠，故以朴为姓。
《三国遗事》亦载：
六部之祖，似皆从天而降……三月朔，六部祖各率子弟，俱会于阏川岸上，议曰：“我辈上无君主临理蒸民，民皆放逸，自从所欲，盍觅有德人为之君主，立邦设都乎？”于是乘高南望，杨山下萝井傍，异气如电光垂地，有一白马跪拜之状。寻捡之，有一紫卵(一云青大卵)，马见人长嘶上天。剖其卵，得童男，形仪端美，惊异之。浴于东泉，身生光彩，鸟兽率舞，天地振动，日月清明，因名赫居世王，……位号曰居瑟邯(或作居西干)。……男以卵生，卵如瓠，乡人以瓠为朴，故因姓朴。……以五凤元年甲子，男立为王，……国号徐罗伐，又徐伐，或云斯罗，又斯卢。
关于卵生建国神话，就朝鲜半岛来说，并非新罗所独有。例如，据《三国遗事·驾洛国记》所载，金官伽亻耶(位在今韩国庆尚南道金海)第一代王首露王也是卵生。另外，在东北亚地区的古代国家中，我国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夫余和高句丽也都有自己的卵生建国神话。笔者认为，所谓高句丽的建国神话，实际上是从夫余的建国神话中移植或抄袭而来的[1]，因此，夫余建国神话无疑要比新罗建国神话产生得早。学界公认，夫余国至少在西汉初年就已经建立了。不难设想，夫余建国神话同新罗的建国神话之间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再明白些说，新罗的卵生神话应是受到夫余卵生神话的某种影响而产生的，这反映了东北亚地区我国古代民族同朝鲜半岛南部民族在文化上所存在的联系。但是，要寻根溯源，卵生神话的渊源还不仅仅存在于东北亚地区。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有“玄鸟生商”的传说。[2]相传古帝高辛氏之妃有女戎氏女，因吞食了燕子所产之卵而生商之先祖契。学界不少人认为，所谓“玄鸟生商”的传说与古代氏族的图腾崇拜有着密切关系，“玄鸟(燕子)”就是商族先人的图腾。有的学者根据我国古书中的有关记载，认定高辛氏(帝喾)乃是少昊之曾孙，而少昊(金天氏)恰恰是远古时期我国东夷族的首领，该族也恰是以鸟为图腾[3]。历史的“巧合”竟会给我们以颇大的启发，新罗人也恰恰认为自己确实是金天氏的后裔[4]。有人可能认为这种说法不是真实的，但笔者的看法却有所不同。
无论是古文献还是考古学为我们提供的资料，古代的东夷人或是后来的殷人，从山东半岛或中原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向东北亚迁徙还是不容否认的。江苏省连云港市史志办李洪甫在题为《少昊氏与朝鲜人先祖》的学术报告中，曾“通过大量的考古、民族、宗教史、交通史等科学的综合研究，率先提出了朝、日民族是少昊东迁分支的新论，他将少昊氏中心所在地区鲁南、苏北一带出土的石斧、石刀、黑陶器的纹饰与日、朝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作了细致的比勘，指出了日、朝民族以鸟为图腾的先祖崇拜，敬祀太阳的天体崇拜，祭社的地母崇拜以及纹身、拔牙的习俗都严谨地承袭了少昊的原始意识”[5]。学界不少人又认为，朝鲜半岛南部的水稻也是由我国南方经过山东半岛传播去的。种种迹象表明，我国东部沿海的古代鸟图腾的民族向朝鲜半岛的迁徙，对朝鲜半岛的历史与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新罗出现卵生神话当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在新罗卵生神话中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即马的出现。固然，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的山东章邱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中曾发现过马骨，证明彼时的东夷族已经饲养马了[6]。但是，从许多迹象表明，朝鲜半岛马文化的影响并非来自远古的山东半岛东夷人那里，而是来自辽西地区的东胡人或我国东北地区其他民族那里。众所周知，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东胡人的青铜文化，而这一文化向东北地区扇面辐射，通过辽东地区而将影响一直达到朝鲜半岛的南方。据考古界云，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骑马文化”传入朝鲜半岛，“给当地原有的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6]。又据文献记载，作为新罗建立之前的辰韩地区，在汉代已有“乘驾牛马”之俗，而马韩地区却“不知骑乘牛马”，说明在朝鲜半岛的南部，辰韩地区的“骑马文化”要比马韩地区来得要早。由上述情况可知，新罗卵生神话中出现马的形象，也不是偶然的，它依然同中国的“骑马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关于新罗建国神话中的其它文化现象
众所周知，从神话产生的历史年代以及它反映的历史发展时期来看，可分为原生神话和再生神话，前者指的是原始社会自发产生流行的神话，后者是指文明社会后起的神话，新罗的建国神话应属于后者。我们从前文分析的卵生神话来看，它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东夷族远古神话的某种历史痕迹，而又一方面也具有进入文明时代中国“骑马文化”影响的某种因素。就神话的本身来看，它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并不是单一的。我们进一步探讨新罗建国神话，还可以发现在其它方面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强烈影响。
其一，龙文化的影响。闻一多先生曾说过，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龙崇拜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无论是从古代文献还是现代考古所提供的资料来看，我国的龙文化亦来自原始图腾崇拜，而龙文化对周边国家亦产生过强烈影响。《罗纪》始祖五年(公元前53年、西汉甘露元年)条载：“春正月，龙见于阏英井，右胁诞生女儿，老妪见而异之，收养之，以井名之。及长，有德容。始祖闻之，纳以为妃，有贤行，能内辅，时人谓之二圣。”在《罗纪》之中，龙见于首都的记载屡见不鲜，新罗人的龙文化意识可谓浓矣。
其二，“仙人”崇拜。“仙人”崇拜是中国道家或道教文化的产物，学界所云“方士文化”乃是一种突出的表现。自战国时期的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直至秦皇汉武，皆崇尚神仙方术之学，热衷于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这些举动虽颇有些荒诞，但在促进中国同朝鲜、日本的文化交流方面却产生过非常积极的作用。笔者认为，诸如朝鲜半岛关于仙人王俭的传说以及新罗神话中的某些内容，皆与“方士文化”有着某种联系。人们所崇拜的“神仙”之中，不仅有男性，而且也有女性。《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在《罗纪》之末曾有一段叙述：
新罗朴氏昔氏皆自卵生，金氏从天入金柜而降，或云乘金车，此尤诡怪不可信，然世俗相传，为之实事。政和中(公元1111-1118年)，我朝遣尚书李资谅入宋朝贡，臣富轼以文翰之任辅行，诣佑神馆，见一堂设女仙像，馆伴学士王黼曰：“此贵国之神，公等知之乎？”遂言曰：“古有帝室之女，不夫而孕，为人所疑，乃泛海抵辰韩，生子，为海东始主，帝女为地仙，长在仙桃山，此其像也。”臣又见大宋国信使王襄《祭东神圣母文》，有“娠贤肇邦”之句，乃知东神则仙桃山神圣者也，然而不知其子王于何时。
关于“仙桃山圣者”之事，《三国遗事》与《东国舆地胜览》中亦都有记载。后者云：
圣母祠，在西岳仙桃山。圣母，本中国帝室之女，名娑苏，早得神仙之术，来止海东，久而不还，遂为神。世传赫居世乃圣母之所诞也，故中国人赞有仙桃圣母“娠贤肇邦”之语。
各书传说的具体情节虽然有异，但基本内容还是相同的，即仙桃山之“圣母”乃是中国帝室之女，新罗国王乃是这位“圣母”所生。仙桃山在今庆州之西。这一传说的文化内涵主要是“仙人”崇拜，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与新罗之间的居民迁徙的某个历史侧面。
其三，汉字、汉语、汉姓对早期新罗的影响。关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有人说是在公元8世纪中叶的盛唐时期[7]。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依笔者之见，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应起始于汉魏，发展于两晋南北朝，繁荣于隋唐直止清朝末期。说起始于汉魏，在新罗建国神话以及其它史料中可以得知。
关于朴赫居世的诞生神话，涉及到了“朴”姓来源的问题：“以初大卵如瓠，故以朴为姓。”显然，“瓠”为汉字，字意所表达的是一种葫芦，嫩时可食，老时可作盛物之器，即现在中国农村尚且使用的“瓢”，在这个意义上，“瓢”与“朴”可视为通假。查中国姓氏，姓朴者在古代实为罕见。《集韵》云：“朴，夷姓也，魏有巴夷王朴胡。”所谓“巴夷”，应指今四川东部的古代民族。那么，在新罗建国之前四川的居民是否同朝鲜半岛有什么联系呢？这个问题是十分有趣的，笔者也试图进行某种探讨。据有的学者说，汉代乐浪郡土著汉人木椁墓中出土的各种精巧的漆器“都是从遥远的巴蜀之地(四川)运来的”，有些贵重的绢布也来自四川[8]。由此可见，四川地区同朝鲜半岛存在经济文化交流还是真实的，这种交流的渠道，很可能同水上运输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传说金官伽耶首露王妃是中印度阿国的公主，姓许名黄玉，在龟旨峰附近有“普州太后许氏陵”碑。有的学者认为，“普州在中国四川省内，若此，则首露王妃可能是中国四川人”[6]。查普州为北周建德四年(公元575年，新罗真兴王36年)置，即今四川安岳县，“普州”应是立碑时所比定的地名，首露王在世时中国的四川尚无这一地名，但这也并不意味着首露王妃不是四川人。还有，据说日本的葫芦是由中国南方传去的[9]。新罗大臣有日本移民瓠公，此人“本倭人，初以瓠系腰，渡海而来，故称瓠公”[4]。因此，包括四川在内的我国长江流域以及南方地区曾有移民定居朝鲜半岛还是可以肯定的，而赫居世之姓氏“朴”就很有可能是采用“巴夷朴胡”之“朴”。
使用汉字、汉语并采用汉姓，从新罗国王昔氏和金氏的故事中也看得清清楚楚。《罗纪》脱解尼师今元年(公元57年)条云：
脱解，本多婆那国所生也。其国在倭国东北一千里。初，其国王娶女国王女为妻，有娠，七年乃生大卵。王曰：“人而生卵不祥也，宜弃之。”其女不忍，以帛裹卵并宝物置于椟中，浮于海，任其所往。初至金官国海边，金官人怪之不取。又到辰韩阿珍浦口，是始祖赫居世在位三十九年也。时海边老母以绳引系海岸，开椟见之，一小儿在焉，其母取养之。及壮，身长九尺，风神秀朗，智识过人。或曰：“此儿不知姓氏，初椟来时，有一鹊飞鸣而随之，宜省‘鹊’字，以‘昔’为氏；又解韫椟而出，宜名‘脱解’。”
从新罗王室昔氏的故事中不难看出，其姓、名的确定亦皆与汉字、汉语有关。我们再看《罗纪》脱解尼师今九年(公元65年)条的记载：
春三月，王夜闻金城西始林树间有鸡鸣声。迟明，遣瓠公视之，有金色小椟挂树枝，白鸡鸣于其下。瓠公还告，王使人取椟开之，有小男儿在其中，资容奇伟。上喜，谓左右曰：“此岂非天遗我以令胤乎！”乃收养之。及长，聪明多智略，乃名阏智；以其出于金椟，姓金氏。改“始林”名“鸡林”，因以为国号。
《罗纪》味邹尼师今条云：
味邹尼师今立，姓金，母朴氏，……妃昔氏，……其先阏智，出于鸡林，脱解王得之，养于官中，后拜为大辅。阏智生势汉，势汉生阿道，阿道生首留，首留生郁甫，郁甫生仇道，仇道则味邹之考也。沾解无子，国人立味邹，此金氏有国之始也。
从上述故事可知，“鸡林”、“金椟”、“金氏”等都是汉字、汉语，如果说故事的本身是由“新罗语”翻译过来的话，那么“鸡林”原是汉语是定而不可移的，因为故事中有“鸡鸣”之说。就朴氏、昔氏、金氏的诞生故事来看，足以证明在新罗建国初乃至建国前，当地人们已经有人掌握了汉字和汉语，某些贵族已开始采用汉姓。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在中国史籍或《三国史记》中还可以找到许多根据。
《史记·朝鲜列传》云：“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汉书·朝鲜传》将“真番旁众国”记为“真番、辰国”。所谓“辰国”，应指三韩中的辰韩，亦即新罗的前身。辰国欲上之“书”乃是用汉字、汉语写成是不容置疑的。由此可见，在汉武帝灭朝鲜、置四郡之前，新罗的发祥地辰韩一带就有人可以用汉语进行书面表达了。至于辰韩的民族结构，史籍亦有明确记载。《三国志·东夷传》云：“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馀人。今有名之为‘秦韩’者”。从这条史料中可以得知，远在秦代，就有大批不堪苦役的秦人逃往箕氏朝鲜(后来的乐浪郡)之地，然后又由箕氏朝鲜继续向南迁徙，由马韩人将其集中于韩地的东部，因此，辰韩之中秦人的后裔还是不在少数的。从史书的记载看，中国大陆到朝鲜半岛的移民在历史上是接连不断的。在秦朝的末年以及汉朝初年，燕、齐、赵地的居民曾大批迁往朝鲜半岛，卫氏朝鲜的建立意味着汉人在朝鲜半岛已居统治地位。及汉武帝灭朝鲜，又掀起一个新的移民潮，一方面，大批汉人迁往朝鲜半岛，另一方面原居朝鲜半岛西北部的卫氏朝鲜的居民又被排挤而南下，史书关于辰韩六部为“朝鲜移民”的分布区的记载就反映了这种历史真实。要知道，卫氏朝鲜中的许多人乃是汉人及其后裔，他们是有颇高的汉文化水平的人。至于后来高句丽南下后将乐浪、带方两郡的汉人排挤而继续向南迁移，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因此，新罗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汉文化基础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只要翻阅一下《罗纪》就不难得知，在新罗早期之时，新罗、百济国王相互“移书”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新罗“汉礻氏部人夫道”因“工书算著名于时”，可见所移之“书”与所工之“书”皆为汉字、汉文是毫无疑问的。
三、新罗建国神话所反映的历史真实
众所周知，神话乃是离奇超凡的传说故事，它崇尚虚构幻想，形象生动，情节感人，极富有艺术魅力。凡是神话，都是荒诞的，没有荒诞就没有神话。因此，那种将神话当做信史的作法是荒唐的。但是，神话同人类生活、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并不是毫无关系的。无论是远古神话还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神话，正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那样，都应当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作为一种特殊艺术形式的神话，它虽然不是历史的真实写照，但毕竟是人类历史的某种曲折的反映，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神话所包含的文化现象去探讨它所反映的历史。新罗建国神话所折射的历史真实，可归纳为下述几点。
第一，通过其卵生神话可知，在远古时期中国大陆就有人迁居朝鲜半岛，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鸟图腾文化应是新罗卵生神话中的原始因素。当然，关于卵生神话并非中国所独有，也并非凡是世界上各地的卵生神话都有什么内在联系。例如，缅甸亦有始祖卵生神话[10](第3卷)，我们就没有什么根据说新罗的始祖卵生神话同缅甸同类神话会有什么传承关系，但我们说东夷少昊氏同新罗的先人有着某种血统关系，还是有考古学根据的，而新罗人说自己是金天氏的后裔，也不是没有任何历史和文化根据的。
第二，将新罗的卵生神话同殷人的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学界有一种殷人起源于东北说和起源于东夷说，已是为世人所共知之事，而殷末周初以箕子为首的大批殷人迁往我国东北及朝鲜半岛也是历史事实，新罗卵生神话同史籍所载“玄鸟生商”联系起来也不是牵强附会之事。箕子在朝鲜建国，在檀君神话中就已经得到充分肯定，说明此事并非中国史家所虚构或妄传。因此，朝鲜半岛曾接受过殷文化影响也是不容否认的。
第三，新罗建国神话中的骑马文化因素表明中国北方或东北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同新罗的先人及其新罗本身有过人员交流或文化交流，亦应是历史事实。除了笔者在前文提到过的东胡人同朝鲜半岛有过联系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夫余及其先人秽族同朝鲜半岛的交流中看到有关的历史影象。笔者在其论著②中曾阐述，夫余先人“西团山文化”分布区的秽人曾越过威虎岭、哈尔巴岭向东迁徙，所谓沃沮族与东秽族就是东迁的秽人同当地的土著民族融合而成的。众所周知，所谓“东秽”的居地乃是今朝鲜江原道地区，恰是新罗的先人辰韩的近邻，史书常以“韩、秽”并称，意在于此。至于夫余人向朝鲜半岛东部的迁徙，这在百济建国的有关记载中已有实证。夫余及其先人秽族虽还不能说是骑马民族，但由于他们同草原民族是近邻，其受骑马文化的影响也分外强烈。因此，草原游牧民族的骑马文化通过秽人和夫余人而传入朝鲜半岛南方还是不会错的。这里提醒一下，韩国或朝鲜学界将夫余说成是朝鲜古代国家是毫无道理的，而我们中国也有个别人随声附和，在研究朝鲜神话时将夫余神话纳入朝鲜神话的北方体系，与此同时将古朝鲜看成是以“貊族系”为主体势力的国家政权，将檀君神话说成是“貊族系的始祖神话”，并引用朝鲜《世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四之“地理志”中“尸罗、高礼、南北沃沮、东北扶余与貊，皆檀君之裔”的说法，同时又将“太白山”比定为今“长白山”(实为妙香山)，结果是将中国东北的广大区域皆纳入“朝鲜神话”的涵盖范围了。笔者曾说过，古朝鲜的先人是良夷而不是貊人，貊人的分布区主要是在中国的辽东地区，中外学界将古朝鲜说成是貊族国家是对历史的一大误解。因此，如果说象夫余这样的中国古代民族的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古代文化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还是符合实际的，要将夫余或貊族说成是古朝鲜民族，是大错而特错的。
第四，从新罗神话中的“六部”之说而知，秦朝的移民曾将秦文化传入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前文已述，新罗的先人乃是辰韩地区之居民，而辰韩又多居秦人，因此，秦人将秦文化传入这一地区是必然的。关于“六部”的划分包含着秦文化因素的问题，学界罕有提及。中国古代秦国以“六”为诸数之首，宫廷中设有“六尚”(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度、尚书)，符、法冠皆六寸，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等等。由此看来，辰韩“六部”之制是有其历史根源和文化渊源的。无独有偶，在金首露的神话之中，有“六卵化为童子”之说，并有“六伽亻耶”之制，足见弁韩亦受秦文化之影响，史书所云辰、弁杂居，给我们提供了思考有关问题的重要线索。
第五，从“仙桃山圣母”的传说中可知，中国人迁往朝鲜半岛的历史事实以及朝鲜民族同中华民族的血肉关系。箕子在朝鲜建国，卫满至朝鲜夺取政权，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置四郡，公孙氏统治乐浪郡并设置带方之郡，都是中国人经营朝鲜半岛的历史事实。在此期间，中国的华夏族(即汉族)迁居朝鲜半岛的潮流形成一种后浪推前浪的形势。迁居者既有贵族官僚，也有普通百姓。早先迁居的华夏族与当地土著民族长期杂居共处，融为一体，所谓古朝鲜族便是东迁的殷人与土著的良夷融合而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史书已将其称为“朝鲜蛮夷”，箕子之后裔竟成为东夷之族。对“箕子东来”持否定态度的人，有一个似乎雄辩的说法，就是史书上没有关于箕氏朝鲜至中原进贡的记载。笔者认为持此观点的人没有认真研究历史上的有关问题，如西周天子权威的衰微，山戎、孤竹之族以及后来东胡之族的崛起，都是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北亚诸族与中原隔断联系的重要因素。从史书的记载看，不仅箕氏朝鲜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没有到中原进贡，就是象肃慎那样的东北古族也同中原断绝了联系，直到战国晚期燕昭王设置辽东郡之后，东北亚诸族方重又恢复了与中原地区的直接交往。自卫满夺取古朝鲜政权开始而至高句丽占领乐浪、带方二郡为止，朝鲜半岛东北部、东部地区一直在汉人政权的控制之下，这一地区的土著“朝鲜蛮夷”及真番之族多融入汉族之中，而向半岛南部迁徙的汉族或汉化了的“朝鲜蛮夷”也并非少数，《罗纪》中所记辰韩六部乃是“朝鲜移民”还是可信的。有民族杂居就有民族融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应当强调的是，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通婚不仅存在于平民百姓，而且也出现于上层贵族，《三国史记·百济本纪》所载百济王“娶带方王(带方郡太守)女宝果为夫人”一事即可说明这一情况。因此，关于新罗始祖母为中国帝室之女的传说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
第六，从新罗神话中所出现的汉字、汉语以及新罗王室采用汉姓的情况来看，以乐浪、带方为窗口的古代中韩文化交流对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业已产生奠基性的历史作用。学界有云，汉字传入朝鲜半岛是从古朝鲜开始的。所谓古朝鲜，不外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箕子和卫满都是中国贵族，他们迁居朝鲜半岛并传播汉字是不言而喻的。箕子有《麦秀歌》，被收录于《史记》之中，显然，其诗是用古汉语写成，记录符号自然是汉字了。如前所述，由于山戎、孤竹、东胡之族先后崛起于冀北、辽西一带，阻断了包括古朝鲜在内的东北亚诸族同中原的联系，这就大大地影响了箕氏朝鲜华夏文化的发展，致使殷人这一“冠带之族”在朝鲜半岛接受了土著的“蛮夷之俗”。及卫满立为王，迁往朝鲜半岛的汉人络绎不绝，半岛南部的民族也要“上书”见天子，足见汉字、汉语的普及程度。《汉乐府》录有《箜篌引》(亦称《公无渡河》)，相传为“朝鲜”大同江艄公霍里子高(一说是其妻丽玉)所作。笔者认为，所谓“朝鲜”应指乐浪郡的治所朝鲜县(今平壤)，这首四言汉诗应作于西汉乐浪郡时代，只有此时才会产生这样的作品。由此可见，西汉设置乐浪郡之后进一步在朝鲜半岛传播并发展了汉文化。另外，存在于公元1-4世纪的伽亻耶国(位于洛东江流域)有《龟旨歌》也是用汉文写成的，这进一步使我们感觉到了在半岛南方汉字汉语的普及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同乐浪、带方这样的中国边郡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只要我们阅读《三国史记》中的《新罗本纪》和《百济本纪》以及中国史籍有关记载便可知晓，中国边郡同新罗、百济及其前身辰韩、马韩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作者简介：刘子敏(1938-)，男，山东乐陵人，延边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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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然和尚(1206-1289)是高丽名僧，俗姓金氏，庆州章山郡(韩国鲜庆尚道庆山)人，所著《三国遗事》成书于公元1281年左右。
②刘子敏。肃慎族源、地望辨[J]。韩国日景园大学校亚细亚文化研究所、中国中央民族大学韩国文化研究所编，亚细亚文化研究，2000(4)。刘子敏等。东北亚金三角沿革、开发史及研究[C]。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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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秉琨。鲜卑·三国·古坟———中国朝鲜日本古代的文化交流[M]。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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