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永嘉乱起，北方汉族士人大批南迁，但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因素的制约，一部分汉人迁入河西走廊。这是因为河西走廊远离中原战场，能够长期保持相对的安定，还由于当地的地理条件有利于农业开发，所产粮食足以养活大批移民人口。尽管其数量无法与南迁的规模相比，但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并不在南迁移民之下，而对北朝以至隋唐文明的影响显然更大于南迁移民。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论稿》一书中已有论述。惟陈先生所论侧重于制度文明，并非研究移民，其他论著对永嘉乱的移民也往往只注重南迁，对西迁语焉不详。本文意在以移民史实为基础，阐发其文化意义。
一
西晋永宁元年（301年），张轨“以时方多难，阴图据河西”，主动要求去凉州任职。当时凉州正值“鲜卑反叛，寇盗从横”，一般人视为畏途，加上有公卿们的推荐，张轨即被任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
张轨祖籍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县东南），“家世孝廉”，应属当地望族；但至迟至其父亲一代已内迁，因而本人曾隐居于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女几山。可见张轨选择河西作为自己避乱与创建“霸者”之业的基地，除了考虑到了天时和地利的条件外，也充分意识到了本家族在故乡的渊源这一人和因素。果然，张轨到官后就平定了鲜卑的反叛，“斩首万余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据记载，秘书监缪世征、少府挚虞夜观星象，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张凉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除去其迷信的外衣，我们可以肯定，由于张轨到任后的举措，河西这一传统的避乱地已更安全可靠，在当时中原人的心目中是首选之地。尽管史料中已找不到具体记载，但从张轨能很快取得军事胜利这一点看，必定有为数不少的人员、包括将士随他赴任。如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王横任职张轨属下，后定居于姑臧。自东汉后期、三国以来，有不少凉、秦家族象张氏一样侨居内地，如安定皇甫氏、北地傅氏、陇西李氏、天水阎氏、敦煌索氏、金城麴氏等，我们推测，这些西北籍侨民可能成为张轨西迁时的招募对象。
在永宁元年之前，关中和秦陇曾有匈奴郝度元、氐帅齐万年等为首的羌、氐、卢水胡各族的武力反抗和晋朝的镇压，也经历过严重的天灾，而河西虽有鲜卑的反叛，仍相对安定，必定会有部分流民迁入。另有一些中原人因特殊原因迁入，如北魏时宦官赵黑称其五世祖术河内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晋末为平远将军、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弥县”。都水使者程良是广平曲安（今河北曲周县东北）人，因罪被流凉州，子孙就此定居；不过此类人数量很少。
永兴（305－306年）时，张轨击破鲜卑若罗拔能，俘十万余口。俘虏的数量可能有夸大，而且所谓“鲜卑”中实际上必定有不少被掳掠或自愿投奔的汉人，所以就有大批鲜卑人和汉人就此定居于河西。在西晋覆灭之际，凉州是唯一能给洛阳实际支援的地方实力集团，这也是一些中原人以凉州为迁移目标的原因。永嘉五年（311年）洛阳陷落，“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为此张轨划出武威郡部分辖地置武兴郡，用以安置移民，可见数量之多。不过从当时的军事形势和地理条件分析，这批中州难民主要来自洛阳西北及关中。如江琼虽是陈留济阳人，但当时任冯翊太守（治今陕西大荔县），“永嘉大乱，琼弃官西投张轨”。武功（今陕西扶风县东南）人苏湛的先人，“晋乱，避地河右”。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裴佗的先人“因晋乱避地凉州”；闻喜裴氏的另一支、晋冀州刺史裴徽的后人，“遇中朝乱，子孙没凉州”；还有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王士良的先人，河南洛阳人赵肃的先人等；估计都在这阶段西迁。
永嘉六年，其子张寔在西平（治今青海西宁市西）一带平息了麴儒等的反抗，将其骨干部众六百余家迁走，估计是安置在张轨所治的姑臧（今甘肃武威市）附近。
《晋书·张轨传》载张寔（314－320年在位）时有京兆（治今陕西西安市西北，辖境约相当渭河以南关中盆地东部）人刘弘“挟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燃）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余人，寔左右皆事之”；而张寔帐下阎沙、牙门赵仰都是刘弘同乡。刘弘势力之盛使他动了取代张寔的的念头，虽事泄被杀，但阎沙等却杀了张寔。其弟张茂继位后，“乃诛阎沙及党与数百人”。这一事变证实，在凉州的关中移民数量颇多，并且在张氏政权中已有很大影响。从刘弘已拥有众多徒众，阎沙等已位居张寔左右看，他们应是随张轨西迁或稍后就迁至凉州的。
从建兴元年（313年）愍帝在长安继位到前赵主刘曜平息关中和陇上的巴、氐、羌、羯的反抗，“秦雍之人死者十八九”，应了永嘉年间在长安流传的一首民谣：“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东晋太兴三年（320年），自立为晋王的司马保（南阳王模世子）病死。由于司马保一度据有整个秦州，部众尚多，有万余人散奔凉州。如清河（今河北清河县东南）人崔彤“随晋南阳王保避地陇右”，子孙遂居凉州。《北齐书》卷18《司马子如传》：“八世祖模，晋司空、南阳王。模世子保，晋乱出奔凉州，因家焉。……其自序云尔。”司马子如为司马模八世孙并不可信，但迁入凉州的司马保万余部众中也有司马氏家族成员，是完全可能的。
张骏在位时（324－346年），分凉州西部三郡置沙州，东部六郡置河州，又以戊己校尉地（今新疆吐鲁番东南一带）置高昌郡。这固然是前凉为自立而采取的扩充建置措施，但从前凉常能出动数万兵力看，这也是人口增加、开发范围扩大的结果。
从可考的迁往河西的中原移民看，其中虽不乏出于世家大族者，但本人的地位和声望都不高，既没有高官显贵，也未见一流人物，移民的层次并不高。这是因为永嘉乱起时，江东已成为晋朝遗臣希望所在，洛阳一带的官员士人大多选择南迁了。其次是由于关中经多年战乱和天灾已相当残破，长安虽作了几年西晋名义上的首都，实际人口少得可怜，文武官员也没有几个，以后又被刘曜迁走一批，能迁往河西的上层人物自然几乎为零了。
这一现象与以后河西经济文化的发达、人力的丰富似乎矛盾，其实并非如此。前面已经提到，包括张氏在内，有相当多一批凉州家族自东汉以后一直有成员在朝任职，或者已迁至内地，在两晋之际，已先后迁回凉州。这些人实际是移民，但由于他们一直使用原籍，就给人造成了一种都是凉州土著的错觉。在发生京兆人刘弘、阎沙等企图取代张氏并杀害张寔的事件后，由中原回归的凉州籍人士更成为张氏的统治基础。同时迁入凉州的中下层移民数量不少，在可垦地充足、社会保持安定的条件下，当地会有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使人口迅速增加。
二
东晋太元元年（376年，前秦建元十二年），前凉灭于苻坚，凉主张天锡被迁至长安。淝水之战时，张天锡在阵前投奔东晋，迁至建康。苻坚又将凉州豪右七千余户迁至关中，这些人口中既有河西土著，也有西迁移民的后裔。如河东闻喜裴氏的一支（裴佗先人）在此时“东归桑梓，因居解县（今山西临猗县西南）焉”；另一支（裴叔业先人），据《南齐书》卷51《裴叔业传》称“仕于张氏”，“义熙末还南”，显然也是先由苻坚迁至关中，然后随从关中撤退的晋军南迁的。武威姑臧人阴袭，义熙末随刘裕南迁的；刘裕占据关中的时间极短，作为凉州大族的阴氏显然也是由苻坚迁至关中的。但苻坚东迁的对象主要是张氏宗族和豪右，所以中原移民的后裔并没有全部迁离河西。
苻坚建元（365－385年）末，曾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今甘肃敦煌市西南），同时被迁的还有“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七千余户。前秦于建元十五年（379年）攻占襄阳，“江汉之人万余户”应即此次所俘获。这两批人都属惩罚性移民，必定受到强制措施的控制，所以到西凉李（玄盛）建初元年（405年）时还都居留于敦煌。此前的后凉龙飞三年（398年）发生内乱时，武威、张掖及其以东有数千户逃亡至敦煌和晋昌（治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在敦煌一带居住的移民多达二万三千余户、十万余人。当年李由敦煌东迁酒泉，将这些移民重新安置，以其中五千户南方（江汉）人置为会稽郡，五千户中原人置为广夏郡（均在今甘肃安西县一带），其余一万三千余户分别安置在新设的武威、武兴、张掖三郡（在今甘肃敦煌市南一带）。北凉时还置有会稽县，阚駰之父阚玟曾任会稽令。据《隋书·地理志》，这个会稽郡到北魏时还存在，至少辖有会稽、新乡、延兴三县；至北周时郡废，三县并为会稽县；隋开皇年间改为玉门县。会稽郡、县的名称延续了近二百年，似乎证明了这批南方移民后裔的长期存在。
不过，这批移民的层次显然不高，至今尚未发现有事迹可考的人物见于记载。
三
前秦建元十八年（381年），苻坚遣吕光“率将军姜飞、彭晃、杜进、康盛等总兵七万铁骑五千，以讨西域。以陇西董方、冯翊郭抱，武威贾虔、弘农杨颖为四府佐将”。吕光平定西域东归时，苻坚已在淝水战败，吕光留在姑臧，于386年（东晋太元十一年）建后凉。
吕光是略阳氐人，但其父吕婆楼已内迁，本人生于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长期生活在关中，汉化程度很高。吕光的部属中自然有不少氐人、羌人和其他非汉族。如姜飞、彭晃、杜进、康盛四位将军都未称籍贯，而四位佐将却分别冠以陇西、冯翊、武威、弘农，很可能前者并非汉人，康盛更可能是中亚康国人后裔。但随吕光西征的七万多人中多数是汉人，这些人因前秦的覆灭和后凉的建立而留在河西，无疑可视为中原汉人又一次规模不小的迁移。这些人在河西定居后，关中尚战乱未息，他们的家属有可能来河西投奔；还有些人因避战乱而迁至较安定的河西，如苻坚南安太守（治今甘肃陇西县东南）、河内温县人常珍“因世乱遂居凉州”；因此移民人数还可能增加。
401年（东晋隆安五年）吕隆继位，国势衰弱，后秦兵临姑臧城下，城内“东人多谋外叛”。所谓“东人”，应该就是二十年来由关中等地迁来的移民。他们迁入时间不长，尚未与土著（包括早期移民的后裔）融合，在建都关中的后秦军队逼近时，自然希望能趁机返回故乡。以后在北凉沮渠蒙逊的围攻下，“姑臧谷价踊贵，斗直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十余万口”。在回乡无望和饥饿的威胁下，百姓出城投奔北凉军队为奴婢的“日有数百”。吕隆怕动摇人心，下令以活埋来制止，“于是积尸盈于衢路”。403年（东晋元兴二年）吕隆无法自存，在后秦军保护下东迁长安，后凉亡。随吕隆东迁的有文武大臣和一万户百姓，此前还有大臣五十余家至长安为人质。
至此，自吕光以来迁至河西的人口，无论是汉人还是氐、羌，或死或迁，遗留下来的已经极少。三年后南凉主秃发辱檀接收姑臧时称“吾得凉州三千余家”，说明城中人口不过三千户，一万多人。原凉州别驾宗敞向他列举当地人物时提到的是：“段懿，孟祎，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陇之冠冕；裴敏，马辅，中州之令族；张昶，凉国之旧胤；张穆、边宪，文齐杨、班；梁崧、赵昌，武同飞、羽。”其中段氏、孟氏是土著，辛、彭二氏迁自秦陇，裴氏显然即两晋间迁入的河东闻喜裴氏之后，马氏可能出于扶风。前凉主张氏宗族在国亡时东迁长安，但苻坚败后，张天锡之子大豫逃回河西，大豫虽被吕光所杀，张氏后裔尚存，张昶当为其中之一。张穆等籍贯不详，土著的可能性较大。可见中原移民后裔不多，并且都是早期迁入的。但三十多年后北魏灭北凉时，姑臧迁出的人口有三万户之多，证明在此期间不仅有大批河西旧人自关中迁回，还可能迁入了新的移民。
地处今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昌，自西汉以来一直有汉人居住。前凉、后凉和北凉都置为郡，派遣了太守。吕光遣其子吕覆镇守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命大臣子弟随之”，其中也必定有一部分汉人。由于不断有中原人迁入，所以《魏书》卷101《高昌传》称：高昌“国有八城，皆有华人”。421年北凉灭西凉时，晋昌冥安（今甘肃安西县东南）人唐和、唐契兄弟与外甥李宝避难于伊吾（今新疆哈密市西北），“招集民众二千余家，臣于蠕蠕（柔然）”；这万余人主要是汉人。二十年后，“为蠕蠕所逼，遂拥部落至于高昌”。唐和所拥“部落”，看来已不全是汉人，以后也没有都在高昌定居，但因此而有一批汉人迁入了高昌。
北魏太武帝时，汉人阚爽自立为高昌太守。魏太延五年（429年）北凉主沮渠牧犍降魏后，其弟无讳在酒泉继续抵抗，战败后于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占有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一带），不久又袭取高昌。这次西迁虽是以卢水胡人为首，但汉人仍是其中多数。至魏和平和平元年（460年）柔然人并吞高昌后，先后被立为王的有阚氏、敦煌张氏、马氏、金城榆中（今甘肃榆中县西北）麴氏等，麴氏并成为世袭的高昌王，可见汉人在当地一直占主要地位。
汉人对高昌的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河西走廊移民的延伸，迁入高昌的汉人中绝大部分是从河西出发的。但高昌毕竟不同于河西，一方面原来缺乏汉文化的基础，另一方面非汉族人口仍占相当大的比例，汉文化的传播还处于初期。加上当地发展农业文明的条件有限，与河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五
北魏太延五年（439年），魏军兵临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城下，北凉主沮渠牧犍出降，北凉亡，当地三万余户被迁至京师。但这十余万人并不是都被安置在平城一带，其中有些人以后又转迁外地，如辛绍先内迁后定居于晋阳；刘昞的三个儿子迁至平城后，又被分配至各州，编为城民，直到太和十四年（490年）和正光三年（522年）才因有大臣请求，后人得以免除城民身份。以下同。这说明相当一部分人迁至平城后，又被强制分配至各地，世代服役，不得随意迁移，境遇是相当悲惨的。就连一些著名学者的生活也都相当贫困，如张湛“家贫不粒”，常靠崔浩接济。阚駰“家甚贫弊，不免饥寒”，偏偏他食量很大，“一饭至三升乃饱”，日子可想而知。主动归降的人员就受到较好待遇，如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人胡叟，因在北凉灭前一年多就投奔北魏，“朝廷以其识机，拜虎威将军，赐爵始复男，家于密云（今北京市密云县）”；此非一般移民可比。即使如此，胡叟也过着“蓬室草筵”的日子。对移民家庭，太武帝曾允许“诸年七十以上听留本乡，一子抚养”，如刘昞得以在一年多后由姑臧返回敦煌，并有一子留在乡里；但迁移对象中年满七十者有限，能享受这一待遇的人极少。当然，凉主降时姑臧城内户口有二十余万，魏军“分略诸郡，杂人降者亦数十万”，迁移的并不是凉州的全部人口。武功人苏湛的先人在西晋末年迁至凉州，在此时还乡里，估计他没有被列为迁移对象。
自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开始就有不少中原人迁往河西，在以后的长期战乱中河西地区一般都能避免战火，在关中发生战乱如前秦、后秦、夏灭亡时又不断有人迁往河西，因而聚集了大批文人学者，至此基本东迁。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东迁学者中著名的有：
敦煌人索敞，本是刘昞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之业”，至平城后任中书博士，“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任教十余年。著有《丧服要纪》、《名字论》等。
阚駰也是敦煌土著，“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注王朗《易传》，学者藉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于世。（沮渠）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沮渠）牧犍）待之弥重，拜大行，迁尚书”。入魏后，被任为乐平王丕的从事中郎，随他镇守姑臧，平王死后才回平城。
敦煌人张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曾任北凉黄门侍郎、兵部尚书；迁入平城后，常与崔浩讨论《易》经，备受重视。
宋繇也是敦煌人，年轻时就随妹夫张彦至酒泉求学，“闭室诵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靡不览综”。沮渠蒙逊灭西凉时，见他室内有数千卷书，此外只有盐米数十斛，曾感叹说：“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从此受到蒙逊及其子牧犍的重用。宋繇随沮渠牧犍迁平城，子孙均在平城和北魏各地任职。
姑臧人阴仲达以文学知名，东迁代郡后，由司徒崔浩提名，参与修国史，任秘书著作郎。
段晖、段承根，姑臧人，北凉末投奔吐谷浑，后投北魏。段承根被太武帝当作上宾。经崔浩推荐为著作郎，参与修国史。后因被人告发企图南逃被杀。
金城（治今甘肃兰州市西北）人赵柔“少以德行才学知名河右”，内迁后，“高宗践祚，拜为著作郎”，后出任河内太守，曾为源贺的《祗洹精舍图偈》作注解，受到高僧的赞赏。
金城人宗钦，曾任北凉中书郎、世子洗马，著有《蒙逊记》十卷。入魏后封鹰扬将军，拜著作郎，有文章流行于世。其弟宗舒也内迁，封为威远将军。
祖籍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的移民后裔常爽，“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当时“戎车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常爽迁至平城后，“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学生中有官至尚书左仆射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等多人。他讲学二十余年，还著有《六经略注》。
江强祖籍陈留，迁居凉州已数代，东迁后，献出经、史、诸子千余卷及书法，被任为中书博士。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中除常爽、江强外，都是凉州土著。就是常爽，也已是第三代移民，主要是在凉州接受的教育。这与东汉时凉州的知名学者几乎都侨居内地，或在内地受教育，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证明凉州的文化水准非但已不低于内地，在不少方面已在饱经战乱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之上。这次迁移实际上使永嘉之乱后被分为东西两支的北方传统文化汇合，此后又超越南方文化，成为隋统一后全国的主流。
陈留江氏家族对文字学的研究，是这次文化迁移、保存、传播、融合和发展的典型事例。延昌三年（514）江强之孙江式上表称：
臣六世祖琼，家世陈留，往晋之初，与从父兄应元皆受学于卫觊，古篆之法，《苍雅》、《方言》、《说文》之谊，当时并善誉。而祖遇洛阳之乱，避地河西，数世传习，斯业所以不坠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内附，臣亡祖文威杖策归国，奉献五世传掌之书、古篆八体之法，时蒙褒录，叙列于儒林，官班文省，家号世业。臣稽六世之资，奉遵祖考之训，切慕古人之轨，企隆儒门之辙，辄求古来文字，以许慎《说文》为主，及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苍》、《九籀》、《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苍》、《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以类编联，文无复重，统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隶诸体，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训诂假借之谊，随文而解；音读楚、夏之声，逐字而注；其所不知，则阙如也。冀省百氏之观而同文字之域。
这项宏大的文化工程依靠中原和河西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汇集了传世文献的精华，历经战乱而得以延续，最终在移民东归、文化合流后完成。
河西走廊地处中原与西域的孔道，在西晋末至十六国的战乱中，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不时中断，但河西却与西域交通不绝，成为西域文化向东传播的中介。《魏书》卷114《释老志》称：“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可见这次移民也是佛教进一步东传的一件大事。
又如北方一些乐工避居河西，以后吕光又从西域带回大批乐师和乐器，形成发达的音乐。这批乐工的继承者都被迁至平城，成为北魏宫廷乐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为北朝和隋朝所继承。
太平真君七年（446年）迁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其中包括了关中历年汇集的工艺匠人，这些人中既有来自西域和河西艺人，也有受到西域技艺和风格影响的汉族匠人，这对平城以至以后洛阳城的手工业和建筑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作用。著名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洛阳伽蓝记》中所描述的辉煌的寺院建筑和艺术，显然离不开这类移民的贡献。
河西移民及其后裔与中原学者的结合，使传统的汉族文化不仅得到恢复，并且呈现了新的特色。由于平城的人口大部分迁入洛阳，洛阳的文化风貌就充分反映了北朝文化发展的成果。洛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远远超过了南朝的建康。永安二年（529年，南朝梁中大通元年），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归洛阳，失败后只身逃归南方。当时北魏国力大衰，洛阳在经历河阴之变后也远非全盛时代可比，但陈庆之回国后却发表了一段惊人的见解：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且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
洛阳的文化水准当然是整个北朝的反映，但河西移民及其后裔所起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其影响还延续到隋唐时期。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支移民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