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2000年10月,作为省校合作项目“昆明旅游发展规划优化研究”的课题组组长,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于希贤教授分别向云南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提交了《关于发现滇东古长城的报告》和《研究、规划、保护、旅游开发云南古长城》的请示报告,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引起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云南省文化厅立即责成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对“滇东古长城”作进一步的考察和核实工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出蒋志龙副研究员为领队,抽调曲靖市、陆良县、石林县、弥勒县、马龙县、泸西县等有关市县文物部门的业务人员参加,组成联合调查组,于2000年2月13日——3月17日,联合调查组对“滇东古长城”所涉及的石林、陆良、弥勒、泸西、马龙、宜良等县所发现的“古长城”及其附属设施进行了实地踏查。凡属于希贤教授所考察和认定为“古长城”及其附属设施的地点和遗迹,我们都逐一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实地踏察。此外,我们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于于希贤教授文章中提到的但并未进行过实地考察的地点及其遗迹,我们也进行了实地考察;同时,为了更加充分的了解和辩明是否存在所谓的“滇东古长城”,我们还对具有类似文化现象的曲靖市沾益等县、区的遗迹也进行了实地考察。此次调查采用实地踏勘和部分遗迹解剖相结合,广泛走访当地群众与查阅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法,然后,在此基础上作出综合分析和判断。
通过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我们对“滇东古长城”的性质、功能、分布区域、构造特征、建造年代等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新的认识,现将我们调查的基本情况、初步结论和建议陈述如下:
二、实地调查基本情况
1、石林县
石林县境内石埂分布有:北大村乡天生关村南观音洞(观音塘);水塘铺东、老挖村西至尾博邑村东南的山林间,上铺草村东等地,其中天生关村南约500米左右观音洞(观音塘)一段的石埂为弧形,是围绕该落水洞的一段石埂,依地形蜿蜒曲折,处于观音洞北上方的岩项,埂为泥石混合堆积,为当地村民耕地捡出的石块堆积而成,顶部宽2——4米,高1.5——2米,石块全系天然,无任何人工加工痕迹。我们从石埂断面观察,没有任何人工砌筑和夯筑的痕迹。该石埂纯系地埂,并被用做田间道路(图1——4)。茂舍祖村西北约3千米处,有长约20米的一段,顶宽1.6米,水塘铺与哑巴山交界处,长约200余米,高0.
5——1米。各段之间并不相互连接。
水塘铺东、老挖村西至尾博邑村东南的山林间,有断断续续的分布(图5-6),如不仔细考察,很难与周围地形区分开来。石埂有的纯系天然岩石,有的为泥石混杂,也有的系天然石块随意堆积而成,上铺草村东所有石埂的堆积情况与堆积方式和上述地点的大同小异。
石林县境内上述各点的石埂均不互相连接,堆积相当低矮,所处的地势平缓,不可能具备军事防御功能。上述地段除观音塘与现代村子较近以外,其余均在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外,人类行为对其进行破坏的可能性极小,自然的风化和雨水冲刷对其的作用甚微。
2、弥勒县
弥勒县境内发现的主要有西一乡阿雨龙村公所的猴子箐和巡检司镇乌帮办事处独家村后山(村南)的金子硐坡。其中,猴子箐在弥勒县城至小河公路16千米处一侧,石埂由山脚至山顶有8层分布,每层石埂均用大小不等的天然石块垒砌而成,形成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平台,石埂最长者30余米,短的仅1米左右,石埂的高低也不同,视具体的情况而定,高约0.5——1.5米,这些石埂并不相互连接。从猴子箐的石埂子的断面(已坍塌)观察,没有发现任何人工夯筑和砌筑的痕迹,也没有发现在石块之间有任何粘和材料。该地系喀斯特地貌,山上长满灌木丛,周围山凹间尚有类似石埂分布,由于平台较宽,现已被辟为耕地,石埂作为地埂。猴子箐坡地陡峭,坡度大约在60——70度左右,石埂的作用可防止水土流失,起固土作用(图7-9)。
金子硐坡所存石埂系利用天然岩石作为壕沟的沟埂,在天然岩石冲刷而形成的沟埂上,又堆积了一些石块,这些石块系从沟中捡出放置在沟埂上(图10-11),以防山洪金子硐坡所在的弥勒县巡检司镇乌帮办事处独家村一带系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缺水严重,村民在雨季通过引水壕将山水引入村内的水塘中,以供生产和生活用水。至于岩壁所存岩画,时代待考。此岩画系1985年由云南省文物工作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生)等单位发现,认为可能和“太阳崇拜”有关,和“古长城”‘落成庆典’没有任何关系。这段沟埂顺山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而下,到山腰中部即与土沟相连。水沟一直连接到村中的水塘(图12-14)。石埂长34米,在一些地方还明显可见由于山洪太大时,山洪水冲刷出一些新的冲沟。有的沟埂可明显看出是天然石灰岩基岩,并不为人工所筑。沟埂顶部所放置的石块应为村民疏通水道时,捞出石块放置其上而形成。
单就猴子箐和金子硐附近的山坡,都没有发现与之相连的石埂。
且猴子箐的石埂堆积,虽系人工所为(人只是将石块拣起来随意堆积起来,并没有对石块作进一步的加工,也没有将石块按照一定的形式进行堆积,它和考古学上所说的人工痕迹是有明显区别的)。
但均未连成一个整体,况且猴子箐所在的山涧并不是很险要,设防并不理想,因为周围的环境并不利于设防。该石埂的功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推测其主要功能是固土和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金子硐坡石埂纯系山水冲刷而成的沟埂,显然两地沟埂的形成原因和所起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由于猴子箐和金子硐坡的石埂均与其各自附近的山坡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两地相距几拾千米,根本毫不连接。人为地将上述两地和在两地之间的其他地点找点连接起来,以构成所谓弥勒境内的“古长城”的连接和走向,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和弄虚作假的行为。
3、泸西县
在泸西县,我们对县城东部30余千米的三塘乡烂泥箐的古道、烽火台、哨所遗址和向阳乡阿盈里村西的营盘山进行了实地考察,该古道、烽火台和哨所可能为清代遗存(图15-17);阿盈里村的营盘山临时性防御设施极有可能为清末或民国年间的遗址,他们的准确年代有待进一步的田野考古工作。
泸西县境内的上述两个地点之外,调查中没有发现类似弥勒和石林县境内的石埂。
4、陆良县
陆良县境内分别考察了芳华镇雨补、小百户乡牛头山、天花、暑那、老母寨、杨梅山、月牙山、小村以及石林县的小圭龙等地的石埂。
雨补村后老尖山顶的石房子(即于希贤教授所说的乳峰及其上的女神庙),系求雨的祭祀届(当地群众称为雨祀庙)。老尖山系牛头山中段岩前的一座孤峰,其外形似女性乳房。山顶约有30—40平方米。在该山峰的顶部正中建有一长方形石房子(图18-21),房子长4.5米、宽4米、高3米,石墙厚0.7米。房子中置有一女性石雕像。至于庙内的女性石雕像,无论从制作的工艺水平还是表现内容看,是一般的民间艺人所为(图22),从其头上装饰有海贝来看,我们推测它的年代不会早于清代。大家知道,云南从南诏国到明朝期间,一直以海贝作为货币,只有海贝在失去作货币的功能以后,才可能用于装饰。自然,它的年代就更不可能早到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也就是古滇国时期,因为云南出土的大量的青铜时代的人物雕像上,尚未发现一件有用海贝来装饰的,当时的海贝是相当贵重的物品,只有滇的上层(王族)贵族才拥有。因此,这个石像绝不是报告所说的“乌蛮女神”,而是一般的民间工艺品。据雨补村长介绍,此庙为当地村民求雨的神庙,每到每年的阴历4月3日,附近地区包括马龙县的村民都会到该庙求雨。在祭祀完毕后,村民下山到另一个山头上野炊,现上面还保留有炊煮的灶台等遗迹(图24)。我们仔细地寻找了雨祀庙附近的地面及其周围,没有发现早期的遗迹和遗物,也没有证据证明它是古代的烽火台。
经实地考察,老尖山附近的于希贤教授认定为“古长城”的所谓“遗迹”,实际上是村民上山的山间小路(图23),至于《云南发现古长城》一文上所谓的“鱼鳞状分布的战墙掩体”,实际上是老尖山石房子即雨祀庙的南墙体(图20-21)。
报告所说的雨补古城堡,经查,该古城堡不存在。
小百户乡双官堡村后的牛头山西坡,于希贤教授认为的所谓“古长城埂”实际上也是一条山间小路(图25),和在老尖山的情形是一样的。至于山顶东面断岩边的所谓石哨所,实系利用天然岩石缝隙,在两缺口处用石块堆砌,形成一个长方形的石坑(图26),石坑顶部未见砌筑或加过盖的痕迹,在石坑内未发现任何遗物,相传有过牛头山古观的道士在此修炼。对该石坑的年代和用途有待进一步的工作。
小百户乡天花村前后的山上,均分布有石埂,石埂长短不一,高低各异,有的需作仔细的观察才能看出,这些石埂均系用天然的石块堆积而成,极不规整。分布在山腰至山顶之间的地段,数量有数拾条之多,相互间并不连接,均为单体石埂。
小百户乡暑那村陈家坟山上,发现一些石堆和石埂,长度不一,有的长6——10米,也有的长100余米,从山腰到山顶约有十余级,石埂高出地面约0.2——0.5米,石埂相互间并不连接,均为单体,我们对石埂进行解剖,没有发现任何人工夯筑的痕迹(图27)。
在天花村西还发现一座古城,为清代当地土酋所筑。城为方形,南北向,城垣为夯筑,南北各长156米,东西宽84米,城垣底宽为13.5米,顶宽4.1米,墙内高3.6米,墙外高7.0米。城内现为耕地,种植桑树。
此外,在小百户乡中坝村发现一古城,当地村民称为中坝古城(又称西山古城),道光《陆凉州志》载,为当地土酋所筑,时代为清代。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16米,东西宽140米,东墙系一天然悬崖,永清河从崖下流过。
在小百户乡芦山村公所杨梅山村前后山上的松林中,从山腰至山肩部的较为平缓的地段,均分布有石埂和石堆,形状、大小、长短不一,堆垒高低各异。石埂一般长3——5米,有的可达20余米;自下而上有十余级之多,互不连接,数量达数拾条之多。其中,在杨梅山村对面的白泥塘山脊北坡接近山顶处有一条长数百米的石埂,该石埂由东北向西南顺山势而下,在该石埂的上下两侧均有长短不一、高低不等的石埂和石堆分布(图28-31),(石堆即于希贤教授所称的掩体)。
月牙山的石埂、石堆堆积与杨梅山的相同。
小百户乡老母寨的石埂,有两个地点较为集中,其一在老母寨村委会所辖的小村村子西部约5千米的一座山的西北坡上,该山从山脚到山腰稍为偏上一点的地方坡度较缓,山腰以上较为陡峭,坡度在70度左右,石埂从山腰以上垒砌,有十余层之多,全系由砂页岩石块堆砌而成,最高者有3——4米,石埂长短不一,长者有近十米左右,石埂之顶部形成一个个平台,平台最宽处达4米,山腰以下的石埂均较低矮,平面也较小,小村的石埂堆砌较为简易,没有用任何粘合材料,极易垮塌(图32-33)。其二为老母寨村,老母寨村没有发现石埂,而是一堆堆的石堆子,散布在山涧,随意性极强。
其形成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
位于石林县北大村乡小圭龙村的所谓“石楼梯”,纯系山间道路,由于人畜践踏,加之砂岩极易风化,使水平沉积的山间小道,自然形成一层层的阶梯状,没有一点点人工开凿和加工的痕迹。
根据实地踏查的结果,陆良县境内的现存的石埂和石堆分布的地区,全系砂岩,表面风化相当严重,砂页岩碎块满山都是。石埂、石堆分布在山头的山腰附近的地势相对较为平缓的地带,在地形上没有军事战略意义可言,起不到任何防御作用。
这些石埂、石堆与其周围的山体并不相连接,是一个个单独的点,各点之间毫无联系。将雨补、老尖山、牛头山、天花、暑那、杨梅山、月牙山、老母寨、小村和石林县小圭龙的石埂、石堆连接起来,以构成所谓的“滇东古长城”在陆良县境内的分布和具体走向纯粹是一种现代人的想象。没有事实依据。
5、宜良县
宜良县九乡小拉得村与陆良县的小百户乡杨梅山村交界,地形地貌与杨梅山的相同,石埂和石堆也和杨梅山的相同,在宜良县的九乡发现陇城城址,城址平面为圆形,周长990米,分内外城,为彝族士官所筑。
6、马龙县
马龙县主要发现了曲宗古城(图34),该古城位于马龙县纳章乡格里达村以南约3千米处的一个山顶上,该城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当特殊,其东、南面为一深数拾米的天然箐沟,作为天然屏障,西坡较为平缓,在西、北面环城有三道城壕,最外一层城壕因村民耕地已不太明显,但里面两道城壕至今仍相当明显。第一道城壕(接近城墙者)最宽,达10——12米,第二道城壕最宽处为6.4米,外城墙残高7米余,内城墙残高10余米。城内布局不清。该城的特殊之处在于,巧妙地将山上的水引入城内的护城壕中,以起到防卫的作用。从地理位置上看,该城特别注重其整个城址的防御功能。“曲宗”意为“土司”、“头人”居住的地方,从这个方面判断,曲宗古城的年代最早不会早于明代。在马龙县的曲宗古城及其周围,没有发现陆良和石林县类似的石埂和石堆,与所谓的“滇东古长城”
没有必然联系。
除此以外,我们还实地考察了沾益县、麒麟区以及宜良县等地的一些类似遗存,其中在沾益县的盘江乡、大坡乡等地也发现有石埂分布,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大坡乡岩竹村的附近以及小竹箐村和白沙洞洞穴均有长短不一、高低不一的石埂。小竹箐村周围的石埂为村民开垦耕地和拦阻牲畜的结果,而白沙洞洞穴内外的石埂则是开垦田地和村民为储存稻草而辟的石埂。宜良县汤池镇的老爷山和可保村的中山也有石埂分布。从这些情况看来,石埂、石堆的分布范围之广,并不仅仅限于曲靖——弥勒一线,石埂和石堆是滇东高原的喀斯特地区的一种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
三、初步的结论
通过野外实地考察和认真分析,对照我国文物界公认的“长城”一词的定义:(其一长度在数百里以上;其二是它不封闭、呈线状分布;其三是由许多城堡、墩台、关门、敌台、敌楼、城墙等等所组成的防御工程体系。),我们认为:所谓的“云南滇东古长城”不具备长城三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将其定为“云南古长城”是不能成立的。具体理由如下:
1、“滇东古长城”的各点之间并不连接,根本不能构成一条线。曲靖——陆良——石林——弥勒(泸西)等地发现的石堆和石埂,分布在一个个的山头上,他们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是相对孤立的。只是在石林县水塘铺村——上蒲草村之间,有断断续续、绵延数拾公里的石埂分布,所处地势相对比较低矮和平坦。这一区域的石埂,正是李元阳的《万历云南通志》载的“鞑子城,在州东三十里,夷语‘底伯卢’,其城起自曲靖,抵于广西,绵延三百余里,昔酋长弟兄筑此以分地界”。‘底伯卢’,彝语的意思是:“用石头垒起来的长埂子”。
2、“滇东古长城”的各点之间互不连接,它构不成数百里的长度。能够连接起来的就只有石林县的水塘铺——上蒲草之间,顶多几拾公里,绝不是报告所说的“全长不下300余公里”。
3、“滇东古长城”实际上是由一些划分地界的地埂、水沟沟埂、开地耕作而成的石埂、石堆和为防止水土流失起固土作用的石埂等构成,并不具备军事防御功能。我们在考察中,没有看到可以御敌的高大城墙,也没有发现可供驻兵、屯粮的配套设施,原报告中所说的石哨所、烽火台和掩体完全是子虚乌有、牵强附会。所看到的地埂、石埂及石堆,就其所处的地形、地势,构筑方法之粗陋随意,以及规模体量的矮小,连猪、牛、羊等牲畜都阻挡不住,何谈御敌。
古城堡与报告所说的“古长城”毫不沾边。其中,报告所说的“雨补古城堡”和“马龙大庄古城堡”,经我们实地调查,不存在,“曲宗古城”(“格里达古城”)的年代绝不象报告所说的具有唐代以前的古城风格,而是明代或者明代以后的城址。除此而外,距离“古长城”最近的“天花古城”,报告却只字未提,该城为清朝土酋所建。从查阅的有关资料来看,陆良西部、马龙南部、西南部和宜良东部的三角地区的古城,绝大部分为明清时期所筑,和报告所说的古滇文化——隋唐时期(距今1600——2000年)相去甚远。
4、滇东地区所发现的石埂、石堆的年代早晚各不相同,其中最早的可以早到元代。石林县的水塘铺——上蒲草的石埂,据(明代)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的记载:“鞑子城,在州东三十里,夷语‘底伯卢’”,据此,我们推测可能为元代所建。弥勒金子硐坡的石埂,即引山洪的水沟埂,距今约100年的时间,因为当地居民迁居至此的时间大约在清末。至于其它的石埂、石堆,我们认为可能与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大规模的垦殖有关,早的可能到明代,因为明朝中央政府广迁内地的汉族移居云南垦殖,数量不少。还有的石埂、石堆为近代和当代所筑。由于缺乏明确的人工遗物,对这些石埂、石堆的断代有相当的困难。
5、滇东地区为我省的山区,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因此,建造这些石埂、石堆的民族也各不相同,其中,石林县水塘铺——上蒲草的石埂,当为彝族先民所建,弥勒金子硐坡的石埂为彝族支系阿哲人所建,陆良杨梅山的石埂和石堆也可能是彝族的一个支系所建,此外,还有苗族、汉族等其他民族所建的,有的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才能弄清楚。这些石埂和石堆,实际上是当地民众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对环境进行的改造,不具备军事防御的功能。
6、从云南地方史料来看,自汉唐以来,云南滇东地区没有长时期、大规模的民族对立和民族战争。即便是在比较混乱的(魏晋时期的)爨氏(南中大姓)和南诏国的三十七部时期,各部之间虽有一些小的摩擦和械斗,但始终没有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另外,云南的民族械斗和冲突大多为抢夺财物,和中原地区的征城掠地有显著的不同。因而,在滇东地区没有必要修筑防御工事来抵御外来的侵略,这就是在云南不存在长城的根本原因。
四、几点建议
1、当前我省正在进行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各地各部门重视挖掘、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遗产,这是好事。但是,研究和弘扬历史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严谨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在事实尚未弄清楚的情况下,就大肆宣扬,进行新闻炒作,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如果宣扬和事实不符,就有动机不良、欺骗社会之嫌,最终对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旅游大省会造成不利影响。
2、“滇东古长城”的提法缺乏科学根据,不能成立,于希贤教授对“滇东古长城”的性质、功能、年代、分布范围、建造者以及命名等问题的分析认定是不客观的,有必要重新认识。应邀请熟悉云南地方历史的专家学者,采用科学严谨的考古工作方法,对这些历史遗迹进行考证,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在我省的民族文化大省、旅游大省的建设过程中,凡涉及到文物考古工作的,应该严格按照国家《文物法》和[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这样,既保护了我省的珍贵文化遗产,又可以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4、我省开展省校合作项目三年来,既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也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在选题、确定具体合作对象和课题经费安排等方面应该更加审慎,所进行的合作课题研究应真正起到促进云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1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