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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古长城”相关报道

■《中国文物报》、《云南日报》、《滇池晨报》

 

 

  云南九乡又发现古长城
  中新社网站2000/10/25

  中新网昆明10月25日消息10月21日,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方古长城发现者于希贤一行十余人,在云南宜良县九乡彝族回族乡的崇山峻岭中考察时,再次发现了迄今1600年前的南方古长城埂,使弥勒、石林、宜良、陆良的南方古长城连成一体。曾经,于希贤教授所发现的古长城在石林和陆良之间出现了断带。于教授推测,这一断带的古长城很可能穿过九乡一带。终于,在九乡彝族回族乡月照村民委员会吴桂庄村的山花地,找到了至今保留完整的500余米古长城埂和山花地关隘,以及山花地对面的小尖山古堡遗址,全长1000余米。至此,填补了南方古长城的空白。于希贤等专家介绍:宜良九乡山花发现的古道关隘,是继弥勒县猴子箐关隘发现后的第二个南方古长城重要关隘,小尖山城堡是迄今发现的南方古长城中的第六个城堡。

  “云南古长城”之谜终于解开
  《滇池晨报》2001-04-28

  悬了9个多月的“云南古长城”之谜终于解开了。昨日下午3时,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董耀会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外界公布:去年8月份在全国引起轰动的位于云南石林、弥勒、陆良一带的“古长城梗”确属古长城无疑,而且,它已被定位为是“滇东汉长城”。修筑时间为东汉初期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前后,由当时的益州郡太守文齐主持修建,距今已是1980年历史。
  对于属“汉长城”的定位,董耀会及其他研究人员都显得十分有把握。因为,在《后汉书·西南夷·滇王传》中,对此早有清楚记载:“及王莽政乱,益州郡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以广汉文齐为(益州郡)太守,造起陂池,开通灌溉……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这当中所提到的“障塞”即为“长城”的一种别称,文齐当时修筑此古长城,主要目的是保境安民,而其真正发挥军事作用是在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当时,公孙述据蜀分裂,隔断了益州郡与内地之间的联系,接着又占据益州大部分地区称帝,派人威胁文齐投降。文齐在当地各族人民的团结拥护下,凭借长城的“固守据险”,最后取得了胜利。
  沉睡了近2000年的云南长城终于被唤醒了,而在此之前,许多专家学者始终认为“南方无长城”,那些裸露的基石或是“堡垒”其实只是“土围子”而已,而正是云南发现的这些“土围子”、“石梗子”让他们改变了这一看法,并大为震惊。他们认为,云南的古长城,虽不像北方的长城如血管般凸现于历史的地表之上,而是大多掩埋于田野里的庄稼、荒山里的蒿草之中,但是却也以一种历经千年的顽强体现了其真实的存在。

  长城专家提出:云南古长城可定名为“滇东汉长城”
  云南日报2001.05.08

  董耀会,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著名长城专家。80年代曾徒步考察了长城沿线110多个县市所辖长城的历史及现状,后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著作有《明长城考》、《长城万里行》、《长城学的概念、特征及分类》等,《长城百科全书》副主编,致力于长城学、长城文化、长城精神的弘扬与传播。近日赴云南实地考察后提出:云南古长城确实存在、可定名为“滇东汉长城”。

  从《后汉书》中“淘金”印证

  董耀会关注云南古长城始于去年8月。当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罗哲文先生自滇回京告诉他“云南发现古长城”的消息后,他同时听到了各种“不可能存在”的种种议论。以他的经验,修长城属“政府(国家)行为”,历史文献应该有记载。于是,正反两方所涉及的明清到近现代的史料他都首先一一找来研究。
  明代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载:“鞑子城,在州东三十里,夷语‘底伯卢’,其城起自曲靖,抵于广西,绵延三百余里,昔酋长兄弟筑此以分地界”。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基本相同。李埏《路南乡土地理》、楚图南《路南杂记》直到1999年版的《石林文物志》亦有记载,但多为转述,且不太明确。
  根据云南历史史料东汉前极少、南诏大理国后逐渐丰富却又缺乏关于修长城的明确记载的情况,董耀会初步认为云南修长城的时间应在西汉时期,便集中精力在西汉文献中查找。终于,他在《后汉书·西南夷·滇王传》中“淘”到了“金”,纠正和填补了此前持存在观点的研究者大多认为“文献漏载”的“缺憾”,成为他认为云南古长城存在的有力证据。
  这段文献《后汉书·西南夷·滇王传》中是这样记载的:“及王莽政乱,益州郡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嶲、姑复夷人大牟亦皆叛,杀略吏人。莽遣宁始将军廉丹,发巴蜀吏人及转兵谷卒徒十余万击之。吏士饥疫,连年不能克而还。以广汉文齐为(益州郡)太守,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及公孙述据益土,齐固守据险,述拘其妻子,许以封侯,齐遂不降。闻光武即位,乃间道遣使自闻。蜀平,征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于道卒,诏为起祠堂,郡人立庙祀之。”
  对长城学深有研究的董耀会对于长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烂熟于心,他曾写过一篇“长城的别名”的文章,介绍了历史上除长城外,对长城的称谓及记述主要有方城、堑、城堑、墙堑、障、塞、塞垣、塞围、亭障、障塞、界壕、边墙、边垣等,明代修长城叫修边、筑边墙,汉代对长城主要称障、塞、亭障、障塞、烽燧等。所以,该记载中的“修障塞”即为明确指修长城。根据这一重要记述,董耀会认为《后汉书》已清楚、准确地记载了云南修长城的事,是由王莽时期益州郡太守文齐主持修建的,具体时间基本可以肯定是在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前后。

  “滇东汉长城”修建的历史背景及作用

  解决了云南古长城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修筑的问题,董耀会自然把目光进一步深入到修建的历史背景及其功用上来。
  自公元前二世纪末汉武帝开“西南夷”设郡县起,西汉王朝不断扩大郡县统治区域,实行“羁糜”政策和移民垦殖,将多民族共存的“西南夷”统一于中国版图内,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融合。到了王莽时期,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明显带来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导致了云南各族人民起义的爆发。王莽天凤六年(公元19年),益州栋蚕等起兵杀了益州郡太守,王莽派师征讨遭致失败后,文齐出任益州太守,团结郡内“夷”汉各族共同造陂池、开灌溉、垦良田,体现了当地各族人民团结和睦、安居乐业的愿望。为更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辖区,保障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和交通要道,文齐在发展生产的同时组织力量修建了长城。
  董耀会认为,文齐修建长城的主要目的是“保境安民”,但真正发挥军事作用是在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此时公孙述据蜀分裂,隔断了益州郡与内地的联系,接着占据益州大部分地区称帝,并派人威胁文齐投降。文齐在当地夷汉各族的团结拥护下,凭借长城“固守据险”,最后取得了胜利,直到公孙述分裂割据势力被消灭,益州郡文齐控制的区域始终保持着不曾发生社会动乱的局面。当时与文齐并肩与公孙述斗争的还有牂牁郡功曹谢暹等。谢暹也团结“夷”汉中的龙、傅、尹、蔡等大姓,“保境为汉”抵制了公孙述的分裂。
  所以,文齐所修长城促成了他在西汉末年全国大动乱的背景下,使西南边疆多民族的益州郡未发生分裂和动乱,至东汉初年又稳定地统一于中国版图之内。除发挥了军事防御、稳定一方的作用外,还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文化交流和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学习。(王咏刚)

  中国长城学会:滇东古长城遗址有很强历史文物价值
  《云南日报》2001.08.02

  日前,中国长城学会致函省人民政府,对该会在滇东古长城的考察、研究过程中,云南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来信还对《云南日报》对滇东汉长城的关注表示感谢。
  中国长城学会在信中指出,云南发现滇东古长城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广泛的重视,我会罗哲文副会长、董耀会秘书长等领导和专家学者,也曾先后前往遗址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并安排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方面专家,结合文献资料和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课题组的考察成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初步认定此为汉代古长城遗址。我会认为滇东古长城遗址具有很强的历史文物价值,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南方地区的历史,以及社会文化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建议贵省加强对遗址的保护工作,并组织文物考古管理及研究等部门对遗址做进一步、全面的考察论证,搞清其历史沿革。我会可以对有关考察论证的组织工作给予具体支持和协助。
  该信表示,在对滇东古长城的考察、研究过程中,云南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予了很多支持和帮助,对此我会致以诚挚的谢意。

  考古专家考察云南古长城遗址
  《滇池晨报》2001.08.09

  在云南的一些地方文物志中,一直都有关于云南古长城的记载。目前有关专家正在当地进行实地考察。
  《石林文物志》中记载的这条长城埂古彝语称“底伯卢”。为考证历史上云南是否真的存在过一段古长城,由北京和云南的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专家组成的考察队将沿南盘江流域对古长城的展开寻找和考察。

  云南古长城发现“长埂”
  《滇池晨报》2001.08.11

  云南古长城考察队在石林县磨舍组山区进行考察时,在遍布乱石的山脊上取得了重要发现。
  距离磨舍组村3公里远的山区,在这里考察人员发现了一条人工堆筑的长埂。这条蜿蜒在石海之中的长埂由20—80厘米见方的石块垒成,顶宽1.5—2米,底宽3—4米,为土石结构。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于希贤说:“石头的这面是人工打凿的,这面是天然的,都是一层土、一层石头。”
  这条人工长埂因年代久远已明显塌陷,在喀斯特乱石中愈发显得矮小、散乱。考察人员进行长度测量时发现这条长埂在石林县深山区内蜿蜒近45公里,构筑形式一致,东部平缓,西部陡峻,呈南北走向分布,考察人员初步认定了这条长埂就是彝语称为“底伯卢”的长城埂。这条长城埂沿山势向东北方的陆良县境内延伸,考察人员根据长城埂的走势将继续进行考察。

  云南古长城的的历史痕迹
  央视国家地理报道2001年8月10日

  历史上的云南被称为“西南夷”,作为一个神秘的边陲地区,民族历史文献记载很少。因此,史料中描绘的云南古长城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
  云南民族学院教授、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王均说“1982年我在石林考察彝族社会历史,见到一位很有名的毕摩(巫师),名叫金国库,他时年80岁,他翻开彝文手抄本告诉我,说石林很久以前就有一座长城”,手抄本上的古彝文大都难以破译,有关专家经过大量查阅汉民族历史文献,终于在一些正史中找到了关于滇长城的蛛丝马迹。《后汉书、西南夷、滇王传》中记载“以广汉文齐为(益州郡)太守,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鞑子城,在州东三十里,其城起自曲靖(今马龙县、陆良县),抵于广西(今弥勒县、泸西县)绵延三百余里”。《后汉书、西南夷、滇王传》中提到的障塞就是长城的一种别称,在《万历云南通志》中记载的“州东30里”即为今天的石林县境。
  根据有限的史料分析,历史上在云南修长城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开拓疆域,二是保护南丝绸路,使政令通达全国。史料中记载的古长城如果真的存在,那它为何又会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呢?有关专家指出只有通过实地考察研究来再现神秘的古滇文明,才能揭开云南古长城的历史之迷。

  专家:云南古长城为重大发现
  《春城晚报》2000年08月11日 连芳 张明

  昨日,77岁的国家文物局专家、中国长城研究学会副会长罗哲文教授在陆良县宣布:云南古长城埂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发现,对云南历史文化研究有重大意义。
  滇东古长城埂课题论证专家组3天来在石林、弥勒、陆良3县的实地考察,以及对相关论证报告和资料进行认真查阅后认为:“滇东古长城埂”的研究对云南历史文化的建设,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弘扬,对世界历史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建议省、州(市)、县继续支持本课题的研究。并做出如下建议:
  1.古长城埂有多种功用,应对各种功用深入研究,对其历史文化内涵作准确全面的阐释。2.对老尖山顶的“女神”像应单独立项研究。3.应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建筑学、工程学、军事学诸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综合研究。4.应进一步加强保护和合理开发“古长城埂”、“女神”像等文化遗产。

  云南古长城考察发现古人屯兵溶洞
  《滇池晨报》2001.08.13

  云南古长城考察组在磨舍祖发现长城埂遗址后,沿长城埂向北进入陆良地区的途中,在一段长城埂东侧发现了一个古人曾经生活过的溶洞。
  陆良与石林交界处的天生关山区古时为军事战略要冲,这一地区的长城埂西面陡峭高耸,估计原有高度可达两至三米,而城墙东面坡度平缓,专家分析,这种构造有利于守军防御从西面来犯的敌人。沿着这段长城遗址步行考察了大约一公里左右,专家在城墙东侧发现了一个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溶洞。古人依山势凿出的洞门形状规则,门边还凿有照明用的灯台。洞口地势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流入洞中的水流边还有古人筑起的利用水力来推动的石磨盘。从上面的石刻文字可以知道,这个水磨历经了元、明、清几代人的使用和修缮。
  考察人员点燃火把进入溶洞进行深入探察时发现,溶洞的内部空间很大,四壁经过打凿,可以容纳约一千人居住,洞内有多处石穴可储藏粮食和武器。洞内干净的泉水可以作为古人的生活用水。专家指出,这个溶洞有利的战略位置是当年修筑长城时选址的重要原因,同时这一屯兵溶洞的存在有力地印证了长城埂附近配有屯兵要塞。

  古代神秘哨站现陆良
  《滇池晨报》2001.08.20

  在云南陆良县境内的老空山山顶上,云南古长城考察队的专家发现了一个古代战争中专门用于瞭望和预警的石哨所。
  这个石瞭望哨所建在老空山的制高点上,顶部呈圆形,周围被灌木丛掩饰得与重山峻岭浑然一体。从狭窄的入口处沿着石阶可以到达5米深的石洞。洞内有打凿平整的墙壁,可容纳数人起居。在哨所不同方向的石壁上都留有观察口,哨兵可以沿着石阶和岩壁爬到观察口瞭望敌情。有关专家经过观察发现,这个哨所是古人利用天然洞穴加工而成的,洞内阴暗潮湿,现已成为蝙蝠的巢穴。据专家介绍,老空山一带在秦汉时期便是云南边陲的战略要地,千百年来战事频繁。这个石瞭望哨所很有可能为几个不同时代的守军用作洞察敌情的军事设施。

  陆良:长城之旁有古道
  《滇池晨报》2001.08.28

  云南古长城考察队在陆良县境内的雨补山区进行考察时找到了保存较为完整的古道,并发现了一尊修建于六朝时期用来镇守古道的石刻怪兽。
  补山区朝晖夕阴,气象多变,连绵的小雨过后多处山体开始出现滑坡,考察队员乘坐的越野车无法向前行进,只得徒步前行。进入山陡林密的老空山后,在高山灌木丛中穿行了近三个小时,考察队员发现了这条位于老空山山脊上的古石道。路面留有古人劈山开道的痕迹,许多铺路的石块都被人工打凿成了较为规则的形状,道旁还建有与古长城结构一致的护墙。在沿路背风的土壁上,还有古人打凿出的用来放置灯火的灯龛。在灯龛底部泥土的纵剖面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灯灰所形成的碳层分层明显。
  据专家分析,这些灯龛是为了夜间大规模行军的照明而建的。这条古道在高山和峡谷中绵延十多公里,远离现代人活动的乡村和田野。由于废弃多年,无人行走,部分路段破损十分严重。这尊怪兽坐落在老空山进山的山口古道北侧,高约六米,头尾之间长约4米。外型犹如一头昂首眺望的猛虎,俯视着前面的空旷的山谷。

  云南古长城之谜的破译
  《云南日报》2001.12.12 李惠铨

  2000年5月9日,《滇池晨报》、《春城晚报》首次报道北京大学教授于希贤等在云南石林县发现古长城的新闻,举国上下一片惊诧:中国云南也有古长城?!这是人们怎么也意想不到的特大新闻,这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极大兴趣,纷纷采访报道云南省这一“最新考古发现,惊世骇俗”。三四个月之间,我省各报及《中国文物报》、《文汇报》、《香港文汇报》、新华社、《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等报刊,先后发表数十篇报道或文章。学术界、考古界、民族文化研究者及广大读者,对云南古长城的发现也给予热情的关注。考古学家、长城研究专家、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罗哲文教授、秘书长董耀会教授亲赴云南考察研究古长城,发表了肯定的意见。董耀会教授进一步指出:云南古长城确实存在,根据《后汉书》记载云南古代修长城事,可定名“滇东汉长城”。云南省博物馆张增祺、云南考古研究所蒋志龙、云南文博协会邱宣充等专家对云南古长城表示质疑、否定。2001年5月8日开始,《云南日报》开辟专栏,进行专题的“滇东汉长城讨论”。8月8日开始,中央电视台午间黄金时段“新闻30分”对于希贤一行的云南古长城考察进行了连续的实地报道。云南古长城这一重大发现的考察、研究,正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持续关注。
  滇籍北京大学教授于希贤,是云南省院省校合作项目“昆明旅游圈规划优化研究课题”的北京大学小组长。他1998年到过石林考察。1999年6月,在进行“石林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项目”的规划、研究过程中,于希贤一行在石林县观音洞发现并考察了当地彝族称之为“石埂子”、“古长城埂”的云南古长城遗迹。以后,又在明代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楚图南教授1945年所著《路南杂记》、李埏教授1946年所著《路南乡土地理》等文献中,找到资料根据和线索。2000年5月,于希贤一行对云南古长城遗迹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研究。2000年8月8日至10日,云南古长城专家论证会在云南召开,由罗哲文、林超民、徐发苍、熊正益、王均、杨德金、吴宝章组成的专家组及云南文物考古工作者,通过对石林、陆良、弥勒3县云南古长城遗迹点进行考察,作出论证意见:“一致认为本课题组经过艰苦的调查研究,对历史文献记载中提到的‘鞑子城’古文化遗址,第一次作了较深入、系统的考察研究,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把楚图南、李埏等著名学者先后论及的‘古长城埂’的研究,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是云南省省院省校合作的新成果,也是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新成果。毫无疑问,本课题的研究,对云南历史文化的建设,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弘扬,对世界历史文化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建设有明显的现实意义。”至11月中旬,在当地县人民政府、县文物管理研究部门的大力协助下,于希贤一行通过艰苦的实地考察,在云南东部的马龙、陆良、石林、宜良、弥勒5个县的崇山峻岭中,发现了用人工粗加工的石料堆筑而成的古长城、古城堡、古石道、石哨所、烽火台、驻兵营盘等遗迹,以及“创世女神石雕像”、“石雕武士神像”、“太阳神石刻”、“舞天岩画”等一批云南古代民族文化遗迹。古长城遗迹贯穿于5个县境,约300多里长。在石林县有数十公里连绵不断,在陆良县杨梅山长约10公里,在弥勒县猴子箐长约15公里以上。于希贤、贾向云、于涌所著《云南古长城考察记》一书,全面、细致地记述了于希贤一行考察研究云南古长城的源起,经过他们艰苦的考察经历以及激动人心的新发现,对这一系列新发现的新颖、独到的初步研究意见。同时,云南东部5县壮丽的河山、奇特的自然景观、多彩的山乡风土民俗,媒体及社会各界的反映等内容,也在书中得到了真实的反映。书中选刊了从数千幅实地考察时拍摄的云南古长城遗迹照片中精选的30余幅照片,8幅测绘的云南古长城分布示意图,读者可从中一窥云南古长城遗迹的风貌。书末附录有石林县文管所黄兴、陆良县文化局、弥勒县文化局长钟鹤森有关当地古长城遗迹的考察研究文章3篇,提供了古长城遗迹的原始资料。《后记》是一篇向读者介绍于希贤教授等“探寻云南古长城之路”的有趣的文章。
  据称是重大发现的滇省目前所知工程最为浩大的云南古代文明遗迹的“云南古长城”,其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这次考察过程中发现的“创世女神石雕像”、古城堡等等一系列云南古代民族文化遗迹的年代如何科学测定?它们颇为神秘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学术文化研究价值如何?它们与云南其他的古代文明存在什么关系?……这些重大问题,都是关乎到云南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问题,具有重大的学术文化研究价值,具有相当的神秘性及趣味性,值得进一步探索、研究。《云南古长城考察记》的出版,将为民族历史文化研究者,为广大关注云南古长城的读者,提供丰富的第一手考察资料,不仅具有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而且具有相当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可谓雅俗共赏。本书的出版,对云南古长城遗迹的进一步深入考察研究,对云南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及新领域的拓宽,无不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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