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我就与于希贤先生相识。2000年12月31日，《中国文物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于希贤先生本人撰写的发现“滇东古长城”的文章后，我当即给于先生写了一封信，不客气地指出：“滇东古长城是于先生把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东西，组合成一件商品抛向了社会。”
　　我之所以否定于先生的“古长城”说，因为于先生虽是北大教授，但不是文物工作者，其考察方法不是运用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基本方法和工作程序。考古学本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它以考古调查和发掘为手段，以获取人类活动的遗迹和遗物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其基本方法是借鉴地质学中的地层学原理，来揭示人类遗迹的本来面貌。因此对现存人类活动遗迹年代的判断，必须要有可靠的地层依据。而于先生的调查则没有进行过任何这一方面的工作。至于文献记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说法，对遗迹的解释可以形成众说纷纭的各种意见。但文献记载能否与实际存在的遗迹、遗物对得起号来，关键要看是否能够找到遗迹中有否与文献相符的实物证据。举个例子说，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了一方与《史记》记载相符的“滇王之印”，我们说石寨山古墓群是滇王的墓地就有了根据。而“庄□王滇”，在云南地方史籍中有许多记载，但至今在考古学上还没有找到证据，就不能随意说某处遗址是与庄□王滇有关的遗址。现在长城学会董耀会先生提出了“滇东古长城”是益州郡守文齐所筑“汉长城”新说，那么我们等着能出示从长城遗迹中找到的实物证据。
　　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工作程序，是要在考古调查、发掘等田野工作结束后，首先写出田野调查、发掘报告，在文物考古专门刊物上发表，客观反映人类遗迹、遗物的实际情况，以供广大文物工作者和历史工作者进行研究。然而于先生发表的文章只说他调查了“近千处”文物点，而迟迟不见他“近千处”文物调查报告，这不符合文物考古工作的基本科学做法。“近千处”是个什么概念？自1981年开始的全省文物普查，历时五年，有2500人次参加调查，后来又经十五年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整理研究和补充调查，现已正式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云南分册”所列全省不可移动的文物点才4102处，而于先生却能在短短几个月里，组织一帮学生查出近千处文物点来，这岂不是个“新记录”吗？
　　至于说于先生的“古长城”是将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是基于于先生所调查过的6个县的文物资料。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在文物普查时调查过，如陆良西北方向小百户乡的古城址，是清代所筑的天花城址和牛山寨址；宜良县九乡陇城村西北的是彝族土酋所筑的陇城城址；而被于先生列为古长城终点的金子硐坡崖画，则是与长城沾不着边的崖画点。于先生用他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理论，很想在古彝文“舞天”二字上说点什么，其实这个崖画点还有一行古彝文，译意是“炎热的三月，骑马到此”，这些彝文至今当地彝族老人尚能识别，其年代也早不过明清时期。而于先生所认为的“女神庙”，明眼人一看就是云南常见的山神庙。历史不能像文艺作品那样进行创作，旅游景点的建设必须尊重历史、尊重科学。今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传出了一条重要信息，即“旅游景点的建设要把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放在首位”。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希望能有一个良好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