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5日《中国文物报》编者按：自本报2000年12月31日版发表于希贤先生《云南发现古长城》一文以来，我们注意到学术界对云南是否存在古长城问题存在不同乃至对立的见解。
　　为了论证云南是否存在古长城的问题，无论是北大的于希贤先生，还是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蒋志龙诸先生都曾经在云南的深山中进行了艰苦的实地考察，从而得出各自的结论。以下我们简要罗列了肯定与否定的双方的基本见解，供关心此问题的读者参考。
　　我们认为，云南是否存在古长城是一个学术问题，而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也。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是非常正常的，不同见解的论争不仅不会影响学术发展，而恰恰是学术发展的动力。虽然论争还将继续下去，虽然暂时不可能有最终的结论，但这不正是学术发展和学术繁荣的一种表现吗？
　　2000年10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于希贤，向云南省委提交了《关于发现滇东古长城的报告》，并为本报撰文详述云南东部发现包括城墙、城堡、哨所、关隘在内的古长城遗址，认为这里是一处完整的军事防御工程遗迹，甚为珍贵。同时发现的乳峰及建于其上的女神庙作为此次考察的又一重要收获，被一同报道。此发现被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处、云南省博物馆和云南省研究民族学、地方史学的专家，实地进行多学科考察论证，认定为重大发现，并认为对其深入研究对探寻世界历史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发现同时得到了罗哲文、俞伟超、徐苹芳等著名考古、古建专家的认同。
　　2000年2月13日——3月17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出蒋志龙副研究员为领队，抽调曲靖市、陆良县、石林县、弥勒县、马龙县、泸西县等文物部门的业务人员参加，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滇东古长城”所涉及的石林、陆良、弥勒、泸西、马龙、宜良等县所发现的“古长城”及其附属设施进厅了实地踏查。结果认为于希贤等专家认定的云南古长城埂，只是普通的石埂和石堆，系滇东高原的喀斯特地区的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所谓云南发现古长城之说系子虚乌有……
　　云南考古研究所蒋志龙先生等如是说：
　　对照我国文物界公认的“长城”一词的定义：其一长度在数百里以上；其二是它不封闭、呈线状分布；其三是由许多城堡、墩台、关门、敌台、敌楼、城墙等所组成的防御体系。我们认为：所谓的“云南滇东古长城”不具备长城三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将其定为“云南古长城”是不能成立的。
　　具体理由如下：
　　1、“滇东古长城”的各点之间并不连接，根本不能构成一条线。曲靖——陆良——石林——弥勒（泸西）等地发现的石堆和石埂，分布在一个个的山头上，他们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是相对孤立的，只是在石林县水塘铺村——上蒲草村之间，有断断续续，绵延数十公里的石埂分布，所处地势相对比较低矮和平坦。这一区域的石埂，正是李元阳的《万历云南通志》载的“鞑子城，在州东三十里，夷语‘底伯卢’，其城起自曲靖，抵于广西，绵延三百余里，昔酋长弟兄筑此以分地界”。“底伯卢”，彝语的意思是：“用石头垒起来的长埂子”（注：调查情况：石林县境内石埂分布有北大村乡天生关村南观音洞；水塘铺东、老挖村西至尾博邑村东南的山林间，上铺草村东等地，其中天生关村南约500米左右观音洞一段的石埂为弧形；是围绕该落水洞的一段石埂，依地形蜿蜒曲折，处于观音洞北上方的岩顶，埂为泥石混合堆积，为当地村民耕地捡出的石块堆积而成，顶部宽2——4米，高1.5——2米，石块全系天然，无任何人工加工痕迹。我们从石埂断面观察，没有任何人工砌筑和夯筑的痕迹。该石埂纯系地埂，并被用做田间道路见图4。茂合祖村西北约3千米处，有长约20米的一段，顶宽1.6米，水塘铺与哑巴山交界处，长约200主，高0.5——1米。各段之间并不相互连接）。
　　2、“滇东古长城”构不成数百里的长度。能够连接起来的就只有石林县的水塘铺——一铺草之间，顶多几十公里，绝不是报告所说的“全长不下300余公里”。
　　3、“滇东古长城”实际上是由一些划分地界的地埂，水沟沟埂、开地耕作而成的石埂，石堆和为防止水土流失起固土作用的石埂等构成，并不具备军事防御功能。我们在考察中，没有看到可以御敌的高大城墙，也没有发现可供驻兵、屯粮的配套设施，原报告中所说的石哨所、烽火台和掩体完全是子虚乌有、牵强附会。所看到的地埂、石埂及石堆，就其所处的地形、地势，构筑方法之粗陋随意，以及规模体量的矮小，连猪、牛、羊等牲畜都阻挡不住，何谈御敌。
　　古城堡与报告据说所的“古长城”毫不沾边。其中，报告所说的“雨补古城堡”和“马龙大庄古城堡”，经我们实地调查，不存在，“曲宗古城”（“格里达古城”）的年代绝不像报告所说的具有唐代以前的古城风格，而是明代或者明代以后的城址。除此而外，距离“古长城”最近的“天花古城”，报告却只字未提，该城为清朝土酋所建。从查阅的有关资料来看，陆良西部、马龙南部，西南部和宜良东部的三角地区的古城，绝大部分为明清时期所筑，和报告所说的古滇文化——隋唐时期（距今1600——2000年）相去甚远。
　　4、滇东地区所发现的石埂、石堆的年代早晚各不相同，其中最早的可以早到元代。石林县的水塘铺——上蒲草的石埂，据明代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的记载：“鞑子城”在州东三十里，夷语‘底伯卢’，据此，我们推测可能为元代所建。弥勒金子硐坡的石埂，即引山洪的水沟埂。距今约100年的时间。因为当地居民迁至此时间大约在清末。至于其它的石埂、石堆，我们认为可能与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大规模的垦殖有关，早的可能到明代，因为明朝中央政府广迁内地的汉族移居云南垦殖，数量不少。还有的石埂、石堆为近代和当代所筑。由于缺乏明确的人工遗物，对这些石埂、石堆的断代有相当的困难。
　　5、滇东地区为我省的山区，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因此，建造这些石埂、石堆的民族也各不相同，其中，石林县水塘铺——上蒲草的石埂，当为彝族先民所建，弥勒金子硐坡的石埂为彝族支系阿哲人所建，陆良杨梅山的石埂和石堆也可能是彝族的一个支系所建，此外，还有苗族、汉族等其他民族所建的，有的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才能弄清楚。这些石埂和石堆，实际上是当地民众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对环境进行的改造，不具备军事防御的功能。
　　6、从云南地方史料来看，自汉唐以来，云南滇东地区没有长时期、大规模的民族对立和民族战争。即便是在比较混乱的魏晋时期的爨氏（南中大姓）和南诏国的三十七部时期，各部之间虽有一些小的磨擦的械斗，但始终没有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另外，云南的民族械斗和冲突大多为抢夺购物，和中原地区的征城掠地有巨著的不同。因而，在滇东地区没有必要修筑防御工事来抵御外来的侵略，这就是在云南不存在长城的根本原因。
　　对于于教授考察所发现的乳峰和建于其上的女神庙以及相关地点所发现的战墙、城堡、城埂、哨所等遗迹调查组经实地考察认为：
　　陆良县雨补村后老尖山顶的石房（即于希贤教授所说的乳峰及其上的女神庙）（图1），系求雨的祭祀庙（当地群众称为雨祀庙。山顶约有30——40平方米。在该山峰的顶部正中建有一长方形石房子，房子长4.5米、宽4米、高3米；石墙厚0.7米。房子中置的一女性石像。至于庙内的女性石雕像，无论从制作的工艺水平还是表现内容来看，是一般的民间艺人所为（图3），从其头上装饰有海贝来看，我们推测它的年代不会早于清代。大家知道，云南从南诏国到明朝间，一直以海贝作为货币，只有海贝在失去作货币的功能以后，才可能用于装饰。自然，它的年代就更不可能早到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也就是古滇国时期，因为云南出土的大量的青铜时代的人物雕像上，尚未发现一件有用海贝来装饰的，当时的海贝是相当贵重的物品，只有滇的上层（王族）贵族才拥有。因此，这个石像绝不是报告所说的“乌蛮女神”，而是一般的民间工艺品。据雨补村长介绍，此庙为当地村民求雨的神庙，每到每年的阴历4月3日，附近地区包括马龙县的村民都会到该庙求雨。在祭祀完毕后，村民下山到另一个山头上野炊，现上面还保留有炊煮的灶台等遗迹。我们仔细寻找了雨祀庙附近的地面及其周围，没有发现早期的遗迹和遗物，也没有证据证明它是古代的烽火台。
　　经实地考察，老尖山附近的于希贤教授认定为“古长城”的所谓“遗迹”，实际上是村民上山的山间小路，至于《云南发现古长城》一文上所谓的“鱼鳞状分布的战墙掩体”，实际上是老尖山石房子即雨祀庙的南墙体（图5）。
　　报告所说的雨祀古城堡，经查，该古城堡不存在。
　　在泸西县我们对县城东部30余公里的三塘乡烂泥箐的古道、烽火台、哨所遗址和向阳乡阿盈里村西的营盘山进行了实地考察，该古道、烽火台和哨所可能为清代遗存（图7）；阿盈里村的营盘山临时性防御设施极有可能为清末或民国年间的遗址，他们的准确年代有待进一步的田野考古工作。
　　小百户乡双官堡村后的牛头山西坡，于希贤教授认为的所为“古长城埂”买际上也只是一条山间小路，和在老尖山的情形是一样的。至于山顶东面断岩边的所谓石哨所，实系利用天然岩石缝隙，在两缺口处用石块堆砌，形成一个长方形的石坑（图2），石坑顶部未见砌筑或加过盖的痕迹，在石坑内未发现任何遗物，相传有过牛头山古观的道士在此修炼。到该石坑的年代和用途有待进一步的工作。
　　从这些情况看来，石埂、石堆的分布范围之广，并不仅限于曲靖——弥勒一线，石埂和石堆是滇东高原的喀斯特地区的一种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
　　对此，于希贤、贾向云诸先生如是说：
　　1、关于滇东古长城的长度和连续性
　　这些古长城埂遗迹，从今天残存的局部看，有的长几十公里，十几公里，几公里，几百公尺或几公尺长不等；如在石林县连续长达45公里以上。陆良县老母寨、大坡头一带当地居民马谷看带我们在深山找到一段长在15公里以上。在月牙山老干田、牵牛塘上长约2公里以上。杨梅山白泥塘长2公里以上，牛头山上有一段长约1公里以上。将上述分布填绘在大比例尺地图上，就和以看出云南古长城连续性的分布规律。这些规律表现在它沿着南盘江一些支流发源地的山脊之上。如牛首山、杨梅山、月牙山、老尖山、空山、寨子山、圭龙山、无名山、金子硐坡等等分布。这些支流发源的分水岭是自然地理的分界线。
　　这条长城又环绕保卫着许多当时驻兵人的溶洞，如上花木潭草场崆山洞、九乡溶洞群、天生桥洞、观音洞，冒水洞、麟马洞、金子洞等。滇东古长城与古代洞穴文化，也形成了一种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关联性。
　　在行政关系上，这条云南古长城埂是古滇王国和夜郎王国的地理分界线，至西汉、东汉又基本上是益州郡和祥舸郡的地理分界线。
　　石玉顺先生已研究并发表了文章，东汉以后这条滇东古长城是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的地理分界线。而这沿着滇东自然地理的分界线和行政区域分界线分布的长城埂，这就是无可争议的连续性。
　　2、关于滇东长城的人工夯筑痕迹
　　在滇东石灰岩红壤和砖红壤地区，根据喀斯特地貌的特点，沿用当地民间用石料筑墙的古老法，就地取材建筑而成。或两旁堆石，中间堆土，或一层土、一层石，这就是云南古长城的建筑特点。在土壤性能十分粘重、土壤淋溶性能十分强的砖红壤地区，解剖剖面，当然不可能发现任何人工夯筑和泥石堆筑的任何痕迹。就是蒋志龙等公认的陆良县芳华古城、中坝古城、天花古城，城墙高大，城门明显，解剖城墙也找不到任何的人工夯筑痕迹，城墙内没有任何文化包涵物、没有层理、没有夯窝。这是为什么呢？红壤砖红的性质粘重、淋溶性极强，层理和夯窝早已粘合得和自然土壤一样了。
　　董耀会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明确记载，王莽时期，广汉太守文齐“率历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民和”。障塞，是长城的别称，说明云南古长城是在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前后修筑的。
　　3、关于贝壳头饰和乌蛮女神
　　蒋志龙说：“用贝壳作为头饰起源于明以后”。果真如此吗？
　　用贝壳头饰是象征财富，是用贝初期的时代，即古滇文化时期。方国瑜先生在其所著《滇史论丛，云南用贝做货币时代及贝的来源》一书中阐述：“在战国末年以前，云南各地的部族……即虽有贝只能用作装饰品，还不到发展为货币的时期。……樊（志）也说到云南有贝，但用作装饰品”（第247页）。如卷八说：“妇人譬上及耳多缀真珠、金、贝、瑟瑟、琥珀。”又卷四说望外喻部落，“妇人联络珂贝、巴齿、真珠、斜络其身数十道。”又《太平御览》卷九四二引韦齐休《云南记》说：“新安蛮妇人于耳上悬金环子，联贯瑟瑟贴于譬侧，又统腰以螺哈联穿系之，谓之珂”。“这都是（战国至唐代以前）用贝作首饰，在云南有许多民族的风俗如此”（251页）。《三国志》、《尔雅》、《太平御览》明确记载了早先的古代（两汉）都是用海贝做妇女的装饰品的。方国瑜先生经研究后得结论：“晋宁出土的古贝是装饰品，并不是用作货币的”（248页）。
　　至于乌蛮女神，云南省博物馆馆长李昆生认为，女神身披的凤凰披肩在云南当属贵族装饰，所采用的红细沙石料也说明该石雕时代较早。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服饰的杨德？（均下金）教授说：女神背后鱼皮龙衣的鳞甲雕刻和以鱼尾做装饰的裙子象征女神是人类的始祖。俞伟超教授看到彝族女神相片时说：“我第一眼印象，以她的圆圆的脸形、张开的大耳形、头饰酷似石寨山出土的青铜人像，这应当是古滇文化时代的杰作，时代是古滇文化时期的应该没有问题。”最后俞伟超先生推断云南古长城可能用了几百年，从西汉至唐末以前是可能的。
　　云南历史学家马曜评论：这尊女神像应是古滇国时期的一个女王的雕塑像。马老是最早提出创世女神断代的学者。女神像的时间断代，马曜院长和俞伟超教授的意见一致，都认为是战国晚期至西汉之间。
　　4、关于作为“田间道路”和“防止水土流失”之用的石埂
　　观音洞周围，有一道围绕着它的“石埂子”，高有2——3米。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志说：“纯系地埂”。用途是“田间道路”。如果这里需要“田间道路”的话，用得着筑2米高，4米宽吗？且“田间道路”者是平着地走，用不着高出地面，半米宽的足够了。可见筑那么高，那么宽的石埂子，显然另有用途。它是防御以洞为中心的军事工事。这是附近村子的干部和老人都知道的事。
　　为什么滇东古长城在别的地方都是依山就势平直分布，惟有在这观音洞周围是环绕分布的呢？因为防御的是西方的进攻，保护的是南北两翼，东方是开口的后方。这与滇东古长城埂防御工程西面是立面，东面是缓坡的结构功能完全一致。这反映了观音洞在战争时期就是一个重要的屯兵防据点。
　　再有，弥勒猴子箐荒山之上是“防止水土流失为固土而砌的石埂”（图6）吗？杨梅山方圆百多公里，仅其中芦山村公所所辖有52.7平方公里，人口仅一千八人。这些人迁入杨梅山居住不到100年。明清以来这里荒无人烟，这么巨大的“水土保持工程”是由谁来做的呢？它为什么不建在平坦易耕之地，偏要建在陡坡险要之处？且掩体和掩体之间的距离纵向10.5米；横向也是10.5米；纵向是21.5米，那么横向也是21.5米。这一交错的掩体今残高1.2米。其排列如鱼鳞状，应是统一规划，一次施工的防止自西面来的“敌人”进攻，这些距离恰好在人体的体力射程杀伤范围之内，所以应为长城埂附设的军事设施。
　　弥勒猴子箐的石埂子也不是什么防止水土流失的建筑。猴子箐是75度坡的石灰岩陡山，下面一无农田，二无村庄，做八个高1.8——2米，宽2米左右的“防水土流失工程”有什么经济价值？谁会愿意来做！陆良、弥勒地区的红壤、砖红壤，称为“金刚泥”板结起来相当坚硬，梯田垒埂是就地取土。何况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上，没有任何经济利益怎么可能是“防止水土流换工程”。远在八十年代初期，弥勒猴子箐的古长城埂，本地文化局长钟森鹤就将之定为军事要塞了。
　　5、关于古堡
　　泸西县三塘乡古堡，向阳乡间里盈古城堡。选址于山顶，圆形城圈。这两个之所以称为“城”或“城堡”是他们都有封闭围合的古代城墙。前者守住云南通往广西的古道；后者为南盘江古渡口与古道水陆要冲制高点。当地学者认为是大理国时期自杞国古长城的一部分，但于希贤教授考察后认为这类古城堡和滇东古长城埂还连接不起来，在找到与滇东古长城连接起来之前，泸西县的这两个古堡不能纳入东古长城的范围。时代断定上，在泸西县古营盘中的地上找到不少在昆明文物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元代的陶瓷片。但是这两个古城使用的上限和下限还需进一步研究。
　　所谓泸西县古城堡“极有可能为清末或民国年间的遗址”之说实在令人费解。清末及民国年间云南已由冷兵器时代转入火器的时代，这个时期是云南拆除城墙而不是筑城的时代，泸西县这时还会建造这样的古城吗？何况清末民国年间距今不过百年，今泸西县向为文化之邦，地方志地方史及当地学者一定会记录和知道这些古城遗址的。
　　我们从格里达古等古城城门口地上曾找到一些古陶片。并将之带到北京大学，经考古专家高崇文、俞伟超、徐苹芳鉴定，果然属于汉代至唐代是中叶之前的埂陶。这样，古史文献记载，田野考古初步踏勘所见实物完全吻合。
　　6、关于牛头山石哨所
　　陆良县牛头山最高峰山顶海拔2493.2米，为一陡峭绝壁，绝壁之上，有约1000多米的一段古长城埂至山顶，并有一古代的了望哨，石质天然又加入人工打磨，形成了一个石墙，残高1.5米左右、长2.5米、宽1.1米、深1.6米。面向西南，背靠东北，石窗俯瞰着下面今宜良县的王家营坝子。至今窗门仍存，顶盖虽塌落，我们仍可从残石中将它复原。石哨所的两壁一底都平坦、光滑、整齐，决非天然的“石坑”，而是人工精心雕琢的石屋，屋内可以睡人，人窗可以了望。人们在这孤山绝壁、风烈、干燥的牛首顶峰之上，如果不是用于军事用途的了望哨所、有军事补给，人住在上面一天也生活不了；从牛头山石哨所的石窗可以看到空山石哨所和老尖山的动静。这个石哨所还是一个十分隐蔽的暗哨。此牛首山石哨所内还发现一个平底有釉的破小碗，以权威考古鉴定，时代为西晋至唐代间，并非本地所产，而是长江以南的窑所制。
　　由此，于希贤教授等认为滇东古城是客观存在的，否定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