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于谦入京和从征高熙
永乐十八年（一四二０年），于谦在浙江杭州参加“乡试”，中了第六名举人。次年，于谦二十四岁，从家乡出发，再过山东，到北京“会试”和“殿试”，中了进士。当时正是明朝国势鼎盛的时期，在前一年正月，明朝曾诏告天下，正式迁都北京。在于谦中进士的同时，三保太监郑和等率领庞大的舰队第六次远航出海。就在这时候有印度洋和南洋群岛的忽鲁谟斯、阿丹、锡兰、苏门答剌、苏禄等十六、七国的使臣或国王来中国“入贡”，更有西蒙古瓦剌部的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孛罗也都“来朝”。明帝国在对外的国际关系上确是达到了隆盛的顶点；但在国内政治经济方面却存在着重要的矛盾。热爱祖国的于谦，怀抱拥护皇权出做“救时宰相”的志愿，感念着当前社会的现实，自然要直率指出政治设施不妥当的地方，并且提出改良政治的主张。这不能不在他“殿试对策”的文章中表露出来。根据年谱的记载，当时主考官大学士杨士奇、侍读周述都很器重于谦的才学，但因“策语伤时”，本来会试考取第一名的于谦，殿试结果，竟列在三甲第九十二名，这是当权者用来表示压制之意。可见于谦在从政的初步，就有“铮铮不夺之节”和直言敢谏的精神。
于谦中进士以后，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永乐二十一年（一四二三年），于谦奉朝命到湖广地方犒察官军功过，兼“安抚”川贵等地域的瑶民和壮民。于谦曾改换服装，深入到瑶族人民居住的地方去查访，从和瑶民的谈话中，得知明官军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滥杀情况。这时川贵一带的高级军官，多想尽方法，拉拢于谦，企图掩饰自己滥杀冒功的罪恶，于谦毫不徇情，并当面揭发他们的罪状。次年回北京，奏劾官军在湖、广、川、贵等地贪功妄杀等罪过，促使明政府下令不许官军邀功妄杀，多少改变了明官军对待瑶族、壮族人民的残暴办法。永乐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年），明成祖在北方和鞑靼作战的途中，病死于榆木川。太子高炽即位，就是明仁宗，改元洪熙。从永乐二十年（一四二二年）到洪熙元年（一四二五年）的四年内，于谦在监察御史的职任上，就以“廉干”著闻了。
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就死了。他的长子瞻基即位，就是明宣宗，改元宣德。宣德元年（一四二六年），于谦更被朱瞻基所提拔。因为于谦材貌英伟，声音宏亮，在朝班里奏对公事，朗朗清畅，很有条理。朱瞻基时常主意倾听，认为是有用之才。当年八月，朱瞻基的叔父汉王朱高熙叛变，起兵山东乐安州，想重演一幕“靖难之役”，夺取皇帝的座位。但朱瞻基很果断，立刻发动了“亲征”。这次随从“御驾亲征”的大臣，有多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杨荣，太子少保吴中，尚书胡濙、张本，通政使顾佐等，但因平日朱瞻基赏识于谦的才干，所以这次特别简拔于谦做“扈从”，随皇帝“亲征”。
原来朱高熙是朱棣的次子，仁宗的同母第，善骑射，以才能自负。朱棣“靖难”起兵，高熙随从作战，立有战功。后来又常从朱棣出征漠北。朱高炽（仁宗）以长子被立为太子。朱高熙被封为汉王，封地在云南，不肯就国，改封国于山东青州，又坚决不去。朱高熙知道明朝要迁都北京，他想长期留住在南京。他在南京私造兵器，招纳亡命，阴中收养死士，漆皮为船，教练水战。朱棣得知高熙的不法行为，大怒，于永乐十五年，强令高熙徙居山东乐安。高熙到乐安后，仍然私募军士，不隶籍兵部，蕴藏着阴谋，时刻想篡夺帝位。明仁宗即位，当年就病死了。当时太子朱瞻基监国南京，自南京奔丧。由于乐安离北京较近，京师秘不发丧，及至太子朱瞻基到了良乡，京师才为仁宗发丧，由此可见明皇室和朱高熙暗中斗争的尖锐，而且由来很久了。朱瞻基做太子时，早就处心积虑的提防着朱高熙。经过多年的暗斗，矛盾终于爆发成战争了。
朱瞻基决定亲征，于八月初十日，率领大军从北京出发。高熙本来想先攻取济南，不料宣宗亲征，便惊慌失措，不敢离开乐安；局促于乐安城中，想做婴城固守的打算。朱瞻基军于二十日便包围了乐安城，发大炮神机铳轰城，声震如雷，在京营五军人马迅速行军的强大压力之下，高熙惶惧，二十一日，便身披白衣抱着草席出城投降了。[1]朱瞻基擒获高熙，二十四日下令“班师”。朱高熙和朱高炽、朱瞻基父子经过了多年的明争暗斗，于战争爆发的十几天内便失败了。朱瞻基马到成功，割去了心腹之患，改乐安州名武定州，其踌躇满志，自不待言。
在朱高熙出城投降，跪拜军前的时候，朱瞻基特命于谦当众口数高熙罪状。于谦敏捷从事，声调高亢，高熙伏地战栗，顿首称：“臣罪万死万死！”朱瞻基大悦。回北京后颁给赏赐，特别优待于谦，使他受领钞币的数量和诸大臣一样。[2]
次年（宣德二年、一四二七年），于谦奉命巡按江西。到任后，处理公事，廉明公正，严厉执行法律规章，不稍徇私情。更审察刑狱：有一人被诬控为叛党的首领，案件久悬未决，于谦难翻阅旧案，判明冤枉，反坐那诬告者应得的罪刑；另外平反被枉判死刑的数百人，都将他们释放。宣德三年（一四二八年），于谦仍在江西，他察办了江西宁王府的官僚，他们素日恃势骄横，借“和买”为名，掠夺商民的货品。于谦惩治了这些官吏以后，市场稍安。江西人民因为于谦打击了权贵奸吏的凶焰，改革了许多弊政，所以非常爱戴他，奉祀他的木主于南昌府名贤祠里。宣德四年（一四二九年），于谦巡按江西的任务完成，回京复命。后又奉命率领锦衣卫官校巡查搜捕长芦一带运河上官船夹带私盐的。于谦严厉究办，不论犯法者是否权贵豪强，一律禁治。于谦随时执行他监察御史的职责，依法限制统治阶级的特殊贪暴分子，维护明王朝的皇权，因而皇帝对于于谦也就“眷顾独隆”。同时于谦在都察院的同僚里，也有着很好的际遇。当时都察院的长官——都御史名叫顾佐，作风刚正倔强，平时对同僚属员，很少赞许；但他认为于谦为人公正，才干超卓，比自己优长，因而十分敬重。现在我们从于谦所写的《都御史顾公致政有喜》的诗句：“林下且消闲岁月，台端犹忆旧冰霜。春风诗酒从容处，重睹群英会洛阳。”也就可以看出当年于谦和顾佐诗酒往还和他在都察院受人重视了。
我们回顾一下前面的叙述，于谦从二十岁（一四一七年）到三十二岁（一四二九年）的十三年内，通过了乡试、会试、殿试等科举的考选，考得了进士出身，此后历任山西道监察御史、江西巡按御史等官，他以封建统治所甄拔的高级人才参加了中央政府的机构，自然要锐意仕进，献其忠诚。并且他在政治生活的初期，通过多次钦差使命的成功，获得了皇帝的眷顾，增加了信心。他写过这样诗句：“仰天歌鸣鸣，清风吹我冠。拔剑舞中庭，浩歌振林峦。丈夫意如此，不学腐儒酸。”[3]于谦壮年科场和宦途是比较顺利的，他的诗篇里流露出意气豪迈的声韵。同时他的诗里更有下列的句子：“峥嵘头角伸非难，变化飞腾顷刻间。等闲吸尽四海水，化作商霖拯旱干。”[4]最后两句反映出他的胸怀和抱负。这种拯救时艰的思想，使于谦在实际政治活动里，表现出廉干刚正的锋芒，改革弊政，便于人民。对于巩固明朝中央集权以及打击统治阶级内部特殊贪暴的权奸分子，都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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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七《高熙之叛》
[2] 《明史》卷一七０《于谦传》
[3] 《于肃愍公集》处世若醉梦诗
[4] 同上注鲤鱼图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