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学
　　
　　洪武二年三月戊午，诏增筑国子学舍。初，即应天府学为国子学。至是，太祖以规制未广，谕中书省臣曰：“太学育贤之地，所以兴礼乐，明教化，贤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国君民，以此为重。朕承困弊之余，首建太学，招徕师儒，以教育生徒。今学者日众，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学会，必高明轩敞，俾讲习有所，游息有地，庶达材成德者有可望焉。”
　　十月辛巳，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使先主灰冠礼乐之教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故学校之教，名存实亡。况兵变以来，人习于战斗，惟知干戈，莫识俎豆。联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急行之。”
　　洪武六年正月庚申，礼部奏增广国子生。太祖曰：“须先择国子学官。师得其人，则教养有效，非其人，增广徒多何益？盖瞽者不能辨色，聋者不能辨声，学者而无师授，亦如聋瞽之于声色。朕观前代学者出为世用，虽由其质美，是亦得师以造就之。后来师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学，一以记诵为能，故卒无实。今民间俊秀子弟，可以充选者虽众，苟无端人正士为之模范，求其成材，难矣。故曰：‘务学不如务求师。’今祭酒乏人，卿等宜为朕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备、宜为人师者，以名闻。”
　　洪武八年三月戊辰，命国史台官选国子生分教北方，太祖谕之曰：“致治在贤，风俗本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坠于小人。近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方闻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学诸生中，年长学优者，卿宜选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务学，人材可兴。”于是选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给廪食、赐衣服而道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丙戌，诏天下通祀孔子，赐学粮，增师生廪膳。太祖谕礼部尚书刘仲质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后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以正，彝伦攸叙，其功忝于天地。今天下郡县庙学并建，而报祀之礼止行京师，岂非阙典？卿与儒臣其定释奠礼仪，颁之天下学校，令以每岁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壬子，命礼都给赐国子生钞。北平、陕西、山西、山东、广东、广西、四川、福建之人，在监三年以上者，人五锭；二年，人二锭。俾制冬衣。复命工部于国子监前造别室一区，凡百余间，具灶釜、床榻以处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给役。侍臣进曰：“陛下作兴学校，推心悯下，无所不至，从古未有。”太祖曰：“诸生去乡土，离亲戚，远来务学，日久衣必敝。或有疾，无人具汤药。朝廷作养之，必使之得所，然后可必其成材。盖天生人材，皆为世用，人君育材，当有其实。惟能有以作养之，则未有不成材者也。”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戊寅，命礼部颁书籍于北方学校。太祖谕之曰：“农夫舍耒耜，则无以为耕；匠氏舍斤斧，则无以为业；士子舍经籍，则无以为学。朕尝念北方学校缺少书籍，士子有志于学者，往往病无书读，向尝颁与《四书》《五经》，其它子史诸书未赐予，宜于国子监印颁。有未备者，遣人往福建购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