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上海华东医院静静的肿瘤病房,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转眼间,一个熟悉的身影已来到我的病床边。“老闵,《长城随想》获奖了,在全国作品比赛中获奖了,三百首民乐作品参赛,《长城随想》第一名!我回上海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你这个消息。”声调兴奋激动还带着喘气。来人是小瞿(瞿春泉),全上海民族乐团的人都那么称呼他。“真的?!”“真的,是在无锡比的,是全国民族乐器作品比赛,用的是我们的录音,我也是评审,参与打分的,其他评委一致反映这个曲子好,深刻……。”我一下子跳起来,两双手顿时紧握在一起。我还能说什么呢?以我的重病之躯还能把这首杰出的作品演绎出来,死而无憾矣!
大型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诞生在1982年。那个年代已是中国历经“文革”十年动乱结束不久,百废待兴的时期。国家经济贫困,人民生活艰难,年轻一代失去理想追求。唤起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用音乐的力量激发中国人自尊、自强的志气,又历史性地落到我们这群中年人的肩上。
作曲家刘文金先生三年磨一剑,自1979年至1981年,酝酿、构思写作,直至总谱的完成,巨大的创作工程,我是个目击者。那几年他的生活极贫困,夫妻俩微薄的工资竟要负担十个人生活,双方的老父母、弟弟出了车祸丢下的两个孩子也来到他家,加上他们自己两口子和两个孩子,整整十口人。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风雨之夜,一天晚上,我来到刘文金家,来取他已完成的二胡部分,我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这才有机会与他会面。没想到,老天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他夫人张彩华就留我住下,说:“反正他夜里开夜车不睡觉,你可以和我睡在一起。”我同意了,这一夜,我完全没有睡着。外面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外间屋里烟雾弥漫(刘文金抽了整晚的香烟),钢琴声时起时伏,直到天明。那夜他创作的是《长城随想》的第二乐章《烽火操》。第二天清晨,我到厨房看看,锅里只有几个馒头。过了若干年后,张彩华告诉我:“那时刘文金唯一的营养品只有一个鸡蛋,连孩子们也吃不着,那时候平价的鸡蛋和肉还要凭证限量供应呢!”
1979年,上海民族乐团重建。“文革”期间,这个名扬海内外的艺术团体被扼杀了。“文革”结束后,一群民乐铁杆就商议着要重新建团。但国家经济困难,无力做较多的支持。重建后很长的时间连排练的地方都没有,乐团领导千方百计今天借这儿,明天搬那儿,好不容易找到了华山路幸福村一块地方安身下来,但排练的环境非常差。被称为排练厅的一个大屋子已千孔百疮,最要命的是这屋里还用一层马粪纸当中隔开,另一边是歌剧院舞蹈队排练室练功的地方。他们那边开录音机练功,我们这一边排乐队奏乐,常互相吵闹激起怒火万丈,那边火气大的小伙子竟拿出道具手榴弹扔过来,把马粪纸砸个大洞,双方又友好地在大洞口做鬼脸……。
一次上班,下公共汽车时,突然涌上来几个人,正是我团乐队队员。他们拦住我让我跟他们走。我急问出了什么事,他们告知我一个惊人的消息,瞿春泉的夫人曹浩玲出车祸了!我跳起来,大叫:“不可能!昨天演出还是她替我梳的发。”我们来到瞿春泉指挥的家。
一进门,我惊呆了,只见小瞿像个木头人似的坐在一个空的钢丝床上,脸上毫无表情,只有泪水默默往下流。满屋子都是人,却无一丝声响,人们连安慰的话都想不出来,不知能说什么。
这真是我团有史以来最哀痛的日子,这个哀痛延续了很久很久……
一年以后,小瞿来团上班。大提琴首席的位子空放着谱架和凳子。小瞿站上指挥台,眼泪哗地倾泻下来。过了些日子,乐团排练由瞿春泉编配的著名古曲《月儿高》。音乐的主题非常皎洁美丽,但这轮皓月好像是在乌云中穿行,带着那隐隐的孤独忧伤。每听这首乐曲,总使我想象云端里飘逸穿行的不是月亮而是我们团最美丽的曹浩玲,她美得像广寒仙子……。此后我得到了证实,瞿春泉指挥将此曲献给他的爱妻,带着刻骨铭心的怀念直至永远……
1981年,我陆陆续续拿到《长城随想》各段二胡旋律谱,每天练得如痴如醉。年底赴京开全国政协会。随团医生看见我腰一颗黑痣发生异常变化,对我发出警告,叫我立即进医院诊治。1982年初,我进医院进行了第一次手术,黑痣被取下化验,诊断为“间变恶变”,也就是我患上了恶性程度极大的黑色素瘤。手术后伤口三、四个月一直不愈合,我急得火烧火燎,为了练好《长城随想》,每天下午医生查房后,我用纱布把伤口扎紧,就偷偷溜回家练琴。我和乐团领导商量,这个消息要对刘文金封锁,免得干扰了他最后总谱的完成。没想到刘文金还是知道了这一消息。他后来告诉我们,当他听到这件事时,犹如五雷轰顶!好几天什么事也干不成,配器也停下了。副团长吴逸群急忙赶到北京,与他商量怎么办。讨论结果是:要让闵惠芬首演此曲,只有这样才能振奋起强大的生命力。知我者,刘文金、吴逸群也。
五月,刘文金到上海指导排练。我团当时穷得叮当响,无力让他住进宾馆,只能安排他住在团里小楼的二层楼小房间里。每天也只能与乐团团员同吃食堂的大锅饭大锅菜。
全体在瞿春泉的指挥下,进入了排练的高潮。他几次对我说,他还未曾指挥过这样的好作品。一听到这个音乐,就浑身激动兴奋。这些日子,他容光焕发像换了个人,一直处于亢奋状态。《长城随想》壮丽恢宏的音乐境界使他的才能发挥到了极至。
“上海之春”临近的一个星期天,突然狂风暴雨大作,民乐团地势低洼,每次下雨必会水漫金山,刘文金一定出不去了。我情急之下,煮了一大碗面,放上熟鸡蛋和肉食,拉了儿子撑着伞,冒着大雨赶到团里,果然院子里水已淹过了膝盖。上楼后,刘文金听到我和儿子的脚步声迎了上来,惊奇之后,语无伦次的说:“这么大的雨,刘炬那么小,你自己的身体,你怎么这样,不要命啦……”
二十年过去了,这些镜头还常在眼前闪烁,这些镜头实是弥足珍贵。岁月的风风雨雨不会将它们卷去,人们常说:“艰辛坎坷往往是人生宝贵财富。”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诞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刘文金、瞿春泉、上海民族乐团全体都经历了风雨的洗礼,都经历了生活、艺术艰辛的考验,我们风雨同舟,终于创造出当代民族的恢宏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