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宝马种种
几年前在北京，一位北大毕业的作家对一位新大毕业的诗人无意中提到了一个名字，他们是在商量明天日程安排时提起。“我原来在北大的导师让我明天给一个名叫孙毓棠的老头送一份材料去。”作家说。
“谁？孙毓棠？”诗人惊呼起来。
“怎么？你认识他吗？”作家解释道：“也是北大的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教授。”
“不，孙毓棠是诗人。”
“别逗了。至于吗？”作家笑起来了。
“他写过名篇《宝马》。”诗人说，“三十年代出洋洋数百行，被誉为长诗奇观。论者赞为‘通篇有长城之宏伟，细部有天雕之精细’，无一句不是诗。”
作家沉默了片刻，感慨说：“可是现在谁知道他呀，看起来和普通的糟老头子没什么区别。别提了，多大的断裂！”
这段往事被我在酒泉又给想起来了，因为孙先生的《宝马》就写的这一带的事。这部历史题材的长诗，写的是汉武帝为夺大宛汗血马而派遣将军李广利在此发起的战争故事。诗是无与伦比的雄奇，随手摘录几句，使足以荡魄销魂，这远不是今天的一些诗人可以步其后尘的。
他这样写葱岭：
峰顶冠着太古积留的
白雪，泻成了涩河，
他这样写大宛国王的夜宴：
他爱他堂前
群群赤着身的女人披起沙榖与冰纨，
躺在剡宝的花毡上鱼样的笑。
……向黄月唱英雄的歌；美酒
洒红了裸乳和王袍。
他这样写汉家皇帝：
他的长安是世界上第一座城池，
……东幸齐鲁来封泰山，
北临汾阳去祀后土，九市
开时，绿长了垂杨柳，红艳了花枝
他这样写大将李广利：
虎符班发了六千铁骑，
步戎编制起九万壮士；
解开了羁绳才知道将军本是条猛虎。
而且，如果是一个“糟老头子”，他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一匹宝马和句子呢？
爱它们八尺的腰身，红鬃与黑鬣。
爱它们昂首的雄姿，和舞里奔驰的
骨力。……他心窝里
一条颤抖抖的尖毒舌，向四周
邻国笑着火红傲岸的笑。
唉，不能再引了。在新诗只有七十年的历史里，一部真正有价值的卓绝艺术品就已经被尘封和遗忘成这个样子，况乎千年了。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不知该有多少伟大的精神产品被现实所湮灭……须知，现实的手偶尔到历史的故籍中翻弄的时候，是又挑拣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的，它像孩子对待老人那样任性、无知。它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当它刚刚有些成熟的时候，就该退开结束了，让位于一个新的孩子来继续从头幼稚，“而今迈步从头越”。循环，循环中的积累所扩展成的缓慢进步，对于那些有幸以人类的智慧擦亮了双睛的个体，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等待和煎熬呀！
先知者，你何等不幸！
如今我就这样来到这片古战场。这个二十五公里外矗立着的嘉峪关，更远一些的位置隐藏着敦煌莫高窟的肃州酒泉。
由于特殊的原因，它的历史意义将永远大于它的现实意义，因此，这座平凡忙碌的小城总笼罩着一些神秘哀凉的历史光影，它坐落在历史的脚印里。这并不影响它的现实生存，只是使它有了一种特殊的韵味。这里流传着更多的古代轶事，比起别的地方来，这里有着更喜欢咀嚼历史橄榄的嗜好。我每每遇到这里的一些爱讲古的人，就想笑，望着那一面面严肃认真、如数家珍、以历史为己任的脸孔和表情，觉得简直太好玩、太有趣了！我装出很认真地听的样子，有时还记上一点笔记，我不愿意亵读人们神圣的感情。但同时我也清醒地知道，这些包袱并不是该背的那一部分。
人们告诉我说：
酒泉这个地名知道是怎么来的吗？是这么回事，相传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征匈奴获胜，驻军河西一带，汉武帝颁赐御酒一坛，霍去病倾酒于泉中，与众同饮。霍去病那时候就知道体恤士兵，有福不独享，搞官兵一致，多不容易啊。为了纪念他，就叫酒泉了。
我想：
很明显，这件事首先说明汉武帝非常小气，他非常瞧不起军人。“赐御酒一坛”，够谁喝呢？没准儿霍去病当时看到只有一坛酒，心里就来气，当皇上也不能这么不懂道理！当兵的舍得流血，当皇上的连酒也舍不得！一怒之下，顺手就给倒到水里。倒完，转念想一想，又害怕了，太监回去奏一本，不是闹着玩的。霍去病还是聪明，想出了这个“与众同饮”的遮盖方法，才算化解了。其实漏洞是明摆着：酒倒进水里，还能算酒吗？把皇帝赐的御酒倒进泉里，不是明摆着是有怨气么？
后人总是上顺向思维的当。惟一令我感到惊异的是霍去病的名字，这位神勇的骠骑将军成了匈奴人的天敌，而他自己的天敌就藏在他的名字里。他不到四十岁就因病而死了。
这彪炳史册的怪诞名字里，有着强烈的宿命感。
人们还告诉我说：
现在黄水坝水库，就是当年汉武帝得宝马处。大将李广利知马每日必来饮水，使先以泥草人做成士兵置于岸边，待马见惯不惊，换以真兵士伪装成泥兵，待马饮水，急起套之，献汉武帝刘彻。
我想：
又是这一手不用想就得来的看家本领，欺骗。堂堂大将用这种费时间的办法来捉一匹马，实在太“有谋无勇”了。将士乎？狱吏乎？若是换了成吉思汗或努尔哈赤，他们岂肯用这样费尽心机的态度来对待一个自然的、无知的美丽生命？
背上汪着汗血的大宛马啊，当你作为战俘被押解到长安时，你雄风不羁的魂魄已不复存在，它留在游牧者长歌当哭的草原了……
又听人们讲：
安西县有座梦城，俗称桥湾城。这是清朝的事了。康熙帝梦遇异人，指地求城十里有八，地在安西。康熙乃命程氏父子督建。这父子二人以为安西荒僻，康熙不会知道，便把十里有八缩建成一里有三。后来事发，以欺君之罪斩首，并割二人背皮制成人皮鼓，敲以儆众。
我想：
这是一个梦与现实的故事，有点魔幻现实主义，还像一篇寓言。如果梦是十里有八的话，现实就变成了一里有三，连皇上也不免。梦永远是现实的明天，而不是昨天和前天；梦是现实总也捕捉不住的影子，你刚要进一步，它早跳开了一步，它跳开的力就源于你捕它的动作之中。但是梦多么美啊，人活着而有梦多么美啊。可是康熙皇帝的梦不是我说的梦，我说的梦是梦想以及梦想的权利，而康熙，把梦想变成迷信。
迷信也好，宿命也好，怪异也好，总之是漫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含义不明的经验，一些前人失败处的可疑物，另一些前人命运怪圈里的谜云，经过人们一代代的口，解释、猜测、增补、创造，使这不成功的经验炼成一粒医治人们现实痛苦的灵丹妙药，成为在苍天之下代替人们喘吐的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
有什么办法呢？人在世界上绝大部分时间是软弱的、蒙昧的，只有在这种状态积累到足够时，理智和灵性的光芒才会在瞬间闪现，雷电般爆发伟大雄浑的力量。这力量中本身就含有两种对抗的力，创造力和破坏力，苦难而又光辉的一对儿，谁又能彻底把它们分开呢？好人和坏人，好事和坏事，赞美和批判，歌颂与暴露……人们总想把这些分个清楚、划个明白，这正是人们的幼稚处、简单处。怎么可能呢？因为它们恰恰是相依存、相渗透、相转化的，谁若是不敢正视这两面，谁就是始终软弱、蒙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