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散文的前景：万类霜天竞自由
　　——冬天的一次北方式对话
　　
　　周涛　张占辉
　　
　　张：我这个记者爱读散文。如果说句老实话，确实喜欢你的散文。我感到你的散文写得轻松自由，独具一格，毫无书卷气。我想，你对散文这种文学形式一定有过长时间的思考，今天找你，就是想请你随便谈谈。先谈谈你对散文的理解好吗？
　　周：什么是散文呢？散文的散字，就是散步的散，也是散漫的散，“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散。这一个“散”字就是散文的本质，散的意思就是自由，散文的意思就是自由文，自由是散文的生命。
　　所谓自由就是真实地、轻松自如地表达自己，无拘无束，生动活泼，像自然界的各种生命那样，千姿百态却又各有各的生存方式和生存规律。
　　天行健，万物都在它的怀抱里寻求着自由和发展。哪一只鸟儿也不能强求鱼在天空飞翔，哪一种鱼也不能命令兽只能在水里浮游，不许上岸。当然它们中间也有可以串通的、界线模糊的，那是为了在限度下获得更多的生存自由。自然界的全部奥秘就写在这些生命里，它们能告诉我们的，比书本更多。一切自由的方式都来源于生命本体的共同要求，正像毛主席诗词里所概括的那样：“万类霜天竞自由”。竞自由嘛，主席并没有说“万类霜天比规矩”么。散文也一样，它作为感受世界反映生活的一种文学形式，自由同样是它的基本要求和灵魂。
　　我们向谁学习呢？是学习书本，还是学习生命自然（好的书本无不来自活的世界）？自然的运动中隐藏着伟大的真理。你凝眸于自然万物的竞争生存规律，就不能不感到：自由正是来自自然界的最高启示。
　　张：我接触的大多数喜欢读书的人，对当代散文创作感到失望，尤其对散文界深觉不满。我想知道你是否也像普遍读者一样，感到失望和不满？
　　周：我也是普通读者。但是，我并不太了解广大读者对当前散文创作有些什么意见。就我个人来说，我感来一言难尽——你面对的是一座没有生命的橡皮城堡，沉默而固执；你找不到门，也找不到沟通的渠道，你不知道那里面的人为什么要坚守他们的阵地、城池，而且看来他们永远不打算投降……一句话，没有共同的认知准则。散文界也许就是被那个“界”给界住了，界死了。拒绝生气，死气沉沉；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在那个界里，散文是病态的。
　　病态种种，没有详细研究，粗计约有这样一些表现：
　　一曰病人养病鸟。
　　凡有好散文，必为散文界外人所作，外人一触，散文即生活气；回到所谓散文家手里，散文便奄奄一息。
　　二曰正宗丈夫心理。
　　有一些人，靠“我是写散文的”吃饭，仿佛散文已经被他娶成了老婆，一夫一妻，名媒正娶。别人若是也写，就是“第三者插足”。无论如何，我是正宗，时日已久，没有离婚。
　　三曰沉默主义。
　　散文不景气，不能说与散文界不愿它景气无关。上海有一曹明华，其书一版再版，销行数万，使散文顿生活力，大受欢迎。惟散文界一派沉默，似乌眼鸡。陕西贾平凹，由漓江出版社出得六百页散文自选集，佳篇迭出，自成一格。其一人之劳作，足抵散文界全部人马十年之功绩，谁来痛痛快快承认这一点了？
　　四曰心地狭隘有巫婆气。
　　划地为牢，嫉恨成性；姑嫂斗法，婆媳怨闷。宁肯这孩子在我手里喂死，决不让他在你手里救活。水泊梁山，有一白衣秀士王伦，是宁肯山寨萎缩，不许英雄入伙；烧饼掌柜，有一位三寸丁武大郎，但愿店铺矮小，不请大个参加。我华夏历来盛产这种人，并不奇怪。
　　五曰范文笔调。
　　起承转合，浑身崭新的八股气。愚钝自称朴实，浅薄假冒天真，循规蹈矩说是有章法，思维僵滞谓之继传统。若作中学生作文，勉强良好；倘作散文家之作品，牙根酸倒人也！
　　六曰武大郎提倡短小。
　　明明胸狭气短，说不出几句囫囵话，却美其名为提倡短小精炼。精炼！空虚的代名词罢了，又唱什么空城计？无话可说或无新话可说，三句即算冗长；天马行空或是俯拾皆是，万言犹嫌不足。
　　七曰二郎神的脑门不长肉眼。
　　回避现实，粉饰生活；散文病态，此为病根。新文化运动取得的成果被遗弃，鲁迅先生直面人生、解剖社会的精神被视为隔世的灵牌，失去了这个，散文还有什么？进书斋吧，没有林语堂、周作人的学问；入人世吧，没有高尔基、爱伦堡的阅历；现在的散文家能不贫弱么？他们只剩下一只二郎神脑门上的天眼，看不到生活的真相了。
　　八曰九斤老太越生越小，南郭先生索性指挥。霸刊物求生计，以资历充领袖是也。
　　张：好家伙，一下就列出八条罪状。不可谓不“恶毒”，也不可谓不痛快。
　　周：痛快就是：只有痛，才能快。让它痛的意思是为了让它快一些振作起来。
　　张：当代散文的弊病究竟在哪里？能不能更概括地说一下？
　　周：一言以蔽之，当代散文不是当代人的心灵。为什么要还散文以自由的生命？说透了，就是要用当代人的眼睛，当代人的思想，当代人的笔墨方式去表达今天的人们的意识形态。九十年代的人们，谁还会接受那些五、六十年代的并非人生真味的说教？
　　张：记得你对贾平凹的散文印象不错。最近我也读了他那本自选集，总的感到他的散文有点矫揉造作，编造的痕迹很多。比如他散文中的女性，个个“生得媚眼动人”，说话颇有几分灵气，不像生活中的人。和孙犁的散文比，境界差远了。你为什么称赞他的散文？
　　周：贾平凹的散文数量甚丰。他主要是个小说家，但却写了那样厚一本散文，洋洋四十万言。这该有多不容易啊，心血之作，寂寞之声，我为这种作家感动。在这样的作品面前，我几乎不忍心再去挑剔什么。在苛刻之外，我也有一份读者易感的厚爱之心呢！
　　他的散文自选集虽非篇篇珠玑，但佳作叠出。我刚才说了，拿他这些作品和新时期十年来整个散文界的实绩相比（我指的是同代人），可以说，整个散文界比不上一个贾平凹，他们选不出这样一个高质量的本子。
　　我们要把一个作家放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环境中去认识，去比较。否则就成了问“张飞和项羽哪个厉害？”的孩子问题了。贾平凹的散文也许达不到鲁迅、梁实秋、林语堂那样的水准，目前也不及孙犁那样老到，但是把他放在同代人的圈子里衡量，就不能不承认他的贡献——那种不追时尚默默耕耘的精神，那种拥有小说的能力而不鄙薄散文的品质，这是一位纯粹的作家。在这种意义上逐渐完成的作家并不多，他显示了这个，我就不再注重他文章中的一些不足了。
　　当然，他的散文不免有矫揉造作的成分，不免有些纤巧，有时还可看出杨朔散文影响的痕迹，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品的欣赏。你提到他笔下的女性全生得“媚眼动人”，这并不就是造作，而恰是他的独特。不是在所有人的眼里那些乡下姑娘那是“媚眼动人”的，这里表现了贾平凹的爱心，一种对自然环境、自然人物的亲情般的偏爱。他能看到这些乡下女孩的可爱和动人，很不简单啊，只有把普通群众当作日已家的人那样深挚的感情，才能看出她们“媚眼动人”。不然看到的是一堆破布，一群落伍的贫穷的傻瓜。
　　这是一副有色眼镜，戴上它，万物有灵有色。但是大多数人没有这副眼镜。
　　贾平凹的散文里，表现出对生活的极强的感光能力，体现了一位出身农村的作家对农民的超越和依恋，而他的风格是那样一种阴柔灵动，是一轮明月的光华和灵澈。
　　我以为，他在产量的丰富和质量的水准上，都已经超过了杨朔。在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创作领域，他已经拥有了大家的地位。
　　张：我倒更喜欢你的散文，就我所知，新疆读书界对你的散文评价更高一些，能不能把你的散文与贾平凹的散文作点比较？
　　周：大家喜欢我的散文，这可能是对本地特产的一种偏爱吧，就像陕西人喜欢羊网泡馍，新疆人喜欢吃烤肉一个道理。
　　如果按你的意思把我和贾平凹作一番比较，那只能比较散文，因为贾是小说家，小说成就很高，我是写诗的，贾也出过诗集。我们只谈散文。
　　应该说我们两人的散文都好。各有风格，难分高下；天差地别，互为补充。我甚于觉得这两种看似矛盾着的东西，彼此之间正是因为有了对方的存在才显示出自身的意义。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是两个巴掌。我这样说是不是对自己的估计过高了呢？大概有一些。总的来说，这两个巴掌的特点是这样的。他细腻，我粗犷；他灵秀，我雄浑；他隐，我显；他含蓄，我直露；他长河落日圆，我大漠孤烟直；他更多的是以情动人，以人感人，我大多则以势压人，得理不让人；他文如细雨润物，潜入人心，我文则似山洪暴发，浑流四溢；他是一种青山秀水的风致，我是风吹草低的野韵。
　　文章之异，受地域环境的影响是明显的。
　　我推重贾平凹的散文，也非常看重他的才华，这并不妨碍我肯定和爱护自己的才华，只有那些内心毫无力量的人，才对别人的才华和成就采取敌视、嫉恨、假装看不见的态度。
　　看了好文章而能控制住自己不去赞扬的评论家，看了臭文章而能勉强自己说虚伪的好话的评论家，是一种堕落。
　　张：为什么近些年好的散文大都出自小说家、诗人或是学者之手？是不是要写出好散文必须经过小说与诗的训练？
　　周：前两天周政保同志对当前散文有个说法，意思是散文写得比较好的是两个小说家，两个诗人。两个小说家是贾平凹、张承志，两个诗人是周涛、马丽华。这个说法放在一定年龄限界，有道理，但可能不够全面，有遗漏。但这个说法我是同意的，比较准确。
　　我有过一个说法，说散文是文学这幢楼房里的客厅。在文学这个公寓里，各种文学形式都有各自的居室，被墙隔开；只有散文没有自己的居室，它是客厅。谁都可以到客厅里来坐坐，聊聊天，包括文学以外的人，但是客厅不属于谁，客厅是大家的，它客人最多，主人最少。如果客厅被某些人摆上了床，占为居室，那它当然不欢迎客人常来，影响他睡觉，客厅也就不成其为客厅了。
　　散文本质上属于全社会，属于一切需要使用文字表达的领域，这就是我说散文具有客厅性质的意思。
　　什么时候大家都来作客了，大家都来写写散文了，散文的时代就快到了，就该振兴繁荣了。那时候有个前提，你不能要求客人按你的家规来说话是吧？客人千人千面，各有各的性情经历，你不能规范他们该说什么、怎么说，这就是客人在客厅里的自由，这就是散文繁荣的前提。
　　靠现在的所谓散文界，靠那些把床摆在客厅里睡觉的人，一百年也救不了散文。
　　一个时期就那么些人才，不是“六亿神州尽舜尧”，这些人干什么，什么就有成就。写短篇时短篇繁荣，再写中篇中篇兴旺，把当时小说界的笨蛋挤到长篇里去了，长篇一派死寂；现在这些人开进长篇领域，混饭吃的小说家们没地方可待了，其实就这么回事，非常明显。形式救不了人，有些人动辄“我是写长篇的”，“我是搞小说的”，这说明不了什么，壮不了行色。有托尔斯泰的长篇，雨果、巴尔扎克的长篇，也有沉甸甸的一堆废纸和文字垃圾，不是一回事，不是一种东西。充其量只能证明你很勤奋，无用功做得非常卖力，智力极低罢了。有一句话是“天才来自勤奋”，是外国人的傻话；还有一句话是“勤能补拙”，中国人的发明。这种古典格言，是人类的自我意识尚处于初级阶段时的一种经验，一种错觉，一种粗浅判断，这些东西早该推翻了。什么“天才来自勤奋”？
　　纯属昏话！天才和勤奋是两种概念，天才必勤奋，而勤奋并不决定天才。应该改为“天才是忘我勤奋精神的唯一动力”。
　　至于“勤能补拙”能不能补呢？能。小补，改变不了本质的补，可怜无补费精神的补。应该改为，勤能使笨拙成为大补大拙，可以使“拙”发展成为伟大的境界。
　　所以说，形式救不了人，只有人可以救活形式。说到底人是最重要的，作家比的不是作品，而是作品后面那个人的成熟程度。张承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有的人完成的是一些作品，我完成的是一个作家。
　　散文既是作家成熟时的自我表达方式，也是一种实用文体，一种文字的基本训练手段。它既是人在社会生活中需要经常运用的，也是能够表现很高艺术境界的一种文体。任何读过书的人写作文都是练习散文，没有哪个学校考语文是用抒情诗、短篇小说。所以可以说，人人都不同程度地写过散文，而同时鲁迅、巴金那样的大师，晚年成熟期反而多写起散文，返朴归真，说明散文便于表述思想。毛主席的很多文章也是散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党八股》、《别了，司徒雷登》，都有散文笔调。
　　张：今年七月《中国西部文学》召开的你的散文作品讨论会上，你提出要“解放散文”，使有些同志瞠目。这一口号的提出，是你心血来潮后的戏言，还是缜密思考后的自觉宣言？
　　周：两个都是吧，也就是说我提出“解放散文”是经过缜密思考后的一种心血来潮。世上哪有无缘无故的那种心血来潮？一切所谓的“心血来潮”无不是长期积郁后的触发！
　　很久以来，我和许多读者一样，对散文的现状是不满意的，很长时间，这是种积郁，在意识当中有了长时间的思考的积淀，这虽然不是专门的费心思的思考，但往往比专门的周密考虑更深刻，更富有直感的准确性。人们总认为开会的讨论更集中全面，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直感的长期积累往往通过一个人的口，表达大家的要求。这已经为许多事例证明了。“心血来潮”并不简单，它的出现是需要漫长准备的，它是思考的一种自然发育成熟的状态；像闪电一样，是雨云聚集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万里晴空怎么能闪出电火呢？
　　所以我说两种因素都是。人们所以瞠目，大概“解放散文”这四个字由我说出来让他们惊奇。我弄不懂我为什么就不可以说呢？我看谁说都可以，只要有道理，用不着等待权威。
　　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口号，提得非常必要。当时我的原意是大家来解放散文，有人就说“你周涛要解放散文”了，这是逼我，是故意把我推到险处。那好，我往下跳，看看能不能摔死。我承担这句话的责任，敢说敢做嘛，没什么了不起。我相信我不是孤单的，至少《中国西部文学》赞成这个口号，把这作为西部文学的一个重新发现，当然还会有更多的人支持这个要求。
　　张：你在遥远的大西北，解放散文是你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吗？
　　周：我总可以起一些好作用吧？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稀世之鸟》不是已经在发生好的作用吗？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对话不是也在试图做这种努力吗？当然，对社会产生一些作用是一件困难的事，任何一个人的力量都是单薄的，主要在于看这件事是否符合大家的愿望，应合社会心理，还有，就是是否适时。
　　至于地域，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我们新疆人并不应该比别人差，除了放羊，我们也可以学着做点别的事。天下的任何事都是人做的，本来也都没什么了不起，第一看你有没有心思去做，第二看你有没有恒心做到底，有了这两条，大都不会一无所获。
　　何况新疆这个地方有很多可以滋养人的东西，任何地域都和人一样，有长处和短处，看你汲取哪方面了。善于领悟的人，得其长；糊里糊涂的人，染其短。“一树之果，有甜有酸；一母之子，有愚有贤”，是一个道理。人生本来就是有许多东西不由人自己选择的，譬如你无法选择父母，大多数情况下也无法选择家庭、祖国、地域，难道这样就认命了吗？
　　不是，人一生都在努力奋斗，改变自己成为更理想的样子，让思想超越这些局限。毛泽东主席是个湖南韶山冲的人，谁那时认为中国的命运应该由他来影响？当时也有北京、上海嘛。后来陕北的穷山沟延安也成了中心，因为它当时代表了大家的愿望。所以地域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我举这个例子是打个比方，说明你提的地域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例子最有说服力。但愿不要引起误解。
　　张：拜伦说过诗人写散文是一种堕落，你为什么甘于这种堕落？
　　周：我很崇敬拜伦。他的《唐璜》对我来说，是一座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峰。崇敬归崇敬，但他的话不是金科玉律，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呗，我按自己的意愿去做。
　　我欣赏他这句话的机智有趣，可是谁又让你非按着去做了？书为我用。书是死的，人的周围环境是活的、变动的，而书一经写成就一般不能再变动了。读书是提高人的境界修养，使人变得更有智慧，而不是照前人的话生活，那是教条主义。
　　何况，名言不一定就是真理。
　　更何况，真理也不是独立的、永恒不变的。在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两种真理可能是矛盾的。
　　读书是为了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世界、改造世界，不是为了膜拜书。
　　我写散文不是一种堕落，而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它符合我内心的愿望，毫不勉强。诗也好，散文也好，是形式上的改变，周涛这个人没有变嘛。我换了一套衣服，你就说我堕落吗？
　　对这个形式的变换，朱苏进看得非常深透，他理解这种现象后面本质的不一样。都是变换形式，有的人只是“不甘心于休克的勇气”，有的人却是“一条凶猛的河流漫过了河床”；他说我是后者，他理解我表象下面显露出来的更深的东西，因为他也有那份心思。
　　我写了好多年诗，开始写得不好，后来逐渐有了好诗。
　　可是我感到我的诗如同把自己的心血浇在水泥地上一样，渗透不到人们心里去；散文有时却像水浇在土壤上，容易被吸收。那我为什么老往水泥地上浇呢？诗歌界的躁动有些时候是浮浅的，自我干扰得很厉害，缺少一种严肃平稳的东西保持平衡，难免在活跃的旗号下乱了自己阵脚，掩盖了有意义的诗人，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幼稚。有价值的诗人并不多，却尽被躁动飞扬的尘土淹没；而诗歌评论界表现得更浅薄、更低下，他们内心没有尺度，更不具备推动诗歌发展的宏观目标，就是在那儿凑热闹、瞎起哄。
　　既然如此，不如自己另垦荒地。
　　张：你这种急于渗透到人们心里去的想法，是不是一种耐不住寂寞的急功近利呢？
　　周：我不反对更深意义上的基本功利。如果把任何意义上的功利都看成是世俗的、低贱的、错误的，未免头脑简单，至少对“功利主义”缺乏认识。
　　功利不等于功利主义，挣钱不等于拜金主义，自由不等于自由主义。
　　什么东西屁股后面一加上“主义”这个尾巴，意思就不同了，就被强调到极重要的地步了，成了唯一的视角，成了人生观。所以要分辨清楚，主义不敢乱用。吃饭人人必需，但是混饭主义要不得；“自由”是个好词，自由主义却不行。
　　功利也一样，看你讲什么性质的功利了。如果连艺术功利也不敢讲，画家画了画就不要拿给人看；作家写了东西就锁在抽屉里当私人日记，不要发表；那不是成了清静无为的和尚了么？就连和尚也传播他的教义嘛。
　　这一套曲解功利的蠢论，是那些完全不懂艺术的家伙故弄玄虚的蹩脚货，误人子弟啊！如果连任何艺术上的功利都不能讲，人类凭什么力量去完成艺术创造？世界上没有这样的蒸馏水艺术家！
　　今年第11期《读书》载有《丹青华髯两飘萧》一文，引着一段妙语，不妨抄在这儿共赏。
　　狄德罗有一次说，我们这位画家稍有一点贪图名声，但他的虚荣心是孩子气的，这是对自己才华的一种陶醉，他天真地会这样说他自己的作品，‘请看吧，这才真叫美啊！’你如果夺走了他的天真，那你就夺走了他的力量，也就扑灭了一团火，才华也就消失了。我很担心，一旦他变得谦虚起来，他会不再是现在的他。”
　　这段话就把现在不少人对功利的谬见给解透了。不要扭曲本性以符合某种看似高明的理论，因为没有哪种理论比人类普遍的本性要求更合理。假如某种理论硬拧着你改变自己的天性去顺从，那理论准有问题，去怀疑它没错！
　　文学艺术家已经舍弃了太多的现实利益，如果连渴望自己作品渗透到当代人心理这样的要求也不能有的话，不如躲到深山古庙里去，纯倒是纯，但那是尼姑的纯，蒸馏水的纯，外星人的纯！
　　洁净到完全不要艺术功利的人，是欺世的大虚伪。
　　丧失了欲望的艺术，就像丧失了性欲的人一样可悲可怜。
　　艺术充满了肉感，充满了入世的心理，是个活物，不是像框里的遗照。可是向来有些人就宣扬这种“纯而又纯”，由来已久，出于某种逃避或不甘被利用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遗害甚大，是病态的东西。
　　而我是个真实的人。我看到过不少比我聪明的人，比我老练的人，比我有知识的人，但在这一类人当中，我很少看到比我更真实的人。
　　张：你的散文集《稀世之鸟》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好。不过，也有人说你的散文过于放纵，你是否意识到了？
　　周：我认为我的散文放纵得还不够。
　　新疆文联的副主席陈柏中同志给过我两句评语：“论才气游刃有余，论功力火候不足。”我对他说，这个评价我不敢接受啊，第一句太高啊，应该倒过来，“论功力游刃有余，论才气火候不足”。实际上我不同意他的评价。
　　关于“放纵”的问题，很容易解释：在一个习惯于手脚被束缚的人眼里，自由人的一举一动总是放纵得过火了；在手捧《太上感应篇》的老地主眼里，上海滩的男男女女放纵得成了红唇妖怪。其实那算什么？今天的世界不是比《子夜》里的上海滩更放纵了么？
　　“放纵”是什么意思？放，就是解放、开放；纵，就是纵情。社会的发展进步就是不断地、更深入地解放人们的思想，拯救人们美好的感情，而不是压抑它们。政治改革也好，经济发展也好，都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为了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精神的解放是没有尽头的。
　　我的小小的散文呢，当然放纵得远远不够了。
　　关于才华，在我看来，那是个非常重要、极其重要的东西。人类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了。才华意味着创造，才华是思考的外现，才华是无数劳动者经验与智慧的结晶，才华表现了人对人类生存的领悟和更高的要求，才华是未来蓝图的设计师……只有才华推动了人类社会走向进步与文明，从孔夫子到马克思，哪一个伟大人物的身上不闪耀着人类才华的夺目光芒？
　　有人说“才华是个非常脆弱的东西”，我不知道他认为什么东西不脆弱。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应该弄清楚，才华不是小聪明的代名词，它是一个庄重的词。
　　没有才华，人类至今还爬在地上，吃生肉，远远地躲避火；
　　没有才华，人类会被简单的疾病消灭，会长出獠牙和利齿，会变成一种凶猛而愚蠢的动物；
　　没有才华，可怜的人啊，连电话也别想打成呢，何况……航天飞机？
　　一切创造，一切发明，一切为人类独有而万物不能具备的东西，都是才华闪耀的结果。人是万物之灵，“灵”是什么？
　　才华。所有的动物都是勤奋的，然而它们只能是动物。
　　才华表现为短暂的，但它有一个相当漫长的积累过程，甚至数千年；
　　才华表现为个体的，但它是整体的要求、反抗、痛苦、渴望的结果，然而它常常通过一个人来表达。
　　才华就是人类思想美丽的瞬间光芒！
　　它照耀的，是全人类的整部历史！
　　张：你的散文思辨色彩很浓，似有故作高论之嫌，这会不会妨碍你的发展？
　　周：我的散文的确有相当浓重的思辨色彩，这我承认。
　　因为我认为散文首先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不是描摹生活的画笔，这是思的原因。另外，我为什么要“辩”呢？是我没事找事想显示一下自己有辩才吗？是我好辩成癖吗？是因为有太多的错误思想，滚滚而来的错误思潮，现实的和历史的错误论点，触目皆是，人们习以为常，沿习信用，束缚了人们的思考力，破坏了人们的创造力，压抑了人们的想象力，形成俗见，不能不辨。
　　“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这个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这个口号提得非常英明，但是完成实现它，需要我们每个人自觉地、主动地去做。光喊口号不等于拥护党的路线，甚至是蓄意破坏。
　　当然，散文不是社论，不是评论员文章，散文是一种艺术形式，它的形态不只思辩。思辨是散文里的一种成分，过分了，会伤害艺术。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我特别看重贾平凹的散文，他恰恰不重思辨而撷取生活中暗含的底蕴，他更重对生活原始形态的直接感光。对他的认可，实际上表现出我对自己某些方面缺陷的认可。
　　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说明，我不是“故作高论”。我的论可能不高，可能非常幼稚浅薄，可能贻笑于大方之家，但我不是“故作”，不是借以吓人，而是一得之见的自然流露。这些论，对我个人来说，是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一种发现；但对更深广的范围来说，也许早不新鲜。我读到的毕竟有限，我的见识范围毕竟太可怜，在这个意义上，请先知们谅解。
　　张：同是写时间的，我感到你的《时间漫笔》，比朱自清先生的《匆匆》更好。你把时间这样一个不可捉摸的东西给捕捉住了，使人看到了它的某种形象，真是妙不可言。
　　周：《时间漫笔》题目不好，后来我想把它改为《捉不住的鼬鼠》，这样生动一些。关于这篇东西，我还可以先给你讲一个小插曲助兴，开始是《新疆日报》一位老同志约我写一篇短文，我写了它寄去，结果好久没发出来。据说一位副总编辑看了有意见，一是他看不懂，二是他认为有些“虚无主义”。我觉得很好笑，看不懂怎么还能看出是“虚无主义”？
　　而且看不懂有两种原因，一个可能是我写得不好，还有一个可能是他的文化修养太低，他怎么就理所当然地归咎于第一种原因呢？我不能说我能完全看懂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我懂得那是因为我目前水平还达不到，我就比那位副总编辑多一点谦虚和自知之明。
　　职务高一点不等于水平一定高嘛，党把你放在那个职务上，是让你更谦虚、更负责任地为党做好工作，不是让你自做主张嘛。
　　结果，我这篇东西《人民文学》发了，《新华文摘》转了，说明他看不懂的东西别人可以看懂。“虚无主义”这个帽子不是可以乱扣的，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虚无主义，懂了再说。
　　我这篇《时间漫笔》，实事求是地讲，堪称神品。《新疆日报》不发，是他无知，不怪我。自朱自清之后，没有人写出过这样深刻地感悟时间的文章，洋洋四千余字，处处可见神来之笔，谈何容易！
　　朱自清先生的《匆匆》也显示了这种领悟，我很喜欢这篇文字，认为是朱先生文字中的神品，灵气十足。
　　《匆匆》显得更亲切、更精美，但是没有我这篇东西那样雄浑有力，那样重浊、有气势；在深刻的意义上，我更胜一筹。请允许我说一句自负的话：在跨越了半个世纪之后，我成功地完成了《匆匆》的续篇。我愿意人们把《时间漫笔》当作《匆匆》的续篇来读，时代的背景不同，作家的环境不同，在朱老先生的创造基础上，后人理应更好一点，这并不影响我对朱自清先生一生成就的崇敬。
　　朱先生是著名的学者、散文家，修养非常深厚，尤以其“不食周粟”的高节为一代风范。他所表现出的文化人格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的。他的文章名篇很多，但其中有些篇什，我至今尚不能品出滋味，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我觉得节奏过于缓慢，像秦淮河的水一样，油而腻，腻而密，毫不疏朗。可能是由于我的阅历还欠丰富，也可能是由于我的偏好太明显，目前还看不出这篇好在哪里。
　　张：我也读过一些外国散文，斗胆说一句外行话，一句不知深浅的话吧，我觉得你的《麦子》就是放进任何《世界散文名作选》中都不逊色。《麦子》里有好几处神来之笔，比如：
　　“我们的麦子就倒进这令人可疑的陈旧作坊里，缓慢迟重地在这生活的水磨上被磨损，被咀嚼，被粉化。我想着那一颗颗麦粒被压扁、挤裂、磨碎时的样子，想着它们渐渐麻木、任其蹂躏的状态，有一丝呻吟和不堪其痛的磨难从胸膛里升起，传染给我的四肢，我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我和它们一样……和这些麦子一样，我正在一座类似的生活的水磨上，被一点一点地”慢吞吞地，磨损着。
　　“……这就是我们每一粒麦子的命运。”
　　“我就是麦子。”
　　我想问，这样新鲜独到洞穿人生与社会的神来之笔，是早已成竹在胸呢，还是创造过程中的突然实现？
　　周：神来之笔，我承认是神来之笔。神来之笔的意思就等于说这不是我写的，而是神写的，是神借我的口舌或手笔传达出来的，我只不过是神临时借用的一个导体罢了。什么神呢？现实生活之神。
　　这个生活之神才是至高的、全知的、神秘的。它们无所不知而又从不急于道破；它充满规律而表面上又显得杂乱无章；它处处显示给我们，却时时迷惑我们；我们在它之中完成自己的一生，饱尝痛苦，倍觉欢欣；我们老想彻底弄清它，却总被它捉弄；我们一旦领悟它，才能宁静地把自己浸泡、溶化在它之中，置荣辱于度外，与天地而共存……我爱这个伟大不朽的神呢！
　　也许因为我爱它，所以这神有时便通过我来传递它的声音，我仅仅是导体，那些神妙的文字均不是我的能力，而是生活之神的声音。我很荣幸成为它的导体。
　　有时我写作时，很费力，很笨拙，我知道那是我。但是倏忽间碰上了什么，仿佛无意中一个力量触摸了柳枝，一下全绿了，我就知道是它来了，那是它。
　　它像暴雨那样倾注，大海的浪涛那样翻腾，一刻不停，汹涌活跃，把大块大块的云团撕下来送给你，把整个一个海洋端过来让你痛饮，奢侈豪华，毫不吝啬。
　　它命令你迅速地把它捕捉住，把它囚禁在方格之间。要快，要迅速，因为它同时又是转瞬即逝的。你像喝醉了似的，全神贯注略显呆痴，拼命遵循着一个看不见的指令，稳稳地射击。你凭着经验知道，只能击落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即便这样，也已经非常之好了。
　　正是这样，然后我有些疲惫，是一种兴奋的疲惫，仿佛释放了生命中的一部分。很累但是狂喜，狂喜但是紧随着疑虑丛生——怀疑这些东西是不是一些假象，会不会被人们接受？
　　我像一个真诚的巫师那样，口中最常念的一句咒语就是：我的神明，请附体吧，请赋于我可怕的力量吧！哈哈，这当然是开玩笑，但是深厚的生活的确是作家的神，还有深厚的修养、思考。
　　张：你的万言长文显得从容不迫，即便是有些千余字的短文也同样流贯着雄浑大气，这是怎么造成的？
　　周：这个问题提得好。小文章里见大气，大文章里见小气。长篇小说是大文章吧，但是作者力量不够，同样小气；写大规模战争场面，作者思想肤浅阅识范围窄，就很难举重若轻，他笔下的团长或许还有几分活气，写统帅就凭想当然了，就只能公式化，因为他没有细节。我猜想你所说的大气是作家把握生活时的态度。他比他要表现的东西更深厚，更广阔一些，他认识得深透，烂熟于胸，轻而易举，表达得不费太大力，这可能就是大气。相反，他不熟悉，他捉襟见肘，气促力竭仰视不清头晕目眩，大概就小气。
　　常有人谈到这个大气、小气的话，我常听人说，却没认真想过。首先我得先声明，我的文章是不是大气，我从没考虑过，不知道，我只觉得它们有些雄浑、朴素的地方。我们撇开自己谈这个好吧？
　　大气小气原是指从什么家庭里出来的，小家子气就是原话。但是在文学上不是这个门阀观念了，而是指襟怀、境界、修养。张爱玲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张之洞的孙女、李鸿章的外孙女，文章优美、细腻，但缺乏原始的活力，这算不算大气呢？莫言是农民家里出来的，纵横恣肆，浓墨重彩，洋溢着我们古老民族不灭的生命光彩，这算不算小气呢？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洋洋四卷，磅礴万里，法国列那尔的《冷冰冰的微笑》，全是短句，同样不小气。关键是人，不是文章长短，谁读书不是“宁尝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呢？
　　当然，写出大气文章的人有时也有做小气的事的，写小气文章的也有做了大气的事，这不是绝对的。一个人的本质并不一定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表现出来。
　　张：中国散文有个传之千古的审美标准，即“形散神不散”。你好像说过这个标准已经成了散文的桎梏，是不是？
　　周：这个说法出自何代何人，我还不懂得，但是我有个看法却有独到之处，更能理解这句话的精神；这句话不是桎梏，在它刚刚提出来的时候，是寻求散文解放的呼声，是迈出了自由的第一步之后的辩白。可惜被后来的人们利用，逐渐由辩白演变为规范。
　　你看，“形散”是这句话的目的，表现出要求的态势，要求形可以散，争取一定意义上的自由。为什么这样要求呢？
　　因为当时连“形”也不能“散”嘛。盛行于五、六世纪的骈俪文，就是骈体文章，华词丽藻、对仗工稳，使散文与现实生活隔绝，连形式都有极严格的规范，起承转合四六句，一个模式。
　　这样的“形”能表达普通人的思想感情吗？能为普通人所掌握吗？只适合干一件事：空洞华丽的宫廷颂词。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才引起了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才有了“形散神不散”这句口号。它的精神是争取文章更自由放纵，更生动活泼，它要打碎骈体文堆砌起来的“形”的城墙，取得像司马迁那样自由自在写文章的权利。“神不散”是一个挡箭牌，是为前一目的的辩护。这五个字，前两个字是目的，是进攻的矛；后三个字是卫护，是辩白的盾。
　　这句话的实质是一个进攻的人。
　　千年以降，这句话逐渐被篡改了，目的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盾。成了新的城墙，新的规范，变成了阻止散文取得更大自由的一句冷酷苛求的僵硬准绳。
　　我们常说要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怎样继承呢？继承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啊，要有眼光，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是方针，实现它需要数代人的努力，起码不能去真存伪，去精取粗啊！我们应该理解这句话的真义，继续发扬它的精神，而不是照搬封建时代歪曲了它的那个标尺。
　　所有的大师，有出息有贡献的文学家都在拓展文章的自由天地，平庸之徒却把它囚禁在一个刚吃完的罐头盒里。不仅文章，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一个道理，教育家总是尽力开发人的自由求知的天性，但是庸人却把它加工改造成束缚天性的牢笼，可惜智者少，庸材多。庸人把事物搞得僵死了，便有智者出来打破，还给世界以活力；然后庸人们又重新把它搞糟再被打破；世界就是这样循环往复缓慢发展的，也有倒退的时候，社会发展史不正是这样么？文章更不例外。
　　张：依你的看法，我国古典散文“简约专注”的传统是否需要反思？
　　周：我们应该摆脱这种观念，赋予它新的含义。简约，简就是竹简，约就是只能写个大概，在竹简上刻文章怎么能尽情表达淋漓尽致呢？不行，那时生产力落后，还没有发明纸。现在快到二十一世纪了，文山会海，报刊如麻，文字垃圾每日以数万吨计，用不着那样节省，条件不一样了。
　　因此对简约应有两种不同条件下的理解：
　　一是由于生产力低下迫不得己的简约，不得不简。车子太小，精简乘客。
　　另一种才是我们要讲究的现代人的简约，是除去缀物杂质使之更臻完美充实的简约，这不是锅小米多了，而是从大米里去稗子、捡石子，使之纯正。
　　我赞成后一种简约，文章必须干净，不能杂草丛生不修边幅，“删繁就简三秋树”么，但是目的是为了“领异标新二月花”，为了突出这个，不掩盖这个。那就必须改变迫于生产力落后而形成的绝顶简约、削足适履的旧观念，还散文以天足，还散文以天然的姿态和生命，让思想和情感自由奔放地表达，要痛快淋漓！
　　只要言之有物，只要是好文章，万言何妨呀！那么多浪费纸张的文字垃圾，为什么偏要求散文节省？难道散文是后娘养的？当今有些散文家们也大呼“散文要短”，仅仅短，也不一定就是好，短而好，固好，长而好就不好了么？文章篇幅并不决定文章的好坏，提倡短小于解放散文并无根本意义。
　　林语堂对中国古典散文的简约传统持否定态度，他说好散文必须要具有容纳充分发挥才能的篇幅与轮廓，好散文殆需一万至三万字以充分描写一个人物，我赞成这个突出一个好字的态度。
　　虎啸山野，驼行大漠；鼠窜墙根，蛇盘洞穴。质不同也，岂能以一“短”而蔽之？同是食草动物，长颈鹿食于高树，斑马食于低草，各有各的路数。同是食肉动物，猎豹善于突然扑击，狼却善于长途追捕，各有其长，并不分高低贵贱。这些道理，古人早有领悟了，所以短不是标准。有话则长，大块文章乐悠悠，无话则短，不当裹脚布也。
　　张：你对三十年代散文创作怎么看？有人认为周作人、林语堂的散文成就高于鲁迅，你同意吗？
　　周：毫无疑问，三十年代散文是个高峰。这是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传统文化的一次大反叛、大清算，是文体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那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三十年代是新文化运动的收获时期。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都曾投身这一运动，并深受其影响。毛泽东主席后来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呀？我肤浅的理解有二：一是因为他年青时对这场新文化运动印象太深刻，二是他一直感到对旧文化的批判和选择不彻底。当然我说的是现实政治斗争之外的因素，是说为什么要称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别的。
　　三十年代散文的成就不需我来多说了，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书卷气较重，还是文人的阶层，同普通群众不够接近。这个缺陷不能完全怪作家，社会是那样么，所以后来有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很多事情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都有前面造成的原因，脱离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去看，往往不易理解。当然推向极端就是样板戏，三结合创作原则，就完全背离了文学艺术的根本规律了。
　　说到周作人、林语堂这两位作家与鲁迅之比，据说台湾读书界把他们放在鲁迅之上，我不能苟同。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的散文，都有很高的文化水准。人生追求不同，艺术趣味不同，终与鲁迅分道扬镳；他们在散文艺术上的成就，是应该给予公正评价的。本来，一个时代也不是鲁迅单独存在的，鲁迅是在同别人的比较、斗争、衬托下显示其意义的。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尊崇鲁迅先生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其他这类作家却极少有作品印行。这不是历史的态度，有主将也还有偏将，还有对阵的将，这才组成一个时代的真实味，光讲主将那个仗怎么打？
　　我独尊鲁是可以的，废黜百家却不明智。至少，会造成逆反心理，今天对这几位作家的读者热正反映了这种情态。
　　可是说到底，我还是最崇拜、最热爱鲁迅先生的，那没办法。我认为他们谁也比不了鲁迅，不能望其项背呀。鲁迅先生的人格思想不必说了，就才华而言，他们谁也不是对手！
　　一篇《狂人日记》是千古绝唱，一部《阿Q正传》是小说经典，一组《野草》是最早具有现代意识的散文诗篇。鲁迅先生如无这样超群出众的才华，就不可能有那样硬的骨头，那样犀利的目光，那样不妥协的战斗精神，那样甘心作民族之牛的大爱之心……我们评价鲁迅先生时总讲他的思想性、战斗性、革命性，但是忽视了一个最根本的本体原因，鲁迅之所以是鲁迅而不是李大钊、瞿秋白、郭沫若，那是因为鲁迅天才的精神力量，没有这个，一切成果均不可能造成。
　　鲁迅将在历史上立于不败之地。最终不能打倒的，也因有了这个基础。因为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文学家而伟大，最后还要靠文学。
　　说得不少啦，张记者，你看咱们的比赛是不是该结束了？
　　张：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算罚点球吧。你说过“散文没有章法，我就是章法”的话，现在你还坚持这样认为吗？
　　周：“我就是章法”，这话没有错么，从一个成熟的作家嘴里说出来，一点不错。但是四年级小学生不能这样对语文老师说，这样说就错了。
　　章法啦，技巧啦，都是人创造的。它是一种经验、一种模式，提供给后人学习借鉴，但它替代不了创造着的人。有力量的作家总是藐视章法不屑于技巧的，这正是创造的心态。
　　有些人被章法捆住了，那是因为他的创造力小于那些创造了章法的人。他们捆住了自己，还不知道自己被捆，像蜘蛛一样纠缠在里面，在可怜的方寸之隔中自得其乐。
　　但是黄河没有章法，九曲连环十八个拐弯哪一弯拐错了呢？哪一次黄河的泛滥是遵从章法呢？它想怎么改道就怎么改道，想怎么泛滥就怎么泛滥，因为它是大河。它淹没你也养育你，它功过两辉煌。谁也不能因为它溢出河道而否认它的伟大存在，它不是人工运河，更不是卵石灌渠，它本身就是一条有生命的河！
　　它越是改道，越是泛滥，越证明它的生命活力依然充沛啊……这样一条古老的河流，至今没有枯竭，仅此一点就让人感动。
　　作家也一样，有大河，有卵石灌渠。强有力的作家像黄河一样，终生水源充沛，他们有自己的巴颜喀喇山，他们总要突破千山万水直逼东海。没有力量没有落差没有充沛水源的人，只能流成一条小溪，只能沿着河床古道、人工干渠缓慢地流或者欢快地流，当然小溪小河也可供人濯足浣衣，也可自成一景，但它们不是大河。虽然小溪流更可爱，更无害，但到达不了海洋。
　　我说的章法，是你精神境界的高度，你的巴颜喀喇山的海拔高度，还有你生命创造活力的蓄水量，你的发源地会不会枯竭，这两个方面具备了，你自成章法，你才可以“黄河之水天上来”。
　　梁实秋先生说文章该转的地方，硬转，该接的地方，硬接，便显得朴拙有力。硬接硬转算什么章法呢？
　　不知你发现了没有，真正的长江大河往往猛一看过去不如小溪小河风致可爱。真正的高峰顶巅也往往看不出特别的险峻奇绝。朴拙了，不以奇巧取胜了。而且超过了眼睛欣赏的能力，它们造成了巨大的奇观，而人眼是无法装下这样大的现象的，欣赏这样的伟物，需要心眼并用，需要阅世的本领。
　　伟物不得了呀，长江黄河，高山大湖，万里长城，龙门云岗……这些东西都朴拙、都雄厚，都不是某一个人刻意造成的，而是代表了悠久的历史，凝聚人们的智慧，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
　　司马迁的文章就是散文中的伟物。
　　说到他也就到头了，高山仰止，就此打住吧。
　　
　　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于新疆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