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那个人究竟想了些什么？

　　到了地理系教授马鸿良先生那里。这位以自然科学的眼光研究长城的学者，竟然不动声色地向我们摆出了一个极富有哲学意味和文学色彩的疑问。这疑问是那么单纯有力，仿佛是一个孩童提的，一下就穿透了历史的层层帷幕，直逼向一个肉体早已消失的灵魂。
　　这个疑问是一个德国人提的。
　　马鸿良教授说：“那个西德人就是很想知道，当时修长城的那个人究竟想了些什么？”
　　仅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这在许多浑浑噩噩的人看来一定是荒唐可笑、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一个德国人，秦始皇当时爱想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呀？真是狗拿耗子操的哪门子闲心！吃饱了撑的。在一群“混”世的人面前，严肃认真便是可笑，科学求知便是荒唐。现在你随便问到一个人最近怎么样，他都会轻松地说：“混呗。”“混”就是社会的群体价值观，混得好也罢，混不好也罢，一个“混”字万事休！见惯了一些如此轻率地对待自己生存的人，面对这个德国人的疑问怎能不警醒肃然呢？这样的民族怎么能不是强盛的、生机勃勃的呢？有人也许会反驳我说：但是我们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没有希特勒那样的战争疯子，也没有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是呵，一具奄奄病卧的躯体是不会再有什么错了，衰弱的旧中国连一个震惊世界的疯子也诞生不出来了。
　　我听说过一个小故事，是说在美国一个工厂的大车间里，掉了一根绣花针。所有的美国人找了一通，都没找见，但是最后被一个德裔的人给找见了。他是怎么找见的呢？他把整个车间的地面先划了小方格，一个方格一个方格地找，找过一个划一个勾，这么给他找见了。
　　还是那个德国人的问题：“当时修长城的那个人究竟想了些什么？”
　　那个人就是始皇帝嬴政。这位统一中国的第一位帝王当时决心破土修长城的时候，我猜脑子里一定塞满了三个字：“足够了”。
　　长城就是嬴政想象力的极限。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并吞八荒，囊括宇内”；他的雄心和想象力已经使人惊叹了，但他还是有限度，他的视野和雄心就限在这里了。长城，也是他给自己的权力所划出的圈限。这位气魄惊人的第一位农耕民族的帝主，欲望毕竟有限。比起游牧的蒙古人所拥有的辽阔版图来，简直小气得多；比起最后一代帝王满清人所统治的疆域，也不可同日而语。游牧者的心胸和对各种民族的容纳力，显然更宏大！
　　使长城一次次失去防御意义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马蹄；
　　使残缺的长城一次次重新站立起来的，是中原农耕民族的双手；
　　历史的缺口正在这里。
　　农耕方式必然带来保守性、狭隘性，游牧方式必然含有侵略性、野蛮性。这不是民族矛盾，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造就的悠久的矛盾和冲突。从淳朴、善良、好客的品质上讲，一个甘肃农民和一个哈萨克牧人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呢？一个终生侍弄土地的人和一个侍弄了一辈子羊群的人究竟在善恶本质上有多大差别呢？一手老茧，满面皱纹，他们都同样是户外劳动者，同样是辛苦终生一无所获的人。
　　可怜的自相残杀的人们哪，是谁、是什么力量使你们这一对同样贫困的人彼此仇恨、杀伐了几千年？在哪一种名义的战争后面有着属于你们的利益呢？无人能告诉我。
　　马鸿良教授能告诉我的，是这样一些有关长城的知识：
　　——长城有时突然拐了弯，使人不好理解。为什么会突然拐弯？是有原因的。很多情况下，是与水源有关。长城把饮用水圈在城内，把不能饮用的苦水留在外边。
　　——长城经过的地方，松树都活，白杨树不活。因为长城经过处大都在海拔两千米以上，长城恰好修在这些接近水热等直线的位置。
　　——民勤在清朝还是一个丰美之地，可现在缺水。打井三千，使地下水降位，变苦；植被沙化、盐碱化，结果人眼发直、牛毛变色。
　　——长城还是研究河流移动的坐标。河流的移迁是因为地壳变动，使河流由西向东挪位。现在长城的研究已经是交叉的多学科研究了。
　　有关长城的名堂竟是这么多，是牵强附会呢？还是真的蕴含深奥？仿佛千年前的始皇帝是一位超人，一个无所不知的神秘之灵，他用长城摆了一个无底之谜，让后人猜测、研究。
　　玄而又玄，众妙之门。
　　我真的愿意相信对那些玄奥行为的传说都是真的，气功、算命、武术、道行、咒语、易经、推背图、预言家和一切超现实的妄念，如果真能那样轻易地解决问题，那该有多好！多省事！
　　我甚至由衷地愿意有一种类似“神”或“命运”的东西，一种比现实强有力得多的力量，高高在上，俯察万物，由它来操纵、判断、奖惩我的行为和心灵。这样，受苦不会埋怨，发迹不会膨胀；一切都会有指望，一切都会有报应；人们宁静而顺从地生活……这该多好！
　　可惜的是，没有。
　　妄念只是安慰人们伤损心灵的一杯无药之水罢了，明彻的智者不需要服用。
　　至于“上帝”，设若过去曾经有过的话，后来也如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
　　还是《国际歌》说得对，“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全靠我们自己！”
　　看看长城，每一砖、每一堞，多么艰辛！多么艰辛地、蜿蜒地、充满暗示地从岁月的深处爬过来，一身残损、满面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