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事以来所受的传统教育，使我很早就熟知了有关万里长城的一些传说以及古往今来吟诵它的动人诗篇，知道长城是我们伟大民族智慧和气概的象征。长大成人后，我也曾在几个不同地方登临过长城，九门口、山海关、古北口、八达岭……看到长城或翘首于峰巅，或俯身于峡谷，跌宕起伏，绵延不绝，那种雄伟奇拔、坚韧古朴的形象，曾多次让我心中涌流出骄傲自豪的情愫。20世纪下半叶，受宇宙飞行物的纷扰，舆论界对许多远古陈迹的定论发生了动摇，连古埃及的金字塔也被怀疑是外星人所造。可是对长城的成因，却至今没人提出疑义。特别是又听说美国一位宇航员在太空能用肉眼看到地球上惟一的建筑物就是长城时，我的骄傲与自豪又增加了一个筹码。
　　啊，长城，古往今来，多少人为你欢呼雀跃，激动不已，血热中肠。然而，在改革开放已20多年的今天，我们认真研习历史，回顾在中央一系列英明政策指引下取得的丰硕成果并面对新世纪的伟大征程时，我们还会逐渐揭开长城古老而神秘的面纱，从以往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中解放出来，给长城一个公允的评价。
　　长城的修建，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那巨大的砖石经过烧制从远方运来，再依山涉险运上山，堆建构筑，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物质条件极其贫乏的条件下，用最简单的工具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确实显示了我们先民的智慧和力量。毫无疑问，长城，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讲，把长城作为一个文化的纪念碑，作为文物来保护，并适当修复，供中外游客参观游览是十分有益的。
　　但是，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我们还会感到，长城的历史作用和价值，在其修筑的当时就有许多的局限。中华民族的历史，应该是56个民族的历史，而长城历来是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手段。历史上修筑长城次数最多、工程量最大的明朝，正是对北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敌意最深，也是最保守、最无能的王朝。恰恰是由于长城的修建，固定了农牧业的界限，限制了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阻滞了经济的发展。更不用说那砖石之下垫着历代服役工匠的白骨，迸溅着各兄弟民族间互相厮杀的斑斑血迹了。单就军事作用而言，长城也并没有实现中原统治者所设计的防御目的，一旦中原王朝失去军事实力，长城就形同虚设。明朝后期，清军出入长城已如入无人之境。到了近代，虽长城依旧在，但手持洋枪洋炮的洋鬼子们照样轰开了大清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灿烂的文化，一切骄傲与自豪都于事无补。当时，长城也像被抽掉了筋骨的长龙，僵卧在贫穷多难的大地上，“徒为后人观”矣！
　　最早重新审视长城价值的人应该是康熙皇帝。他的祖辈是破长城进入北京城的。一个国家要靠什么来防卫呢？康熙曾多次去过长城，头脑中时常有这样的思考。1691年，古北口总兵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辖的那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经深思熟虑，提出了不同意见。他的上谕是这样写的：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士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康熙皇帝300多年前的这番话，如黄钟大吕，对我心存弥久的“长城情结”实在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击波。正是这个康熙，从“修德安民”的思想出发，坚持与北方少数民族建立起一种礼尚往来的友好关系，通过修建大小行宫，与少数民族首领联谊，并为少数民族准备宗教活动场所。作为一个异族皇帝，他亲自处理当时复杂的西藏事务、蒙古事务，尽力包容汉族知识分子，自己更是热爱精通汉族文化，经、史、子、集、诗、书、音律无所不通，他还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组织人力编辑出版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典》等。同时，他还以数学为基础，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物理、医学、化学。任命一批外国人担任钦天监监副，让礼部挑选一批学生去钦天监学习自然科学。正是康熙的开明、开放，使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盛世。
　　也正是康熙的明智，使我国历史上持续两千多年修筑长城的工程画上了句号。从审美的角度，从人类智慧的角度，从民族刚毅不屈的角度，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品评长城，无论怎样都是不过分的，但修筑长城的初衷毕竟是封闭、保守的。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诸多变化、以往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已经得到纠正的情况下，重新审视和品评长城的价值与寓意，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匡正民族精神，将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