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汉长城的地理位置
　　
　　《史记·秦始皇本记》记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前214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三十四年“适治狱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这就是举世著名的秦始皇长城的可信记载。同书《蒙恬列传》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匈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阴山，逶迤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同书《匈奴列传》又记：“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阴山、北假中”。从上面引用的三条史料看到，同一部书上记载秦始皇时兴筑长城，却有一些不同之处。即蒙恬率领大军有十万和三十万两个数字，临河筑县城有三十四座和四十四座两个数字，渡河后所据之山为阴山和陶山的不同，是筑长城于阴山北假还是筑长城后又据阴山北假。前两个数字不同，尚不影响理解长城位置，后两个疑问则是判断长城位置的关键。秦始皇派蒙恬率大军北击匈奴时，首先攻占了河南，所谓河南系指黄河以南，即今巴彦淖尔盟乌加河以南地带，包括今伊克昭盟及乌海市广大地区；有人释为鄂尔多斯地区，不甚确切。古代黄河在今河套地区有北河与南河两条河道，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黄河的北流为主干流，北魏时尚可通舟楫，南河即今黄河河道。今乌加河河床北面的大山，为阴山山脉的狼山，水之北为阴，蒙恬占据的阴山，即指河水北面的狼山，也可证上述史料中的“陶山”乃是阴山之误。北假邻近九原，汉武帝时改九原为五原郡，北假系指今查石太山以南、乌拉山及大青山北麓地带，将这片新开拓的土地假借给移民耕种，所以称为北假。由此可以将上述史料理解为：蒙恬率大军先占领河南地，沿河筑城以为塞，继而渡河推进到阴山、北假地方；先筑亭障屯住，进而筑起了万里长城。有人理解“因河为塞”为黄河沿岸兴筑长城，简单地将“塞”等同于长城，实际上“因河为塞”乃是沿河筑城形成边防工事，实地调查在阴山南的黄河沿岸并无长城。秦代先在阴山、北假地方兴筑的长城，应是在今狼山、查石太山及大青山一线所见的长城遗迹，本文记述的秦汉长城遗迹亦将此段长城遗迹作为切入点，不仅是因为这段遗迹保存有高大的石砌墙体，而且墙体结构及特征鲜明，便于与其它地段作比较。
　　秦代末年天下大乱，匈奴冒顿单于乘势南下，夺取了河南地方，与汉王朝接壤为秦王朝以前的边界。当时，匈奴势力甚为强盛，西汉王朝初定天下，高祖亲自率兵北伐，被匈奴人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上，七日后才得援兵解围。于是，西汉王朝初期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与匈奴结和亲及通关市，进行消极的防御；但是，匈奴仍不断南犯，侵入内地杀掠，成为西汉王朝的最大忧患。武帝时对于匈奴的南侵，采取积极的防御政策，组织大军北上抗击，一举夺回了河南地，建置朔方郡，将匈奴人逐出阴山以北，修缮加固秦长城为防线。《汉书·匈奴列传》记元朔二年（前127年）“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汉亦弃上谷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汉武帝时不仅修缮了秦长城，沿线的重要交通要冲增筑了城障亭塞，加筑了列燧，形成一条新的边防线；将上谷郡斗辟造阳地方放弃后，另在其南面兴筑列燧与右北平郡北部的长城相连接。这就是现今西起自狼山，东至于燕山山脉东面的原很河流域，即自乌拉特中旗至库伦旗之间的汉长城遗迹。
　　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时筑五原塞外列城及居延边塞。《汉书·武帝纪》记：“遣光禄卿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庐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同书《匈奴列传》较详，称：“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博德筑居延泽上”。徐自为所筑五原塞外列城，通称为外长城，即今武川县西北伸延至乌拉特后旗西北部，再伸入蒙古国境内的汉外长城遗迹。据上引《汉书·武帝纪》及《匈奴列传》记载，这条外城在当年就被匈奴人所破坏，称：“其秋，匈奴大入云中、定襄、五原、朔方，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坏光禄所筑亭障”。于是汉王朝不得不另筑一条新长城，这就是汉外长城的南线，北距北线2.5～40公里，它的西端不再是庐朐，而是与居延边塞相接。路博德所筑居延边塞的东北端有列燧与外长城南线相连，西行至今苏古诺尔北折向西南行，沿额济纳河上溯，至居延海西南方与从居延海东南方伸延过来的支线相交，再沿河向西南方伸入今甘肃省金塔县境，其中在两线相交附近各有一段是有墙体。于是，今内蒙古地区所见汉外长城遗迹西至于额济纳河流域，西北至于乌拉特后旗西北部的中蒙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