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庸关

　　在北京的西北面，有一道东西横亘的山脉，接太行山而东，达于山海关的东北。这就是有名的燕山山脉，它属于太行山的一支。从居庸关往东的长达一千二百多里的明代万里长城，就是起伏盘旋于燕山之上，自居庸关到山海关的。燕山是北京西北的天然屏障，居庸关就坐落在这一屏障之中。自古被称之为“绝险”。
　　居庸的名称，据考证是以秦始皇时曾经迁徙庸徒（庸是贫苦受雇的劳力）于此居住而得名的。但秦始皇时的长城并不经过这里，而是从北面较远的地方到达辽东的。在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同时，曾沿长城设置了十二郡，用来开发长城沿线和保证长城的供应。其中上谷郡就在今居庸关附近的延庆、昌平、怀来、宣化、保安这一地区，曾经把一些老百姓和囚徒迁居至此，是有可能的，以后也有不少从外地迁移人民到居庸关的记载。如《后汉书》上记载：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徙雁门、代、上谷三郡民居常山居庸关以东。元初五年（公元118年）也有鲜卑入上谷，攻居庸关的记载。因此在居庸这里设关，在汉代已经开始了。但当时这里的居庸关并不是长城线上的关口，而是居庸县与军都县之间的关口。三国时候称作西关，魏称军都关，北齐改称纳款关，唐朝称作居庸关、蓟门关或军都关。辽、金、元、明、清各代都称作居庸关。
　　197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发掘了一座汉墓，墓内壁画上有一幅居庸关的画面，壁画上标写出了“居庸关”三字，并画出了关内外人们和车马往来的生动情况。说明了两千年前居庸关内外，我国各族人民密切往来的事实。
　　居庸关距北京一百余里，建于长达三十多里的关沟之中。这条关沟是从大同、宣化通往北京的孔道。太行山从山西经河北至此数百里，连绵不断，从山麓至山脊皆陡不可攀，其间有八条通道，谓之太行八径，居庸即是其中的第八径。《淮南子》说：“天下九塞，居庸居其一”。《金史》上说；“中都（金首都，即今北京广安门一带）之有居庸关，犹秦之有崤涵（关名），蜀之有剑门”一样。是首都西北的门户和屏障。
　　居庸关修筑长城是自北魏才开始的，《魏书·世祖本纪》上说：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筑的“畿上塞围”东起上谷，西直于河，这个塞围即是北魏的南长城。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征发了一百八十万人修长城自幽州北夏口（即居庸关南口）至恒州（山西大同），长九百多里。又从这里往东把长城修到了山海关。自此，居庸关才与长城相结合，成了长城的一处重要关口。
　　现在的居庸关关城和长城，是明朝重修的。自汉、三国、北魏、北齐、隋、唐以及辽、金时期关城的遗物已经不存，形制已不可见。除和林格尔汉墓中所发现的居庸关壁画外，还在居庸关残破的城墙中发现有一些较大的沟纹砖的残件，应是辽、金以前的遗物，说明原来这里确是有关城和其他建筑物。《水经注》上记载：“关在沮阳城东南六十里，居庸界，……累石为关垣，崇墉峻壁”。说明北魏时的关城是用石块建成的。元代欧阳玄《过街塔》铭中说，元朝曾在关城的南北作了两个大红门，设立关卡和斥候（烽火台），但没有修筑长城。
　　明朝灭掉元朝以后，元代统治者退出大都（今北京）后，仍力图卷土重来。因此，朱元璋对此十分重视。在开国初期即首先派大将军徐达修筑居庸关等处的关隘。《延庆卫志略·关隘》上说：“明太祖既定中原，副大将军徐达以修隘之任。即古居庸关旧址，垒石为城。景泰初（公元1450年）王师败于土木，兵部尚书于谦言：宣府水师之藩篱，居庸京师之门户，宜亟守备。乃以佥都御使王镕镇居庸，修沿边关隘，因旧关地狭人稠，度关南八里许古长坡店，创建城垣，即今延庆卫城也。周围一十三里三十七步有奇，东跨巽山之上，西跨兑山之颠，南北二面筑于两山之中，高四丈一尺，厚二丈六尺，东西二面依山建筑，高厚不等”。这段记载与今天居庸关的建筑形制还是基本相符的。根据实地勘查东西二面依山建筑的城墙，确是高厚不等的。在现在南侧关门的“居庸关”三字匾额上，还保存有“景泰伍年捌月吉日立”的字样，北侧关门匾额上有“景泰伍年伍月吉日立”的题记。《明英宗实录》中也有“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六月已丑……修居庸关城毕工”的记事。
　　关于居庸关关城的布局情况，自元代开始才有较多的记载，并且还有一座过街塔的基座保存下来，作为实物例证。
　　元代熊梦祥《松云闻见录》中录欧阳玄过街塔铭中所说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元时居庸关作为由大都通往上都的大道，皇帝经常从此往还，在居庸关内有寺院，有花园，还有皇帝住宿的地方。二是在关沟的南北建了两道大红门，作为关的南北大门。按照元人乃贤居庸关诗自注上说永明宝相寺和云台在关北五里，那么元时居庸关的范围与现在相似，《析津志》上说：关之南北有三十里，大红门应即是南北关门，南关大红门，约在关沟口上，今南口之内，北关大红门约在今八达岭附近。二是元代在关内修建了一座精美的过街塔。四是元朝在居庸关南北两口设了千户所，后改升为万户府，卫军三千人，主要是用来缴巡盗贼。
　　明朝的居庸关，有水、陆两道关门，现存有陆门关，跨谷的水门关已毁，只存遗址。明朝把云台（过街塔）包在关城之中，关城内有泰安寺、参将、指挥、巡关御使衙门及其他营房等居住的建筑，还有一座规模甚大的“叠翠书馆”。寺院、书馆的遗址，现在还可看出。
　　现存的居庸关位于长达三十余里的关沟之中，有南北两个外围关口，作为南北门户。南口距北京四十余公里，为居庸关关沟的入口。北口即是现在的八达岭口，即八达岭关城。
　　居庸关则位于南北二口之间。在居庸关北八达岭之间尚有上关遗址一处，当即是明初徐达所始修的居庸关旧址。
　　居庸关居于两山夹峙、山形陡峭的狭谷之中，又有南北两重关口以为防卫，加之设有重兵守卫、巡逻，因此自古有“绝险”、“天险”之称。唐朝诗人高适入关诗有“绝坡水连下，群峰云共高”之句。金人宇文虚中过居庸关诗有“奔峭从天拆，悬流赴壑清，路回穿石细，崖裂与藤争”之句，元人葛罗禄乃贤居庸关诗有“叠障缘青冥，峭绝两崖束，……重关设天险”之句，明人李贽过居庸关时有“重门天险设居庸，百二山河势转雄”之句。至今在八达岭的山崖上还留下了“天险”二字的题字。多少年来在居庸关这里曾经留下过多少次战争的史迹。从汉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就有鲜卑人攻打居庸关与汉朝守将大战的记载。北魏孝昌年间（公元525——527年）杜洛周起义军也曾迫使都督元谭西退军都关，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李义军首先打下了宣府（宣化）总兵驻地，一举打下了怀来，直入居庸关，攻破北京城。还有辽、金两朝的灭亡，在居庸关这里也发生过少见的战例。辽代末年，金兵近逼居庸关时，辽方调集了精锐部队镇守居庸，满以为雄关可守。但当金兵进到关下时，辽兵因为隐藏于危崖之下，突然崖石崩塌，士兵被压死许多，便不战而溃了。金王朝将亡的时候，元人多次进入居庸关。有一次元兵已至居庸关外，金兵把居庸关用铁水来封固着了几重关门，在关沟内外布满了鹿角似的铁蒺藜一百多里，并且选了大批精锐部队防守，满以为元兵插翅也难飞过居庸了。但没有料到，第二天早上，忽在南口闻得金鼓之声从天而降，金兵大溃。原来是元兵到了八达岭下，知道金兵设防严密，便改变了攻关的计划。元太祖（铁木真）问熟习情况的札八儿如何是好，札八儿说，这样的情况不能强攻，我知道从这个地方往北，黑树林中有一条山谷小道，只有一人单骑可以通过，如果兵马在夜里悄悄偷过，一夜就可绕过去。于是铁木真就让他作前导，从天黑开始进山谷，到天亮就已经绕过关口，到达南口的平地上了，金兵还死守在关沟之中，元兵已入居庸，一直打向中都去了。元朝的灭亡也是明兵从居庸关而入，直下大都。
　　居庸关自南口以上，两山夹峙，一水中流。《水经注》上说：“山岫层深，侧道偏狭，晓禽暮兽寒鸣相和”。这条水谓之湿余水，“其水东南流出关，谓之下口”。二十多里的关沟之中清溪萦绕，层峦叠嶂，草木葱翠，禽鸟飞鸣，是北京西北的一处壮丽的景色。因此在八百年前的金代就以“居庸叠翠”而列为燕京八景之一了。从前相传关沟中有许多名胜古迹，号称七十二景，如望京石、天险、五鬼头、五郎像、弹琴峡、仙人桥、白果树、点将台、栓马桩等等。今介绍几处，并略溯源流，以供参考。
　　栓马桩　传说是杨六郎的栓马桩，他在打败辽兵之后，把马栓在这里。现在一进南口，关沟的东部山头上，有一个如石柱的山峰，突出山岭之上，犹如一个石桩，传说杨六郎曾栓过马。这样大的山峰，用来栓马，表现了人们对英雄人物的景慕。
　　五郎像　在八达岭下数里关沟中的一块崖石上，刻有杨五郎像，这像已经剥蚀得很模糊。传说杨五郎在五台山削发为僧，这一像也许是明朝人雕刻以为纪念的。在这附近悬崖半空有一个好像桥的石崖，称作仙人桥。
　　点将台　在居庸关之上，关沟的当中石滩上，传说是穆桂英的点将台。它本身是一块方形大石，上面较为平坦。在崇山中有这一平石是不容易的，所以称为“点将台”。这里还有一处古迹叫做“仙人枕”。现在大石上还有早年吕贲和书写的“仙枕”二字。另外在这一块大石上，还有两处题刻值得参考。一是署名为“太行散人”的人游八达岭诗，在诗前有一自注，说他春日游八达岭，有人向他介绍仙枕和琴峡两处古迹，他便前去查访游览。他只找到了“仙人枕”一处，并在仙枕石上题了两首五言古诗。其中一首说：“琴峡不可见，仙枕当堪眠，山色依云霭，苔痕近水鲜，逸人留古迹，清梦自何年，赏玩开怀抱，修（悠）然来欲还”。白云悠悠的关山下，有仙枕可作思古的清梦，不妨去找找山泉，听水流过石块的响声，自古说它在“弹琴”，今天在八达岭不远的铁道边上还有一块“弹琴峡”的石刻。弹琴峡已被沙石淹没，无处可寻了。
　　第二个题刻是明朝时候兵部尚书许论为了记录一次从居庸关入援古北口的事：
　　嘉靖乙卯三月十二日，虏犯古北口，奉命率三镇兵二万余，系由居庸关入援。二十二日虏败遁，二十三日班师，取道怀来郡，虎阳河。总督军务兵部尚书灵宝许论题。
　　乙卯为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这一段时期正是也先、鞑靼经常进行骚扰的时期，也是明长城修筑得较多的时候。今天八达岭关城“居庸外镇”就是在这不久以前，嘉靖十七年修成的。这一题记说明长城沿线军事调动的情况，也说明居庸关是蓟、宣府、大同三镇兵防调动的重要出入口。
　　关于杨家将的古迹，在居庸关、古北口一带流传甚广。
　　清初学者顾炎武曾以古北口杨令公祠作了考证，在他的《京东考古录》一书中专门写了《辨一统志杨令公祠之误》一文。以历史事实说明杨业（又名杨继业，即杨令公）是北宋初期名将，与契丹转战于山西雁门关内外，当时幽、燕早入于辽，杨令公从未能到过这一带。至于杨延昭（杨六郎）、穆桂英更在杨令公战败身死之后，北宋更南退雁门关内，不可能来到辽的南京附近的居庸关了。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为什么在北京北面的居庸关、古北口长城线上有许多杨家将的古迹流传呢？这可能是因为明朗在代替元人的统治之后，长城是为防鞑靼之用的，杨家将又是抗击北部游牧民族统治者的英雄，为了激励守关将士的斗志，把杨家将作为榜样，这样流传下来。 　　居庸关云台

　　居庸关云台在现在明代居庸关关城之中。洁白的栏杆，高耸的石台，深邃的门洞，精美的雕刻，显示出这一石砌建筑的精美。加之四周衬托着关城的城垣雉堞，更觉雄伟壮观。
　　但是这座云台建筑原来的面貌远比现在高大壮观，原来的名字也不叫云台。它原来是一个过街塔建筑，只因上半部的三座塔久毁。只剩下了下面一个座子，后来才把它叫做了云台。欲知云台原始的面貌，须先把元代过街塔建筑的经过叙说一下；
　　元代过街塔的位置，据元人葛罗禄乃贤诗序上说，在关北五里。元代的居庸关比现在居庸关城为大，有南北二红门，作为其关门。关北五里正是关的中心部位。过街塔的建筑经过，在元朝人熊梦祥的《析津志》和他的《松云闻见录》中所录欧阳玄的《过街塔铭》里讲得比较清楚。“关旧无塔。玄都百里，南则都城，北则过上京，止此一道。昔金人以此为界，我朝始于南北作二大红门。今上以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即南关江门之内，因两山之麓，伐石甃基，累甓跨道，为西域浮图，下通行人。”《析津志》上说：“至正二年今上始命大丞相阿鲁图、左丞相别儿怯不花，创建过街塔，在永明寺之南，花园之东。有穹碑二，朝京而立，车驾往还或驻跸于寺，有御榻在焉。其寺之壮丽，莫之与京”。
　　以上这两个文献材料是云台兴建的最早记载。《析津志》上所说的两通穹碑（大碑），其中一块当是欧阳玄所撰的《居庸关过街塔铭》。
　　此外关于描写居庸关过街塔的元代文献还有不少。如《松云闻见录》中引百招长老过居庸关十咏诗中有：“驱车荦确上居庸，古涧流泉拂晓凤。当道朱扉司管钥，过街白塔耸穹窿。”葛罗禄乃贤的《居庸关诗》序上说：“关北五里，有敕建永明宝相寺，宫殿甚壮丽，三塔跨于通衢，车骑皆过其下者，今亡其二矣”。从这两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元代过街塔的形状是三个塔跨在大街通道之上，塔是白色的塔。从以上几种元代文献中还可以得知，在塔的附近有一个建筑壮丽的寺院大宝相永明寺。这一寺院可能即是与塔同时规划的建筑，因为塔并不是孤立的建筑而是与寺院相结合的。在欧阳玄过街塔铭中也同时叙述了永明寺说：“既而缘岩结构，作三世佛殿，前门翚飞，旁舍旗布”。这寺的位置应即在今云台西北侧关城的山脚下。从这些文献上还可得知这个塔的西面还有花园，皇帝路过这里时经常住在寺内。想当年这里确是盛极一时的地方。
　　明代的云台和泰安寺　明朝时候，由于台子上的三座塔早经毁坏，只剩了下面的白石座子，明朝的一些文人不加考证便给它取了一个别名叫“石台云阁”，或叫“石阁云台”。取其“远望如在云端”之意。因此，云台这一名称便相传下来了。
　　台上的三塔毁去的时间很早，据元朝人葛罗禄乃贤的居庸关诗序中就说：三塔跨于通衢，车骑皆过其下者，今亡其二矣。即是在元代三塔已经坏掉两个。估计在元末明初余下的一塔也已毁坏，于是便在台上修建了一个佛祠。这个佛祠在明朝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也已残坏，便又在上面建了佛殿，名叫泰安寺。解放后在云台顶上还发现有明朝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冯益撰《敕赐居庸关泰安寺修建碑记》一块，记述了这一寺院的修建情况。碑文为：
　　居庸关在京师西北，连山重岳，而中□之关险，北阙之巨防也。旧有佛祠。两关之中衢，累石为台，如垣墉之状，窍其下以通，而上建寺宇以栖佛□，复即窍之两间刻诸天神，庄严备具，实一方之胜。而历岁□久，栋甍弗完，漆垩漫灭。正统八年春……议而新之，……未几台殿截然，获复旧观。……为佛像者三，置诸殿内，以备供养，中为毗卢遮那，左为文殊，而右为普贤，……凡经五载，以正统十三年告成。
　　根据其他历史文献旁证和现存云台顶上的面积推断，台上只有寺中的一个重要殿宇，并不是泰安寺的全部建筑。全寺院应还有其他殿宇、僧房、客舍等建筑。可能就是在原来元朝永明寺的基础上修建的寺院。台上的殿宇在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被火烧毁。
　　据《延庆卫志略》上记载：“云台石阁，在关城南门内，……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因旧存塔基，建佛殿五楹，远望如在云端。康熙四十一年五月毁于火”。
　　从此以后云台就只存了一个单独石台，至今已二百七十余年了。
　　云台建筑　介绍云台的建筑首先要谈一下原来的过街塔。过街塔是我国古塔中一种重要的类型，因它们跨于街道、通途之上，所以称之为过街塔，也称作门塔、塔门。这种塔除居庸关过街塔之外，元代在大都就建有好几个，如元世祖时在南城彰义门所建塔门，顺帝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在南口所建过街塔、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在卢沟桥所建过街塔等等。其它省市也有不少的过街塔，如江苏镇江过街塔（俗称昭关）、广西桂林万寿寺舍利塔、云南官渡过街塔、北京法海寺门塔以及承德普陀宗乘之庙的塔门等等。这种塔的特点是在一高大台座之上立塔，台下开券洞门，以通行人，台上立有单塔、三塔、五塔不等。为什么要下面开门通行，据佛教经义上说是让过往行人得以顶戴礼佛。台上的塔大多是喇嘛式塔也即窣堵坡塔，是元朝普遍流行的一种塔形。
　　根据这种塔的特点推测原来居庸关过街塔的形式，应是三座并列的喇嘛塔，其高度大小不得而知。现存云台的建筑系用洁白大理石（汉白玉石）砌筑，台子下大上小有明显收分。上顶宽25.8l米，进深12.9米。台子的正中辟券门，券门顶作八边形，尚保存宋元以前城关门洞的形式。在台顶四周绕以白石栏杆及排水龙头。栏杆地栿之下，又饰以缨络珠串、兽面等装饰的平盘，极富玲珑之感。现在云台的顶上保存的五天间的柱础遗址，即是明朝所建泰安寺殿宇的遗迹。
　　云台的雕刻　雕刻内容可分为两种，一是佛教图像和花纹雕刻，二是经咒和造塔功德记等文字。
　　佛教图像均属喇嘛教内容，计有五曼荼罗、十方佛、千佛、四大天王、交叉金刚杵、六拏具等。五曼荼罗在券洞顶部正中平面上；十方佛位于券洞顶部斜面两侧；千佛位于十方佛之间；四大天王位于券洞四隅；交叉金刚杵位于券洞外面券门四脚。六拏具则刻于券洞门面上。所谓六拏具即是六种以动物象征组成的法相装饰。常用于佛像背光和券门之上。日为翻译原文的最后一个字为“拏”字，所以称作六拏具。据《造像度量经解》上说六拏具是：一曰伽噌噌，华云大鹏，乃慈悲之相也；二曰布啰拏，华云鲸鱼，保护之相也；三曰那啰拏，华云龙子，救度之相也；四曰婆啰拏，华云童男，福贤之相也；五曰福啰拏，华云兽王，自在之相也；六曰救啰拏，华云象王，善师之相也。云台券洞门面上六拏具的排列是；大鹏（也称大鹏金翅鸟）一个，在券顶的正中。鲸鱼二个，龙子二个，童男骑异兽二个，象二个，分别排列在大鹏的两侧。
　　云台的六体文字　在云台券洞的两侧壁，四大天王浮雕的中间，刻着佛顶尊胜陀罗尼心经、十字密言、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节略、造塔功德记等。六体文字为梵文（古尼泊尔文）、藏文、八思巴蒙文（八思巴为新蒙文的创造人）、维吾尔文、汉文，西夏文，这六体文字的同时刻在一处，说明了元代我国各族人民文化交流的事实，也是研究古代文字的重要实物。
　　在汉文造塔功德记中有“建立高显窣睹波，三乘三宝……建三塔……开一乘门”的叙述，说明原来过街塔上都是喇嘛塔形式的三塔。汉文造塔功德记的末尾还具有“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岁次乙酉九月吉日西蜀成都宝积寺僧德成书”的署名落款，是知生塔从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至五年经过了四年时间，才基本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