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各诸侯国，为了相互防御，由修筑烽火台、列城开始，逐步用城墙把它们联系起来，构成了长城这一完备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体系。最早修筑长城的是楚国，所筑长城叫做“方城”。
“楚方城”载于典籍的不乏其例，但它的遗迹在何处？建筑方法怎么样？尚不清楚。为了弄清这一问题，南阳地区文物队与方城县文化馆于1981年6月、8月对“楚方城”进行了调查。
之后方城县文化馆再次作了重点勘察。在方城县独树公社中信庄大队黄家（门+外）村的大关口发现了“楚方城”遗迹。史称：叶县南、方城东北之方城山即“楚方城”，此遗迹正当其位。
楚方城的遗迹
大关口西为伏牛山东麓之对门山、旗杆山、香布袋山，诸峰相连；其东为方城黄石山西麓之擂鼓台、北岭头、尖山诸峰并列。两山耸立夹峙，形成隘道，称为“大关口”。大关口东西两侧的山坡上分别筑有土、石城垣等关塞工程设施的遗迹。
大关口东侧（黄石山西麓）：
紧靠大路是一约10米高的土崖。从崖上直到尖山脚下、北岭头为一约20度的缓坡，南北宽约300米，东西长约700米。
在其南、北两边分别筑有两道土城垣，残高1.50——3.00米，顶部残宽1.50米，底宽10.0米。断面上小下大，呈梯形。陡峭的地方，城墙比较低一些；地势较平缓的地方，城墙就比较高一些。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原则。
北边土垣：全为土筑。由关口向东北延伸到后石垄，折北100米转向东北直插北岭头山腰，全长810米。由关口到后石垄600米的地段上的城垣南侧，有一面宽17.0米、底宽12.0米、深为1.50米的大沟。其间虽有数道后代所修石堰，然从全局观察，显系人工所开，当是筑城取土所致，在城垣西半段有一山水冲开之缺口，暴露出城垣的纵剖面。城垣系沿山坡较为陡峭的边缘而筑，在坡度较大的北侧，底部铺有大乱石，上填积土。其石质有石灰岩、花岗岩等；土质有红粘土、白沙土，特别引为注意的还有红烧土。其中白沙土附着牢固，似行过夯，但层次不明显。很可能是分层平夯，由于沙质土壤容易掺和附着在一起，故不易分出层次。
南边土垣：南边土垣与北边土垣相距：西端250米、东端380米。由关口向东延伸到小山腰水库旁，由此稍偏南转向东部尖山山腰，全长640米。由于小水库南全部利用故城垣，库水冲刷出一段长35.0米的横剖面。断面上暴露的迹象有红粘土夹零星碎石、白沙土，下部是黄褐土夹礓石，似为原生土。但其上面平铺有排列有序的石块。在3米高的断面的上层，每隔0.3——0.5米即断续错落平铺一层石块，计铺五层。土垣北侧有大体等距离的15.0米见方的土包7个，似为城堡式马面遗迹。
在靠近南垣西侧还有一道150米长的土垣。与西侧南垣相对直。由关口东望，东边城垣即为三道，配置严谨。
大关口西侧（伏牛山东麓）：
从黄家（门+外）村后山（与东侧北垣对直）向西北方向400米直抵对门山，是一条约30度坡的山岭，沿山岭北侧筑有与东侧相同的土城垣。因年月久远，水土流失，土筑城墙，已无从确知其高程。由关口向上远远望去，象一条巨蟒由山下蜿蜒盘旋至山巅。城垣之上，植有柞树，因土层厚，较之附近柞树格外茂密葱郁。城垣中部偏西的地方有一凹槽，筑有成排的石墙基。从对门山北坡开始，沿通往旗杆山的棱坎上继续砌有走向一致的石墙基。在旗杆山与香布袋山相交的叉口上，有一长、宽各12.0米的平石基，东西两端叠砌有石块，其西端石墙与南北两面石墙基完全一致，很可能是“敌台”遗址。由此向西南至香布袋山有一长约70.0米、宽1.00米的石墙基。到香布袋山北侧，石基分作两支，其一直上山腰，另一支则转向香布袋山峰东面的小山头，白西北转向东南，沿山岭北侧约290米的地段上有断续3.00——10.0米的排列有序的石片。在石墙基断绝的地方，接一从北坡斜筑的土城垣，将香布袋山东岭北坡斜分为上下两半。此垣由山上直插到黄家（门+外）村南面的打麦场上，与东侧南垣相对应。此一城垣，至今群众仍称之为“跑马道”。西侧整个城垣呈长方形，全长达1419米。
从整个城垣的修筑方法上看，基本上是利用地形，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有土则以土筑，无土则砌以石块。无论是石砌或土筑都选择在外侧较为陡峭的坡地上。这样一来，自然增加了城垣的高程，提高了城墙的防护能力。东西两侧的城垣均交会于黄家（门+外）村旁的古大道上，把两座山连接在一起，构成一天然屏障。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史称：楚之长城“无土之处，累石为固”，连山相接，其言甚是。
文化遗物
在整个土垣内除发现有红烧土和木炭屑外，尚未发现其它遗物。1981年2月，黄家（门+外）生产队长黄朝远在东侧北垣内挖土时，掘得铜戈一柄。青铜质，援长16厘米，两面有刃，中有脊，内残缺，胡折断，为春秋末到战国间之器物。社员黄书典曾在城垣内零星拣得铜镞数十枚，大小不同，多是青铜质铁铤，少数是铜铤。惜其用作打猎手弹。考查中交出仅余的一枚，仍是可贵的实物证据。
地方志有关“楚方城”的记载
乾隆《裕州志·山川》载：“州治东北四十五里有方城山”。
民国《方城县志·山川》载：“方城山在县东北五十里”。又载：明嘉靖十二年《裕州均田碑记》称：”裕州于春秋隶楚，盖楚屈完对齐桓公之言曰：‘方城以为城。今方城山在裕州境，山旁有楚壁垒斥堠云”。同书古迹条载：“仙翁关，即大、小关口，在黄石山西，当南阳、叶县之要冲，明初立关，南阳卫拨军防守，置百户，兼保卫银铜”。按：《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叶县条载：“叶，有长城，号曰方城”。《后汉书·郡国志·南阳郡》载；“叶有长山曰方城”；《通典》及《太平寰宇记》均载：“方城山亦名黄城山”；《元和志》载：“方城山在方城县东北五十里”。正是今方城、叶县间之黄石山的位置。验之以大关口古塞遗迹，今黄石山当是古代方城山或黄城山。《方城县志》所载之“仙翁关，即大、小关口”和明碑称：“山旁有楚壁垒斥堠”。所谓“关”，乃是关津要隘；“以山筑城，断塞关隘”；高注《秦策》张仪语谓：“关，楚北方城之塞也”。所谓“壁垒斥堠。”壁垒亦防御建筑物；斥堠，“谓检行险阻，伺候盗贼”。司马贞索隐引许慎注《淮南子》云：“斥，度也。候，视也，望也”，是一种用来守望的建筑。此处当是楚国所筑长城的险塞之地，以监视与防御其它诸国之入侵和作为战争之需的设防。《方城县志》所载：“明初立关，南阳卫拨军防守，置百户”。自明洪武三年至嘉靖十二年，一百六十年来在中原地区没有发生过严重军事对立，故没有建立大规模关塞以防北方之必要。《明史》同期所载的十五处有关修筑长城地望的史料，均在我国北方。试以大关口今存建筑遗迹的防护措施观之，皆为防御北方之敌。此处当是明代在古代关塞之上设关置守，而非新建关塞。至于农民起义，多是仓促而至，即便设防，亦应为多面防守之城防，不可能在腹心地带建筑专对一面之关隘。同时，明代军制，百户率兵120人，即便满员，军力亦很有限。现存要塞遗迹，或模庞大，远非百户力量所逮。且防卫亦非百人部伍所适应。加以府、州鸠工兴建，明碑不可能只记楚塞，而不提本朝事迹。故明朝设关，是利用了古代要塞，一度置军防守，保护银矿。综上可证，现存遗迹则是“楚壁垒斥堠”。
方城地望
楚成王十六年（公元前656年），齐国要兴师攻楚，楚派屈完与齐桓公会盟。屈完答齐桓公说：“君若以德绥诸候，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这反映了屈完以楚国的军事防御设施之实力雄厚和天然形势之有利。他说明了“方城”在楚国的战略地位。方城在历史地望记载上有三处：《左传》文十六年（公元前611年）载：“（楚）使庐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杜预注：“方城，庸地，上庸县东方城亭”。上庸县，即今湖北竹山县东南。庸地为庸国国都。此次楚使侵庸，系楚灭庸国，与楚争衡中原无涉。《水经注·沔水》谓扬水“北径方城西，方城即南蛮府也”，南蛮府在今湖北江陵境，与当时楚郢都近在咫尺，与庸方城一样，对楚争霸中原亦无直接关系。而《左传》文三年（公元前624年）载：“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门于方城”。《左传》襄十六年（公元前557年）载“晋荀堰栾黶帅师伐楚……晋师遂侵方城之外。”说明楚方城在防御其它诸候邻国侵扰上的功用，并且也告诉我们方城不是一般孤立城市的城垣，而是连绵不断的、完整的防御工程——长城。
故屈完所指方城无疑是指“叶南之方城”。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所说：“庸之方城，僻处汉南，自楚视之，未足持为重险；且其地原非楚有，与时人所称楚方城者，于理未合。荆之方城，南临大江。亦非迫临华夏之比。……大抵时人所称楚方城者，不在汉南，乃在楚北”。考之楚方城遗迹，张说为是。《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叶在楚国，方城外之蔽也”。指明叶与方城相邻。
今黄石山大关口向北数里孤石滩水库。为澧河中上游，相传明代尚为荒原；清代在此跑马圈地。其地低凹，在古代属于草泽是完全可能的。
“楚方城”地望证之史籍，验之遗存，今黄石山大关口属楚古塞无疑。然方城之为山、为塞，历史上亦众说不一。上述《后汉书》以为山。《战国策·秦策》载苏秦语：“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间”。高诱注：“方城，楚塞也，外，北也”。以为是塞。而韦昭《国语·齐语》中说：“方城，楚北山也。”在《吴语》注中又说：“方城，楚北之危塞也”。一人在注释一部典籍中对一地注两种称谓，当是在山上有塞，在不同篇章各举其一。
《水经注》载：“（方城）……皆连山相接”。《括地志》载：“故长城……无土之处垒石为固。”这当是以山为城；在交通隘口处置关把守，以山言之，则为方城山；以关守言之，则为方城塞。《淮南子·地形训》列天下九塞：“太汾、渑阨、荆阮、方城、崤阪、井陉、令疵、句注、居庸”，都是因势筑塞，凡险要地带，敌人入侵必经之地，都要筑城，设险以堵塞其进入。方城自然不当例外，今黄石山西麓古塞，连山刺天，两山耸峙，状如双阙，前有泽薮，后系沃原，西胁武关，东挟江淮，北绾河洛，南隙宛邓，与历史地理位置相一致。出土之铜戈、铜镞属春秋战国器物，而当时斯土属楚，其古塞之防御方面，土、石城垣皆在山岭北侧，籍山势而增高其壁垒。城垣布局，若双臂环伸北方。春秋时代之齐、晋，战国时代之韩、魏，均不可能在这里筑此防御设置。而占据着南襄盆地之楚国，在此筑塞据守，进可以为后援，退可以固根本，作为战争防御和进攻的工事，而不是国界，则是顺理成章的。
方城之扩展
上述之方城，指方城山“楚北塞”之长城而言。楚自文王开始，（公元前689年）终春秋之世都在争霸中原。迟至《左传》：十二年（前530年）尚载，楚灵王问右尹子革：“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我若求之，其与郑乎？”意即不承认当时楚所辖疆界，在其雄心勃勃、争霸中原的条件下，不大可能划界自守。当春秋之世，在其与中原接合部设立关塞，以为进退之据，是适应当时情况的。那么何时将楚方城扩展了呢？《中国长城建置考》以为在战国时期楚怀王与顷襄王之间，是有道理的。怀襄之际，秦国攻其左，韩、魏胁其右，国势日戚，出现筑城防守之必要。在这一时期内将“方城”向西矿展，是很可能的。
楚长城之范围，《中国长城建置考》称：“综论楚之方城，其缘附之地，大抵西南自邓县之东北境起，沿今镇平县西境北行，入内乡县东北境。自此折向西北，逾湍河，经郦县故城北，达翼望山。复折东行，沿伏牛山脉，经嵩县、内乡及鲁山、南召等县交会之地，而东至鲁山县之南境。自此转向东南行，入叶与方城二县交界之地先经黄城，后达于东。复自东沿舞、方城两县交会之地，入泌阳中部之中阳山，即瀙水发源地。自此又转向西南，约经今泌阳治之西北境，入唐河县界。”这一楚长城的大体轮廓与古籍相证，是恰当的。据古籍记载，“楚方城”在宛境的东西两面，经粗略考察，略见端倪。
东边：黄石山主峰之东南脚下向南伸出一条土岗，经马库庄、辛庄、七里岗、杨武岗到李奎岗而止。这条岗东侧临岘河，在许南公路之七里岗两侧陡若直壁，势如城垣，在杨武岗前后约一公里地段观察，岗顶为国民党军队构筑工事，土层不易辨认。靠河一面断续出现一些横剖面；接近河床一米左右为生土层，含礓石、白膏泥，生土层上系人工堆积。有的地段土色为纯黄土，有的为五色土。在李奎岗有一古城遗迹，散见战国至西汉陶片，是考察方城东垣的重点区之一。
西边：《水经注·潕水》载：“郦县有故城一面，未详里数，号为长城，即此城之西隅……。”今郦城遗迹，在内（乡）西（峡）公路之东侧。墙基犹存，残高2米，其宽10——15米，向东延伸五里，郦城北四里有长城铺村，明代称之为长城驿。现年老人沿称此村为“驿城”。村旁有长城河，系丹水东段，此处虽未查到遗物遗迹，但铺、河均以长城命名，是与方城西垣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