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春秋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代楚，楚屈完答桓公曰：“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当池。”此方城系指今方城县东北之方城山，非泛指战国时期楚所修的以方城山为中心的长城。
　　（关键词）《春秋左传注》　方城山　楚长城

　　杨伯竣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对初学《春秋左传》或研究《春秋左传》来说，确为一部不可缺少的书。正如沈玉成先生指出的：“注释对于经传中史实、典章、制度、名物等等的考辨，缜密精当。”读后受益匪浅。但是，对于有些地名解释，似欠妥当，值得探究。
　　《春秋左传》中关于方城的记载共有14处（包括注引《齐语》一处），其中最早的一次是鲁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盟屈完，屈完答齐桓公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杨先生在对方城作注时，首先引用了姚鼐《补注》。《补注》云：“楚所指方城据地甚远，居淮之南，江、汉之北，西逾桐柏，东越黄光，止是一山，其间通南北道之大者，唯有义阳三关，故定年传之城口。”又引《淮南子》曰；“緜之以方城，凡申、息、陈、蔡、东及城父，传皆谓之方城之外，然则方城可连岑七八百里矣。”杨先生自己的看法是：“说方城者甚多，唯姚说最有据。”接着，杨先生又引《水经注》说：水经潕水注引盛弘之云：“叶东界有故城，……，迳（原作‘达”，依赵一清校注）比阳界，南北联，联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云。”《注》又云：“郦县有故城一面，未详里许，号为长城，即此城西隅，其间相去六百里。北面虽无基筑，皆连山相接，而汉水流西南。故屈完答齐桓公云‘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又云：“《郡国志》曰：‘叶县有长山曰方城’，指此城也。”杨先生认为，依郦注诸说，以今地理度之，凡之桐柏、大别诸山，楚统名之曰方城。
　　为了把方城这一地名注得清楚、准确，杨先生引用了许多资料，杨先生最赞成的是姚鼐《补注》关于方城的注释，认为“姚说最有据”，并且从《水经·潕水注》引盛弘之的话中，得出了“以今地理度之，凡今之桐柏、大别诸山，楚统名之曰方城”的结论。笔者认为，杨先生得出的看法或结论，是不符合《左传》关于方城的文义的。首先，大别和小别，《左传》中独有记载，即鲁定公四年，“司马毁吴舟，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大别”。在此之前后，均未见关于小别、大别的记载，更未见关于桐柏山和大别山连结起来称为方城的记载。至于《淮南子》关于方城的记载，在《春秋左传》的正文中是查找不到的。况且，鲁僖公四年，桐柏山以南以北还有一些国家存在，如山南有唐（今湖北枣阳市东南唐县镇）、赖（今湖北随州市西北之历山镇，并非杨先生说的东北）、贰（今湖北应山市亦即广水市）；山北有道（今河南确山县北或息县西南）、房（今河南遂平县境）、柏（今河南舞阳县东南）；大别山区域有江（今河南息县西南或正阳县东南）、弦（今河南潢川县北或息县南）、黄（今河南潢川县境）等国。因而桐柏山和大别山绝大部分并不为楚所有，难道楚在大军压境之下，敢于把别国领土上的山脉说成自己的城垣吗？至于郦道元在《水经潕水注》中对方城的解释，则是把《春秋左传》中方城这个专有地名和战国时楚在怀、襄之际于楚北境修筑的长城混在一起了。春秋时，楚正处在向外扩张时期，无需修筑长城作为防御工事，况且那一国修个城，筑个邑，在某城筑一郭或一郛，城又筑个内城，作一门，立一宫，作一观，筑个台，甚至建一囿或建一厩等，《春秋左传》都有记载，难道楚在其北境修筑一道几百里的长城，会不记载吗？楚在方城山南侧十几里的卷邑筑一郭，都有记载，难道唯独对修筑的防御工事会忽略了吗？《春秋左传》无楚长城的记载，是因为当时楚还未筑长城。“方城以为城”本身，正说明方城并非城，若是城，则无需再“以为城”。
　　那么，对方城究竟应该怎样注释呢？笔者认为，这只能从《春秋左传》记载方城的文义中去找答案。僖四年“方城以为城”只说明楚国人把方城作为抵御中原诸国的一个屏障，而没有说它的位置。依传文往后查找，则会逐渐清楚。鲁文公三年传：“楚师围江，晋光濮伐楚以救江。冬，晋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门于方城，遇息公于朱而还。”杨先生云：“门字作动词用有二义。一为攻门，僖二十八年传‘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是也。一为守门，哀四年传‘以两矢门之，众莫敢近’是也。”此则为前一义也，即攻击方城山或方城山之关口。所以，方城山或方城山之关口，是一个具体位置或具体目标。如果方城指的是“西通桐柏，东起黄、光”，“连岑七八百里”的山脉，那么，王叔桓公、晋阳处父攻击的具体目标或位置就无法确定了，是攻击西边的桐柏山呢，还是攻击东边的大别山，还是桐柏，大别一齐攻？而且后文中还有一句“遇息公于朱而还”，这恰恰说明方城山是很小范围的一座山。
　　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在给楚康王送完葬之后，返回鲁国，“及方城”，季武子派公冶（来方城），向公问好，并带着“玺书”转告“取卞”之事。此“方城’也是一个具体位置。所以，公冶就能按照这个具体位置到达襄公驻地和襄公对话。如果方城是漫指七八百里的山脉，那公冶去哪里找到襄公呢？
　　那么，方城的具体位置到底在哪儿？从襄公十六年晋、楚之战，可以明显地看到它的位置。传曰：“许男请迁于晋。诸侯遂迁许，许大夫不可，晋人归诸侯。郑子蟜闻将伐许，遂相郑伯以从诸侯之师，穆叔从公。齐子帅师会晋荀偃。书曰：‘会郑伯。’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许，次于函氏。晋荀偃，……帅师伐楚，以报朵杨梁之役。公子格帅师及晋师战于湛阪，楚师败绩。
　　晋师遂侵方城之外，复伐许而还。”棫林，函氏，杨先生注谓叶地，分别在叶的东北及北部，因许已在鲁成公十五年迁至叶地，所以，晋伐许必首先到达棫林。初九日攻打许国，就驻扎在函氏。湛阪在今平顶山市西北，亦即叶之北部，晋、楚湛阪之战，楚军大败，晋军就进攻方城山的外边，再次攻打许国然后回去。由此可见，方城山之外，指的就是叶地，当时为许人所居。鲁昭公十八年，楚王子胜迁许于析这一传中记载：“叶在楚国，方城之外蔽也”。所以，《淮南子》“凡申、息、陈、蔡东汉城父，传皆谓之方城之外”的说法，从《左传》正文中是查不到根据的。在僖公二十八年“楚子居于申”这一传中，杨先生对“申”
　　地作了这样的注释：“申在方城内，楚子由伐宋退居方城内，故曰入。”这又与杨先生引用的《淮南子》说“申在方城之外”大相径庭。可见，《淮南子》和姚鼐的《补注》关于方城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方城山在许州叶县西南十八里。”《通典》谓方城山一名黄城山，《元和郡县志》谓方城山在方城县东北五十里，即沮、溺耦耕处，《太平寰宇记》谓黄城山即方城山，《九域志》谓方城县有方城山，明嘉靖《裕州志》谓黄石山在州东北五十里许，址傍山壁丛立，其石四垂，名垒垂垛，右碑云：“群峰嶐丛，联延四合，宛若郛郭。”又谓方城山与黄石山一脉，悬崖百仞，猿莫能攀，楚屈完对齐桓公曰方城以为城即此。杜预注方城山在叶县南1，昔置方城县盖以此山为名。
　　据以上资料可知，方城山在方城县东北，叶县西南，为方城、叶县的分界地。《春秋左传》中多次出现其名，是因为其所处之地理位置重要。《吕氏春秋》称其为九塞之一，是楚国通往中原诸国的主要通道，古时称为夏路。2方城山即楚适诸夏的出口处，山的西端有一险要山口，今名大关口，在独树镇。
　　鲁哀公四年传有楚司马服等“致方城之外于缯关”之说。杨先生引江永《地理考实》云：“缯关在今河南方城县”，当在此处，因方城县西周时曾为缯国故名。3可见，鲁定公四年传之城口，绝非方城之关口。战国时，楚襄王在楚北境所筑之长城经过此地，故亦号曰方城。此一时期所筑的邡（方）城城邑4，即在方城山西南约五十里的潘河西岸、赭水东岸。
　　以今地里度之，方城山即黄城山或黄石山，俗谓小顶山，为伏牛山东南余脉之尽头，往南约三十里名大乘山，为桐柏山西北余脉之尽头，两山相峙，中间为一平川，是南阳盆地通往黄淮海平原的出口处，为南阳北域之重要门户，郑州、开封、商丘、阜阳等地通往南阳的双线黑面公路从此经过，战略地位仍然十分重要。可见，在交通很不发达的春秋时期，楚国把方城山作为北境之屏障决非偶然。清乾隆《裕州志》原序云：“南阳夙为天下名郡，郡十二惟裕路当子午之要，南襟湘汉，北引河路，东挟江淮，西胁武关，其地号为险阻，故昔楚屈究对齐候曰方城以为城，言其控据上游，实荆襄之屏障也。”
　　总之，要对方城作出解释，必须弄清三个涵义不同的概念，即方城山、楚长城及方城城邑。这三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方城山最原始最根本。如果把这三个概念混淆在一起，势必不能对方城作出正确解释。
　　《春秋左传》中记载的方城就是方城山，而不是指其他，故沈玉成先生在译《春秋左传》时，把方城统统泽为方城山就是这个道理。
　　杜注本不错，是杨先生把杜注换为别注，才引出了上述一串串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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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左传》杜预注云：“方城山在叶县南，以言竟土之远。”
　　2.《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云：“王无疆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疆。……越王曰：‘所求于昔者，不至顿忍按兵，而况于攻城围邑乎？愿魏以聚大梁之下，尽弃之试兵南阳、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则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间不东，商、於、析、郦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奋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注引《索隐》刘氏云：“楚适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为左，故云夏路以左。”其意为得也。
　　3.《汉语大字典》缩印本1581页：“鄫，古国名，姬姓，附庸于楚，在今河南方城一带”。夏鼐考古新发现：西周晚年至春秋，另有一姬姓的鄫国，在今河南南阳一带，接近汉水，后来成为楚国的附庸。
　　4.《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