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後之长城
　　
　　秦统一後之长城，即始皇时所建之长城。史称此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长万里，故後世称之曰“万里长城”。後世言长城者，大都推原於始皇，且视为世界最大工程之一，中外人士，咸欲求其遗址，登临瞻视，以寄其弔古之情。然始皇之长城，毁废已久，遗迹有不可寻者，其雄壮奇伟之势，不易尽求，後人不察，或以明之长城当之。如居庸一塞，至其地者，多视为始皇时之旧物，实则误矣。盖始皇之建此长城，虽因燕、赵诸国之旧，然兴新缮旧，用力至烦，是以见重世人，载之史策，见之歌行，读之者亦无不感慨动怀。始皇建国，历二世而亡，时间虽短，却为吾国历史上一重要时代。是时六国已灭，海内统一，始皇创新革旧，诸凡有利於统一之局势者，无不悉力而为之，书同其文，车同其轨，度同其长短，量同其多寡，衡同其轻重，一号令，齐风俗，凡此等等，均有助於社会之发展，厥功甚伟。而其所筑之长城，亦即出现於此时。
　　始皇兴筑长城之目的，在於防备匈奴，与战国时各国所筑之长城，不尽相合。战国时，七国分立，各立防塞，以相窥伺，此与始皇统一六国後之局势不同。始皇筹念及此，故存其所当存者，其不当存者则去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二年刻碣石门之辞曰：“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此所堕坏与夷去者，悉在内地。至於边地之塞，不在其列。始皇平六国後，域内与之对立相抗衡者，南有越，北有匈奴，而匈奴之势尤强。匈奴於战国中世而後，大抵已进入奴隶制初期阶段，诸部渐趋统一，已有共同首领，名曰单于。其辖域南与秦之西北部及燕、赵之北部错杂相接，游骑侵扰，出没无时，此秦、燕、赵长城之所以建也。战国後期，秦势独张，志在削平六国，六国亦各不能自保，匈奴乘此内地多事之秋，复駸駸南下。始皇平六国後，对六国残馀势力，方从事於安抚、镇压与统摄，尚无暇及於匈奴，然终不能安心。迨後周行巡视，感内地统一之局势已固，遂转移其注意力於边方矣。
　　始皇用兵匈奴，始於始皇即位後之三十年，亦即其统一六国後之第五年，见《史记·始皇本纪》。是年，始皇命蒙恬将兵三十万众（《史记·匈奴列传》作十万众，《淮南子·人间训》作五十万众），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即今河套之地），并渡河而北，斥逐匈奴北退。至其用兵之原因，史称因卢生奏录图书，有“亡秦者胡也”之语，始皇恐匈奴将为後患，故兴兵伐之，实则不然。秦建都咸阳，北去匈奴所居河南之地不远，一旦有警，不数日，咸阳即直接受其威胁。始皇欲解除其後顾之忧，必使匈奴北退而後可，不然，则始终不能安枕也。秦之局势如此，汉之局势亦如此，故武帝开疆，亦以卫青夺取河南地为始。
　　蒙恬为秦之将家子，其父蒙驁，曾事秦昭王为上卿，数有战功，而恬在始皇之世，亦以破齐有功，甚为始皇所重视，其受命北伐，正说明始皇对於匈奴之重视也。蒙恬於北逐匈奴之後，以重兵留居上郡，前後凡九载，并以太子扶苏为其副。在此九载中，蒙恬倾力而为之者，专在防御匈奴，而修建长城，为其主要工作之一。《史记·蒙恬列传》称：“秦己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於是渡河，据阳山，逶迤而北，暴师於外十馀年（按：自始皇三十年伐匈奴始，至始皇三十七年，二世赐扶苏及蒙恬死，共九年），居上郡。”据此知蒙恬於匈奴北退之後，即开始其对於长城修建之工作。然此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尽括北部边地而有之，如此钜大工程，既非短期间所能完成，亦必非役使广大民力不可，其艰难困苦之情形，可以想见。广大人民，以此而流离颠沛者有其人，以此而饥寒死亡者有其人，而卒底於成，此後世所为惊骇而感叹者也。司马迁於《蒙恬列传》後书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水经注》河水注载杨泉《物理论》曰：“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铺，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撑柱。’”此外载诸史文，见诸诗歌，传为故事，如《孟姜女哭长城》等类，尚不能一一数，此均对於始皇长城致以深长之感叹者。考此时被徵发而献身於长城之役者，除蒙恬所部数十万士兵外，尚有依役被遣之戍卒。秦制兵役悉出於民，民年自二十三始，给事郡县一月为更卒，给事京都一岁为正卒，屯边一岁为戍卒。戍卒除戍边外，必投身於长城修建之役。此外，尚有罪谪。《史记·始皇本纪》三十四年载：“适（读若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李斯列传》载：“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令下三日不烧，黥为城旦。”《集解》引如淳语曰：“律说论决为髡钳，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城旦四岁也。”此皆以罪谪修筑长城者。秦尚法，因触法而陷於罪者，不可胜数，史称“赭衣半途，断狱岁以千万数”，虽近夸大，似亦有所据而言。且秦兴土木之工，往往役使罪人，如阿房宫之役，即用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如此，则修筑长城时所役罪人之多，可想见矣。总在伍士兵及戍卒与罪谪计之，当不下数百万人，此诚吾国历史上所罕见者。然犹不止此也，《淮南子·人间训》云：“秦之时，……发适（亦读若谪）戍，入刍藁。……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者以沟量。”
　　又云：“秦皇……使蒙公（即蒙恬）……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中国内郡，輓车而饷之。”此言修筑长城所需輓输饷糈刍藳之士，为数亦不为少，而其劳瘁穷困之情形，亦至可怜。由此观之，始皇修筑长城，所以震骇於後世者，诚非无因也。
　　上言秦始皇修筑长城之时代背景及其经过情形，大体如此。兹再就此长城所在之方位以言之。世或以始皇所修之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为一条直线形，其实不若是之单简也。大抵始皇所兴建者，有缮旧，有创新，或在边远之地，或在近边之地，交错叠出，不一其地。兹为叙述方便起见，试分三段论之。
　　一曰西北段，即西南起於临洮、东北至於九原之一段：余意始皇於此一地带，立有三塞，亦即所谓三道边也。第一边为因秦昭王时之长城而缮治者，前论战国时秦之长城，已言及之，不复言。第二边为沿河所置之塞。《史记·始皇本纪》三十三年云：“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
　　徙谪实之初县。”《匈奴列传》又云：“後秦灭六国，而始皇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亦读若谪）戍以充之。”此言秦取河南地後，沿河立县置城，徙罪谪以实之，此所谓县与城者，实即防边之要塞也。秦斥逐匈奴後，於其地立九原郡，汉因之，改曰五原郡，此地在套之东北，亦边防重地。至於史文所言之三十四县或四十四县，已不得其详，要之，不外起自榆中，至於阴山，滨河而立者。榆中、阴山之地，《集解》引徐广语曰：“榆中在金城，阴山在五原北。”以今地言之，盖自兰州以北至包头以西之一段也。此地本有黄河流贯其中，足以为塞，始皇又立县置城，徙谪戍守，自可为一边矣。若以实际情形论之，此一地带，似未筑有长城，纵於扼险之地，立有障塞，亦未必互相联贯，故称之曰边则可，称之曰长城则未妥。第三边则在黄河以北，阴山西出馀脉之中。《史记·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又称：“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匈奴列传》亦称：“又渡河，据阳山、北假中。”高阙之名，见赵长城。陶山，据王念孙说，为阴山之误，说亦见前文。阳山，说者谓因在黄河之北而得名，亦阴山之别脉。北假，《集解》曰：“北方田官，主以田假与贫民，故曰北假。”《索隐》引应劭语曰：“北假，在北地阳山北。”《正义》引《括地志》语曰：“汉五原郡河目县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今属胜州银城县。”总此诸家之说，以《括地志》之言为最具体。如此，则北假之地，必在今黄河与阴山西出馀脉之间，即秦九原一带之地也。
　　此一段必因赵长城而缮治之者，虽有新设之亭障，亦去赵之旧塞不远，当谓始皇时最北边之长城矣。
　　二曰北段，即西自云中东至代郡之一段：以余所见，始皇於此亦置有二边。其一边在今山西西北部朔县一带之地，亦可视为秦之内边。《汉书·地理志》雁门郡有马邑县，师古注曰：“晋《太康地记》云，秦时建此城，辄崩不成，有马周旋驰走反覆，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遂名马邑。”此言马邑之立，始於始皇之时。然此城非无因而立也，乃与防御匈奴有关。《史记·高祖本纪》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正义》引《搜神记》曰：“昔秦人筑城於武周塞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矣，有马驰走周旋反覆，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乃不崩，遂名马邑。”按此说与《太康地记》同出一源，其所不同者，乃言此城筑於武周塞，用以备匈奴者也。武周塞即武州塞，去马邑不远，汉时仍为边塞之一。《史记·匈奴列传》云：“今帝（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人聂翁壹，奸栏出物，与匈奴交，详（即佯字）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馀里。”《韩长孺列传》亦载此事，云：“於是单于穿塞，将十馀万骑，入武州塞。”又云：“於是单于入汉长城武州塞，未至马邑百馀里。”综合此数文观之，知此次匈奴被诱南来，先越长城，而後入武州塞，再前行，即是马邑。此所言之长城，即赵武灵时并阴山所筑之长城，汉因之而为北边之防。武州塞在其南，自亦是汉之内边。武州塞，或言先已有之，即使如此，始皇亦必因其险而有所缮修。盖始皇既立马邑城以备匈奴，不能不借武州塞以为重也。《读史方舆纪要》山西朔州条，言故马邑城，在朔州即今朔县东北。又言故武州城，在朔州即今朔县西百五十里。是马邑与武州东西并立，可视为一条防线。余意始皇於此一地带，亦或因赵肃侯之旧筑而别有兴建，西自武州，东经马邑、雁门而至飞狐等地，此为始皇时之内边。其另一边，则因赵之长城而缮治者。《读史方舆纪要》山西大同府条载有长城在其北境，并引郦道元之文，定为赵武灵王所筑。又引崔豹《古今注》曰：“秦筑长城，土色皆紫，称为紫塞。”从崔豹说，知始皇於阴山内亦有筑长城之事，此必因武灵在此所筑之另一段而兴缮之，作为其外边之防线。
　　三曰东北段，即自代郡东出之一段。此一段，大抵均因燕北界长城之旧筑，虽有缮治，亦不能出其范围；惟其西端，如何与赵之长城相接，其东端，是否亦止於燕长城之旧处，则待考。前论赵北界之长城，言东起於代之北境，论燕北界之长城，言西起於今张家口与宣化之北，此二地相去不远，秦始皇划一边防，必使之相接，此可断言者。惟如何相接？其相接之地何在？前人未有论说，近世亦无考古上之发现，无由推知。此为此段西端之情形。至於此段东端所止之处，《史记》仅言其至於辽东，而在辽东何地，则未明言。郦道元《水经》河水注别有他解，云：“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於临洮，止於碣石”，所言较《史记》更为具体。考碣石之名，见於古籍者甚多，其所指之地，则不尽同。《尚书·禹贡》：“夹右碣石入於海。”《孔传》曰：“碣石，海畔山。”《史记·始皇本纪》三十二年载：“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此碣山注文未详，推其地当在今河北东部滨海之地。《汉书·武帝本纪》元封元年，载武帝於是年“复东行海上，至碣石”。注引文颖语曰：“碣石在辽西絫县”，絫县故城，在今河北昌黎县东南。《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郡骊城县有大揭山，或作大碣山，骊城故地，在今河北乐亭县。《後汉书·郡国志》常山郡九门县有碣石山，九门故地，在今河北藁城县。其他与地之书，亦数见碣石之名，或言在营州柳城，或言在北平卢龙，又或言在山东海丰，不一其说。然以上所言之碣石，均不在辽东，必非始皇长城所止之地，《郦注》所言之碣石，当别求之。盖始皇时之长城，其东段所在之地，虽未必与燕之长城尽合，然亦不至大违，知燕长城之所在，则此段秦长城所在之地，亦可知其大概矣。
　　上述始皇时长城所在之方位，大体如斯。合而论之，其最北界之长城，悉因燕赵之旧，西起高阙，东至造阳，与燕旧时之长城相接，再东，则因燕长城之旧，而东达辽阳之东。汪辑《太康地记》亦有此一条，云：“秦塞自五原县北九里，谓之造阳，东行终利贲山南、汉阳西是也。”《注》谓《寰宇记》引《志》云：“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九百里得造阳。”合两文观之，盖谓秦之长城，起於北地郡北九百里之五原塞，此五原塞者，当即赵在高阙一带之长城也。又北九百里得造阳，当改为又东九百里得造阳，即与燕长城相接处也。再东行，经终利贲山之南，汉阳之西，此二地不明所在，恐均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如此以言，亦可谓得其大体。至其内边，在西北部者有二：一为自今兰州东至包头，沿河而置之一边；一为因秦昭王时之长城而缮治者，起自今甘肃之岷县，东至今陕西绥德之东北达於黄河。至於此一段长城是否又北行与赵时之长城相接，而相接之地又在何处，不得其详。其北部之内边，则在山西朔县一带之地，其东亦或与赵肃侯在雁门与飞狐一带所建之长城相接。此即始皇时长城之大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