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时建置之边塞
　　
　　汉之边塞，无论内边与外边，大体悉承秦制。惟疆土之盈缩有异，而边塞之建置，亦因之有所不同。武帝以前，汉之势力犹弱，且匈奴已取河南之地，驻牧其间，故汉西北部之防线，仍守秦昭王时长城之东段。至於始皇时沿河所置之塞，以及其在大河以北因赵长城所立之塞，则一时放弃。其北部及东北部之防线，则悉以始皇时因燕、赵北界长城所起立者为限。《史记·匈奴列传》载文帝後元二年使使遗匈奴书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之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也”，即指此言。长城而南，亦仍以始皇时在马邑东西一带之地所立之塞为内边。此汉初之情形也。武帝之世，域土大张，前之视为内边者，已无关重要，而视为外边者，亦与武帝扩张之局势不合，故此时新起之塞甚多，西山西域，北出塞外，可谓一时之盛。自此以後，多因武帝时之旧，无大变异。兹综合两汉各时兴建之经过，分别述之。
　　一，高祖时缮治河上塞　高祖为汉王时，已有置塞之事。於时项羽未败，长安未立，可谓汉塞之最早者，规模虽微，亦当述之。《史记·高祖本纪》：“二年，汉王东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韩王昌不听，使韩信（即後之韩王信）击破之。於是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关外置河南郡。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
　　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此言高祖缮治防塞，在定三秦及东出击韩之後。《汉书》高祖二年本纪，亦载此事，而文有稍异，云：“冬，十月，……汉王如陕，镇抚关外父老。河南王申阳降，置河南郡。使韩太尉韩信击韩，韩王郑昌降。十一月，立韩太尉信为韩王。汉王还归，都栎阳。使诸将略地，拔陇西，以万人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此又言高祖缮治防塞，在定三秦、伐韩，西还栎阳，略地陇西之後。至於“河上”之说，後人作解，亦不尽同。师古注引晋灼语曰：“《晁错传》：秦北攻胡，筑河上塞。”又引宋祁语曰：“北河灵夏州地也，秦时缮治。”此言高祖所缮，为始皇时沿河所置之塞。殿版《汉书·高祖本纪》後附齐召南考证，其说与前说不同，云：“臣召南按：河上塞，即河上郡之北境与匈奴边界处，非秦时蒙恬所取河南地，因河为塞者也。盖出诸侯叛秦，匈奴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於故塞，《匈奴传》可证也。河上郡後为冯翊，前即塞王国，此时初得其地，即复缮治障塞耳。晋灼注以远在朔方、五原者解之，非也。”此又言高祖所缮，乃在塞王故土；且以“河上”为河上郡，即後之冯翊。後之治《史记》者，或从其说。余意齐氏之说，若从《史记》所载先後之次第观之，亦近於理，若从《汉书》所载先後之次第观之，则有不合。盖《汉书》记高祖缮治河上塞，与高祖命将略地陇西，为同时事，则高祖所缮者，当在西北滨河之地，不当在东之河上郡也。窃意《汉书》之成，虽因《史记》之文，然亦有所厘正，去取之间，多有所据，亦或可从。以当时之情势论之，高祖欲与项羽逐鹿中原，必当先定关中，欲定关中，必当先固後方之防。时匈奴在河南，月氏在河西，羌在洮水之西，皆足为患。高祖本王汉中，自重陇西之守，守陇西，则洮水与西北部黄河之防，不能不视为重要。由是推之，高祖所缮河上之塞，似在今皋兰以北，即始皇时於此所置之塞，最远不出灵夏，至於朔方、五原之地，已为匈奴所据，为高祖努力所不及，诚如齐氏之说。
　　二，武帝元朔二年卫青缮治秦河上故塞　汉自高祖缮治河上塞之後，历孝惠、高后、文、景四世，不闻有起塞之说。盖自白登之围，汉与匈奴修和亲之议，立长城为界之约，故於边防之建置不甚注意。且是时重黄老之言，修生息无为之治，亦不欲劳民兴作。《汉书·晁错列传》称：“陛下（指文帝言）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此所谓治塞，大抵小小缮葺而已，无足称述。武帝即位，用兵匈奴，辟土拓疆，始重边防之设。《汉书》武帝元光五年本纪：“夏，发巴蜀，治南夷道，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险阻。”注：“师古曰：所以为固，用止匈奴之寇。刘攽曰：予谓治险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沈维贤《前汉匈奴表》（见《二十五史补编》）又称：“愚按汉兵出塞，亦不专雁门一郡，前年马邑事，单于得雁门尉史以为天王，恐其导之入寇，故复缮完险塞，颜说是也。”予意师古与刘攽之说俱可从。武帝之初，汉仍以雁门东西之地为内边，缮而治之，亦可以巩固边防。然武帝欲用兵匈奴，雁门为必通之路，修治之使令平易，亦属当然之事。此二事可同时为之，不必拘於一隅之说。大抵武帝时起筑边塞，其重要者，始自元朔二年卫青之缮治秦河上塞。《史记·匈奴列传》载其事云：“其明年（元朔二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馀万。於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按卫青出云中击匈奴事，俱见《史记》本传及《汉书》武帝是年本纪，然均无缮治秦时故塞之说。匈奴据守河南，自秦末以迄汉武，凡七十馀年，始得恢复。汉取河南地後，置五原、朔方二郡，五原乃袭秦九原之旧，而朔方则为新置。武帝元朔二年本纪：“募民徙朔方十万口。”三年本纪：“罢西南夷，城朔方城。”知汉重河上之防，故置郡移民以实之。是时匈奴退据高阙之北，其势未削，高阙临河，与汉为界，故河上之防为当时之急务。卫青缮治秦在此地所立之塞，虽仅见《匈奴列传》，其事当无可疑。秦之旧塞，至此已历七十馀年，废毁不堪，青之缮治，殆同新造。陇西、北地濒河之故塞，既经高祖缮治於前，朔方、五原之故塞，卫青又得重缮於後，由是西北河上之防始固，而河南之地，亦隶归汉之领属矣。
　　三，武帝元狩中筑令居塞　汉筑令居以西之塞，见《史记·大宛列传》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汉书·张骞传》亦详此事，语同《史记》，而注引臣瓒语谓：“令居，县名也，属金城，筑塞西至酒泉也。”《后汉书·西羌传》亦言及之，云：“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渡河湟筑令居塞。”
　　而言之较详者，则为《汉书·西域传》，云：“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与至於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後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按令居故地，在今甘肃永登，即旧平番县境，其西汉塞故址，古书记载不详。晚近西北考古者，曾在敦煌发现汉之旧塞，此塞必东连令居。《汉书·地理志》金城郡令居县，称有“涧水出西北塞外，至县西南入郑伯津”。《水经》河水注：“湟水又东迳允吾县北，为郑伯津，与涧水合。水出令居县西北塞外。”余疑此所言之塞，当指汉所立之长城言也。《汉书·赵充国传》：“又武威、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又云：“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馀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此又明言令居以西确有汉起筑之塞矣。然则所谓令居塞者，起於何时，止於何地耶？按匈奴自驱走大月氏後，汉河西四郡之地悉为所有。《史记·大宛列传》：“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所谓“陇西长城”者，指秦之故长城言，自此以西以至盐泽，悉为匈奴所有。至武帝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两度出陇西，击破匈奴右地，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众降汉，河西之地始为汉有。《汉书》武帝元狩二年本纪：“春三月，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斩首八千馀级。夏，……将军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二千馀里，过居延，斩首虏三万馀级。……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馀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又《史记·大宛列传》：“其明年（元狩二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是知河西地之归於汉与武威、酒泉之设，为元狩二年事，而令居县之设立，与其地之起筑塞城，亦当去此不远。《水经注·河水篇》称令居之置，在武帝元鼎二年，说未必信，《史记·匈奴列传》称：“骠骑封於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是後匈奴还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令居在骠骑封狼居禅姑衍时，已成为西北重镇，而骠骑之封狼居禅姑衍为元狩四年事，令居不得在元鼎二年始置县也。疑《郦注》元鼎二年为元狩二年之误。武威、酒泉二郡及令居县之设立，既同为元狩二年事，则令居塞之起筑，不在元狩二年，即在元狩三年，总之，去建郡立县之事不远。此时汉初置郡，民力未厚，所筑之塞，东自令居滨河之处，西至酒泉郡治（即今酒泉县治），而自酒泉以西，则尚未起筑。《史记·大宛列传》载河西起塞事，共分三段：一自令居至酒泉，一自酒泉至玉门，一自敦煌至盐泽，此详下文，则令居塞之起筑，乃属第一段也。至於此塞起建之目的，乃在防御匈奴南下与保卫西北通西域之路线，对於当时历史之影响，固甚重大也。
　　四，武帝元鼎或元封中筑酒泉玉门间塞　酒泉以西之有汉塞，已见前引《赵充国传》。据西北考古者之记载，亦曾於此一地带，发现疏勒河南有汉长城及碉楼遗址若干处，更可证明酒泉以西确有汉之故塞。此塞起建之经过，见《史记·大宛列传》：“於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水河，欲以击胡，胡皆去。
　　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馀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汉书·张骞传》及《西域传》亦载此事，其文略同，不备录。按赵破奴之出师匈水河，事在元鼎六年，其与王恢虏楼兰王，破姑师，事在元封元年，《史记》记酒泉起塞，与此二事并述，知酒泉、玉门间之汉塞，不起於元鼎六年，即起於元封元年。又《后汉书·西羌传》云：“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於是障塞亭燧出长城数千里。”此言汉塞之展至玉门，似在列置四郡之时。汉於河西之地，元狩二年置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又分置张掖、敦煌二郡（此从旧说，实则武威郡不建於武帝之世），自是始有四郡之目。《汉书》武帝元鼎六年本纪：“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馀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汉通西域，河西四郡为必由之地，然南与羌隔，北与胡接，不筑障塞，无以保此通路之安全。在辟郡之初，民未充实，地多荒芜，尚无力远及，至是匈奴北走，喘息稍定，移民亦集，边境充实，故展筑此塞，以为永久安全之计。
　　又此段边塞西止之地，史迁言在玉门，班固亦从其说，则所谓玉门者又当在何地也。《汉书·地理志》酒泉郡有玉门县，师古注引阚駰语，云：“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於此。”此玉门县必非旧日之玉门关，可知。又敦煌郡龙勒县注文曰：“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此玉门关，似即今敦煌县西北哈拉湖西端之玉门关，然是否即汉最初设立之玉门关，亦有问题。说者谓汉旧日之玉门关，本在敦煌郡治以东，其後乃改迁於敦煌郡治以西。汉敦煌郡治，或谓即今之敦煌县治，如此，则汉最初设立之玉门关，乃在今敦煌县东，而史迁所言“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之玉门，亦当指此玉门而言。考此说亦实有据，《史记·大宛列传》载李广利伐大宛事，云：“……还至敦煌，士不过十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武帝怒，遮玉门，而贰师留屯敦煌，则敦煌在玉门之外可知。贰师伐大宛，为太初初年事，则太初中玉门尚在敦煌之东也。汉之玉门，随国防线之伸展而有所移动，乃为事实，至於何时西迁，尚无可考。
　　五，武帝天汉中筑敦煌盐泽间塞　汉於敦煌、盐泽间起筑边塞事，亦见《史记·大宛列传》：“汉已伐宛，立昧蔡为宛王而去，岁馀，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使我国遇屠，乃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人质於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而汉发使十馀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觉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汉书·西域传》亦言及此，云：“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於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有亭。”按此所言之盐水或盐泽者，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之罗布泊或称蒲昌海者是也，而汉自敦煌至此所起之塞，则在李广利伐大宛之後。李广利伐大宛，始太初元年，终太初四年，则此塞之筑，当在天汉问。考古西北者，曾於罗布泊以东发现汉大煎都之地，并於此处寻到木简若干片，其中一片上书太始元年年号，另一片上书太始三年年号，则此段边塞，必於太始元年已完成矣。大抵此段长城，自今敦煌以北，沿疏勒河之南西行，达哈拉湖。复自此西行，达於罗布泊附近。至於此段长城建置之目的，亦在防御匈奴，并保护通西域之道路，与前述自令居至酒泉之一段及自酒泉至玉门之一段，同一意义。
　　六，武帝太初中筑居延塞　汉於酒泉北沿额济纳河东以至居延海即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嘎顺诺尔起塞事，古书所载不详。考古西北者，曾在今酒泉北北大河流入额济纳河之毛目，发现汉长城遗址，且言此长城沿额济纳河之东北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部分亦列汉居延都尉与肩水都尉所辖障隧之名及守望障隧之各级官属。此二都尉所辖之地，均在额济纳河流域及居延海附近之地。如此，则汉於今额济纳河起塞事，固不为虚。按《史记·大宛列传》称李广利伐大宛，自郁成败归，上书请龙兵，武帝怒，不许，益发边骑出敦煌，又恐匈奴遮断汉道，乃遣戍置县以卫酒泉，云：“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居延、休屠，《集解》引如淳语云：“立二县以卫边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卫酒泉。”按《汉书·地理志》居延属张掖郡，休屠属武威郡，均为都尉治所，则是置县与置都尉为一事。《史记》称李广利自郁成败归，“往来二岁”。
　　出师伐宛，始於太初元年，越二年自郁成归，武帝始遣戍卫酒泉，则置县事，当在太初三年也。至於居延县所在之地，前人无定说，《居延汉简考释》考证部分引何秋涛之说，断言今额济纳河上流之黑城，即汉居延县治之所在，说亦可从。又《史记·匈奴列传》；“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路博德传》：“为疆弩都尉，屯居延，卒。”《汉书》武帝太初三年本纪：“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居延之设县，在太初三年间，路博德之筑居延，亦为太初三年事，设县重在卫酒泉、张掖，而筑塞亦所以卫酒泉、张掖，如此，则沿额济纳河所起之塞，似亦当自太初三年始。
　　又按路博德所筑，《史记》言“筑居延泽上”，《武帝本纪》又言“筑居延”，推其意，似非仅指居延县城一地而言，亦指在居延县境起筑防塞而言。当时居延县辖境甚广，而所筑之塞亦颇广远，後世所称居延塞者，即指此言。又别有所谓遮虏障者，见《汉书·李陵传》，说者以为亦路博德所筑。《地理志》张掖郡居延县下，注引阚駰语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於居延城。”此言遮虏障在居延城，乃专指一地而言，後人或从其说。《陵传·注》云：“师古曰：障者，塞上险要之处，往往修筑，别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敌也。遮虏，障名。”亦以遮虏障专指一地而言。余意遮虏障亦是汉置居延塞之总称，未必专指一地而言。《陵传》称“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鄣”。其後又曰：“陵当发出塞，乃诏疆弩都尉令迎军。”同为一事，一曰“出遮虏鄣”，一曰“当发出塞”，似障亦可名塞。又《传》云：“令军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虏鄣者，相待半夜时，击鼓起士。”其下又云：“陵败处，去塞百馀里，边塞以闻。”汉时，人一日需六升糒（《汉书·匈奴传》载严尤语，谓：“计一人三百日，用备十八斛”，十八斛为一千八百升，以三百日计，每日当得六升），二升糒不足一日粮，迫困之时，或可供日行百里之需，此与“陵败处去塞百馀里”之语相合。是所言遮虏障者，亦指汉塞言也。陵发遮虏障，武帝诏令路博德迎军，博德屯军居延，则所谓“迎军”者，必南向而迎也，此障者，似指塞之南一部分言。李陵兵败，期至遮虏障，其障似指塞之北一部分言。合而计之，则通称为遮虏障也。考前人亦有此说，《太平寰宇记》陇右道肃州酒泉县下云：“故长城，《汉书》谓之遮虏障，在县北。”此乃从《通典》说。王应麟《玉海》亦有此解，云：“汉既全得月氏之地，立为四郡，则居延又为酒泉要路，故筑塞其上以扼其来，名以遮虏，乃见其实也。《通典》既於张掖甘州著居延塞，又於酒泉肃州著遮虏障者，甘州之西即肃州之东，寇之来路亘於两州之境，故遮虏障之设，亦亘两州境。李陵之军自遮虏障北出，亦望遮虏障南入，可见虏路出入，无不由此也。居延塞即遮虏障也”（《居延汉简考释》引何秋涛文，亦载此一段）。是遮虏障不专指一地，乃为汉在居延所起边塞之通称，前人已有成说矣。王氏《观堂集林·流沙坠简序》，称张掖都尉治遮虏障，然据《汉书·地理志》张掖郡则言都尉治居延，似王氏之意，乃以居延城即遮虏障，故合二地为一，其说偏於一面，不甚全备。
　　大抵居延塞所在之方位，起於今酒泉之北，沿北大河又或称为临水者以东北行，至毛目今称作鼎新者，复沿额济纳河或称曰弱水者以东北行，至居延海以南之地。居延海古今盈涸之势不同，古之居延，或南浸漫至今黑城，即古居延县与都尉治所。史称路博德筑居延泽，乃指古居延海言，非今之居延海也。此塞自居延泽之东北，复与徐自为所筑之塞外列城相接，此将详後说。自浑邪王杀休屠王以四万众降汉後，居延一带及河西之地，始归汉有。而匈奴自元狩中为卫青与霍去病出师漠北打击之後，其王庭西移，南直酒泉郡。如此，则居延海一带之地，首当其冲，武帝後期对於匈奴之战争，多在西北边外，此其证也。汉欲保卫张掖、酒泉之地，并由此以保卫通西域之路，如仅恃其在河西走廊所立之塞（即自今居至酒泉之塞），必感不甚安妥，故於其外边之地，复筑一居延塞。漠西北部之地，有此二边，大体可恃以无恐矣。
　　七，汉於盐泽以西起筑亭障　近世考古者，或言自白龙堆蒲昌海而西，在库鲁克塔格山之南麓，发现汉时亭障遗址，绵延达百馀里，是汉在西域通路上，亦筑有防塞，可无疑意。按汉欲保持对西域控制之势力，其所重视之地点有二：一为楼兰，即後之鄯善；一为车师，或称车师前王庭，即後之交河城。此二地当西域交通之要冲，汉取得其地之控制权，则对西域之交通，可以无人阻碍。反之，汉对西域之交通无大障碍，始能保持其对西域之控制权。而匈奴欲与汉争夺对西域之控制权，亦力求破坏汉对西域之交通，欲破坏汉对西域之交通，则首先夺取对楼兰或车师前王庭之控制权。自武帝之世起，汉对楼兰、车师用兵，不止一次，史书备载，不待详述，其原因即由此而起。不独西汉如此，东汉亦然，班超出使西域，其第一事，即在鄯善以三十六人杀匈奴使者，取得对鄯善之控制权。
　　由此观之，汉欲在西域防止匈奴南侵，实有沿交通路线建置防御工事之必要。西汉时，汉通西域之路有二：一沿塔里木河之北，谓之北路；一沿昆仑山之北麓，谓之南路。然北路之重要，在南路之上，故其所置之防御工事，必在北路。考汉在西域建置亭障，武帝後期，已有此议。《汉书·西域传》渠犁国云：“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屯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由此知屯田轮台、起筑亭隧之议，自桑弘羊倡其首。然以武帝悔既往征伐之非，不欲劳民，终未实行，似武帝征和以前，轮台东西之地，尚未有起筑亭隧之事。汉在西域政治中心之建立始於轮台屯田之正式施行，而轮台屯田之正式施行，则又在昭帝即位之後。《西域传》云：“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自此之後，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後日逐王畔单于，将众降汉，又使郑吉并护北道（此北道指天山以北之地言），置都护，治乌垒城；元帝时又置戊已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汉之控制西域，自是始有稳固之基础。屯田之议既行，都护之制既立，自必有军事上之建置以为联系，方能护卫安全，而不至为匈奴所袭。疑轮台一带亭隧之建置，当在昭、宣间也。汉於此起筑亭隧，重在传达军情，保卫交通，似只有亭隧之建置，而无塞垣之起立，故言汉塞者，仅及盐泽以东，其西不与焉。《汉书·西域传》乌孙国称：“元康二年，……使长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闻乌孙昆弥翁归靡死。”此所言汉塞，止於敦煌以西。又《水经·河水篇》：“其一源出于阗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又东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注》：“河自蒲昌有隐沦之证，并间关入塞之始。”亦言塞止於蒲昌之东。前述武帝天汉中所筑玉门、盐泽间塞西止之点，与《西域传》及《水经注》所云略同。
　　至於汉於盐泽以西所起亭隧，其西止於何地，史言所载不详，此则有待於考古家之探寻矣。
　　八，武帝太初三年徐自为筑塞外列城　汉自武帝用兵匈奴，立边设防，不仅限於内地，而於阴山之北，亦起筑亭障，屯兵守御，以遮匈奴南来之路。《汉书·匈奴传》载侯应语云：“……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後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後，过之未尝不哭也。”由是知汉於阴山之北，确有障塞之建置。考武帝时所筑塞外城障，以太初三年徐自为所筑列城，最为显著。《汉书》武帝太初三年本纪云：“夏四月，……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秋，匈奴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八，行破光禄诸亭鄣。”《匈奴传》亦载其事，云：“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筑亭障，列亭至卢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此为大规模立防边外之始。五原塞即五原郡北境之塞，逾此即为边外。徐自为所筑塞外列城，《汉书·地理志》五原郡稒阳县下注云：“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北得宿虏城。”读此，知石门障在稒阳县北，光禄城又在其西北，自此直至宿虏，均为徐自为所筑。汉之稒阳，在今包头之西北，其北石门障之名，今犹见於地志，而光禄城之迹亦可考见，至於支就、头曼、虖河、宿虏等城，则不得其详。余意徐自为所筑塞外列城，乃与路博德所筑居延塞相连接，且为同时之事。《匈奴传》叙徐自为出五原塞筑城障列亭後，直接“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一语，其为同时事可知。既为同时事，则此二人所筑者，必在同一计划之内，其必相连接又可知。盖自匈奴西移之後，西北边防愈趋重要，武帝遂在边外建一大防卫圈，东起五原西北数百里外，由此西南，直至酒泉，对河南、河西各地，作一总的防御计划，揆之时势，乃所必然也。然亦有为不同之说者，沈维贤《前汉匈奴表》（载在《二十五史补编》）云：“……今额尔古纳上游之克鲁伦河，唐时谓之康千河，五代、辽时以此河为边界，《元史》作怯绿怜喀鲁连河，即古卢朐河也。源出车臣汗部中右後旗大肯忒山，东北流八百馀里合黑龙江。肯忒山直河套二千馀里，即卢朐山也。”此以卢朐为肯忒山，徐自为所筑，乃远出至此。按沈氏所言似不确。《汉志》明言徐自为所筑塞外列城，乃出五原西北，与肯忒山所在之方位不合。且《匈奴传》又称徐自为出五原筑塞，近者数公里，远者千里，古里较今为小，不当远达二千里外之肯忒山。窃意卢朐等地仍当向居延海以东或以北之地求之。
　　又武帝时曾於眩雷起塞，眩雷之地，後人多不得其说，而服虔以为在乌孙北。《汉书·匈奴传》云：“是时汉东拔濊、貂……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孟广曰，至眩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注》引服虔语曰：“眩雷地在乌系北也。”按汉边不能达乌孙之北，服虔之语自不合。《汉书·地理志》西河郡增山县有眩雷塞，云：“有道西出眩雷塞，北部都尉治。”汉之增山，约当今陕西榆林以北之地，眩雷在其西，则其地当在今套地之内。余意《汉志》所载甚确。汉自武帝元朔二年卫青定河南地，置朔方郡，始广益田亩，奄有今河套之地。其後又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通渠垦田，置田官吏卒，其土益辟。所谓“又北孟广田，至眩雷为塞”者，当指新得匈奴故有河南之地言；此与汉之通西域，置河西四郡，均为武帝时之重大事件，故并举之也。眩雷为匈奴之故称，而汉音译之。其地不得详考，然以意推之，当不出套境。此地既不在阴山以北，则不得谓汉之外城，不论可也，因後人之说不一，故略及之。
　　除上述二事外，别有受降城，为太初元年因杅将军公孙敖筑，虽为召降匈奴而筑，然亦屯兵驻守之所，其地在五原北数百里外。
　　又有范夫人城，说者亦谓为汉将所筑，亦见《匈奴传》。又有奚侯城，为塞外都尉李绪所治，见《李陵传》，惜其地无考。前人记载边外之事，往往失详，致汉人塞外建置，无由详考，此必有待於实际之考查，方能有所明瞭，兹姑举其大者言之。
　　九，东汉不重修防起塞　自光武即位之後，力取损减保守政策，既闭玉门关以绝西域，又因匈奴主乱，减省缘边郡县，内徙幽并边入；建武二十六年，南匈奴内附，分置缘边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八郡，置使匈奴中郎将於西河美稷，度辽将军於五原曼柏，以为护卫镇服。乌桓内徙，分置上谷以东近边各地，置乌桓校蔚於上谷宁城。於是边塞之险，失其障蔽之功用，而汉亦视南匈奴、乌桓为外藩，不重边防之设置。东汉初年，因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侵扰内地郡县，曾於边防稍有建置，然亦不足称述。
　　《後汉书》光武建武十二年本纪云：“十二月，……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部弛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此又见《杜兰传》云：“十二年（建武），遣谒者段忠，将众郡弛刑，配茂镇守北边，因发边卒，筑亭候，修烽火。”又见《王霸传》：“十三年（建武），……是时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寇盗尤数，缘边愁苦，诏霸将弛刑徒六千馀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馀里。”按东汉初年，北方边患，以卢芳为最甚。卢芳伪称为汉之宗室，结连匈奴、乌桓，侵扰内地，时光武方平诸夏，未遑外事，及缘边数郡为其所据，而汉亦被迫移徙边民於常山、居庸之东。《后书·卢芳传》：“五年（建武），李兴、闵堪引兵至单于庭迎芳，与俱入塞，都九原县，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并置守令，与胡通兵，侵苦北边。”《南匈奴传》：“九年（建武），遣大司马吴汉等击之，经岁无功，而匈奴转盛，钞暴日甚。十三年，遂寇河东，州郡不能禁，於是渐徙幽、井边人於常山关、居庸关已东，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由是知东汉初年匈奴势力发展之情形。匈奴既据有五原等五郡之地，则汉之边防不在外边而在内地，杜茂之治飞狐道，自代至平城三百馀里，筑起亭障，实为当时防御匈奴必然之措置。飞狐口在今河北涞源之北，平城在今大同县治之东，其间起筑亭障，乃欲藉常山、雁门之险，以屏卫内地也。
　　因卢芳、匈奴之乱所起筑之享障，除上述飞狐、平城间所立之塞外，其他内地各处，亦有烽燧之起立。《後书·马成传》云：“十四年（建武），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并领建义大将军朱祐营。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筑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此等堡壁峰燧之起立，即用以传军情，屯军士，以备匈奴者也。其後卢芳虽上表请降，然匈奴之患未辑，而乌桓亦常称兵生事，致於边备亦不容忽。《后汉书·马援传》云：“明年（建武二十一年）秋，援乃将三千骑出高柳，行雁门、代郡、上谷障塞。乌桓侯者见汉军至，虏遂散去，援无所得而还。”按此所谓“行雁门、代郡、上谷障塞”者，即指起筑烽燧之谓。《汉官仪》（《续汉志补注》引）云：“世祖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边陲萧条，靡有孑遗，鄣塞破坏，亭燧绝灭。建武二十一年，始遣中郎将马援与谒者，分筑烽候堡壁，稍兴立郡县十馀万户。”东汉初年所起障塞烽燧，大体若是。其後因匈奴内附，边防撤废，《後书》光武建武二十二年本纪云：“匈奴奧鞬日逐王比，遣使者诣渔阳，请和亲，使中郎将李茂报命。乌桓击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诏罢诸边郡亭侯吏卒。”既罢亭侯吏卒，边塞自亦废置不修。终东汉一代，或因军事之缓急，而於边塞有所缮补，然不闻有起塞之说。
　　上述汉边塞建置之经过既竟，兹复综而论之。姑置汉在西城交通线上所立之亭障不论，汉之边塞，西起今罗布泊附近，即今玉门关之西，沿疏勒河之南东行。至酒泉，复傍南山之南麓东行，至於今居，止於黄河之滨。此为河西走廊之一段。其外围又有一边，自酒泉北，沿北大河及额济纳河之东，北行，达於今居延海之南。自此东北，又有一边，约出数百里外，复折向东南行，达於套北之五原。此二边互相连接，成一半圆形。前者保持较久，後者则逐渐废弃。再东，在今甘肃、陕西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境内者，汉初亦有二边。其一为秦昭王时所建之长城；其二为沿黄河所立之塞。
　　此乃保持秦始皇时旧有之局面，但不久亦废。再东，在今山西北部者，有自武州、马邑东至飞狐口之一段，此亦因赵秦之旧，视为内边。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者，有西自五原以北、东至今张家口、宣化以北之一段，大体沿阴山而立，此亦因赵秦之旧，但阴山而北，亦时有汉所设立亭障、斥堠，此视为外边。自此以东，则悉因燕、秦之旧。《史记·朝鲜列传》言：“汉与，……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说者谓浿水即今之鸭绿江，如此，则汉之边塞，至此而止矣。
　　考汉之建塞，形制不一，《汉书·匈奴传》载侯应语曰：“起塞以来，百有馀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徙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此言汉之边塞，有土筑者，有累石而为之者，有积薪草杂以土而为之者，有因山谷水溪之险而为之者，因地制宜，非仅出於一种形式。敦煌一带之塞，多为积薪草而立者，盖气候乾旱，不易腐朽故也。至於有湖泊有山险之处，则因自然之形势，未必悉有起筑之工。边远辽阔之地，起筑不易，或难於防守，则仅间置以城障烽燧，未必悉行起筑。此汉边塞建置之大概情形。今之登居庸关八达岭者，视此地长城建筑之完固，认为古代各地之长城皆然，实不如此。汉沿边之地，在冲要处，即匈奴出入之地，则设障或城，都尉居之。其他各处，则设亭堠烽燧。堠有堠长，燧有燧长，各主其事。沿边郡守，复於每年之秋，行视边地，视塞垣、亭障、烽燧毁废之情形，时而修治之。汉人防边之卫，较之以前，盖愈趋周备矣。